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为何拒绝“索奖状元”?

近来，关于北大拒绝索要巨额奖金“状元”的报道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关注，各方评论不断。舆论观点大体上可以分为三类：赞同者有之，质疑之声不少，当然也不乏持中之论。应当说，这些争论体现了我们对于当下的招生考试制度、教育乃至时代的思考和认识。若干年后，回过头来再看这一事件，当可以读出更多的意味。从表面上看，这只是发生在2013年夏季的一件或许可以被称为“新闻”的事件而已，但实际上，从中我们必须回答一个带有根本性的问题：我们到底应该怎样教育孩子？

考试也好，招生也好，都只是教育的环节、阶段和手段，不是也不应该是教育的目的。每个人都愿意上大学，希望上好的大学，但升学不是也不应该是教育的全部意义。教育的本质，在我看来，应当是教育工作者努力通过各种方式发掘孩子自身的潜力与智慧，增加他（她）们对于自然、社会、他人和自身的认知，使他（她）们成为自己想成为的那个人，将一块块璞玉雕琢成器。知识的传授只是其中一个非常有限的方面，更重要的在于，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使他（她）们更好地理解自己和周围的世界。事实上，一个人日后成就的大小，主要不取决于知识——知识可以随时获得，而且在不断变化——而取决于爱、梦想、信念、勇气等等更为基本的观念，取决于一个人在面对困难、挫折、失败、委屈甚至是诱惑时的立场和态度，取决于一个人的视野、胸襟、格局和底线。这正是中国古代先贤所揭示的“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中把“道”的传授放在首位的根本原因——得不了“道”，即使得到了再多的“器”也没有意义。遗憾的是，我们的教育正在悄悄丧失这些宝贵的东西。知识知识，学校教育教给学生的只有“知”，却既没有远见，也没有卓“识”。当其他民族正在殚精竭虑研究未来的时候，我们却往往连脚下的路都看不清楚。

我们无意对招生过程中的任何人的行为进行道德评判，我们只是强调作为教育工作者自身的良知、责任和诚信。这是北大精神和北大文化带给我们骨子里的东西，作为大学，应当也有义务向社会和公众传递。有评论认为，这未免有些“小题大做”。在市场经济时代，学生和大学是平等的“契约关系”。世界各国大学都向学生提供了价值不菲的奖学金，学生也可以向大学申请奖学金，平等交易，你情我愿，又有何不妥呢？这个观点在逻辑上没有错，但是在中国的特殊国情下，却可能产生似是而非的误读。

这个问题的要害在于，中国具有和世界各国完全不同的高校招生录取制度：统一高考后知分填报志愿和单纯依赖高考分数集中录取。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像中国这样举行如此大规模的考试和录取，牵动千家万户的神经和利益。在美国，虽然也有民间机构组织SAT和ACT一类的考试，但成绩并不作为大学招生录取的唯一依据，甚至在决定大学录取与否的诸多因素中影响因子并不高。每一所大学都会根据自身的历史传统、人才培养目标和需求以及校园文化特点等制定独具特色、各自不同的人才选拔标准。符合哈佛要求的，不一定适合耶鲁，也不一定满足斯坦福的需求。也就是说，每一所大学对学生的认同标准是不一样的。因此，虽然大学设立了吸引优秀学生的奖学金，但并不会导致学生用分数来和金钱进行交易。世界上没有哪所世界一流大学通过设立巨额奖学金去吸引所谓的“状元”，他们吸引的是适合自己培养的优秀学生。即使是“状元”，如果不符合自己的招生录取标准，一样会遭到拒绝。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耶鲁大学等世界一流大学曾拒绝了不止一个SAT满分的学生。2010年，北京市理科“状元”申请11所美国大学被拒也是一个典型的例证。实际上，美国大学设立奖学金的目的千差万别，许多世界一流大学设立奖学金的目的是为了增强生源的多样化，用来帮助不同种族、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不同社会阶层以及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完成学业，奖学金的数额以满足学生学习和生活为限，单纯依赖高额奖学金吸引学生的情况极为罕见。其中比较典型的是哈佛大学，它提供全额奖学金的依据是家庭年收入在6.5万美元以下，家境富裕的学生则被排斥在奖学金之外，因此也被称为“劫富济贫”式奖学金。美国是一个视交易为当然的社会，但在教育的问题上，也不屑于单纯依赖金钱进行交换。

