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界之旅:菲利普·罗斯后期小说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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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

鉴于菲利普·罗斯在当代美国文学中的地位,国内外的学者都从各自的学术立场出发,对其作品进行了阐释。纵览国内外罗斯研究状况,我们会发现,截至2012年6月,对罗斯作品的探讨主要从犹太民族身份、罗斯所受文学影响、后现代主义因素、对二战屠犹事件的反思、他我形象、心理分析、性别视角、自传书写等角度来展开。下面本书将从国内和国外研究两个方面加以梳理。

国外菲利普·罗斯研究现状[1]

菲利普·罗斯以“神童”姿态跻身于20世纪50年代美国文坛,凭借《再见,哥伦布》一举斩获“国家图书奖”,成功开启其漫长而辉煌的创作生涯。今天的罗斯,著作等身,频繁摘取美国各种文学大奖,俨然成为当代美国文坛泰斗级人物。自从罗斯在文坛崭露锋芒,欧美批评界便一直关注其文学创作,对其作品的批评与分析经常见诸报端杂志,针对罗斯作品的研究专著也不断涌现。这种情况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表现得尤为明显,专论出现的速度、频率加快,其广度、深度也不断提升,为菲利普·罗斯研究的深入与发展奠定了基础。

为了便于把握菲利普·罗斯研究在国外的发展历程,明晰罗斯研究在不同时期关注点、研究手段、应用理论的发展与变化,专著将依照时间顺序,对国外罗斯研究的相关成果做综合评述,以期提供一个较为清晰的罗斯批评发展脉络。

初登文坛的菲利普·罗斯在批评界名声大噪。索罗塔洛夫(Theodore Solotaroff)盛赞罗斯是一位潜力无限的文学青年;欧文·豪(Irvin Howe)也准确地预见了他在当代美国犹太文学中的地位;同为犹太裔小说家的索尔·贝娄(Saul Bellow)和伯纳德·马拉默德(Bernard Malamud)都给予罗斯这位后起之秀以慷慨的评价。但对其早期创作,也不乏批评的声音,主要来自犹太社区的拉比和犹太教徒们。他们指责罗斯滥用美国犹太文化,有反犹主义倾向,是一个“愤恨自我”的人。《波特诺的怨诉》的出版引发更为强烈的争议。欧文·豪为表达他的不满,撰写了《菲利普·罗斯再审视》(“Philip Roth Reconsidered”)一文,批评罗斯背叛了最初的诺言,背离了犹太传统,写出了“一本粗俗的书”。豪的评价对罗斯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因为罗斯一直视豪为自己文学创作道路上的知己,失望的他以戏仿的方式把豪带进自己的作品中,给予了回击。

罗斯研究在20世纪70年代已经颇有成就。对其作品研究的第一部专著是麦克丹尼尔(John N.McDaniel)的《菲利普·罗斯小说研究》(The Fiction of Philip Roth,1974)。在这部作品中,麦克丹尼尔采用文本细读法,揭示出只有品读罗斯作品中人物才是透视其小说叙事的最佳途径,并对罗斯笔下的人物进行了分类,即积极人物(activist-heroes)和受难人物(victim heroes)。麦克丹尼尔认为《波特诺的怨诉》是罗斯小说创作的分水岭,从这部作品开始,小说人物开始由积极型向受难型转变。此书的最终落脚点可以归纳为:罗斯的艺术主旨是“关注道德”,艺术手法则为“现实主义”,其艺术关注的核心为社会中的人。

平斯科尔(Sanford Pinsker)的专著《“升华”的喜剧》(The Comedy That“Hoits”:An Essay on the Fiction of Philip Roth, 1975)短小而精妙,肯定了罗斯在三个方面例证了当代美国小说的成就:私属和公共的关系;个人对“失败”的关注;反讽的巨大生命力。平斯科尔认为“罗斯无情讽刺公共维度与自我贬斥的私属空间之间存在着一种对应关系”[2];同时,他也坚持对罗斯的了解要从时代背景出发:“在人们普遍关注小说的‘虚构性’,视‘传统小说’创作为明日黄花,企图以枯燥的‘报告文体’来代替想象力的形势下,去阅读菲利普·罗斯的作品确实能带来一丝清新的气息。”[3]

