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模式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从苏联模式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从苏联模式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近百年来世界社会主义历史上两个最重大的互相衔接的实践，是世界现代史、人类文明发展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既有密切联系又有显著区别的当代社会主义的两种模式[1]，是一个主义，两种模式。对其关系怎样认识，关系到当今中国社会发展的方向和道路。作为中国学者，离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形成、发展去谈苏联模式，或离开苏联模式去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谈中国模式，都难以对这两种模式作出全面和中肯的评价。
一
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概括起来说，就是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的一党高度集权、指令性的计划经济体制和文化的一元主义。苏联解体后，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主席久加诺夫在总结苏共丧权的教训时指出，苏共执政搞的是政治垄断、经济垄断和思想垄断，一针见血地揭示出苏联模式的弊端。
本文拟把问题集中到发展模式上，因为社会经济发展问题实际上就是共产党人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一条主线。“发展”实际上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领域的建设，也包括对外关系；既包括发展观念、发展战略、发展道路，自然也涉及社会体制和运行机制。
笔者曾把苏联模式的发展观念和发展战略归纳为“八重八轻”：重政治轻经济，重工轻农，重重工业、轻轻工业，重军工轻民用，重计划轻市场，重速度轻效益，重积累轻消费，重国家和集体利益、轻个人利益。
这个发展观念和战略是在苏共党内先后发生斯大林同托洛茨基派、布哈林派的两次重大争论中、在实行全盘农业集体化和社会主义工业化、实行两个半五年计划中形成和确立起来的。它的形成有其特定的客观环境，即苏联经济文化的相对落后、外部的帝国主义包围和战争威胁。列宁和斯大林都曾提出“落后就要挨打”，于是确立了优先高速发展重工业、赶超资本主义强国的总的战略目标。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在这个总的战略目标之下，苏联强调优先发展重工业、加强军火工业，非常重视积累、发展速度、国家利益，使其在短短十几年之内就超过欧洲几个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工业强国，打下了后来击败德国法西斯侵略的强大的物质基础，这个历史功绩是应当充分肯定的。
这里说的“重”与“轻”都是相对的。说它重政轻经，并非简单说斯大林轻视发展经济，他对经济建设也是“狠抓”的。问题是没有摆正、甚至有时是颠倒了政治与经济在整个国家建设中的位置，过分夸大了政治上层建筑和思想意识形态的反作用，有时实际上把巩固政治权力当成“第一要务”；而权力在民主不充分的条件下又被异化成为个人或小集团、权贵阶层的权力。这就容易导致党和国家性质的异变。
社会主义建设各个方面的任务，自然不能平均使用力量，问题是“轻”与“重”要有度；过度就要出问题。美国著名的苏联问题专家斯蒂芬·F.科恩认为，斯大林主义在许多方面“都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特殊极端主义”“过火行为是历史上的斯大林主义的本质”。[2]比如，对于一个被帝国主义包围的社会主义国家来说，重视加强军事工业有何不对?苏联的问题是超出了国防安全需要的限度、超过了国家可承受的能力，甚至后来逐渐走上霸权主义、争霸世界的道路；与此同时，国内政治、经济、文化体制也不能不服从这个目标而变得僵化；由军事工业的膨胀而形成的强大的军工集团又成了国家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严重障碍。
所以，不讲时间、条件、地点，搞绝对化，就会出现一系列问题。苏联的发展观念和战略的主要问题：第一，国民经济发展失衡、不协调、不成比例，特别是造成农业的长期落后；[3]第二，不能体现社会主义本该有的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轻农、轻轻工、轻消费、轻个人利益，必然使广大民众生活的改善受到影响和限制，从而降低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影响力和对民众的吸引力；[4]第三，夸大政治和意识形态作用的结果必然是接二连三的政治运动、政治批判、清洗、镇压，削弱以至于破坏了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而离开民主和民生的不断改善的社会主义怎么能成为广大民众、广大共产党员诚心诚意拥护和坚持的社会主义呢?苏共执政基础之不牢固正源于此。
二
苏联模式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影响实际上在这个模式形成过程中就开始了。在20世纪20年代末到30年代上半期，是苏联模式形成和基本确立时期，联共（布）通过高度集中为原则的共产国际推行布尔什维克化，就已把苏联的经验和模式强加于中共和中国革命。共产国际、联共（布）、斯大林，在给中国革命以巨大帮助的同时，也使中共党内盛行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正如《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指出的，这“曾使中国革命几乎陷于绝境”。当时，在苏区政权建设上，从政权的名称、形式到内容，如剥夺有产阶级选举权、对工农实行不平等的代表权、实行共产党一党单独存在等，都是照搬苏联的。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我们曾把苏共当成“最好的先生”，在毛泽东的倡导和号召下，全国掀起了深入人心的学习苏联的高潮。这个学习，既取得重大成就，也有不少失误。尤其是在经济体制和文化建设上，存在突出的照搬照抄的毛病。毛泽东后来说：“因为我们没有经验，在经济建设方面，我们只得照抄苏联，特别是在重工业方面，几乎一切都抄苏联，自己的创造很少。这在当时是完全必要的。”[5]但在学习中也出现简单化、绝对化的毛病，有时把苏联的短处也学来了，甚至认为对苏联的经验是“不能有丝毫的怀疑”的。
但中国的基本政治体制并不是照搬苏联的，不同之处有四点：一是没有照搬苏联的无产阶级专政，而是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二者是有不同的，如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属人民的范畴，没有被剥夺选举权；二是没有沿用苏维埃的构成形式，而采取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三是中国没有采用苏联共产党一党独存、一党执政的体制，而形成了中共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有了民主党派和各级政协，就使中国的政治体制有弹性，有利于应对紧张政局；四是没有搬用苏联的联邦制国家结构形式，而是建立了单一制的国家，在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
