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論
此書就如下論題展開：中西文化間有著深度的不同，兩者尤因表意文字與字母文字相去甚遠而相異，其對立之源在於，中國一方，思想最初以一種極爲講究的占卜方程式爲導向，希臘-拉丁並猶太-基督教一方，思想最初以宗教信仰爲導向。
中國文字起源爲獨一無二的文言形式，是一種创自武丁統治（前1250—前1192）時期的書寫符號體系，其目的並非像所有其他文字——無論表意或拼音文字系統——那樣去記録口語所言，而是用一種科學語言形式去記録占卜運行規則。
文字更早出現在西方的蘇美爾文明，大約公元前3400年。它是以一種表意的形式出現的，其詞彙單位代表自然語言的語義單位，後者大致脫胎於語言可以捕捉的組合，即第一組合，詞素的組合，或更簡單地説，詞語的語義組合，通過一種足以表述我們話語的貼近[1]。這一系統使用起來很繁複，因爲需要造出同樣多的符號和書寫詞。因此，它通過地中海文化傳播，普遍演化成拼音文字。這一文字形式確實很經濟。它只需造出属於語言第二組合的音素，即詞語表音組合層的少量字母符號。這樣，至多只需幾十個最容易辨證的表音符號數，即音節數。
中國文字體系比蘇美爾文字體系要晚兩千多年。其初始形式在百餘年前才在殷朝（公元前2250年）的甲骨文被發現。這些銘文記録了我所稱之的占卜方程式。它們在占卜後，直接刻在牛肩胛骨或甲骨上，每一片帶有所注釋的占卜簡略記號（見圖1）[2]。占卜，其操作遵從一種極爲精妙複雜的“肩胛甲骨火占”法（pyroscapulomancie，pyro=火，scapulo=肩胛骨，mancie=占卜），該法獨一無二，任何其他文化都不曾有。在一片經過精密平整、準備的甲骨或牛肩胛骨上，將一頭燒紅的圆木枝置入縱向爲椭圓形的小鑿槽，與之相切的爲半圓形鑽洞。這樣，火在甲骨的背面造成規則裂痕——卜兆，由兩排呈半H、互爲直角的卜裂（├ou┤）構成。（見圖2）這些半H形的卜兆變化多樣，其兆枝或向上或向下伸延，被視爲吉兆或凶兆。沿卜裂旁側的刻文（見圖4）若是完整的話（很多相當簡約，更不用説有些發現的甲骨片已經是殘片），記録的是每一次占卜所重視的要素：序辭（干支系統）、卜人（人名）和所占之事（被稱爲“命辭”的問題），还有占辭。在這些由記録在甲骨上的占卜方程式所組成的大量資料裏，發展出一種思辨，其在中國文化上所居的位置與神學在西方文化所居的位置相似，我稱之爲“占卜學”[3]，以與神學對應。創造出中國文字表形文字作爲骨占與龜占之工具，標誌的就是這一思辨的先兆。很清楚，龜骨刻文不來自口語，作爲工具的表形文字一種先——科學發明，它當然以發明者即卜人所用的自然語言爲基础，但其構成，與其説是爲了交流，不如说是爲了究竟占卜。
中國甲骨文現象來自一種文明，這一文明在公元前兩千年的末尾時期遠比時有四千年歷史的蘇美爾文明先進。青銅當時被普遍使用，显然是爲了製造至爲罕見完美的禮器。在此背景下，占卜公式意味著神卜思想（無疑從祭品骨碎片上視而可見的裂痕與祭祀所得神示作用之間的契合觀念中想象出初始的骨占學）向占卜學的轉換。占卜學不是去神神奇奇地挖掘自然與被認定是操縱自然的超自然之間的契合，而是理性地研究自然現象之間的契合。它從卜相之間的關聯入手，借結構性形態-邏輯之光，就現象本身之間的類式繼續推進這一已經開始的思辨。
如果科學——或更確切地説占卜性類科學，是從龜卜學所提供的想象結構模式開始的話，那它在這一過程中，盡力依照其根基即占卜理性去修正荒謬之處。就在神卜與科學思想形成的過程中，殷代極爲完善的龜卜學導向了占卜公式表意字的創造。從甲骨兆紋的卜相到占卜公式的表形文字，這一過程與由語音結構标準化而形成自然語言的過程相同。言語可能來自未組合的叫聲的變形，由因不同的刺激而發出的含糊叫聲變成中性的、标準化的音素，並在此基礎上規範成詞，之後，其組合與詞彙在史前社會發展成不同的語言。同樣，最初通過純粹神靈性骨占所得的肩胛骨不規則裂痕，經甲骨（古希臘文爲：chélônion，龜背）被“讀”作表形“前-字”。“前-字”尚未成字，因爲在方程式中，它只是作爲多項式的支算子起作用，而尚未作爲語言學上的義群去運作。由這一模式演繹而創造出占卜公式次層組合上的其他支算子使符號系統的運作完善起來。由這一母體，漸漸發展出名爲“文-言”的“表形文字”，它從占卜框架開放到記録一切記録。文-言進一步完善，直到成爲一個文學创作的出色製具，中國古典文學的製作者。
