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左傳集評》將傳世《左傳》評點作品匯于一書，力圖爲《左傳》學研究提供新的材料與研究視角。因學界目前對於“評點”尚未有統一看法，故本部分先對“評點”涵義有所界定，并對《左傳》評點的研究現狀、研究意義及《左傳》評點學的發展史略作介紹。
一、“評點”釋義
評點是我國最具特色的批評體式之一，研究者在界定評點時多視其爲一種文學批評手法，這是對評點内涵的一種窄化，限制了其研究範圍。究其實，評點不僅僅是一種文學批評，還可涉及經學、史學等内容。在本質上，評點應是對本文的一種解釋。而通過對評點内涵的重新審視，我們可以擴大評點學的研究範圍，建立更合乎實際的評點學體系。
何謂評點？古人並未有明確的界定，偶有論及者，也以評點之起源及功用爲多。其言起源者，如章學誠謂：“評點之書，其源亦始鍾氏《詩品》、劉氏《文心》。然彼則有評無點，且自出心裁，發揮道妙。”[1]曾國藩則認爲：“梁世劉勰、鍾嶸之徒，品藻詩文，褒貶前哲，其後或以丹黄識别高下，於是有評點之學。”[2]章學誠又言：“評點始于宋人，原爲啓牖蒙學設法。”[3]黄宗羲也説：“文章行世，從來有批評而無圈點，自《正宗》、《軌範》肇其端，相沿以至荊川《文編》、鹿門《大家》，一篇之中，其精神筋骨所在，點出以便讀者，非以爲優劣也。”[4]而言及功用者，如袁無涯謂評點能“通作者之意，開覽者之心。”[5]方苞則説：“文之義藴深微，法律變化者，必於總批、旁批揭出，乃可使學者知所取法。”[6]姚鼐認爲：“圈點足以啓發人意，有愈於解説者矣。”[7]章學誠也談到：“至於纂類摘比之書，標識評點之冊，本爲文之末務，不可揭以告人，只可用以自志。……然爲不知法度之人言，未嘗不可資其領會，特不足據爲傳授之秘爾。……然使一己之見，不事穿鑿過求，而偶然流覽，有會於心，筆而志之，以自省識，未嘗不可資修辭之助也。”[8]可以看出，不論是言起源，還是談功用，清代學者都有意無意的把評點和文學批評聯繫起來，這在某種程度上也影響了今人對評點的界定。不過，前人所論多是對評點某一方面特點的描述，而不是嚴格的定義，而評點所涉及的範圍，也遠不止以上所述。
若進一步考察，則可發現，對於什麼是“評點”，前人並無一致的用法。今人視爲“評點”的作品，前人則有“評”“批”“評閱”“點評”“批點”“批評”“評林”“評釋”“評定”“評品”“評選”“批選”“鈔評”“參評”“品題”“評論”“評較”“評次”等不同之名稱，就中又以“批點”“批評”“評點”三者使用爲多。然則今人作爲一種批評體式名稱的“評點”，不過是以一總多，以偏概全，而上述各概念之内涵實則並不一致。故前人可以不加分别，把評點作爲一種不言自明之概念加以使用。而我們爲研究之方便，則必須對“評點”之含義有所界定。
到目前爲止，學界多視“評點”爲一種特殊的文學批評方式。如譚帆先生認爲：“評點是中國古代文學批評的一種重要形式，與話、品等一起共同構成古代文學批評的形式體系。”[9]張伯偉先生也説：“評點是中國文學批評的傳統方式之一。”[10]而孫琴安先生甚至提出了“評點文學”的概念，認爲：“評點文學是一種兼有文學批評和文學作品雙重屬性的文學形態。”[11]應該説，多數的評點作品側重文法的揭示，可以歸爲文學批評的範疇。但是，若衡以我國評點的實際情形，則其説又不能涵蓋“評點”的全部内涵，因爲評點不僅涉及文學批評，還可涵涉經學、史學等方面内容，僅視其爲文學批評在某種程度上窄化了其内涵。之所以會有這樣的誤解，有多方面的原因。首先，評點這種批評體式的成熟在南宋，且最初應用於古文選本，如《古文關鍵》、《文章軌範》等，而這些選本都是以指導習文爲主的。其次，古人談到評點起源及功用時，如前所述，也多論及其指導作文的一面。再者，今日研究評點者，多側重於小説、戲曲、詩歌等文學性較强的作品，這無形中加强了評點是一種文學批評的印象。
既然評點不僅僅是一種文學批評，我們應怎樣對其加以界定呢？到目前爲止，不少學者爲了研究方便，已對評點提出許多有建設性的看法，我們將試着在時賢論述的基礎上提出自己的意見。
朱世英等幾位先生合著之《中國散文學通論》有“評點篇”，認爲“評點的含義有廣狹之分，狹義的評點專指批點結合的形式，離開作品的評論不包括在内。廣義的評點是開放的概念，凡是對作家和作品的評論都可以納入評點學的範疇。”[12]譚帆先生認爲其界定“抽去了評點作爲文學批評一種形式的特殊性”，混亂了文學評點的實際内涵，可謂深中其病。而孫琴安先生“評點文學”的提法，譚帆先生也不以其説爲然，認爲評點與文本的結合，只是文學傳播中的“特殊文本形態”，而非“文學形態”，進而認爲“評點文學”兼有“文學批評和文學作品雙重屬性”的提法，容易“混淆評點的特殊性質”，“不利於對評點作深入的研究”。
譚帆先生在對他人批評的基礎上，提出了自己看法。他説：
一、評點是中國古代文學批評的一種重要形式，與“話”、“品”等一起共同構成古代文學批評的形式體系。這種批評形式有其獨特性，其中最爲重要的是批評文字與所評作品融爲一體，故只有與作品連爲一體的批評才稱之爲評點。其形式包括序跋、讀法、眉批、旁批、夾批、總評和圈點。
二、正因爲評點與所評作品融爲一體，故帶有評點的文學作品成了一種獨特的文本形式，這種文本一般稱之爲評本。“評本”是文學作品在其傳播過程中一種特殊的文本形態，而非“文學形態”，這種文本形態對中國文學批評史的研究和中國文學傳播史的研究有重要價值。
三、評點在總體上屬於文學批評範疇，是一種對文學作品的評價、判斷和分析。但在古代文學批評史上，評點在俗文學領域如戲曲和通俗小説則越出了文學批評的疆界，介入了對作品本身的修訂和潤色，這是一個特例，但也是一個不應忽視的現象。[13]
應該説，這種界定更進了一步，注意到了“評點”中批評與圈點並用，並與本文相結合的特點，也注意到了評點者對於文本的介入行爲。但是，此種界定仍把評點局限于文學批評範疇，未能充分認識評點内涵的豐富性。