罗杰斯(Bernard F.Rodgers,Jr.)则通过《菲利普·罗斯》(Philip Roth,1978)一书对罗斯的前期作品进行了解读,揭示出罗斯前期作品的重要命题是对人必须面对的困境的阐释,“寻找主题和技法来揭示作家笔下具有代表性的美国人对现实与想象的理解方式,并表明这种认知对他/她的生活所带来的巨大影响”[4]。罗杰斯认为,罗斯的作品依照技法与主题可分为三类:第一阶段的传统现实主义手法;第二阶段的喜剧性手法(流行于19世纪的幽默手法);第三阶段则是对早期卡夫卡式故事所使用的体现日常生活真实与幻想完美融合的创作手法的整合。

20世纪80年代见证了菲利普·罗斯研究领域几部重要作品的问世。琼斯(Judith P.Jones)与南斯(Guinevera A.Nance)合著的《菲利普·罗斯》(Philip Roth,1981)为我们理解罗斯提供了几组关键词,即“想象世界VS现实世界”(written and unwritten worlds)、“学者中的浪荡子VS浪荡子中的学者”(a rake among scholars,a scholar among rakes)、“纯然戏谑VS致命严肃”(sheer playfulness and deadly seriousness)。通过对罗斯作品的细读,两位作者发现罗斯前期作品人物都处在剧烈的转化中,其转变的方向则是由好及坏,而凯普适教授形象则更加深化了其叩问道德的力度。戏谑虽然与严肃并置,但反讽这种艺术手法的应用本身已经使读者明白作者的重心所在。

赫曼·李(Herman Lee)的专论《菲利普·罗斯评论》(Philip Roth,1982),主要探讨罗斯作品中反复出现的几个主题。“内森·迪达勒斯”使我们想起了《尤利西斯》中的斯蒂芬·迪达勒斯,而李也以此为切入点来讨论犹太儿子、小说家、犹太玩笑之间复杂深刻的关系,并进而论述了二战之后直至水门事件美国现实对罗斯创作所产生的影响;最后李从文学影响与焦虑的角度探讨了罗斯对于自我追寻的关注与实践。李最后对罗斯创作做了精辟的总结:“罗斯小说的优雅与能量在于能够巧妙而合理地协调‘在乎其中’与‘关乎其外’之间的关系。”[5]

乔治·塞尔(George J.Searles)的比较研究专著《菲利普·罗斯和约翰·厄普代克小说研究》(The Fiction of Philip Roth and John Updike,1985)肯定了两位作家现实主义小说家的地位,并从民族文化之根、父子关系、儿子与情人、次要主题、创作手法、实验主义取向等向度,论述了他们是如何在呈现非真实状态的社会中保持着现实关怀。赛尔认为两位小说家的共同点在于他们都试图反复表现荒原环境中那些不断求索且被异化的主人公形象,而不同点则在于他们的视角:厄普代克采用社会学的方法,而罗斯倾向于对材料采取内省式处理手法。

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主编了《菲利普·罗斯——现代批评视角》(Philip Roth:Modern Critical Views,1986)一书,并为之作序。入选的评论家从各自的文学立场出发,对罗斯的作品和创作动机与倾向做了细致的评论,如豪对罗斯创作轨迹的反思;海曼依对罗斯创作未来进行慷慨而又精确的预测;布鲁诺和唐纳对极具争议的《波特诺的怨诉》的批评。当然,最精彩的评论还是来自布鲁姆,在经过了对《祖克曼三部曲》细致缜密的分析后,他给出了这样的说法:“罗斯已经超越了自我,或者可以说刚过天命之年的他,已经向自己和他人表明,他还没有真正显示他的文学创造力。”[6]这一点为罗斯20世纪90年代后的创作实践所证明。