然而，以文言爲體的中國表意文字系統發展的一個重要特點是，以無限增加所需字數而形成的大量字彙與出色的造字簡約理性相平衡。互用文言字造字的原則是，儘量用已經存在的表形字爲基本字素去組合新字。這一造字原則將造字任務集中在幾百個作爲部首的原始文字上。此種簡約，雖然不如通過拼音文字可能達到的程度，却能使漢字得以完善而留存至今，不僅在中國，而且在相當發達的日本，後者公元7世紀接受漢字系統。另外，其長久性也得力於中國思想裏有著深刻烙印的占卜語義性，它在表形語言裏將自然語言的語義性進行了彻底的重新組合。占卜師造出的占卜性語義更是彻底棄絶了自然語言的語義，其占卜因缘使占卜性語義被視爲具有幾近神奇的一種“述行語”[4]，後者，與其他因素一起，赋予中國書法獨有的深度。
表意文字“文言”[5]只有在其與口語完全分離但彼此仍相互影響的時候才走向成熟。兩者的相互影響，其交點在文字所代表的口語與書寫交界上。在書寫層面上，該界面表形字的部首和聲部不是次級組合，而是作“超組合”，這樣既能捕捉文言字的發音，又可以反向，以“同音假借”方式純粹簡單地從口語獲取文言（復用已有的同音口語字，付諸新義去其舊義，而非去造新字）。口語層面上，該界面的功能運轉也並不在詞的第二層——音素層次上，而是在構成詞的“超組合”上，與第二音素組合不同，可以把無論哪個口語詞書寫下來，換句話説，一種純粹的文字。這一功能很早就應用於文本，不過僅作爲文體之用。文言的穩定性是如此之强，以至於中國這種“寫法”迟至公元8世紀才被普及。而且得力於外來影響，通過佛教而有的印度式書寫。中文所謂“白話文學”實際上屬於中國佛教領域，與口語寫的巴利文本很接近。直到那以前，漢語口語一直是没有“寫法”的語言，而這一缺陷藉著中國文化獨有的文言而得到全部補償，文言獨特、富於口語所没有的語言資源。而文言絶没有被表意文字排除。白話文學只是作爲娱樂形式的次等文學而産生，只有文言始終位列於思辨性文學或古典詩歌的高雅文體。要等到1919年的五四新文化運動，幾十年間，文言被極端西化分子粗狂地摒棄，幾十年間被廢。
再回到中國文化初期興起的占卜學而非神學上來。這如何解釋呢？從中國文化開始萌芽的宗教即薩滿教的土貭入手。人類學家在北半球所有地區對此已作探究，那裏，森林有利於狩猎文化，並滋养這一世界觀。在萨滿教裏，諸大宗教歸結爲神學實在的超自然，僅僅作爲可見的自然之不可見的衬裏，超自然性通過神秘的魔力去主導可見的自然。正是這一魔力在廣佈北半球區域受肩胛骨占卜支配。薩滿教不需要神父，因爲神學實體的含義在這裏被超自然的含義遮蔽。信徒們求助的是那些有通靈天賦的男女薩滿師，而非神父，通過通靈，薩滿師可以從可見的世界進入超自然的不可見的世界[6]，並能辨認運作其間的力量作用，以避免厄運。這些中國初始文化中的薩滿師父在甲骨文時代成爲占卜師，與此同時，對魔力思想的信仰被理性化爲占卜學，這與大宗教裏的神父們努力將信仰理性地化爲神學一樣。爲何這就發生在遠古的中國而未發生於其他薩滿教文化呢？乃因唯在古代中國，薩滿師的作用被國家化。這使薩滿師成爲國家類似神職的人員，在中國歷史初始就預現了中國帝王時期儒士的作用[7]。關於這一點，《國語》有一嘉篇[8]給我們一個稍晚而有啟示性的回應，它解釋爲何以及何以“天地之通”即超自然界與自然界之間的交流在半神話的夏朝以前的五帝時代末期被中斷。楚國卜尹，楚昭王（515—488）之臣觀射父認爲，古代的兩次灾難，即少皞氏衰落，九黎族擾亂德政，乃因民和神相混雜，家家自爲巫史，三苗繼承九黎的兇德。顓頊於是令南正重主管天以會神，令火正黎主管地以合民，由此將司天從司地中分離出來。[9]也就是说，所中斷的不是自然界與超自然界的交流，而只是個體媒介與之的交流，自然界與超自然界的交流變成王室的特權[10]。這正爲甲骨文所證實。它所記録的所有占卜均由國家行政進行運作，從未曾由普通個人操作。
在中文裏，薩滿師名“巫”，其字源本意爲“表現一人在舞宽大的衣裳的兩袖，此舞會使神靈降落臨”[11]。其職能可能最初由黄帝時名爲巫咸（卜人咸）的一位神話人物擔任。有些古文字學家指認此名與一位名叫“咸戊”的已逝大臣、作爲武丁王的一個叔父有關。甲骨文對其祭祀有所提及。該指認受到質疑，因爲咸戊兩個字被倒装，而且“戊”不過是“巫”同音字，其在巫咸，是卜人之職名。而甲骨文所提及的一個相當普遍的儀禮，名爲“舞”，是上述薩滿師名古字的新寫法。不過，這一儀禮是作爲降雨禮而被提及的，這意味着薩滿教舞失去了其通靈的特性。難道不是嗎？在甲骨文時期，這種通靈不再有其存在的理由，因爲技術化占卜取代了使薩滿師得以與神靈進行個别交流之舞。而文言乃從占卜機制被想象出來，以支持對有關技術化占卜進行思辨，其思辨的力量由文言的支持而發展，使得占卜學發展成準科學。