但中国的情况完全不同。由于所有高校录取学生的唯一依据是高考分数，也由于长期以来高校没有根据自身历史传统、人才培养目标、校园文化特色等制定出符合自身需求的人才选拔标准，因此，高考分数成了评价学生是否优秀的唯一标准。不仅高校这样看，社会也同样这样认为，由此，“高考状元”和录取分数线也就相应成为评价一所高校是否优秀的重要指标。高校招收的“状元”越多，录取分数线越高，似乎就向社会证明了你的实力越强。反之，似乎就证明了你的质量低下。为了争取到分数尽可能高的生源，高校只有通过各种方式——当然也包括提供巨额奖金——增强自身的吸引力，千方百计诱导学生来报考。这和美国大学提供奖学金，学生申请奖学金的背景完全不同。更为重要的是，这一情况随着高考后知分填报志愿方式而更加趋于恶化。在估分填报志愿的情况下，因为考生和高校谁都不知道盖子揭开后具体明确的分数，这个问题并不严重：高校没有用奖学金争取“状元”的动力——成本和收益不匹配，万一赌错了可能血本无归；“状元”们也没有凭借高考分数索要奖学金的资本——天知道你最后是不是“状元”，客观上抑制了这种行为。但在知分填报志愿的情况下，因为学生的分数已经明确，在分数崇拜的社会舆论驱动下，“状元”及其分数已经成为高校招生市场竞拍中明确的标的物。这时候，高校设立巨额奖金（远远超过学生学习和生活费用的奖学金），学生申请巨额奖金，就不再只是简单的双向选择，你情我愿，而是带有强烈的用分数去交换金钱的烙印，高校招生因此被异化为市场交易行为。这一点显然为害巨大。理论上，学生可以在任何高校之间进行谈判，坐看高校为自己竞价。如此一来，势必会导致学生在小小年纪，就学会了用高考分数去交换金钱，甚至在中考阶段就通过这种方式在各个中学之间游移。我们之所以不赞成为学生提供超过他们学习、生活之必要费用的巨额奖学金，这个问题之所以会涉及教育工作者的良知、责任和诚信，原因也正在于此。

关于学生用高考分数交换金钱的危害，有关评论已经很多，例如，将“唯分数论”推向极致，等等，我都同意。诚然，在市场经济社会，也许很多人已经把和金钱之间的交换视为理所当然，天经地义，但并不是所有的东西都可以和金钱进行“平等契约式的交换”。比如，权力就不可以，因此法律和道德禁止行贿和受贿；身体就不可以，因此法律和道德禁止卖淫嫖娼；生命和尊严就不可以，因此法律和道德禁止奴隶买卖。如果一个社会认为权力、身体、生命和尊严也可以和金钱进行“你情我愿”的平等交换，那么，这个社会将会陷入非常危险的“笑贫不笑娼”境地。我总是固执地认为，即使是在市场经济社会，也仍然有两个领域是不应当和金钱进行交换的：一个是教育，一个是医疗。这两个领域都要求从业者必须超越金钱，从良心出发去规范自己的行为，将其作为具有使命感的事业而非仅仅是谋生的职业。我的观点很明确：教育是天底下最神圣的事业，关系着国家和民族的未来，为了下一代的健康成长，至少在招生入学这一门槛上，不能让学生与金钱、市场、交易这些东西离得太近。市场不是万能的，科学和学术更需要大批具有使命感和献身精神的人才。即使其他一切都可以与货币交换了，教育、理想、科学使命感、创新的兴趣等等，这些值得人类永久珍视的价值还是应当保持自身的独立性。更为重要的是，交换会形成习惯。如果在上大学的问题上，学生将交换视为理所当然，那么，当他们日后面对每一次选择的时候，难免不会做出同样的选择。能够进入北大的学生，日后可能成为社会的中坚力量，至少会掌握重要的社会资源。当他们面对诱惑的时候，能坚守住自己的底线吗？我们希望，在学生迈入北大校门之前，就明白无误地让他们知道，有些东西是不能用金钱交换的；教他们可以用最高价付出自己的精力和智慧，但绝不可出卖良心和灵魂；使他们坚定自己的信念，哪怕是人人予以否认。

在我上学的时候，虽然社会上也关注高考分数和“状元”，但远没有现在严重。应当说，现在的孩子所承受的压力比我们那时候大得多。物质生活虽然极大丰富了，但在面对考试和升学这个问题上却更加可怜。当发达国家的家庭正在千方百计地保护自己孩子的天性、健康、想象力和创新精神的时候，全中国的家庭正在团结起来，千方百计地让自己的孩子变得更加不快乐、更加不健康，也更加没有创造力。这种不正常的局面正在悄无声息地扼杀我们民族的未来。为了不让一批又一批的孩子接受那么多无意义的重复性训练，北大下决心改变这种现状。我们既然下了决心，就会“不计利害，只问是非”，坚定不移地做下去。我们的力量有限，需要得到其他高校、媒体、社会的共同支持和参与。在今年向媒体提供的新闻通稿中，我们列举了一些考入北大的优秀学生。其实，我们并没有刻意去区分谁是“状元”而谁不是，文中也没有一个字提到谁是“状元”（完整版可参见新浪教育的全文报道）——我们不要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捧“状元”的时候捧上天，杀“状元”的时候提也不能提。“状元”里有我们拒绝的，也有适合我们培养的，但某个媒体的记者却非常“敏感”“细心”地把其中的“状元”一个一个地挑出来，似乎以此证明北大出尔反尔。其实，她可能不了解列举法和穷举法的区别，也大可不必这样做。这种做法并不能使我们的世界和教育变得更加美好。我们每个人都有孩子。孩子都要上学。在教育的问题上，每一个人都有自己应当承担的责任。

2013年7月26日深夜初稿于北大博雅国际会议中心
2013年9月5日定稿于北大老化学楼

[1] 本文删节版发表于《科学新闻》2013年第12期，题目为《北大为何拒绝“索奖状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