《阅读菲利普·罗斯》(Reading Philip Roth,1988)是另一部罗斯研究领域的重要作品,旨在“拓展对菲利普·罗斯小说的学术理解,并试图厘清对其创作意图和目的的重大误解”[7]。编者明确指出,以往对罗斯研究,虽然有的研究成果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但其中很多的阐释亦经常混淆作品和作者之间的关系,导致读者背弃而非专注于对文本的阅读,这与批评家的责任是相悖的。基于这样的指导原则,两位编者精选了一批既立足文学文本又具有宏观学术视野的文章,具体讨论了罗斯在美国文学中的地位、其作品人物的无归属感及最终导致的自我流放、罗斯70年代小说中的娱乐化倾向以及作品中的自我书写等问题,为罗斯研究在20世纪90年代的深入与细化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20世纪90年代的罗斯研究始于《理解菲利普·罗斯》(Understanding Philip Roth,1990)。专著由罗斯小说作品中的“喜剧性”效果出发,逐篇探讨了当代个人经历在“道德方面的复杂表现”,指出罗斯小说中的人物均不得不面对一个具有灾难性后果的喜剧性世界,因而小说人物进行选择时的道德维度意义重大。如此一来,罗斯所创造的反讽世界中,这些喜剧场景便揭示了当代生活的深层严肃性。而另一专论《重读菲利普·罗斯》(Philip Roth Revisited,1992)意在界定和揭示一位喜剧作家所应具有的能力,对截至1990年的罗斯作品从喜剧性、闹剧反讽等角度进行了解读,并将罗斯的喜剧特征界定为“妙语与幽默生动有趣、引人深思,且变化多样、令人印象深刻”。[8]皮尤(Thomas Pughe)1994年的论著《喜剧性》(Comic Sense)也就罗斯《祖克曼》系列作品中的喜剧性因素进行了探讨。

虽然在早期罗斯研究中,很多批评家从罗斯的族裔背景出发来批评他的“离经叛道”、“数典忘祖”,但真正意义上从族裔身份角度来探讨罗斯文学创作的专著却出现在罗斯开始创作近半个世纪之后,即由库柏(Alan Cooper)撰写的批评文集《菲利普·罗斯和犹太人》(Philip Roth and the Jews,1996)。在这部批评集中,作者针对当代读者对于罗斯的印象还停留在《再见,哥伦布》和《波特诺的怨诉》阶段的现状,通过细读罗斯的作品,揭示了罗斯在艺术手法以及对犹太性认识的真实发展过程,并认为罗斯对20世纪后半期犹太意识与艺术表现等棘手问题做了充分的探索,从而为我们展现了后现代主义背景下背负瑕疵的人是如何试图发现并直面自我的。

韦德(Stephen Wade)的专著《不居的想象力》(Imagination in Transit:The Fiction of Philip Roth, 1996)以罗斯在《事实》(The Facts)中“变动不居的想象力”提法为切入点,指明这种张力的存在会最终导致一种启示录的效果。在专著中,韦德以罗斯的作品为依托,试图阐释罗斯的作品如何在三个紧密相关的文本定位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即:通过虚构的模式来揭示自我;戏谑性小说如何通过元小说的叙事手法来应对后现代社会中的极度困苦感;对文学与哲学源流的研究。而以上问题的解决,根据作者的观点,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后现代主义各种文艺理论的应用。韦德认为罗斯的成就在于能够创建一种内置的辩证关系,并通过这种关系建构来实现自我的颠覆与重构。

当时间向千禧年挺进的时候,约翰·厄普代克和托马斯·品钦等文坛巨擘们年事已高,创作力明显减退,但罗斯却愈老弥坚,旺盛的精力与创作才情不断喷薄而发。1995年以后,罗斯平均每隔两年就有一部作品问世,而这些新作频频摘取美国文学大奖的事实证明了它们的价值,难怪古根汉姆文学基金会会长康纳罗说:“十年之前,我以为美国作家中能够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不是厄普代克便是罗斯。今日我相信罗斯是最有希望的一个。我把他与贝娄、海明威、菲茨杰拉德、福克纳并列。也许我说得过分一些。可是无论在创作产量还是质量方面,今日仍无人可与他相比。”伴随着罗斯创作热情的高涨和创作视域的拓展,美国文学界掀起了一轮新的菲利普·罗斯研究热潮,关于罗斯的论文和专著与以往相比,无论在质还是在量上都有了明显的提升。