相較而言，日本學者高津孝在某種意義上對評點的内涵有所開拓，並提出了“評點派”與“標點派”的區分。高氏謂：“關於評點文本，吕祖謙與朱熹的看法相互對立。這種對立使得爲文本施加附加要素時，分别向兩個不同的方向展開，即形成了評點本流派與標點本流派。評點是對文章進行批評的一種行爲形態，它重視文章的表現技法。與此相對，標點則以輔助讀者讀解文本内容爲目的，其對象主要是《四書》。標點一派始于朱子高徒黄榦，繼有何基、王柏。標點以句讀施點以及爲文中重要之處施抹爲重點。我們現在所使用的標點法即淵源於此。與評點不同，它並不印刷出來，而主要是使用朱、墨、黄等色筆。”[14]從高氏所論，我們可以得到以下幾點看法：在我國評點系統中，存在着評點派與標點派的對立，評點的對象是文章，屬於文學範疇；標點的對象是四書五經，屬經學範疇。評點側重文章技法的揭示，標點則側重經書内容之解讀。二者最明顯之區别是所用圈點符號之差異，而高氏所謂“評點”、“標點”之區分似亦主要依據此形式之不同。應該説，高氏能指出評點不僅限於文學批評，是其獨具隻眼處。只是其論述仍有可商之處，因爲無論從評點對象抑或圈點形式，都難以對“評點派”與“標點派”劃出嚴格界限。從評點對象看，如果以爲對文章的批評即屬評點派，對經書的批評則屬標點派，那麼明人孫鑛、鍾惺等人的評經活動，實屬於文學批評之範疇，明顯無法歸入標點派的行列。若從圈點形式看，以爲用句讀標抹即屬標點派，圈點則屬於評點派，則所謂標抹之用法亦爲後世之評點者所普遍採用，批點經書者亦非完全不用圈點的形式。實際上，在我國評點發展的過程中，圈點符號從來不曾有過統一之用法，也不存在標抹與圈點的嚴格區别，所以不同的評點者在刊刻其作品時，往往在凡例中對其圈點符號的用法給予説明。因此，對於評點的界定，我們還是應從評語、圈點符號與文本結合的角度，從總體上加以考慮。
關於評點，臺灣學者張素卿運用詮釋學方法所作定義，給我們提供了一種新的視角。她認爲“評點”起源于對經典文本的閱讀與解釋，“從形式上説，‘評點’的‘點’，指圈、點、抹、畫之類的標示符號；‘評’則是指眉批、夾評、旁注、總論等語言文字的評論。評點結合標示符號以及語言文字的評論，不離本文（text）地逐字、逐句、逐段分析其脈絡綱領，指陳其呼應佈局或字句修辭，實際展示閱讀的進程，並藉此引導它的讀者進行閱讀以理解本文。這樣的評點分析，是一種本文解釋。”[15]把“評點”視爲一種“本文解釋”，突破了僅把“評點”作爲一種文學批評的狹隘性。因爲“解釋”既可以從文學的視角，亦可以從經學、史學的角度，這對我們正確理解評點的含義頗有啓發意義。但須説明的是，她此處的“解釋”借用了西方詮釋學的術語，其目的在於强調“評點”的閱讀進程性，突出其與“文學批評”之間的差異。她把評點的閱讀進程概括爲：
先掌握全篇主意，由内容旨趣照看形式佈局，然後從尋繹其經營結構如何體貼題目大概；既綜觀整體主意，復分析各個部分段落如何鋪陳、呼應，總綰成意思相承的本文整體。字裏行間，又揭示遣詞用字修辭之法，指引讀者尋味而深觀其體貼題目處。這樣，由綜觀整體而後進入部分，復綰合部分形成整體理解，如此分析離合的閱讀進程，透露著評點家對“詮釋學迴圜”具體而微的體認。
應該説，她對“評點”閱讀進程性的分析是非常深刻的。須指出的是，她的分析是基於一些典型的評點作品，實則相當一部分評點作品並不揭示這樣一種整體——部分——整體的“閱讀進程”，特别是一些集評之作，如淩稚隆的《史記評林》等。她在上述分析的基礎上，否定了評點是一種文學批評的提法，認爲“文學批評是已經閱讀和理解本文之後，品騭其優劣；評點則在本文之中進行閱讀，不離乎本文理解的意義進程。這是評點跟文學批評的不同。”也就是説，文學批評是閱讀“本文”之後的反觀，是對“本文”優劣的評價，而評點本質上則是“閱讀進程”的展示。
由上述可知，把“評點”視爲一種“文本解釋”，張素卿基本上是借用了西方詮釋學的方法。但是，如同我們上面所提到的，並非所有評點作品都展示閱讀的進程。而且，還有相當的作品也涉及對文本的評價，如孫鑛所評《春秋左傳》，就經常指出左氏文法的不足。因此，僅把“評點”視爲一種“文本解釋”，從而與文學批評對立起來，這種界定仍有其局限性。因此，我們更傾向于在本義層面運用“解釋”一詞，因爲“解釋”體現了批評者對本文的獨特理解，也就必然包含着對作品的評價。當然，這種評價可以是文學、經學或者史學的。因此，評點雖不等同于文學批評，但却包含着文學批評的方面。
還應指出的是，爲了突出“評點”的閱讀特性，張素卿特别强調了“評點”中“點”的決定作用。個人以爲，這也不符合我國“評點”的實際。她認爲：“評點在形式上以‘點’爲要，而‘評’次之；性質上，則以閱讀爲基本，而批評次之。運用標示符號或評論文字，伴隨本文予以分析離合，呈現閱讀的進程，這是評點的基本特質。”之所以要提升“點”的地位，乃因爲“‘點’具有須隨文標示的特性，而標示性的符號適合分析、提示，評騭優劣則不夠明確。那麼，‘點’特别能凸顯其閱讀的性質，正是評點有别于文學批評的重要特征。”也就是説“點”必須依附本文的特性，使它更能揭示“評點”的閱讀性質，而評論則有“評隲優劣”的作用，更接近于文學批評。既然要使“評點”和“文學批評”劃清界限，自然要突出能體現“評點”閱讀特性的方面。當然，她認爲“評點”具有以“點”兼“評”特質，亦有自己的理由。綜其所論，不出以下幾個方面：一，“點”具有不離本文的特點，有些評點文獻甚至只有“點”而没有“評”。二，評點自成一格的特色厥在運用圈點抹畫的標示符號，並與經典同刊共傳，隨文批註以展示其閱讀的進程。三，宋、元儒者標抹點畫，“辭不費而義明”，由此推之，文辭扼要簡約是“評點”之特點，早期的批點或評點，當以點畫爲主。四，黄宗羲曾圈點自己之《南雷文定》而無評，且謂圈點始于《正宗》、《軌範》，其作用在點出文章精神筋骨所在，以便讀者，非以爲優劣。由黄氏之論觀之，“點”的作用在“點出以便讀者”，指導讀者領會本文，不以“優劣”爲的。故“評點”雖兼“評”與“點”，實當以“點”爲要。但若細加分析，這幾點理由均有值得商榷之處。首先，謂有些評點文獻只有“點”而没有“評”，這是事實，但也有一些評點文獻只有“評”而没有“點”，如淩稚隆之《春秋左傳注評測義》，我們是否應據此説“評點”具有以“評”兼“點”的特質呢？其次，運用圈點抹畫隨文批註，與經典同刊共傳確是“評點”“自成一格之特色”，但“眉批”、“旁批”、“夾批”等批評形式亦隨文批註，與經典同刊共傳，又何嘗不是評點自成一格之特色呢？其三，宋元評點確實文辭簡約，但點畫同樣簡約，是否以“點”爲主，似尚可探討。即便其時“評點”以點畫爲主，那也只是評點形成期之特色，我們今天所討論之“評點”更多是指明清時期成熟期的批評形式，而其時圈點之地位絶不在批評之上。其四，至於黄氏所論，其本意未必以爲“評點”即圈點，或者以爲“評”、“點”中“點”居於統攝地位。即便其有此意，亦只是一家之言，不可據爲定論。而黄氏所論止於圈點，而不及“評”，自然是“非以爲優劣也”，不能據以説明“評點”這種批評的整體特色。綜上所述，“評點”作爲一種批評體式，應是“評”、“點”並重，既不是以“點”兼“評”，亦不是以“評”統“點”。
