第二节
“内职”的外任差遣

以唐前期官制为参照，内职本来就属于使职差遣。“内职的外任差遣”等于说“差遣的差遣”，听起来很有些拗口，但确是五代官制发展的实情——当使职差遣固定成为常设职位，其任职者又有了新的差遣。五代官制毫无传统顾忌的实用主义特征，由此可见一斑。五代乃至宋初，战争等军事活动是时代的主题，以是否直接参与军事活动为标准，可以将内职的外任差遣分为两类。需要稍做说明的是，本节论述的下限包括宋太祖朝。就历史发展的结果而言，宋朝以其“国祚绵长”成为不同于五代的一个重要王朝，因此，在后人的叙述中，宋初的历史也便具备了种种告别乱世、实现长治久安的苗头和伏笔。不可否认，太祖对于宋朝走向兴盛的确具有开基定鼎之功。但是，倘若抛开王朝的隔限，则中原走向治平的历史转向早在五代就已经开启；而宋初君臣的作为，也主要是在战争中求得领土的扩大与国家的安定。就内职外任差遣的发展而言，五代与宋初之间没有截然两分的界限。

一 非军事差遣

内职是皇帝亲而不尊的近侍家臣，一切繁杂细碎的国事、家事，都有可能落到他们肩上，比如“赈恤饥民”、“收藏暴露骸骨”、押药物往军前“赐中伤将校”、“赍敕书晓谕”地方、“监仓”、代表皇帝“设大斋会”“饭僧尼道俗”[1]等等，都是内职的任务。

内职比较重要的非军事差遣是出使。就权力来源而言，内职的所有外任差遣都可以笼统地视为“出使”，即作为皇帝的使者出临，宣传诏旨或监督命令的执行情况。这里所说的出使指的是任务性质。这其中，包括不同政权之间的出使，也包括同一政权治下中央与地方、皇帝与藩镇、行营与皇帝之间的信息传递。行营与皇帝之间的信息传递是内职参与军事活动的一种方式，我们把它放在后文的军事差遣类。

几乎所有内职都有出使记录。客省、閤门、四方馆的主要职掌是信息通进，本来就有沟通内外的责任，客省使、閤门使与通事舍人的人选，又多出自藩镇典客，周旋应对、折冲樽俎的外交能力在诸使中为强，论能力、论职掌，都是皇帝使者的首要人选。比如李严，“涉猎书传，便弓马，有口辩，多游艺，以功名自许。同光中，为客省使，奉使于蜀，及与王衍相见，陈使者之礼，因于笏记中具述庄宗兴复之功……严复声韵清亮，蜀人听之愕然”。[2]其余内职，亦多出使差遣。朱温曾派供奉官张汉玫、杜廷隐至夏州宣谕、赐币。[3]后梁末帝曾经用供奉官郎公远为契丹欢好使。[4]后晋高祖石敬瑭凭借契丹的支持取得帝位之后，频繁遣使契丹，上尊号、问起居、贺生辰、贺端午、贡布、进樱桃、进香药、进茶药、进弓矢，可以说凡有机会输诚表忠者，绝不错过。“至出帝立，使者旁午不绝，不可胜数。”[5]其使者之姓名、官职见于记载者，文臣有宰相、谏议大夫、散骑常侍、考功郎中等等，内职则有宣徽使、引进使、判四方馆事、翰林茶酒使、牛羊使、殿直，兹列举如下。

天福三年（938）十月戊子，以右金吾大将军马从斌为契丹国信使。诸卫大将军、将军等，在唐为武职事官，在五代，非闲官即空阶。诸使多有带武职事官以示阶秩者。比如天福二年三月，“以宣徽南院使杨彦询为左监门卫上将军，依前充宣徽使”。藩镇卸任在首都赋闲，多带诸卫大将军等以奉朝请。马从斌出身内职，后唐明宗时曾为尚食使。[6]

天福五年正月甲戌，遣宣徽使杨彦询使于契丹。[7]天福六年九月乙亥，杨彦询再使契丹，此时，他的身份是“前邢州节度使”。[8]

天福七年三月庚申，遣前齐州防御使宋光邺、翰林茶酒使张言使于契丹。宋光邺（业）亦尝为宣徽北院使。[9]

天福七年六月，少帝即位，己卯，遣判四方馆事朱崇节、右金吾大将军梁言持国信物使于契丹。八年三月辛丑，引进使、太府卿孟承诲使契丹。[10]

开运元年（944），正月辛巳，殿直王班使于契丹，至于邺都，不得进而复。[11]