21世纪初,菲利普·罗斯研究进入了一个高潮期。《索法》(Shofar)杂志2000年出版了一期由哈利奥编辑的“菲利普·罗斯研究”专刊,分别从罗斯的犹太意识、自我展现、自我的文本化、文本与主体性、死亡与悼念、女性主义、身份的终结、女性与宗教等角度对罗斯的相关作品做了解读,为读者较为全面地理解罗斯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视角。同年,米勒维茨(Stephen Milowitz)的著作《审视菲利普·罗斯》(Philip Roth Considered:The Concentrationary Universe of the American Writer,2000)出版。该书作者指出,一直以来的罗斯批评都忽视了大屠杀在罗斯作品中的重要性,因而他把批评指向大屠杀事件及其对20世纪美国生活的重要影响,并声言对罗斯所有作品的解读,如果忽视屠犹这一催化剂,便不能正确找到罗斯在美国思想中的地位。罗斯的作品之所以经常使用同样的题材,在很大程度上是罗斯试图深化而非泛化这些题材内涵的缘故。

2004年,一部关于罗斯研究的重量级著作问世:肖斯塔克(Debra Shostak)的《菲利普·罗斯:反文本,反生活》(Philip Roth——Countertexts,Counterlives,2004)。论者采取了一种回顾性的立场,把注意力放在罗斯创作中长期坚持的题材和手法,并以此作为自己组织行文的指导原则。肖斯塔克坚持罗斯所言主体特征包含了男性气魄、性、民族、创作行为以及题材的历史参与;对于小说写作,罗斯努力使其成为一个多层面、多声部的对话,而在与作品人物对话的过程中,作者罗斯也展现出他身上所附着的自我身份的多样性,进而表明一系列反生活存在的可能性。这部论著的一个亮点还在于作者曾经查阅了国会图书馆中的众多原始材料,为罗斯批评提供了新的资源。

2005年,罗耶尔(Derek Parker Royal)编辑出版的论文集《菲利普·罗斯:一位美国作家研究的新视角》(Philip Roth:New Perspectives on An American Author,2005),共收文17篇,基本涵盖了罗斯此前所有的作品。文集中的文章先介绍作品,概述情节发展,分析各种文学因素在罗斯文学生涯中的地位。各章虽然都有自己的关注对象,但罗斯作品经常出现的内容如战后的城市化、美国(犹太)的民族性、喜剧与反讽、美国梦的承诺及其破灭等内容则在很多章节中都有所体现。同年,哈利奥(Jay L.Halio)与西格尔(Ben Siegel)编辑出版了罗斯研究文集《火焰沸腾》(Turning Up the Flame——Philip Roth’s Later Novels,2005),其中的文章从自我指涉、自传书写、身份终结、乌托邦批判、种族主义、情色与死亡等角度,对罗斯后期创作的具体作品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与解读。

《讽鉴时世》(Mocking the Age:The Later Novels of Philip Roth,2006)是萨法(Elaine B.Safer)出版的罗斯研究论著。萨法以幽默手法作为分析罗斯作品的切入点,论述了罗斯与犹太幽默的关系,指出幽默是罗斯获得反讽效果、探讨严肃道德问题、应对社会荒诞性时的拿手技法。在对罗斯作品幽默喜剧性的探讨过程中,萨法旁征博引,不时使用19世纪和当代文学作品来论证自己的观点,使批评更显厚重。

博斯诺克(Ross Posnock)于同年出版的专著《菲利普·罗斯的真面目》(Philip Roth’s Rude Truth:The Art of Immaturity,2006)被认为是近年来罗斯研究的一部力作。作者不再把罗斯单纯当做一个犹太作家看待,而是把他放到一个宏大的文学背景下来考虑。通过对“不成熟性”这一美国文学现象的阐释,把罗斯与美国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大家如爱默生、梭罗、霍桑、麦尔维尔等人所表征的美国文学传统并置。同时,也把罗斯与东欧作家联系起来,最著名的便是米兰·昆德拉,这样,罗斯成为美国文学史上一位极为罕见的、能够不断积累能量并最终勃发的小说家。博斯诺克的专论扩展了罗斯作品意义的丰富性。