既然僅將評點視爲一種文學批評形式不能完全揭示評點内涵的豐富性，那麼，我們應怎樣確定評點的義界呢？在此，我們略舉數例，分析一下評點到底涉及哪些範圍，在此基礎上，對評點的義界重新加以探討。
明末評點風行，孫鑛、鍾惺等人且以之評經，招致了清代正統學者的不滿，四庫館臣就一再加以抨擊，因官方輿論的導向，一些學者在評點《左傳》時，有意與文學批評劃清界限。如魏禧所評，彭家屏參訂之《左傳經世鈔》，有圈點，有眉批、夾批及篇末總評，是典型的評點作品。而其書魏禧自序則云：
讀書所以明理也，明理所以適用也，故讀書不足經世，則雖外極博綜，内析秋毫，與未嘗讀書同。經世之務莫備于史，禧嘗以爲《尚書》，史之太祖，《左傳》史之太宗。……而古今禦天下之變備于《左傳》。明其理、達其變，讀秦漢以下之史，猶入宗廟之中，循其昭穆而别其子姓，瞭若指掌矣。嘗觀後世賢者當國家之任，執大事、決大疑、定大變，學術勳業爛然天壤。然尋其端緒，求其要領，則《左傳》已先具之。[16]
又謂所選“皆古今定變之大略”、“辭令之極致”。而彭家屏所訂凡例又言：“向來評《左傳》者，多不論事而論文。然論文者僅資學人之咀茹，何如論事者開拓萬古之心胸？是編專主論事，原取其有關於世務。舊抄本中，尚有一二涉于選《左》餘緒者，兹概從刪削。俾知經世之大猷，不得視爲古文之糟粕。”[17]由魏、彭二氏之言可知，魏禧所評已以經世資鑒爲目的，然尚偶有論及文法者，而彭家屏又盡刪其涉“選《左》餘緒者”，是其書端爲歷史之批評，而與文學無涉。
明人淩稚隆於《史記》、《漢書》皆有集評之作，而題曰“評林”，其于《左傳》亦有集評之作，體例與《史記》、《漢書》略同，却名之爲《春秋左傳注評測義》，其意蓋以《左傳》爲解釋《春秋》而作，欲由對《左傳》之“注”、“評”，“測”孔子《春秋》之微意。王世貞作序，謂稚隆是書“盡采諸家之合者而薈蕞之，發杜預之所不合者而針砭之，諸評騭左氏而媺者皆臚列之，左氏之所錯出而不易考者，或名或字或諡或封號，咸寘之編首，一開卷而明之。不惟左氏之精神血脈不至閼索，而吾夫子之意十亦得八九矣。”[18]認爲稚隆由對《左傳》之評，而得孔子之意，可謂深得稚隆本心。是則其書實爲經義之批評，而不以文學爲尚。
由以上所述可知，評點之内容，實兼及經學、史學、文學等諸多方面，僅視評點爲一種文學批評，實在是一種誤解。在此，我們結合時賢對於評點的幾種界定，取其是，而舍其不足，對於評點的義界重新規定如下：
評點是我國古代頗富民族特色的一種批評體式，本質上是對於本文的一種閱讀詮釋。它運用“評”、“點”與本文結合的方式展示批評者對於本文的獨特理解。此種批評有其内容與形式方面之雙重規定性。
就形式而言，此種批評須是“評”、“點”與本文結合，脱離本文之批評不是評點。其中“評”包括序跋、讀法、解題、眉批、旁批、夾批、尾批等形式；“點”則指圈、點、標、抹、截等標示符號。有“評”有“點”是此種批評的常見形態，但亦存在有“評”無“點”或有“點”無“評”的作品。具體評點作品對於“評”、“點”的各種形式，亦多取其一至數種而很少賅備。
就内容而言，此種批評有别于傳統之傳箋注疏。注疏特重訓詁，致力於詞義之訓釋、典故之抉發，當然也涉及句義解釋、義理探討，甚至文本主旨的概括。而評點則側重于文本脈絡結構之分析、人物之評價、史事之探討、經義之抉發、思想之探討。因此，徒具評點體式，而内容不符者，亦不能視爲評點作品。
對評點的義界重新加以限定後，我們就可以突破傳統評點研究的局限，擴大評點學的研究範圍，由單純的文學批評，擴大爲對本文的解釋，從而建立更合乎實際的評點體系。
（本部分曾以《“評點”釋義——以〈左傳〉爲中心的述論》爲題，在《古代文學理論研究》二十七輯發表）
二、《左傳》評點之研究現狀與《左傳》集評之意義
（一）《左傳》評點之研究現狀
《左傳》文采若雲月，高深似山海，于義爲經，于體爲史，于用爲文，在我國古代産生了廣泛而深遠的影響。就經學而言，爲《春秋》三傳之一，以事解經，乃解讀《春秋》所必不可少者。就史學而言，爲現存最早敘事詳盡之編年體史書，被劉知幾《史通》列爲六家之一，最受推崇；就文學而言，乃先秦古文之典範，舉凡唐宋八家、明清古文無不受其影響。評點者從“文”本身出發，對《左傳》進行解讀，其著作尚存者有近百種，除去複重，有研究價值者也有五六十種。近年來，《左傳》評點引起學界越來越多的關注，成果漸多，但仍有很大研究空間。
整體上看，對《左傳》評點的研究可以分專人專書研究與綜合研究兩類。專人專書方面，臺灣學者從事較早，蔡妙真有博士論文《〈左繡〉研究》（2000年）和專著《追尋與傳釋——〈左繡〉對〈左傳〉的接受》（2003），另有會議論文兩篇，即《〈左傳微〉裏的微詞妙旨》與《未許經典向黄昏——〈左傳微〉評點的時代特色》；劉文强有論文《〈左傳微〉論鄭莊公——及相關經學問題》（2002年）與《再論鄭莊公——補〈左傳微〉》（2006年）；陽平南有論文《魏禧〈左傳〉史論——以互見於〈左傳經世鈔〉及其文集者爲例》（2005年）、《魏禧〈左傳經世鈔〉初探》（2006年）與《魏禧〈左傳經世鈔〉的“決疑御變”論——舉石碏及子産爲例》（2010年）；黄肇基有專著《鑒奥與圓照：方苞、林紓的〈左傳〉評點》（2008年）。大陸的研究則集中於最近幾年，張根雲有論文《王源〈左傳評〉對清初古文敘事研究的貢獻》；程玉佳有碩士論文《金聖歎〈左傳〉評點研究》（2011）；張博有碩士論文《吴闓生〈左傳微〉評點藝術研究》（2013）；顧明佳有碩士論文《王源〈左傳評〉研究》（2013），並圍繞王源《左傳評》發表有學術論文5篇；劉朋娜有碩士論文《鍾評〈左傳〉研究》（2014）；張盼盼有碩士論文《孫鑛〈左傳〉評點研究》（2014）與論文《釋“陗”——孫鑛〈左傳〉評點關鍵字研究》（2014）；卓莉有碩士論文《林紓的〈左傳〉選評本及其古文理論研究》（2014）；楊增良有論文《王源〈左傳評〉的時代特色》（2014）與《李文淵〈左傳評〉對方苞評點的繼承與超越》（2014）。