上述政治体制的四个方面是根据中国的国情和中共的实践经验确立的，很有创造性，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仍然坚持这些制度，可见其生命力。但必须看到，改革开放前，党政不分、干部实际存在的终身制，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的不完善，个人集权等苏联政治体制的严重弊端同样存在。此外，在城乡关系（二元经济结构），政治任务与经济任务位置的摆法，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关系等方面，从理论到实际执行的方针、政策，都不同程度地类似苏联模式。
苏共二十大以后，苏联模式在苏联和中国都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化。1956年，毛泽东发表《论十大关系》，翌年又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是借鉴苏联社会主义发展经验教训、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重要论著。中国发生了从学习苏联到“以苏为鉴”的方针性转变，毛泽东突出讲了四点：一是强调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调整农轻重三者的关系，加大对农业和轻工业的投资比重，后来实行了工农业同时并举，以农业为基础的重要方针；二是提出“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方针，强调处理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关系以及中央与地方、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等一系列关系，“都必须兼顾，不能只顾一头”；三是提出“作计划、办事、想问题，都要从我国有六亿人口这一点出发”这一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四是鲜明地批评斯大林的“反革命越搞越多”的错误观点和“抓到一个就杀一个”“犯了错误就杀掉”，打倒一切，不允许其他党派存在的错误。
从中苏两党出现分歧和开始大论战以后，中共由国际反修到国内防修，实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方针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背离了社会经济发展客观规律，造成“文化大革命”长期的、全局性的“左”倾严重错误，严重阻碍了中国社会发展进步和广大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提高。在中苏大论战中，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反对苏联大国沙文主义和霸权主义的正义斗争，维护了中国的国家利益，进一步增强了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和影响。在社会主义问题上，提出苏联存在一个“特权阶层”的理论是不能否定的，但是把“物质利益原则”当成修正主义加以批判，是基本理论上的错误。当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的改革和改良基本上还没有突破斯大林模式时，将其当成修正主义（即右倾机会主义）加以批判，实际上是从极左方面把仍然带着“左”的色彩的理论和实践当成右的东西来反对，其方向也是错误的。在国际上反修、国内开展“文化大革命”中，在对领袖的个人崇拜方面，在用“政治”“革命”“阶级斗争”方式来建设社会主义方面，中国不仅没有走出苏联模式，在某些方面比苏联走得更远，也更加理论化了。
这种离开了历史唯物史观的实践结果，是严重阻碍了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从一定意义上说，这正是苏联模式弊端在中国的恶性发展。
三
深受“文化大革命”之苦的中国广大干部和亿万普通民众，上下同心，在一举粉碎“四人帮”之后，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点上，开始了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伟大征程。第一，挣脱个人崇拜的精神枷锁，批判“两个凡是”，开展真理标准问题讨论，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第二，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全党的工作重心。这是发展战略的根本性转变，它在社会主义发展的目标、发展的基础和发展的动力这些全局性问题上作出不同于此前发展观念的回答。第三，结束封闭半封闭的状态，开始对外开放，同国际社会经济接轨。第四，实行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第五，逐步调整工农和城乡关系，通过提高农产品价格，打破农村只能搞农业、农民只能务农的传统，鼓励农村发展乡镇企业，允许农民进城务工等措施，开始打破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第六，调整国家、集体、个人三者的关系，重视人的全面发展，承认差别，允许和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同时通过对“文化大革命”时期践踏民主、侵犯人权的“整人政治”的批判和各项政策的落实，逐步造成有利于人的全面发展的社会环境，等等。
中共十七大报告对这段历史有精当的阐述：“改革开放伟大事业，是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开创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在科学评价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的同时，“彻底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理论和实践”，吹响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代号角，创立了邓小平理论。[6]这说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开创的，邓小平理论是在继承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创立的，纠正了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割断历史，否定改革开放前30年“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或者不承认改革开放前后两个30年的重大差别，不承认是“一个主义”之上的两个不同的“模式”，都是不符合历史本来面目，不符合中共十七大的正确结论的。