二 “监军”“董戎”，分掌兵权

五代宋初时期最大规模的军事活动单位是行营，内职是行营领导班子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举一个例子，晋高祖天福六年十一月，“襄州节度使安从进一军叛。以西京留守高行周为南面军前都部署，前同州节度使宋彦筠为副，宣徽南院使张从恩监焉；以护圣左第四军指挥使安怀浦为行营马军都指挥，以奉国右第四军都指挥使杜希远为行营步军都指挥使，以护圣左第四军都指挥使郭金海为先锋使，东京内作坊使陈思让监护焉”。[12]各种兵马都监是内职在行营中最主要的存在方式。除此之外，内职还奔波活跃在皇帝与行营之间，充当随军使臣，传递消息。当兵机已萌而未发之际，内职或代表皇帝安抚有谋反苗头的藩镇，或统兵巡检加以威慑，或出任兵马都监以示监督，幸而成功则强藩束手归朝，不幸失败则内职殒命。宋初有一位六宅使陈思诲，就是上文中提到的后晋内作坊使陈思让之弟，在建隆元年短短的一年之中，曾经三次出使。第一次是七月，担任成德兵马都监，促使成德节度使郭崇归朝。第二次是八月，泾州马步军教练使李玉等伪造诏书谋害彰义节度使白重赞，太祖得知，“遽命六宅使陈思诲驰驿赴泾州”，逮捕李玉，平息事端。紧接着是第三次，后周太祖郭威的外甥、淮南节度使李重进谋反，九月戊申，宋太祖决定徙李重进为平卢节度使，然“度重进必增疑惧”，因此在两日之后，“庚戌，又遣六宅使陈思诲赍铁券往赐，以慰安之”。“陈思诲至淮南，李重进即欲治装，随思诲入朝，左右沮之，重进犹豫不决。又自以前朝近亲，恐不得全，乃拘留思诲，益治反具。”到了十一月，扬州城破，“李重进尽室赴火死，陈思诲亦为其党所害”,[13]算是为太祖尽了忠节。内职参与军事活动的差遣类别，主要有兵马都监、巡检、随军使臣等。

1．兵马都监

兵马都监的源起可以上溯到唐代的宦官监军制度。用宦官出任监军，是唐玄宗的创制。监军基本可分为两类，一是“莅戎于征讨”的行营监军，一是“护兵于镇守”的藩镇监军使。[14]“安史之乱以前的监军，主要是‘莅戎于征讨’，即出征打仗时，由朝廷派中使随军监察。安史之乱以后，内地方镇林立，监军也普遍设置。这时，不仅出兵征战，朝廷临时必派监军使、都监或都都监，‘贞其师律’，而且在各个方镇遍置常驻监军机关，‘护兵于镇守’。”[15]唐末藩镇兵基本上来自招募，以当兵为谋生养家之生路，受藩镇豢养，是藩镇私兵。[16]相比之下，唐中央所能直接控制的军队，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都在走下坡路，及至达到无兵可用的地步。要想改变藩镇尾大不掉的局面，就必须进行全面军事改革，重新将军队掌握在中央手里。然而，这样的改革岂是孱弱的唐中央力所能及？既无力进行全面军事改革，又不得不依靠藩镇兵力来抵御外侮、打击反叛势力，遇有重大战事，还必须集合多家藩镇的军队组成行营，[17]唐中央为时势所迫，不得不允许藩镇拥兵，而以宦官监临，希望通过“监护统帅”达到“镇静家邦”的目的。监军“构成了中央与骄藩联系的桥梁，又是控制其他方镇的工具”。[18]

唐朝灭亡前夜，在朱温的主持下，诸藩镇监军使遭到毁灭性打击，[19]但是，以内职监临行营和藩镇的做法在五代得以延续。朱温所反对的只是唐代监军制度的人选——宦官，至于监军这样一种以腹心近侍监临军旅的掌控军队的形式，他绝不反感。开平四年（910），朱温“以罗绍威初卒，全有魏博之地，因欲求兼并镇、定，遣供奉官杜廷隐、丁延徽督魏军三千人入于深、冀”。[20]梁末帝“每一发军，即令近臣监护，进止可否，悉取监军处分”。[21]唐、晋、汉、周四代，否认梁的正统，一切制度都号称远继李唐，但是，唯后唐庄宗时曾用宦官担任诸道监军使，[22]此外多如后梁，以士人为内职“监军旅”而“董戎师”。

五代监军的正式差遣名亦不称“监军”，而称“兵马都监”，监行营兵者称“行营兵马都监”，监藩镇兵者称“某镇兵马都监”，资浅者则称“兵马监押”。“监军”反而成为“兵马都监”的习用别称。比如，曹彬的“从母”是后周太祖郭威的贵妃，彬初隶周世宗帐下，世宗即位，“补供奉官，擢河中都监”，节度使王仁镐“以彬帝戚，尤加礼遇。彬执礼益恭”，仁镐感叹：“老夫自谓夙夜匪懈，及见监军矜严，始觉己之散率也。”[23]