純中國式的占卜理性所走之路與西方神學思想之路只能是絶然不同。因爲，是文字给思想全部力量。没有文字，思想只有即時的記憶力，它不會走遠。因此，純口傳性的文化，其在集體記憶中保存極好的優美神話、對世界的奇特構想，成就人類學家之好，但由於不能通過書寫去定型以成爲新思辨力的跳板，它們不過只是一種思想的老調重彈。而這一跳板在哪裏，在普通文字或在文言，它的射向是不同的。造成這一不同的是文字，當它一旦成字母文字，便掩蓋了語言第一組合的整個基础，即產生思辨的思想深層沉積。西方思想由此產生，在其每一步的發展中，它輕鬆地重組思想所操縱的概念之架。這是一種自由的概念性思想。然而，因爲其語義根基被拼音文字剪断，思想很容易滑入空論。
中國思想正相反。整個詞彙通過文言字相互間系統性組合而重構，這使文言的語義性受到限制，以至通過创造性思想對傳統傳承的思想再作概念化就變得十分困難。然而，得表意文字之力的字，用其本意進行再構其思想却鮮有落入空泛之险。因此，如若較之西方的思想，中國文化變化不大，但中國文化在所有哲學、科學、文學乃至政治方面卻體現出一種更强的協調。
隨後的分析分兩部分。第一部分含五章，闡述源自占卜的表意文字的特性。以自1899年首次甲骨文發現的一個世紀中所收集的大量考古與銘文資料爲依據進行論證。解碼如此大量的資料是中國學者極爲出色的工作之成果，我只是從中發掘之。我的貢獻不過是將它們放在總體角度，即外觀者本能地從另一種文化出發所取的角度。該角度一開始便發現，存在一種持續的演變，從原始占卜開始向“甲骨占卜”的轉變，經占卜幾何符號的成型到八卦數字，進而簡約到中國思想的聖經——《易經》的八卦母體所形成的陰陽幾何。作爲中國甲骨卜學高度精密化成果的表意文字，其創造就在這一演變的進程中，並反過來成爲思辨的工具，占卜藉此而變爲以《易經》爲其理論基礎的宇宙而上。
本書第二部分，旨在通過中國古典文化最突出的特徵，凸显占卜學決定性的變化使中國文化與源自神學的西方文化分道揚鑣。這些特徵符合中國作者使西方優秀的批評家如葛蘭言（Granet）、葛瑞漢（Angus Charles Graham）、李約瑟感到惊訝的思想特性，這就是關聯性思想。
這一部分的第六到第九章論述，從中國精神的哲學、科學、文學與政治學等多重角度凸顯這一特性。
[1] 在這裏，我借用安德烈·馬蒂耐（André Martinet）在言語基礎上能指的兩個層次所作的分别：第一層是話語流上形成的意義單位，第二層是以這些意義單位爲基礎所形成的語音符號單位。這一符號學上的兩個链接與語法上將話語（詞語）的潜在成分分置的句子組合是不能混淆的。（參見前述）
[2] 圖像均集中在附録。漢譯本有增改。——譯者注
[3] 希臘文有詞根mantikos（占卜），比如手相術（chiromancie）、占夢術（oniromancie）、風水（géomancie）等，我藉此自創此詞，它準確翻譯出王夫之認爲的中文字“易學”含義。
[4] “述行語”爲當代英國言語行爲理論家約翰·朗肖·奥斯丁（J．L．Austin）所提出，（performative utterance）指的是表示與説話同時完成行爲的語句。本書作者爲漢譯本作注。——譯者注
[5] 用表意文字來定義中國初始特有的“文言”，爲本書漢譯本所加。本書所用“文言”均爲此義。
[6] 這一不可見的靈力是自然而上——超自然的，而非形而上的。它與宇宙相關。本書作者爲漢譯本作注。——譯者注
[7] 中文“儒”字，字源義爲人+需（雨+大）。萨滿舞作爲祈雨舞延續下來。
[8] 《國語·楚語下》昭王問於觀射父。
[9] 參見《國語·楚語下》。作者爲漢譯本修注。——譯者注
[10] 肯定不至於阻礙在薩滿教巫師的信衆家中以非官方的方式維持跳神活動。
[11] 參見《説文解字》“巫”：祝也。女能事无形，以舞降神者也。象人两褏舞形。官方薩滿教消失以後，薩滿教在民間仍然十分活躍，通靈者通常是婦女，“巫”字取“女薩滿”之意，爲男巫設新詞“覡”，巫上加偏旁“見”，意爲“通靈先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