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命题本身就说明：第一，它是社会主义的，而不是西方资本主义的；第二，这种社会主义是坚持“中国特色”的，而不是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当然也不是欧洲的民主社会主义。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个长时期的革除曾经深刻影响中国社会主义体制的苏联模式的弊端的过程。关于这一点，邓小平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几个月就十分明确地指出：我们的国家体制，“基本上是从苏联来的，是一种落后的东西”，[7]要重新思考体制问题。在苏联解体前夕，邓小平又说：“我们过去照搬苏联搞社会主义的模式，带来很多问题。我们很早就发现了，但没有解决好。我们现在要解决好这个问题，我们要建设的是具有中国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8]邓小平在这里把苏联模式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同改革开放的关系完全点明了。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关键时期，也是世界经济政治发展的转折时期，有三个重大事件：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美国经济学家约翰·威廉姆森1989年提出实质是西方式自由化市场经济的“华盛顿共识”；在中国，邓小平于1992年初发表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南方谈话，中共十四大决定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把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同发展市场经济结合起来，是中国改革开放重要经验——十个结合中处于核心地位的一个“结合”，但这个“结合”并非三年五载的事情。制度设计者的目标是把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市场经济的长处结合起来，把它们消极的内容排除出去，但社会实际往往比理论和理想要复杂得多。问题在于存在着这样一些人，他们把苏联模式当成正宗的社会主义，喜欢专权，不喜欢民主，因为那是维护他们既得利益的政治保证；另一些人则把西方式的自由化的市场经济视为经济运行的常规，把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社会不公视为社会发展的常态。这些社会思潮的影响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各个领域占有不可小视的市场。另一方面，执政党领导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时间不长，体制和机制尚不完善、不健全；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我们面临的任务首先是解决13亿多民众的温饱问题，不能不强调国民经济总量的增加，突出经济发展速度，“效率优先”，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于是，还没有摆脱粗放型的增长方式，不平衡问题就显现出来。
由于上述种种原因，在世纪之交，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在取得世界公认的辉煌业绩的同时，在发展的道路上，出现了收入分配差距过大，资源消耗、浪费过大，环境破坏严重，以及少数干部腐败堕落等一系列矛盾和问题。这些问题在一定意义上说，正是苏联模式弊病的深远影响和市场经济带来的消极影响的反映。
在此背景下，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强调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推进改革和发展。
科学发展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笔者之所以十分看重科学发展观的历史、理论和实践意义，就在于它有着经得起推敲的科学性。它不仅总结中国社会主义的实践经验，而且总结了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经验教训；不仅总结了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的经验教训，而且吸取其他国家、特别是拉美国家进行现代化建设的经验教训。因此，它不仅是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的重要理论成果，也是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的重要理论成果，其中也包含着西方不少学者的理论贡献。它的理论和实际价值在于它把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同人类文明发展大道连接起来，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传统的优秀文化统一起来，把共产党人建设社会主义的崇高理念同遵循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统一起来。
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的一次巨大飞跃，相对于已宣告破产的苏联模式而言，其特色和优点主要是：
第一，在对外关系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注重吸取国外文明优秀成果，通过参加WTO同世界经济接轨。军事上宣布永远不称霸，不当超级大国。政治上不仅不把自己的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强加于人，而且一再诚恳告诫真心实意把中国当成榜样的第三世界国家领导人，进行现代化建设一定要根据本国国情，切不可照搬别国做法。这里体现的不光是政策、策略，而且是一个科学的世界观。
第二，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强调发展是硬道理，是第一要务；发展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相应地实行从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这合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根本原理，摆正了经济、政治、文化建设在整个社会发展中的位置，纠正和防止苏联模式和中国改革开放以前那种实际上把政治、意识形态放在“压倒一切”的地位的“左”倾错误。