《剑桥文学指南之菲利普·罗斯卷》(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Philip Roth,2007)对罗斯研究现状做了总结性的论述。《指南》分别从美国犹太身份、文学影响与后现代主义、二战屠犹事件、罗斯与以色列、罗斯的他我、心理分析、性属、民族身份、自传写作等角度对罗斯的整个创作生涯做了总体阐释。这部文集及时准确地把握了罗斯研究的发展脉络,为从事罗斯研究的学人进一步开展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同年,布兰诺(David Brauner)为“当代美加小说家”书系(Contemporary American and Canadian Novelists)撰写了一部批评论著《菲利普·罗斯》(Philip Roth,2007)。布兰诺指出肖斯塔克对罗斯作品文本间对话分析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罗斯作品与同时代其他作品的关系,同时对罗斯的文体特征的揭示也不充分,所以他决定采用“互文性”的研究手法,在仔细研读文本的同时,试图找到这些文本所适合的各种语境,通过对比它们之间以及它们与同时代其他作品的异同来阐释罗斯作品的意义。本书的落足点也是罗斯后期的作品。

国外对菲利普·罗斯作品进行的研究除了这些专著和论文合集外,在各种学术期刊杂志上也多有体现。这位“当代美国最重要的小说家”终于获得到了应有的声誉与重视。下面简要介绍一些能为罗斯研究提供新视角的文章与专题研究。

拉文(Norman Ravvin)在其专著《词汇之屋:犹太写作、身份与记忆》(A House of Words:Jewish Writing,Identity and Memory,1997)开辟专题对罗斯作品进行了解读。专论主要围绕大屠杀记忆展开,兼而论及了大屠杀的美国化进程(以《安妮日记》的出版与接受为例)。拉文对《鬼作家》中的一章进行了详细的分析,意在指出祖克曼对艾米的想象,对其经历的重构,恰恰反映了罗斯对于当时(1956年)背景下,人们对于《安妮日记》及其剧场版普遍接受事实的深刻反思。对罗斯而言,在整个过程中,不适当的犹太词汇的出现,美国式的叙述方式,以及对“人们本质上都是好的”这一提法的突出,都有效地剔除了犹太人在二战期间的苦难经历,并将这一印象普遍化,消除了它原应承载的沉重历史命题。正如拉文所言:“《鬼作家》揭示了人们对《安妮日记》的种种反应,并集中表现文学在我们理解历史、形成历史感过程中的权威性。”[9]

很多论文也为罗斯作品的解读提供了很好的角度。萨法(Elaine B.Safer)的论文《菲利普·罗斯小说〈夏洛克行动〉中的两面性、喜剧反讽与后现代主义因素》(“The Double,Comic Irony,and Postmodernism in Philip Roth’s Operation Shylock”),从后现代的历史背景出发,指出现当代作家作品与以往传统大相径庭:碎片化、无深度、怀疑整体性与原创性蔚为风尚,作家们只能在互文游戏中发泄自我的焦虑、愤怒、恐惧。萨法指出《夏洛克行动》中“罗斯”的另一个自我“皮皮克”,是其潜意识层面压抑的自我表现,其目的是构成一个“喜剧反讽”,来表现现代人在用理性来解决当代各种问题、尤其是涉及传统、信仰问题时的无能为力感。对于罗斯作品的后现代因素,丹齐格(Marie A.Danziger)在其著作《文本/反文本》(Text/Countertext,1996)中也从“后现代偏执”角度对罗斯的《反生活》进行了解读。

对于罗斯进入新千年后的文学创作,很多评论家都把批评视角投向作品所展现出的田园牧歌的可能性问题,如莱昂斯(Bonnie Lyons)的《〈反生活〉的反田园特征》(“En-Countering Pastorals in The Counterlife”)、罗耶尔的《〈美国牧歌〉与〈我嫁给了共产党人〉中的田园梦与国家身份》(“Pastoral Dreams and National Identity in American Pastoral and I Married A Communist”)等。