綜合研究方面，李衛軍有博士論文《〈左傳〉評點研究》（2008），修改後於2014年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江偉波有碩士論文《康乾時期〈左傳〉文學評點研究》，楊增良有碩士論文《清代桐城派〈左傳〉評點研究》，莊丹有論文《〈四庫全書總目〉與清前期〈左傳〉文學評點》及《金聖歎與清前期〈左傳〉文學評點》等。
可以看出，除了幾家綜合研究，學者們關注的對象相對集中，而《左傳》評點中有價值者尚多，進行比較、綜合研究也還有很大空間，因此，很有必要對《左傳》評點文獻進行系統地整理。
（二）《左傳》集評之意義与價值
《左傳集評》在學術方面具有以下價值：
第一，爲《左傳》學的研究提供豐富的材料，拓寬了《左傳》學的研究範圍。目前的幾部《春秋》、《左傳》學史，很少運用《左傳》評點材料。其實評點者對於《左傳》經學、史學、文學等方面，都有獨到見解。就經學而言，姜炳璋《讀左補義》成書於乾隆37年，正值乾嘉漢學鼎盛之際。學界通常認爲當時學者多諱談義理，以避文字之禍。而此書卻以發揮大義爲主，不以訓詁考證爲尚，且對攘夷、復仇等説尤所究心。而其書進呈後，爲四庫館臣收入存目，姜氏並未因此得罪，這説明乾嘉時期之文字獄未必如後世渲染的那樣酷烈。一般認爲，清代《春秋》學重視義理研究始于嘉慶時期常州莊存與、劉逢禄等今文學派，但炳璋此書成於乾隆時期，可以改變傳統的錯誤認識。就文學角度講，方苞、姚鼐、方宗誠、吴闓生、林紓等的《左傳》評點，構成了桐城派文論的重要基石。馮李驊《左繡》、王源《左傳評》、劉繼莊《左傳快評》等，對傳統文章學的許多概念，如賓主、虛實、奇正等，都有闡發，具有較高理論價值。這些作品既然都以《左傳》爲研究對象，自然應納入《左傳》學的研究範疇。
第二，爲評點學研究提供豐富材料，有利於評點學體系的構建與完善。《左傳》兼具經、史、文之特質，而評點者對其品評也涵涉經學、史學、文學等不同層面，這使其具有很大的獨特性。以往多視評點爲一種文學批評，如前所述，這其實窄化了評點的内涵。通過《左傳》評點作品的匯集，可以把更多作品納入評點學研究範疇，有助於我們構建更符合實際的評點學體系。
第三，在應用價值方面，《左傳》重視禮、義、仁、智、信等美德，强調禮爲立身之幹，無禮者常有禍報，行禮者多有福應。評點者通過對《左傳》中人物是非成敗之評價，爲我們提供修身之鑒。對於祛除當下浮躁世風，培養具有完善道德之個體，具有重要作用。《左傳》善於描寫戰争，評點者對《左傳》中戰争之法多有論述，去粗存精，亦可爲當世之軍事理論提供有益參考。至如文法方面，評點者通過對《左傳》文法的分析，總結出了許多文學創作的普遍規律，對於不少文章學概念，如賓主、虛實、伏應、奇正等，都有精彩發揮，對於建設當代文學理論也有重要參考價值。
二、《左傳》評點發展史
真正意義上的《左傳》評點，始於南宋真德秀《文章正宗》中有關《左傳》的部分。但是，前此學者們對《左傳》多角度的研究，爲《左傳》評點的正式形成提供了有益的探索，所以把南宋以前作爲《左傳》評點的孕育期。從南宋至二十世紀初“評點”這種批評體式退出歷史舞臺，對《左傳》的評點綿延不絶，歷時七百餘年。我們把這段歷史大致分爲四個時期：明萬曆以前，是《左傳》評點的形成期；明萬曆至明末，爲《左傳》評點的發展期；明末至清乾隆時期，爲《左傳》評點的全盛期；清嘉慶至民國初年，可稱《左傳》評點的延續與餘輝期。
（一）南宋以前：《左傳》評點的孕育期
《左傳》可以從經、史、文三個不同的層面加以解讀，在今存之《左傳》評點作品中，雖以探討文法者居多，而從經、史角度加以審視者也不乏其人。因南宋以前，學者們對於《左傳》的研究，主要是從經學角度，揭示其書法，闡明其義理，其成果豐富，能爲評點者提供深厚之積累，不待多言。故此處所謂南宋以前之《左傳》評點因素，主要是指在文、史兩個方面的零星議論，以見從文、史角度對《左傳》進行評點者，也淵源有自。
從文之視角欣賞《左傳》者，較早有東漢《公羊》學者李育，《後漢書·儒林傳》謂李育嘗讀《左氏傳》，“雖樂文采，然謂不得聖人深意”云云。而晉之王接亦善《公羊》學，也否定《左傳》爲解釋《春秋》而作，但却比李育更進一步，指出了《左傳》文辭富麗的特點。其言曰：“左氏辭義贍富，自是一家書，不主爲經發。”[19]而荀崧則在肯定左氏傳《春秋》的基礎上，指出其文辭之特點：“其書善禮，多膏腴美辭，張本繼末以發明經意，信多奇偉，學者好之。”[20]而賀循則視《左傳》爲史，以形象之語言稱美左氏曰：“左氏之傳，史之極也。文采若雲月，高深若山海。”[21]而范寧《穀梁傳序》則從批評的角度，指出《左傳》文辭的特點，他説：“左氏豔而富，其失也誣。”范寧之説，影響深遠，嗣後之批評《左傳》者，似多從此一角度。如唐張九齡即謂“左氏以豔富稱誣”[22]，權德輿亦言左氏“終巫豔而多失”[23]，韓愈所謂“左氏浮誇”[24]，雖不必爲貶辭，其于左氏文采之體認亦與前人無異。而真正對左氏文法有較深刻的論述者，還首推劉知幾。劉氏主要從史學角度推崇《左傳》敘事，認爲其能尚簡、用晦、文約而事豐。《史通·模擬》篇云：“蓋左氏爲書，敘事之最。”其《敘事》篇謂左氏敘事多：“言近而旨遠，辭淺而義深。雖發語已殫，而含意未盡。使夫讀者望表而知裏，捫毛而辨骨，覩一事於句中，反三隅於字外。”而《雜説·上》于左氏文采之稱美，更是酣暢淋漓，爲後世豔羨左氏文采者反復引證，其語云：“左氏之敘事也，述行師則簿領盈視，哤聒沸騰；論備火則區分在目，修飾峻整；言勝捷則收穫都盡；記奔敗則披靡横前；申盟誓則慷慨有餘；稱譎詐則欺誣可見；談恩惠則煦如春日；紀嚴切則凛若秋霜；敘興邦則滋味無量；陳亡國則淒涼可憫；或腴辭潤簡牘；或美句入詠歌；跌宕而不群，縱横而自得，若斯才者，殆將工侔造化，思涉鬼神，著述罕聞，古今卓絶。”敘事而外，劉氏于左氏之記言亦極盡讚美之能事，其《申左》篇云：“尋左氏載諸大夫詞令，行人應答，其文典而美，其語博而奥，述遠古則委曲如存，徵近代則迴圜可覆。”可以看出，劉氏雖是從史學角度尊崇《左傳》，但其對左氏敘事、記言之分析相當精闢，其所論對後世以文論《左傳》者亦頗有啓發。