第三，在政治建设上，中国共产党在新世纪先后在党的最权威文献上庄重申明：“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党员是党组织的主体；“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人民群众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主体，把“以人为本”作为科学发展观的灵魂，把尊重和保护人权写进宪法，把政治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这是社会主义史上、也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个巨大进步。马克思、列宁主张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其根本目的就是为了让广大工农群众当家作主、过上幸福生活。
第四，在文化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正在实现从苏联模式的文化一元主义、“斗争哲学”向“包容多样”“和谐哲学”的转变。这种文化强调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而这个马克思主义是体现时代性的中国化、大众化的马克思主义。笔者认为，这种先进文化的根基就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其精粹便是“和而不同”，就是“中庸”（中——“不偏不倚”，庸——“平常”），就是“平衡”。这些同恩格斯晚年阐明的“合力论”是相通的。它体现于中共的构建“和谐社会”“建设和谐文化”“统筹兼顾”“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走和平发展道路”等一系列国内各领域建设的方针、方法和对外政策安排。这更集中体现于中共十七大报告中。报告把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的经验总结为10个“结合”，“结合”讲的就是把哲学意义上的“矛盾双方”结合起来，取其优点，去两端的消极的东西。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巨大历史成就，从一定意义上说是革除苏联模式弊端的结果，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胜利。不过，像科学发展观这样的理论和发展战略，提出时间毕竟不长，还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充实、丰富和发展，我们不能自满自足。中国的发展任重道远，改革则处在攻坚阶段。从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看，我们要解决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正是十月革命后开始的在不发达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普遍面临的问题。中国当前及今后很长一段时间里要逐步处理好的关系（即矛盾问题）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一是如何统筹好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既要坚持独立自主，又要参与全球化；既要坚持和平发展方针，又要捍卫国家利益；既要吸取别国长处，又要坚持社会主义理念和原则等。这是实行对外开放基本国策必须处理好的重大问题。二是如何统筹城乡关系、工农关系，在未来10年内基本建立起城乡经济和社会发展一体化的体制和机制，这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划时代的伟大任务。三是如何有效遏制贫富差距继续拉大的势头，确立起两头小、中间大、分层次、有差别但非贫富悬殊的分配制度和政策，这对坚持社会主义原则来说是具有决定意义的、回避不了的任务。四是如何解决好干群、官民关系，在维护中共的坚强统一领导、维护中央权威的同时，建立切实保障广大党员和民众的民主权利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有力抑制、逐步减少和消除腐败现象，这是涉及党和国家的性质、社会的稳定和谐的更为艰难繁重的历史任务。我们只有处理好这些关系，才能从根本上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推向前进。这不仅在中国历史上，而且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都堪称是前无古人的伟大历史任务。
［原文载《中共党史研究》2010年第7期，《新华文摘》2010年11月（上）全文转载。］
[1] “模式”在这里主要指社会政治经济体制、社会发展道路及其基本理论和基本经验。如果要给“中国模式”下一个最简明定义，那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2] 〔美〕斯蒂芬·F.科恩：《苏联经验重探：1917年以来的政治和历史》，陈玮译，东方出版社1987年版，第54、55页。
[3] 根据苏联官方公布的资料，如果以1913年工业产值指数为1的话，1940年、1970年、1980年、1985年工业产值分别是7.7、92、163、195，其中重工业相应是13、214、391、468，轻工业相应是4.6、30、50、61，农业总值为1.4、3.1、3.4、3.8。参见苏联国家统计局：《苏联国民经济七十年》，莫斯科，1987年，第7页。经济结构严重畸形，各部门增长幅度相差悬殊。1940年重工业占整个工业产值的比重为61.2％，1960年上升到72.5％。到勃列日涅夫时期，在国家机器制造业的全部产品中，有60％以上是具有军事意义的商品，而耐用消费品的比重仅为5％至6％。参见〔俄〕《真理报》1990年9月1日。
[4] 1913年，工人月平均工资可买333公斤黑面包，或21公斤油，或53公斤肉，或83公斤糖；1936年工人月平均工资能买241公斤面包，或13公斤油，或19公斤肉，或56公斤糖。1979年苏联工人的月收入为美国的31％，联邦德国的25％，法国的29％，英国的40％。1989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人均工业品、人均农产品，苏联分别为美国的30％、42％、38％。1990年人均住房面积（平方米），美、联邦德国、俄罗斯分别为51、41.5、16.3。1985年，每千名居民中拥有电话（门），美、日、联邦德国、英、苏（1990年）分别是759、533、598、523、75；小轿车（辆）分别是552、230、428、291、55。
[5]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931页。
[6] 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7—8页。
[7] 《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77页。
[8]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6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