五代的兵马都监也分为行营监军与地方常驻监军两类。各政权在能够有效控制的地区，普遍设置常驻兵马都监，以内职出任。比如，后周显德元年（954），世宗征北汉，供备库副使李谦浦从征，以功迁闲厩使，师还，谦浦留为晋州兵马都监。李谦浦任职至显德五年，嗣后，外戚、内职曹彬又曾担任此职。[24]除常设地方的兵马都监外，朝廷每派兵出征，皆以内职为都监随军。许多内职的传记中都有监军的履历。比如张鹏，“唐末帝为潞王时，鹏往依焉，及即位，用为供奉官，累监军旅”。又如李彦从，“少习武艺，出行伍间，（后汉）高祖典禁军，以乡里之旧，任为亲信。国初，用为左飞龙使、检校司空。镇州逐敌之际，请兵于朝廷，高祖令彦从率军赴之。乾祐初（948），领恩州刺史。赵晖讨王景崇于岐下，彦从为兵马都监，破川军有功，贼平，授濮州刺史”。[25]

2．巡检

巡检是内职参与军事活动的另一常见差遣。见于史籍的五代巡检主要有两种类型：“备边型”和“捕盗型”。

“备边型”巡检或常设于边境，或有征伐时临时设立。后晋天福八年十二月癸丑，“分命使臣诸州郡巡检，以契丹入寇故也”。[26]后周显德三年（956），后周征淮南，有“光·舒·黄招安巡检使、行光州刺史何超以安、随、申、蔡四州兵数万攻光州”,[27]其时光、舒、黄州都不在后周治下，三州“招安巡检使”头衔的职责是占领并巩固占领。以上诸巡检，当皆临时设置。后晋开运二年，新建泰州，为定州节度使巡属，“以狼山寨主孙方简为泰州刺史，仍检校尚书右仆射、本州守御都指挥使，充定州东西面都巡检”。[28]孙方简（《宋史》卷二五三《孙行友传》做“方谏”）的定州东西面都巡检，应当就是所谓的“天策先锋”——“保州、广信、安肃军，自五代以来，别领兵万人，号缘边都巡检司，亦号天策先锋”,[29]是边防常设巡检。契丹也在接邻后周的关南地区设有“关南巡检使”。[30]后晋的泰州、契丹的关南都属于前线地区，直接与敌国接壤，经常受到敌方的军事骚扰，设置常设巡检使，目的就是以积极主动的小规模军事行动干扰敌人、以巡逻带动防御。后周初，“刘崇僭号太原，周祖思得方略之士以备边，遣（陈）思让率兵诣磁州，控扼泽潞，未几授磁州刺史，充北面兵马巡检”。陈思让“初隶（后唐）庄宗帐下”，即位，“补右班殿直”，历后晋、后汉、后周，入为内职，出为刺史。后周太祖用他来统帅磁州驻军，防御太原的刘崇。他的“北面兵马巡检”也应当是常设巡检。[31]

“捕盗型”巡检设于盗贼多发地区。广顺初，“出于伏莽，尤知盗之隐伏”的赵凤为宋、亳、宿三州巡检使，“乃诱致盗魁于麾下，厚待之，每桴鼓之发，无不擒捕，众以为能”。[32]赵凤是捕盗型巡检中的能吏，下面这几位的能力和运气就都“弗如远甚”了：广顺元年（951）, “敕考城县巡检、供奉官马彦勍处死，以在巡检所停匿赦书杀狱囚故也”。显德元年（954）九月，斩宋州巡检、供奉官副都知竹奉璘于宁陵县，“以其先奉命在彼巡检，有群盗掠其客船而不能登时擒杀故也”；十月，“杖死供奉官郝光庭于府门，以其在叶县巡检日挟私断杀平人故也”。[33]捕盗、维持地方治安是以上诸“宋、亳、宿三州巡检使”、“考城县巡检”、“宋州巡检”、“叶县巡检”的责任。

正常情况下，捕盗本来是州、县地方政府的责任，州有司法参军，所掌涉及“律令、定罪、盗贼、赃赎”四方面，集逐捕盗贼与量刑定罪于一司，[34]县有县尉，“主盗贼，案察奸宄”。[35]晚唐以至五代，烽烟四起，战乱频仍，盗贼横行。“节度使补署亲随为镇将”，专司“盗贼斗讼”,“与县令抗礼，凡公事专达于州，县吏失职”，侵扰了州、县政府的维护地方治安的正常职能。而镇将非国家官吏，只听命于节度使。[36]节度使又多“勇夫悍卒”，以武力取位，他们与地方百姓的关系，“何异豺狼之牧斯人也”,[37]哪有心思整顿地方治安？职此之故，五代朝廷不得不从中央派出巡检使臣，专司捕盗。后周时，巡检使臣已遍布全境，然其成效似乎并不乐观。显德元年十月，就在连续处死了供奉官都知竹奉璘和供奉官郝光庭两位巡检之后，世宗柴荣曾对侍臣感叹“诸道盗贼颇多，讨捕终不能绝，盖由累朝分命使臣巡检，致藩侯、守令皆不致力”，并表示：“宜悉招还（巡检使臣），专委节镇、州县，责其肃清。”[38]可是，巡检使臣的作用并不止于维护地方治安，作为中央派出的统兵官，它还具有加强对地方的控制的重要作用。因此，“招还”云云，不过是世宗的一时气话，当不得真。