从国外菲利普·罗斯研究发展历程可以看出,罗斯研究经历了一个不断发展、深入、细化的过程。研究的内容由最初的关注其族裔身份、叛逆犹太传统、文学影响、创作技巧等,逐渐发展到将其置于当代美国文学图志的大框架下来考虑,各种批评理论被引入其中,研究的视域因而不断拓展,犹太身份、后现代主义、犹太大屠杀、罗斯与以色列、罗斯的他我、心理分析、性属、民族身份、自传写作、新历史主义、新现实主义等角度的介入,更是极大地丰富了对罗斯作品内涵的阐释。罗斯研究在国外的发展与壮大,进一步证明了罗斯在当代美国文坛的地位。与之相呼应,国内学界也开始意识到罗斯在当代美国文学中的重要性,开始加大研究力度,因而菲利普·罗斯研究在国内也呈现出方兴未艾的态势。

国内菲利普·罗斯研究状况

菲利普·罗斯在我国起步较晚。就笔者掌握的资料看,最早有案可查的记录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即1980年陆凡为《文史哲》杂志撰写的文章《菲利普·罗斯新著〈鬼作家〉评介》,指出罗斯这一新作涵盖了几乎全部的犹太文学传统主题,是一部具有“典型意义”的代表作,使国人对这个作家有了初步的了解。

1987年仲子在《读书》杂志发表《菲利普·罗斯的〈对立的生活〉》,对罗斯的新著给予解读。同年,罗斯有两部作品被翻译介绍到国内,一为董乐山译的《鬼作家》,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为俞理明、甘兴发、朱涌鑫译的《再见,哥伦布》,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1988年,张蓉燕译的《再见,哥伦布》由北方文艺出版社出版;同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楚至大、张运霞译的《反生活》。但这些译本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并没有引起国内研究者的重视。

1989年,冯亦代在《读书》杂志上发表文章《菲利普·罗斯的“自传”》,揭示罗斯创作过程中自我指涉、自我虚构的倾向。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罗斯研究在学界处于止步的地位,只有几篇零星的文章出现,如冯亦代1993介绍罗斯新书《夏洛克行动》的文章《菲利普·罗斯当了间谍》(《读书》)、万志祥同年发表文章《从〈再见了,哥伦布〉到〈欺骗〉——论罗斯创作的阶段性特征》(《外国文学研究》)、傅勇于1997年发表《菲利普·罗思与当代美国犹太文学》(《外国文学》)、邹智勇发表《菲利浦·罗斯小说的主题及其文化意蕴》(《武汉交通科技大学学报》)等,这些文章从罗斯作品的主题思想、创作阶段、与犹太文学的互动关系等角度进行了解读,为以后国内罗斯研究奠定了基础。同一时期,很多对美国犹太文学做整体研究的学者,也把罗斯作为犹太文学的重要代表人物纳入到自己的批评视野中去,比较重要的有:曾令富的《美国犹太文学发展的新倾向》(《外国文学研究》1995)、张武德的《当代美国犹太裔作家笔下的异化内涵》(《西北师大学报》1997)、刘洪一的《犹太文学的世界化品性》(《当代外国文学》1997)、汤烽岩的《论犹太文化与美国犹太文学》(《中国海洋大学学报》1999)、胡碧媛的《犹太文化与犹太身份:美国犹太文学人物剖析》(《南京邮电学院学报》1999)等。这些文章从犹太文学发展的新动向、异化主题、犹太文化与文学的交互性、世界化品性等角度解读了当代犹太文学的新发展。这一时期,罗斯只有一部作品被翻译到国内,即周国珍译的《我作为男人的一生》,1992年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

随着千禧年的到来,罗斯在中国的人气也开始急剧提升,他的作品开始被批量翻译介绍到国内,罗斯的“美国三部曲”已经被翻译成中文,即2003年刘珠还翻译的《人性的污秽》、2004年罗小云译的《美国牧歌》和2011年魏立红译的《我嫁给了共产党人》(皆为译林出版社出版);2004年吴尧译的《垂死的肉身》、2006年彭伦译的《遗产》、2010蒋道超译的《行话》、2010年姜向明译的《乳房》(皆为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与大量译著被引介到国内相呼应,21世纪以来,中国学界关于菲利普·罗斯的评论文章如雨后春笋,频繁出现在各种刊物与媒体。外国文学类核心刊物上更是经常可见对罗斯作品的批评文章。对国内学界来说,罗斯俨然已经成为研究当代美国文学几个绕不过去的人物之一。在这一阶段,罗斯研究呈现涉及面广、视角多元的特征。综而观之,这一时期的罗斯研究可以概括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