以《左傳》爲史，自漢代學者已多爲之，司馬遷作《史記》即多取法于《左傳》。而《公羊》等今文學者雖否認《左傳》的釋經地位，卻能以史學視之，如王接所謂“自是一家書”，高祐所謂“（左氏）屬辭比事，兩致並書，可謂存史意而非全史體”[25]，等等。而賀循則直以史書稱《左傳》，謂其“史之極也”。唐劉知幾則更將《左傳》提升到一家的地位。不過，這些對《左傳》評點並無太大意義，真正對《左傳》評點産生較大影響者，是針對《左傳》而發之史論。他們通過對《左傳》中人、事之評價，闡明義理，以起到針砭時弊的作用。後世從史學方面評《左傳》者，也多從此入手。此種史論，唐人已多有之，如韓愈《子産不毁鄉校頌》，借對子産不毁鄉校之讚頌，諷諫唐德宗要廣開言路，改革政治，普施教化。白居易《晉諡恭世子議》，對世人多謂晉世子申生乃殺身成仁，是以諡爲“恭”之説提出異見，以爲申生乃“失大義守小節”，頗不可取。柳宗元此類文章最多，如《晉文公問守原議》，借對晉文公問原守於寺人之事的批駁，警示當權者不應與宦官商議國之大事，顯示出作者對中唐宦官干預朝政之警覺；又如《愈膏肓疾賦》，借晉景公夢疾膏肓之事，諷喻統治者應及早救治國家之弊；又如《六逆論》，對石碏六逆之説，提出異見，提出疏可以“間”親，賤可以“妨”貴，主張統治者任用人才應不拘一格，舉賢任能；他如《守道論》、《辨侵伐論》等皆針對時事，有爲而發。此種風氣嗣後綿延不絶，如後蜀牛希濟即有《荀息論》和《石碏論》，而宋人勇於疑古、喜好翻案之習，使此風尤盛。如歐陽修有《荀息論》，蘇洵有《管仲論》，蘇軾有《宋襄公論》、《論鄭伯克段于鄢》、《論取郜大鼎于宋》、《論齊侯衛侯胥命于蒲》、《論鄭伯以璧假許田》等數篇，蘇轍有《五伯》、《管仲》、《知罃趙武》等數篇，司馬光有《管仲論》，張耒有《子産論》等。須指出的是，各家所論，取材往往不止于《左傳》，如論宋襄公者，即多取《公羊傳》“文王之戰亦不過此”之説而批駁之，論管仲者，亦多取《論語》中孔子之評語，但其基本事實則多依據《左傳》，而後世以史論《左傳》者也多雜取衆説，不限於《左傳》所記，與此種論説風氣頗爲相近。不過，以上各家所論，多偶一爲之，對《左傳》評點影響尚不太大，至南宋吕祖謙始備取《左傳》史事而論之，萃爲一書，對其後的《左傳》評點産生了深遠影響。
從以上所述可以看出，在南宋以前，學者們從經、史、文等各個角度，都對《左傳》給予了一定的關注，特别是對《左傳》文采的欣賞，對《左傳》中史事的評價，都爲後來的《左傳》評點奠定了基礎。
（二）南宋至明萬曆初年：《左傳》評點的形成期
我們把從真德秀《文章正宗》成書，到明萬曆初年這段時間作爲《左傳》評點的形成期，因爲就目前所見到的材料看，此期尚未出現針對《左傳》全書的評點，其中如吕祖謙《東萊博議》、《左氏傳説》、《左氏傳續説》，朱申《左傳句解》等書，雖對後來的《左傳》評點産生了較大影響，但體式尚不完備，還不能算嚴格意義上的評點文本。此期真正意義上的《左傳》評點，只有真德秀《文章正宗》、唐順之《文編》及歸有光《文章指南》等少數幾家古文選本中涉及《左傳》的部分。而且，除《文章正宗》及《文編》選文較多外，其他幾家選及《左傳》者，多者十數篇，少者僅一兩篇，對於近二十萬字之《左傳》來説，比例太不相稱。而各家對《左傳》的評點，無論是批評内容還是圈點符號都還較爲簡略，還有較大的開拓空間。不過，此期的《左傳》評點雖然數量較少，且多較簡略，但在内容以及形式方面，都爲《左傳》評點進一步的發展和繁榮奠定了基礎。
真德秀《文章正宗》是此期對《左傳》評點影響較大之作，是編選文始于《左傳》、《國語》，迄于唐末。在南宋，自吕祖謙評選《古文關鍵》後，陸續出現了幾部較有影響的古文選本。如樓昉《崇古文訣》、謝枋得《文章軌範》等。此數家所選皆以“論”爲主，蓋其書均爲指點諸生應舉之作，而當時科舉取士又以“論”爲主[26]，故其選文有此共同取向。而真德秀是編則不囿於科場程式，所選凡四體：辭令、議論、敘事、詩賦。真德秀之選是書，蓋以前此選本，如《昭明文選》、《唐文粹》之類，皆不得“源流之正”。其《文章正宗綱目》云：“正宗云者，以後世文辭之多變，欲學者得源流之正也。”又謂“所輯以明義理、切世用爲主，其體本乎古，其指近乎經者，然後取焉。否，則辭雖工亦不録。”是其選文本以義理爲主，不以能文爲工。因《左傳》本爲編年之史，以敘事、記言爲主，故各家以“論”爲主之選本皆不及《左傳》，而真德秀主于使學者知古文“源流之正”，故能溯及先秦，以《左傳》入選。真德秀此選，對《左傳》評點影響甚深，約而言之，有以下數端：
其一，前此之人雖多歆豔左氏之文章，然選文則罕有及左氏者。自真德秀是編以《左傳》入選，其後之評選古文者，始多以《左傳》居首。
其二，是編所選《左傳》各篇，都另擬題目，其後之評選《左傳》者亦多效之，且多有從其説者。
其三，真德秀是編，有圈點，有旁批，有夾批，有些篇目後還有總評，粗具評點之體式，爲後世《左傳》評點提供了有益借鑒。
其四，是編之評《左傳》，間録前儒之説，如賈逵、劉炫、二程、胡安國、朱熹、吕祖謙等，雖非集評之體，實已兆其端緒。
其五，真德秀于左氏之文法，頗有揭示。雖僅於旁批點明其章法、句法等，較爲簡略，然實已開以文法批點《左傳》之風。
其六，真德秀對《左傳》中史事之評價，亦能獨出己見。如《石碏諫寵州吁》篇，其尾批謂：“明年州吁弑桓公完，石碏卒能殺州吁，以復君之仇，又並其子殺之，故君子曰：‘石碏，純臣也。惡州吁而厚與焉，大義滅親，其是之謂乎？’方莊公之寵州吁也，碏能諫之；及州吁之篡桓公也，碏又能誅之，可謂社稷之臣矣。”又如《臧僖伯諫觀魚》篇，其尾批云：“僖伯所陳，皆先王之典法，人君之一遊一豫，其可輕也哉？後世本紀書曰某日畋於某所、某日獵於某地者，其得罪于先王甚矣。”又如《臧哀伯諫納郜鼎》篇，其尾批謂：“愚謂桓公本以弑立，故不復知宋君弑立之惡也。臧哀伯之言，始若平緩，至滅德立違以後，乃始句句激切，論事體當如是。”書中如此類評論，多爲後世評《左傳》者所引用，産生了較大的影響。
應該説，真德秀對《左傳》的評點還比較簡略，其所選各篇有的甚至無一字之評，不過，其書已具備評點的基本體式，在内容和形式方面都作了有益的嘗試，爲其後《左傳》評點的發展提供了有益的借鑒，在《左傳》評點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