“备边”与“捕盗”两类巡检，是后周政治军事结构中不容忽视的环节，世宗即位之初，实行大赦，下令：“诸处有草寇团集，仰所在州府及巡检使臣晓谕恩赦，招唤各令归农”, “应沿边州府接近西川、淮南、契丹、河东界处，仰所在州府及巡检使臣钤辖兵士及边上人户，不得侵扰外界及虏掠人畜，务要静守疆场，勿令骚动，其投来人户，仍仰倍加安抚”。[39]巡检使臣已经构成地方行政体系之外的又一重安保体系：在内地，对“草寇”实施打击、招抚，维护治安；在沿边，率兵巡守，保护边境安全。

除上述“备边”、“捕盗”两类巡检之外，巡检还应用于应付各种突发事件。比如，天福九年正月，契丹大举入寇，少帝亲征，“以前邠州节度使李周为东京留守，前晋州节度使周密、前同州节度使李怀忠为东京巡检使”。[40]后汉乾祐初，“郢州刺史慕容业治多不法，以（张）晖为缘汉都巡检使，领唐州屯兵，至郢州，即代业”。[41]后周广顺三年，延州节度使高允权卒，其子绍基匿丧，擅主军政，“欲邀承袭”；观察判官李彬谏，绍基杀彬，搜捕其妻子骨肉，诬以谋反之罪，上报朝廷。周太祖闻讯，诏令释放李彬家属，“仍令都送汝州安置”。“后朝廷令六宅使张仁谦往巡检，绍基乃发丧以闻。”[42]张仁谦巡检延州，目的就是要对高绍基造成威慑，迫其接受朝廷号令。

3．随军使臣

内职的差遣当中，有一类随军使臣，遇有行营时设置，随军出征，负责在皇帝和行营之间传递信息，并担任押送战俘等事务，多以“使臣”担任，人数颇众。比如，后唐长兴元年，枢密使安重诲伐蜀，即有“供奉官周务谦、丁延徽、陈审琼、韩玫、符彦伦等，并从重诲西行”。[43]在宋初的统一战争中，随军使臣更活跃在各大行营之中。“太祖经营四方，有澄清天下之志，励兵谋帅之外，所难者乘使车、传密命之人”,[44]这些“乘使车、传密命之人”说白了就是一般由低级内职担任的随军使臣。宋太祖乾德三年（965）伐蜀，“两路随军使臣，无虑数百”,[45]开宝八年（975）攻打南唐，“军中使臣、内侍凡数十辈”。[46]大批负有“使者之才”的内职“往复万里，不逾浃辰，敷奏闲详，动中上旨”,[47]获得了积累资历脱颖而出的机会。

三 内职在军事活动中的作用和地位

军事活动的主体当然是军队及其将领，晚唐以来，军队采用募兵制，将领多起自行伍，而后“其家之子孙往往力行父祖业”,[48]凭借家世背景与个人能力在战争中建功业。军队由职业军人组成，将领则为具有世袭倾向的职业军官集团，将领与军队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相对于这样一种军队和将领，内职基本上是外人。当然，由于部分内职的父辈或兄长是节度使或禁军将领，因此，同文官与军人集团的关系相比，内职与军人集团在感情上还是有一定亲近度的。尽管如此，内职最本质最核心的身份认同是“陛下家仆”，是皇帝的“私臣”，他们日常工作的性质也基本上与军事无关。

那么，以“外人”而参与军事活动，内职的地位和作用究竟如何？同样是以“外人”而干预军政，唐代的宦官监军使的作用原理是通过“监护统帅”而“镇静家邦”，换言之，监军对于军队没有直接的指挥权，其作用主要是政治性的——监督统帅、确保军事活动的方向符合皇帝和中央的利益。宦官监军之所以不能在军事上有更进一步的作为，受制于两大因素，一是唐中央的孱弱无力，二是宦官特殊的身体特征。这两大因素，在五代都已发生了变化：除个别时段外，五代以降，内职皆士人而非宦官，此不待言。而五代的中央则成功地重建了军事优势——皇帝拥有了强大的中央军队，并逐步恢复了对藩镇军队的调度能力。乱世的逻辑是“天子，兵强马壮者为之”，从藩镇混战中拼杀出来的强藩依靠长枪大马压服群雄，登基称帝，建立政权，又依靠中央政权的合法性集聚力量，壮大中央禁军，重建中央对地方的军事优势。[49]

五代中央军事优势重建的表现如下：一、后唐已经有能力派禁军出戍，来加强对地方的控制，比如明宗就曾经担心“如闻禁军戍守，多不禀藩臣之命，缓急如何驱使？”。[50]二、五代后期，中央开始干预藩镇牙职的选任。后汉枢密使杨邠主政时期，“以功臣、国戚为方镇者多不闲吏事，乃以三司军将补都押牙、孔目官、内知客，而其人自恃敕补，多专横，节度使不能制”。[51]后周太祖郭威即位，为平息藩镇不满，在《即位赦书》中宣称“天下诸侯，皆有亲戚，自可慎择委任，必当克效参裨。朝廷选差，理或未当，宜矫前失，庶叶通规。其先于在京诸司差军将充诸州郡元从都押衙、孔目官、内知客等，并可停废，仍勒却还旧处职役”,[52]表示要停止敕命藩镇牙职的做法。但是，这种做法实际上仍在继续。显德三年（956），侍卫步军都指挥使、彰信军节度使李继勋出镇河阳，世宗“诏署”李处耘为河阳藩镇“右职”，史称“继勋初不为礼”，后来被处耘的箭法所折服，“稍委郡务，俾掌河津”；继勋罢镇之后，世宗又“以处耘隶（时领殿前亲军的宋）太祖帐下，补都押衙”。[53]三、抽调藩镇兵力的工作也已在悄悄进行。后周初，“永兴军节度使李洪信，汉室之密戚也。自太祖践阼，恒有忧沮之意。而本城军不满千。（枢密使兼宰相王）峻出征至陕州，以救援晋州为辞，抽起数百人，及刘崇北遁，又遣禁兵千余人屯于京兆。洪信惧，遂请入朝。”[54]

由于中央军事优势的重建，朝代更替方式也在发生转变：五代前期多强藩夺权，仰仗的是藩镇兵力；五代后期，中央禁军开始成为抢班夺权的资本。后汉的枢密使郭威便是借着中央禁军的力量篡汉建周的；而宋太祖更是以殿前都点检的身份“黄袍加身”，凭借禁军精锐——殿前军的力量篡夺了后周孤儿寡母的大位。在中央的权威与军事优势重建的背景之下，内职作为“陛下家臣”进入了军事领域，他们与军队和将领的关系究竟呈现出怎样的状态，同唐代的宦官监军相比又发生了怎么的变化？

首先，内职所统之兵，有接受中央号令的藩镇军队，比如前述后梁开平四年（910），供奉官杜廷隐、丁延徽所监，为“魏博兵三千”，属已经归顺中央的藩镇军队；又有中央禁军，比如后汉隐帝时，枢密使郭威奉命“讨三叛”，以宣徽北院使吴虔裕为河中行营兵马都监，“率护圣诸军五千以往”,[55]护圣军为后汉禁军。无论禁军还是藩镇兵，负责其日常训练管理的，都是职业军官。内职与军队的关系，依靠皇帝的诏令临时生成。一般而言，行营兵马都监的职责在战事结束、行营解散之后即宣告解除；地方性常设兵马都监、巡检与军队的关系虽然在时间上一般长于行营兵马都监，但亦仅限于任期之内，并随除、罢诏命生成和解除。因此，从根本上看，统兵内职与其所统之兵的统属关系，具有“临时性”。

其次，具体到每一次军事行动中的内职与军队和职业军官的关系，则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备边”和“捕盗”两种类型的巡检，基本上是其所统之兵的最高统帅，具有独立的指挥权，军队原有的组织系统及其军官则作为巡检的下级结构纳入管理。

在最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单位——行营中，内职无所不在，其最高级别差遣多以兵马都监为名目。比如前面提到的襄州行营，其领导班子的结构分为三部分：西京留守高行周、前同州节度使宋彦筠是地位崇高的前任节度使，担任行营主帅和副帅；护圣左第四军指挥使安怀浦、奉国右第四军都指挥使杜希远、护圣左第四军都指挥使郭金海皆现任禁军将领，分别担任行营各兵种（步军、马军）都指挥使及先锋指挥使，是战场指挥官，其属下禁军则构成行营主力；宣徽南院使张从恩是整个行营的兵马都监，东京内作坊使陈思让则担任先锋兵马都监。[56]在襄州行营，内职显然非军事主官，其责任是配合、协助主帅以及其他军事将领的工作，同时也不排除对军事将领施行监督，以保证职业军人对皇帝的忠诚。襄州行营是非常典型的行营。