朱申的《春秋左傳詳節句解》對於《左傳》評點也有比較重要的意義，此書凡三十五卷，所取多爲《左傳》中首尾完具能獨立成篇者。全書不録《春秋》經文，以注釋爲主，文中及篇末有少量按語，頗類評點之夾批與尾批。是編對《左傳》評點的影響有以下幾個方面：
其一，此書爲較早而有影響的《左傳》節本，一些《左傳》評本，特别是書坊主託名的評本，頗有以此書（或其節選）爲底本者，如題爲孫鑛批點之《春秋左傳狐白句解》、《春秋左傳詳節句解》，題爲韓菼所訂之《評點春秋綱目左傳句解匯雋》等，而姜希轍《左傳統箋》也是據朱申此書增廣而成，凡此皆可見其影響。
其二，是編所選，以文爲主，是以所取各篇多首尾完整。王鏊《序》謂“近世學者莫不爲文，而未知爲文之法”，故刻是書以示之。又言：“爲文之法盡在是矣。若夫究聖人筆削之旨，以寓一王之法，自當求其全以進於經。”謂學文之法，此書已具，若欲求微言大義，則須觀《左傳》全書並進而上探《春秋》。然則是書之宗旨，實欲爲學者選一學文之範本，而後世之批點《左傳》者，亦多揭示其文法以啓牖初學，與是書之旨意相合。
其三，朱申於各篇之後間有按語，實已具評點之因素，且多爲其後之評點者引用。其按語内容也較豐富，有考證，如隱公四年，石碏語中提及“陳桓公”，朱申云：“此時陳桓公尚存，未有諡號，石碏不應稱爲陳桓公，此左氏之誤也。”又有評論，如隱公三年，宋穆公傳位於殤公，朱申云：“宣公遜國于弟而使之逐其子，穆公遜國于侄而使之殺其身，然則何百禄是荷之有乎？《公羊傳》曰：‘君子大居正，宋之禍，宣公爲之也。’斯言當矣。”又間引前人之語，如桓公二年，臧哀伯諫納郜鼎，其篇末即云：“東萊曰：‘桓公親爲弑逆而不懼，豈懼取亂人之一鼎乎？羽父爲桓公畫弑逆之謀，哀伯爲桓公畫守成之策，正名定罪，不當置哀伯于羽父之下。’”
其四，《左傳》爲編年之體，是以一事往往散見於數年，若移於一處，則有割裂原文之嫌，若徑取其一節，則讀者又難識其本末，是編則於注釋中略述事件之前因後果，使初學者易識，此法也爲後之評選《左傳》者所慣用。
其五，是編凡例雖言他人《左傳》選本，多“妄有刊削，識者痛之，今並載其全文，以見左氏刪潤之工。”然考其所選，爲使文章首尾貫穿，刪改之跡亦往往而有。如隱公四年，“公問于衆仲曰”句前，本有“衛州吁立，將修先君之怨于鄭……圍其東門，五日而還”數語，而是編則改爲“衛州吁弑桓公而立”。隱十一年，“反譖公於桓公而請弑之”句後，有“公之爲公子也……，不書葬，不成喪也”數語，而是編則易爲“使賊弑公於蔿氏”。若此之類，書中在在多有，此種以己意任改原文之風氣，對後世之評點《左傳》者也有較大影響，雖然其消極因素更多一些。
另可提及的有唐順之《文編》中對《左傳》的批點，因爲他是此期真正從文法角度批點《左傳》者。是編選文取法《文章正宗》，亦分體編排，但其分類更細，評點旨趣也與真德秀不同。真德秀雖也點明章法、脈絡，但實以理學爲宗；而是編則以古文爲尚。觀其自序“不能無文，即不能無法。是編者，文之工匠，而法之至也”，而其旨意可知。是書之評點仍極簡潔，然因唐順之深於古文，故所批動中窽要。其平日嘗謂：“漢以前之文未嘗無法，而未嘗有法，法寓於無法之中，故其爲法也密而不可窺。唐與宋之文不能無法，而能毫釐不失乎法，以有法爲法，故其爲法也嚴而不可犯。”四庫館臣謂其妙解文理。又謂是編“標舉脈絡，批導窽會，使後人得以窺見開闔順逆、經緯錯綜之妙。而神明變化，以蘄至於古，學秦漢者，當于唐宋求門徑，學唐宋者，固當以此編爲門徑矣。”[27]所評亦稱中肯。故唐順之是編雖不主于《左傳》，但其純以文法評點《左傳》，亦開《左傳》評點中重文法一派風氣之先。
由上述可知，在南宋，《左傳》評點已取得一定的成果，至少真德秀《文章正宗》中對《左傳》的批點已比較成熟，但是，從那以後，直到明萬曆初年，三百四十多年間，《左傳》評點無論在内容還是形式方面，都没有什麼進展。那麽，爲什麼《左傳》評點會在南宋出現，而此後相當長一段時間又没有什麽發展呢？這與評點這種批評方式的成熟、科舉等外部因緣的變化、《左傳》自身的文體性質等均有一定關係。
評點這種批評體式的起源甚早，傳統的經注、史評、詩文選注、詩話等都可視爲評點的遠源，但評點的真正形成是在南宋，而且主要見於古文選本。爲什麼評點出現於南宋，並且主要見於古文而不是詩歌或其他？當今學者已經作了有益的探討。吴承學認爲評點始於南宋，與宋代文學批評的發達、宋人讀書認真的風氣及宋代書籍的普及有關，而科舉的現實需要也起到了重要作用。而祝尚書則認爲“始於北宋的科舉策論、經義的程式化，是南宋評點興起的歷史契機，而詩賦程式、江西詩派詩文論則是評點家的參照模式和評論方法。”張伯偉在强調“章句”、“論文”及“評唱”對評點的借鑒作用的同時，也突出了科舉對於評點在南宋興起的意義。也就是説，傳統批評方式的積累、宋代獨特的文化氛圍以及王安石科舉改制後的現實需要，共同促成了評點的形成。下面我們主要從科舉角度，探討一下爲何評點始於古文，以及這對於《左傳》評點的影響。
自唐以後，經由科舉入仕成爲士人的主要出路，所以科舉文體的變更往往會對特定的文學及批評樣式産生較大影響。嚴羽論唐詩何以勝於宋，謂：“唐以詩取士，故多專門之學，我朝之詩所以不及也。”[28]顧炎武論唐賦及明之經義，則曰：“文章無定格，立一格而後爲文，其文不足言矣。唐之取士以賦，而賦末流最爲冗濫；宋之取士以論策，而論策之弊亦複如之；本朝取士以經義，而經義之不成文又有甚於前代者。皆以程文格式爲之，故日趨而下。”[29]一則謂詩因科舉而興，一則謂賦、策論及經義因科舉而卑下，其是非姑置不論，而科舉對於文體的影響則較然可見。唐代以詩賦取士，宋初因之，王安石爲相後，于熙寧四年始變科舉法，罷詩賦，以經義、論策取士。其後雖幾經反復，但終宋之世，在進士科的考試中，詩賦的地位下降，經義、策論的地位上升則是大趨勢。宋人吴琮云：“省闈多在後兩場取人。諺云三平不如一冠，若三場皆平平，未必得。若論、策得一冠場，萬無一失。”[30]四庫館臣據宋禮部貢舉條式，謂“當時每試必有一論，較諸他文，應用之處爲多。”[31]即此可知經義、策論在宋代科舉中之地位。唐代取士特重進士科，故詩格、賦格類指導詩賦寫作的書風靡一時。[32]宋人取士也重進士科，[33]所以指導士子如何寫好經義、策論的參考書的出現也就勢所必然了。