在某些特定的条件下，内职所担任的行营兵马都监也可以成为实际上的军事将领。乾祐二年四月，赵思绾据永兴作乱，后汉朝廷先任命澶州节度使郭从义为永兴军一行兵马都部署，十二日之后，又以侍卫步军都指挥使尚洪迁为西南面行营都虞候，以客省使王峻为西南面行营兵马都监，王峻的职衔又做“永兴城下兵马都监”。[57]按常理，郭从义是永兴行营主帅，尚洪迁的职位以维护军纪为主，而王峻则是兵马都监。但事实上，尚洪迁不久战死，王峻和郭从义则是各领一军，各自为战。王峻的头衔虽然是兵马都监，但并不接受郭从义的节度，“王峻为内客省使，永兴赵思绾乱，峻为郭从义兵马都监，从义与峻不协甚，如水火”。郭从义从澶州出发至永兴军前，麾下当以澶州镇兵为主。王峻从首都出发开赴永兴军前，所统以禁军为主，理当比郭从义军队的战斗力更强，因此不肯接受郭从义节度。后汉朝廷也无可奈何，只得承认郭、王不相统属的事实，在其上另派“重臣监临”。[58]抛开郭、王矛盾不谈，王峻的这一次统兵出征，实际上是以“兵马都监”之名行军事主官之实。同唐代的宦官监军使相比，五代的统兵内职在分割职业军人兵权的道路上向前迈了一大步。宦官监军的作用原理是通过“监护统帅”达到“镇静家邦”的目的，换言之，监军的存在并未改变由骄兵悍将所组成的军事组织与指挥体系，只是在其外增设监督机制，监军与兵权的关系是“外在”和“间接”的。统兵内职则试图直接行使军事行动的指挥权，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统兵官，从而在制度上和结构上更加有效地切割原本由职业军人独占的兵权。当然，五代末期的兵马都监并未解除“监护统帅”的职责，只是向着“直接统兵”的方向前进了一步。

宋太祖时期，又发生了“李处耘事件”。乾德元年（963）春正月，湖南道行营成立，山南东道节度使兼侍中慕容延钊为都部署，宣徽南院使兼枢密副使李处耘为兵马都监。慕容延钊以现任节度使、宿将为行营主帅，李处耘以“近臣护军”为都监，是符合五代传统的安排。李处耘是太祖亲信内职中能力很强的一位，此前曾以宣徽北院使担任扬州行营都监，当时的都部署是石守信。扬州平定之后，处耘又受命权知扬州，“勤于抚绥，轻徭薄赋”, “扬州遂安”，颇著功劳，因此很快被提拔为宣徽南院使兼枢密副使。此次担任湖南行营兵马都监，临行，太祖“遂以成算授之”，显然是寄予了很大的期望。不料，太祖的信任却成了李处耘的一个包袱，据说，他“临事专断，不顾群议”，与主帅慕容延钊摩擦不断，竟至“大不协，更相论奏”。结果，“上以延钊宿将，赦其过，止罪处耘”, “责授淄州刺史”, “处耘亦恐惧不敢自明”。[59]透过对李处耘的处理，太祖传递出的信息颇为耐人寻味。在“陛下家臣”与前朝宿将之间、在护军近臣与行营主帅之间，太祖选择了回护宿将、保护主帅的尊严，这是一个军人对于阶级和纪律的尊重，而这种尊重的基础是太祖对本朝统治的信心。这种处理，等于为行营都监乃至所有统兵内职划定了发展方向，即老老实实地在主帅的领导下担任统兵将领。

内职参与军事活动的实践中蕴涵着许多宝贵因素：第一，它提供了以内职分掌兵权的理念，换言之，即通过非职业军官介入军队的管理以及军事指挥系统，对兵权进行切割、分制，从而保证武装力量对皇帝的忠诚。第二，它为分兵权提供了丰富的制度资源：首先，以禁军出征、巡检或戍守地方，这是内职统兵得以实现的前提。其次，内职统兵呈现出丰富的管理模式，包括行营兵马都监、地方常设兵马都监、缘边巡检、捕盗巡检、随军使臣等等。最后，内职的统兵差遣与原有的藩镇—州—县地方军政系统分离，基本上不沾染地方行政权力，是相对纯粹的军事设置。

内职统兵的分权理念和制度资源，在宋初得到了广泛应用。“建隆初（960），选诸州募兵之壮勇者部送京师，以备禁卫；余留本城，虽无戍更，然罕教阅，类多给役而已。”乾德三年（965）八月，“令天下长吏择本道兵骁勇者，籍其名送都下，以补禁旅之缺”。[60]宋朝利用中央的权威，不断削弱地方兵力，壮大中央禁军的力量；对于在统一战争中新入版图的州军，特别是南方诸州，则派禁军出戍，以内职担任兵马都监、巡检，只统兵不理民政，“无得与州县公事”。[61]知州只司民政，都监、巡检但管军旅，二者互相制约，避免地方军政权力的再度集中。