王安石廢除明經及詩賦科，而以經義、策論取士，意在選拔出通達經義、明曉世務的人材，但在實際上，士人於所謂經義並不能任意發揮，其所定《三經新義》即考試之準則，即使南宋廢除《三經新義》以後，士人所能發揮的餘地也不大。在大義一定的情況下，士子能否得中，更多的還要看文章的作法。而考官爲了考試時能更方便閱卷，也對經論的體式作了種種限制，所以士子必須熟習經論的作法才有可能得中。而在初以經義、策論取士時，其體式尚未一定，可視爲古文之一體。[34]四庫館臣即謂：“其始尚不拘成格，如蘇軾《刑賞忠厚之至論》，自出機杼，未賞屑屑于頭項、心腹、腰尾之式。南渡以後，講求漸密，程式漸嚴，試官執定格以待人，人亦循其定格以求合，於是雙關、三扇之説興，而場屋之作遂别有軌度，雖有縱横奇緯之才，亦不得而越。”[35]可以説，經義文與古文最初並無嚴格的區别，即便經論程式化以後，古文中的優秀論體文未嘗不可在作法上提供有益的借鑒，因此將古文家優秀的論體文匯爲一集，標舉其篇法作意，以指導初學習作的古文評選本便應運而生了。
對今存的幾家宋代古文選本略加考察，便可看出其與科舉的聯繫。吕祖謙所選《古文關鍵》是現存最早的評點與選文合一的文本，其卷首有“總論看文字法”、“論作文法”、“論文字病”等項，于各篇範文則標舉其命意、佈局，示初學者以作文門徑。陳振孫謂其“標抹注釋，以教初學”，所謂“以教初學”，實際上就是爲了應對科舉。樓昉受業于吕祖謙，故其所編《崇古文訣》亦受吕祖謙影響。劉克莊謂其書於所選之文，“逐章逐句，原其意脈，發其秘藏”，又謂樓昉“以古文倡莆東，經指授成進士名者甚衆”[36]，也可見其書與科舉的關係。而謝枋得所選《文章軌範》因應科場的用意更爲明顯，王守仁《文章軌範序》謂：“宋謝枋得氏取古文之有資於場屋者，自漢迄宋，凡六十有九篇，標揭其篇章句字之法，名之曰《文章軌範》，蓋古文之奥不止於是，是獨爲舉業設耳。”是編在編排上也頗費心思，既不以文體爲别，也不以作家先後爲序，而是從士子學習場屋程文的進度來安排。全書以“王侯將相寧有種乎”分標七卷，每集下之總論也能充分見出其書與科舉的關係。如“王”字集下謂：“辯難攻擊之文，雖厲聲色，雖露鋒芒，然氣力雄健，光焰長遠，讀之令人意强而神爽。初學熟此，必雄于文。千萬人場屋中，有司亦當刮目。”又如“將”字集下，謂：“議論精明而斷制，文勢圓活而婉曲，有抑揚，有頓挫，有擒縱。場屋程文論，當用此樣文法。”而“相”字集謂：“學者熟之，作經義，作策，必擅大名於天下。”“有”字集謂：“論、策結尾用此法度，主司亦必以異人待之”。可見南宋各家所選古文，都重在文法的揭示，其所評雖是古文，其指向卻是當時的科舉文體，意在用場屋時文的程式和方法去反觀古文名家的代表作，並從古文中找出有益於時文的創作方法。
可以看出，由於宋代科舉考試科目的變革，産生了以揭示文法爲主的古文評點。而《左傳》乃先秦古文的典範，並爲唐宋古文大家如韓愈、柳宗元等所取法，以我國尊經復古的傳統，評點及于《左傳》應是遲早之事。但是，《左傳》評點能出現於南宋又有一定的偶然因素，因爲進士科所試經義與策論都是論體，所以各家選本也多取論體文。而《左傳》卻是編年紀事之史，以敘事爲主，對當時科舉文體的借鑒意義不大，所以吕祖謙雖評選了《古文關鍵》，其論《左傳》，也偶爾及于文法，但整體上未用評點的方法。而南宋的各家古文評本，除真德秀《文章正宗》外，也基本未選《左傳》。[37]而真德秀雖借鑒了古文評點的方法，其目的卻不是直接爲現實的科舉服務，而是有感於在他之前的選本，如《昭明文選》、《唐文粹》等，皆不得源流之正，故其“所輯以明義理、切世用爲主，其體本乎古，其指近乎經者，然後取焉；否，則辭雖工亦不録”。其以“正宗”爲名者，乃“以後世文辭之多變，欲學者得源流之正也。”正因其目的在使“學者得源流之正”，故所選“本乎古”、“近乎經”，而又不拘於論體，分辭令、議論、敘事、詩賦四類，這也使他能將《左傳》納入視野。真德秀以理學家的身份評選古文，我們覺得在某種程度上也有對本朝幾家選本不滿的成分，雖然他並未明言。如前所述，吕祖謙、樓昉的評本都以標舉篇法作意爲主，而純粹的理學家多反對刻意爲文，如朱熹就批評吕祖謙論文“亦頗傷巧”[38]，真德秀對朱熹極爲推崇，尊其爲“百代宗師”，在論文上也會受到朱熹影響，所以他選《文章正宗》以義理爲尚，不以能文爲工，持論極嚴。四庫館臣謂其書：“四五百年以來，自講學家以外，未有尊而用之者，豈非不近人情之事，終不能强行於天下歟？”正可見出其選文特點。可以説，《文章正宗》在南宋古文選本中是一個例外，因尊經復古，不津津於指導場屋時文的寫作，所以能多選《左傳》之文，其他各家選本則因爲現實科舉服務，所以選文多不及《左傳》。
從以上所述可以明白，爲什麼南宋已有體式比較完備的《左傳》評點，卻又未能充分發展，這都與當時科舉的特定需要有關：一方面，科舉的現實需要促成了以古文爲對象的評點批評的成熟，而《左傳》本身是優秀的古文，所以對其施以評點也就成爲可能，而真德秀《古文正宗》在實際上完成了這一工作，雖然他可能出於反對經義、策論程式化的目的；另一方面，因《左傳》以敘事爲主的特點，使其文法不能直接爲當時的論體文提供借鑒，所以對《左傳》的評點没有較大的市場，因而也不能得到多數人的回應。也就是説，科舉需要既誘發了《左傳》評點的産生，又限制了其充分的發展。當然，限制《左傳》評點發展的並不止於科舉，當時學者對《左傳》的看法可能也是重要因素，因《左傳》爲《春秋》三傳之一，屬於經的範圍，雖然王安石考經義廢除了《春秋》，也有許多學者懷疑《左傳》是否爲解釋《春秋》而作，但在整體上《左傳》的經學地位並未改變。而在南宋，評點主要是側重于文法方面，真正要完全從文的角度解剖經部著作，可能還需要觀念的轉變。