军政合一的藩镇（宋人称“正除牧守”）体制仍然在太祖时期的边防统兵体系中发挥着主体的作用，但其中也渗透了分权因素。“正除牧守”麾下军队的主体也是中央禁军，比如著名的边将通远军使董遵诲，太祖为“选精甲数千人，隶麾下，不复更代。隔岁以春夏令归营省妻子”。[62]通远驻军虽然“不复更代”，长期隶属于董遵诲，但其“妻子”却在开封，因此大可不必担心他们与董遵诲胶结形成割据。此外，边防军的粮饷仰给于中央，“每岁转运使调发内地钱粟”,[63]把握军队的经济命脉的，是中央而非边将。瓶是旧瓶，酒却是新酒，宋初的藩镇已远不同于晚唐的藩镇，但是，名义上仍然是“兵权民政悉付方伯”，终究不如内职统兵、兵政分离来得彻底。太祖时边防压力较轻，太宗之后，随着边防压力的增大，旧的边防统兵体制变得难以为继，内职统兵逐渐取代正除牧守，成为守边御敌的主力。真宗时，不断有臣僚批评现行边防统兵体制的失策，请求在边州恢复正除牧守体制，真宗经过“熟思”，做出如下回答：“屡有人言，缘边州军宜如往制正除牧守，朕谓但得其人，可也。前代兵权民政悉付方伯，利害可见矣。”[64]在真宗看来，正除牧守虽然效率可能比较高，但在制度上蕴涵着高度不安全因素——藩镇对中央的忠诚主要依靠的是个人道德，而道德这个东西，没人敢打包票——因此，为王朝的长治久安计，恢复正除牧守是不可取的。真宗的回答结束了有关边防统兵体制的争论，换言之，也就是承认了宋初以来逐渐形成的以内职统兵守边的事实。

内职的统兵实践，对于中央而言，是提供了一条分割兵权的有效途径；对于内职官僚群而言，是获得了参与军事活动、活跃于时代舞台的机会，同时也获得作为职业军官之外的“统兵官”的身份认证。“禁庭隶职”与“军壁董戎”从而成为内职身份不可分割的硬币两面。[65]“禁庭隶职”是内职的本来职任，也是内职获得皇帝亲信的机缘。“军壁董戎”则使内职在客观上远离了禁庭。这种远离，随着内职外任差遣的长期化、固定化，变得越来越普遍，发展到极端，越来越多的内职根本不再担任其本职工作，“内职”头衔符号化、品位化，“禁庭隶职”变成了概念化的描述，“军壁董戎”则成了内职新的核心身份。

[1] 《册府元龟》卷五八《帝王部·守法》，后唐天成三年，“丁延徽为供奉官监仓，与仓官共盗仓米三百五十石”，第1册第654页上；卷五二《帝王部·崇释氏二》，末帝清泰二年（935）“丁卯，遣供奉官李彦骥凤翔法门寺饭僧尼道俗”;“三年，遣供奉官刘处宾往凤翔法门寺，四月八日，设大斋会”，第1册第582页。卷一三五《帝王部·愍征役》“晋高祖天福二年（937）十二月，遣承旨刘贞义押风药往军前赐中伤将校”，第2册第1633页下；卷四二《帝王部·仁慈》,“（后晋天福）三年正月诏，命供奉官张殷祚往魏博管内收藏暴露骸骨”，第1册第485页下；卷一〇六《帝王部·惠民二》，出帝天福七年，“十二月丁丑诏遣供奉官马延翰洛京赈恤饥民”第2册第1270页下。卷六六《帝王部·发号令五》，后周广顺元年（951）,“河东刘崇憯号，太祖遣供奉官张令权赍勅书晓谕晋绛慈隰诸州军民”，第1册第741页上。

[2] 《旧五代史》卷七〇《唐书·李严传》，第929页。

[3] 《旧五代史》卷五《梁书·太祖纪五》，第86页。

[4] 《新五代史》卷三《梁末帝纪》，第27页。

[5] 《新五代史》卷九《晋出帝纪》，第93页。

[6] 《旧五代史》卷七六《晋书·高祖纪二》，第998页；卷七七《晋书·高祖纪三》，第1020页；《册府元龟》卷一二〇《帝王部·选将二》，第2册第1437页下。

[7] 《旧五代史》卷七九《晋书·高祖纪五》，第1037页；《辽史》卷四《太宗纪下》，同年四月，晋宣徽使杨端、王眺至契丹问起居，第47页。杨端、王眺，检诸新旧五代史及《册府元龟》，俱不获，疑有误记。

[8] 《旧五代史》卷八〇《晋书·高祖纪六》，第1053页。

[9] 《旧五代史》卷八〇，第1058页；卷七六，天福二年十月壬午，第1008页。

[10] 《旧五代史》卷八一《晋书·少帝纪一》，第1068、1076页。

[11] 《新五代史》卷九《晋出帝纪》，第93页。

[12] 《册府元龟》卷一二三《帝王部·征讨三》，第2册第1477—1478页上。

[13] 《长编》卷一，第19、23、24、28页。

[14] “莅戎于征讨，护兵于镇守”语出《册府元龟》卷六六七《内臣部·监军序》，第8册第7978页下。

[15] 张国刚：《唐代监军制度考论》,《中国史研究》,1981年第2期。

[16] 唐长孺：《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中国封建社会的形成和前期的变化》，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434—436页。

[17] 张国刚：《唐代藩镇行营制度》，张国刚：《唐代政治制度研究论集》，台北：文津出版公司， 1994年。

[18] 张国刚：《唐代监军制度考论》,《中国史研究》,1981年第2期。

[19] 《资治通鉴》卷二六四，第8601页。

[20] 《旧五代史》卷二七《唐书·庄宗纪一》，第371页。

[21] 《旧五代史》卷二九《唐书·庄宗纪三》，第407页。

[22] 《旧五代史》卷三七，“初，同光中，符习为青州节度使，宦官杨希望为监军，专制军政”，第509页。

[23] 《宋史》卷二五八《曹彬传》，第8977页。

[24] 《宋史》卷二七三《李谦浦传》，第9337页；《资治通鉴》卷二九四，第9579页。《宋史》卷二五八《曹彬传》，第8978页。

[25] 《旧五代史》卷一〇六《晋书·李彦从传、张鹏传》，第1397—1398、1400页。

[26] 《旧五代史》卷八二《晋书·少帝纪二》，第1084页。

[27] 《资治通鉴》卷二九三，第9546页。

[28] 《册府元龟》卷一一八《帝王部·亲政三》，第2册第1411页下。

[29] 《长编》卷一五一，庆历四年八月，第3676页。

[30] 《册府元龟》卷一六七《帝王部·招怀五》，显德六年五月，世宗收复瓦桥关，“伪关南巡检使姚中斌”归顺，第2册第202页下。

[31] 《宋史》卷二六一《陈思让传》，第9039页。

[32] 《旧五代史》卷一二九《周书·赵凤传》，第1704页。

[33] 《旧五代史》卷一一四《周书·世宗纪一》，第1520、1522页。《宋本册府元龟》卷一五四，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1册，第299页。

[34] 《通典》卷三三《职官十五》“总论州佐”“司法参军”条，第914页。《大唐六典》卷三〇，第526页上。

[35] 《通典》卷三三《职官十五》“总论县佐·县尉”条，第921页。

[36] 《旧五代史》卷五《梁书·太祖纪五》，第83页；《长编》卷三，建隆四年十二月癸巳，第76页。

[37] 《新五代史》卷四九《杂传论》，第558页。

[38] 《资治通鉴》卷二九二，第9519页。

[39] 《周世宗即位赦文》,《全唐文》卷一二六，第556—557页。《册府元龟》卷九六《帝王部·赦宥一五》，显德元年三月辛巳赦文，第1册第1146页。

[40] 《册府元龟》卷一一八《帝王部·亲征三》，第2册第1409页上；《旧五代史》卷八二《晋书·少帝纪二》，第1085页。

[41] 《宋史》卷二七二《张晖传》，第9318页。

[42] 《旧五代史》卷一二五《周书·高允权传》，第1647页。

[43] 《册府元龟》卷一二三《帝王部·征讨三》，第2册第1477页。

[44] 王禹偁：《小畜集》卷二八《宣徽南院使镇州都部署郭公墓志铭》。

[45] 《长编》卷六，第150页。

[46] 《长编》卷一六，第354页；《宋史》卷二五七《李继隆传》，第8964页。

[47] 王禹偁：《小畜集》卷二八《宣徽南院使镇州都部署郭公墓志铭》。

[48] 柳开：《河东先生集》卷九之七，《再与韩洎书》。

[49] 朱玉龙编著：《五代十国方镇年表》，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前言》，第2—3页。

[50] 《旧五代史》卷四三《唐书·明宗纪九》，第595页。

[51] 《资治通鉴》卷二九〇，第9451页。事又见《宋史》卷二五二《李洪信传》，第8853页。

[52] 《旧五代史》卷一一〇《周书·太祖纪一》，第1460页。《全唐文》卷一二四《周太祖即位赦文》，第547页。

[53] 《宋史》卷二五七《李处耘传》，第8960、8961页。

[54] 《旧五代史》卷一三〇《周书·王峻传》，第1713页。

[55] 《宋史》卷二七一《吴虔裕传》，第9286页。

[56] 《册府元龟》卷一二三《帝王部·征讨三》，第2册第1477—1478页。

[57] 《旧五代史》卷一〇一《汉书·隐帝纪上》，第1347、1348页。

[58] 《册府元龟》卷四五六《将帅部·不和》，第6册第548页。《资治通鉴》卷二八八，第9396页。

[59] 《长编》卷四，第81、82、105页。

[60] 《宋史》卷一八九《兵志三》，第4639页；《长编》卷六，第156页。

[61] 《长编》卷六，第161页；《宋会要辑稿·职官》四九之一。

[62] 杨亿撰，李裕民辑校：《杨文公谈苑》“董遵诲”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61页。

[63] 《杨文公谈苑》“董遵诲”条，第61页。

[64] 《宋会要辑稿·职官》四七之三。《长编》卷五三，咸平五年十月癸未，第1156—1157页。

[65] 宋庠：《元宪集》卷二八《赐乾宁军兵马监押右班殿直赵化明敕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