《左傳》評點在元代及明萬曆以前也未有太大發展，這與科舉也有較大關係。在南宋，評點的對象主要是古文和科舉中式之文，後者如魏天應編、林子長注之《論學繩尺》，即取南宋科場論文一百五十六篇而評點之。但從南宋末年以至元代，評點的对象逐漸轉向詩歌，古文評點極少，如由宋入元的劉辰翁、方回等，都有詩歌評點著作行世。當時人即已指出文廢詩興的原因，在於元滅宋以後廢除科舉，使士人無所用其才氣。元歐陽玄謂：“宋末須溪劉會孟出於廬陵，適科目廢，士子專意學詩，會孟點校諸家甚精，而自作多奇崛，衆翕然宗之，於是詩又一變矣。”[39]陸文圭也説：“科場廢三十年，程文閣不用，後生秀才氣無所發洩，溢而爲詩。”[40]評點轉向詩歌還可見于宋末元初的詩社活動，如宋末元初的月泉吟社，其活動幾乎完全仿效科舉，先擬定題目，分于同社中人，使其按期交卷，然後謄副糊名，聘請名士作考官以定其名次，並按期揭曉，發放賞品。而將其優勝者之詩及考官評語匯爲一書，即成評點。如《月泉吟社詩》即元世祖至元丙戌（一二八六年）至丁亥（一二八七年）年間一次活動的結集，此集取中榜前六十人之詩七十四首，考官給第一名羅公福之評語謂：“衆傑作中求其粹然無疵，極整齊而不窘邊幅者，此爲冠。”[41]而羅公福《回送詩賞劄》則以門生自居，謂：“撫景興思，慨唐科之不復以詩爲試，覬同雅之可追，竊知扶植之盛心，正欲主維乎公是。”此種效仿科舉的詩社活動，在宋元之際頗爲盛行，如越中詩社的活動也與月泉吟社相似。[42]雖然元仁宗延佑年間曾重開科舉，但此種結社活動似延續到了明初，如李東陽《麓堂詩話》即謂：“元季國初，東南人士重詩社，每一有力者爲主，聘詩人爲考官，隔歲封題于諸郡之能詩者，期以明春集卷。私試開榜次名，仍刻其優者，略如科舉之法。”這些效仿科舉的詩社活動，反映出士人在失去科舉進身之階後的無奈，與此相應的評點活動，其重心也由文轉向了詩。
元仁宗延佑二年（一三一五年）重開科舉，其科目略仿宋代，以經義及時務策爲主，但經義主要從《四書》中出題，且以朱熹《四書集注》爲依歸，取士則特重經義，明代科舉就基本上延續了元代制度，只不過在體式、作法等方面作了更嚴格的規定。既然重以經義、策論取士，那麼針對古文或科舉時文的評點似乎也應再次興起，但實際上在元代基本没有什麼新的古文評本，這是什麼原因呢？我們認爲大致有以下幾方面：首先，元代科舉取士時間較短，只有三十八年，尚不足以産生廣泛影響；其次，每科取士較少，且對漢人有所歧視；其三，經由科舉入仕者，並不太爲元廷所重視。由於以上原因，所以古文評點在元代基本没有什麼發展，更不用説以敘事爲主之《左傳》了。
明太祖朱元璋開國以後，曾於洪武三年（一三七零年）開科取士，初場試《四書》疑問，本經義及《四書》義各一道，次年正月，又“令各行省連試三年”[43]，但因選拔出的人才不合朱元璋的理想，所以自洪武六年暫停科舉，直到洪武十五年才下詔重開科舉，其後明之取士多分三場，其中又特重頭場，[44]頭場所考即朱元璋和劉伯温所創制的明代制義，也即我們常説的八股文。其“文略仿宋經義”[45]，但又有較大不同，其文題基本出於《四書》，其大義主要依據朱熹《四書集注》，並且要“代古人語氣爲之”[46]。明之取士雖有保薦與科舉等不同途徑，但進士出身最爲人所重。朱元璋曾規定：“中外文臣皆由科舉而進，非科舉者，毋得與官”[47]，其後，甚至形成選官以科目爲盛，卿相皆由此出的局面。[48]由於明代取士特重科舉出身，而科舉又“專注頭場”，所以士子能否寫好八股文直接關乎其前途，因此，指點士子如何寫好八股文的著作也就有了廣闊的市場。由於八股文與宋經義相類，萬曆以前用以指導八股文寫作的主要有兩種：一是重刻宋代一些評點本，如《古文關鍵》、《文章軌範》、《論學繩尺》等，而《論學繩尺》因所選之文與八股文更爲相近，所以流傳更廣。明黄佐謂：“國朝以文取士，大概以辭達爲本。天順間，晩宋文字盛行于時，如《論學繩尺》之類，士子翕然宗之，文遂一變。”[49]二是本朝科舉中式的八股文的批點，特别是考官和一些名家的批點尤爲流行。也就是説，在萬曆以前，八股文作爲一種新興文體，尚有其發展空間，而用以指導其寫作的，主要是相近的一些文體，所以在這段時期内没有太多新的古文選本問世，相應的《左傳》評點也没有什麼進展，而《左傳》評點的快速發展則要到萬曆以後了。
（三）萬曆至明末：《左傳》評點的發展期
明萬曆以後，《左傳》評點得到了迅速發展。如上所述，《文章正宗》中所選《左傳》已具評點的基本體式，但從其問世到明萬曆初年，三百四十餘年中，《左傳》評點作品僅有幾部，而且並不比真德秀的批點有更大發展。而從萬曆至明末，七十餘年間，《左傳》評點作品即有三十餘種，並且出現了針對《左傳》全書的評點，評點内容也更爲豐富，圈點符號的運用也更繁複。可以説，此一時期的《左傳》評點無論形式還是内容都已臻於成熟。並且出現了一些較有影響的評點作品，爲《左傳》評點的全面繁榮奠定了基礎。概而言之，此期的《左傳》評點有如下特點。
首先，依託於古文選本的《左傳》評點繼續發展。《左傳》評點從一出現即與古文選本結下了不解之緣，此期選録《左傳》的古文選本有九種，約占此期《左傳》評點總數的三分之一。[50]此期之選本與前期相比，有較大不同，真德秀、唐順之等的選本皆分體編選，而此期的選本基本是以時代先後爲序，且大多以《左傳》居首，有將《左傳》視爲古文正宗之意。而且此期選本的範圍與篇目都有趨於一致的取向，爲其後《古文觀止》等影響深遠的古文選本的出現奠定了基礎。
從内容上看，此期古文選本中的《左傳》評點，較前期更爲豐富充實：有重史事評價者，有重文法分析者，有史評與文法兼顧者。重史事評價者，如劉佑《文章正論》，自謂取法真德秀《文章正宗》及崔銑《文苑春秋》，所批多關涉世教，期爲世道人心之助。又喜比附後世史事，希望讀者能覽而知戒。如《臧僖伯諫觀魚》篇，即比附宋朝君臣，謂：“觀魚細事也，僖伯箴之以不軌不物。宋之君天下者，大率賞花釣魚，侈爲聖美，濫賦詩篇，即英賢滿朝，未聞一言及此。噫，軌物之廢也久矣。”其書之評多爲此類，而較少涉及文法。重文法分析者，如題爲鍾惺所評之《周文歸》，其書被四庫館臣譏爲“以時文之法評點之”，則其旨趣可知。其書實近集評之體，然所采各家之説皆以論文法爲主，如仲光評《臧哀伯諫納郜鼎》，謂：“篇法詳整流動，古今人鐵板論式，毋得以熟故略過。”其文、事並重者，如張鼐之《古文正宗》，其旁批、眉批多揭示文章脈絡，尾批多總論事義，後來的《左傳》評點即多用此法。
從形式上看，此期選本中的《左傳》評點也遠較上期完備。就批語而言，真德秀等人以旁批爲主，間有尾批，且極爲簡略。而此期之批評，卷首多有凡例，正文中則眉批、旁批、尾批等各種形式都已出現，有些選本甚至眉批、旁批、尾批兼備，如張鼐《古文正宗》、鍾惺《周文歸》等即是。就圈點來説，此期也遠較前期繁複。據徐師曾《文體明辨·序説》所載，真德秀之圈點計有四種，即“點”：句讀小點（語絶爲句，句心爲逗），菁華小點（謂其言之藻麗者，字之新奇者），字眼圈點（謂以一二字爲綱領）。“抹”：主意，要語。“撇”：轉换。“截”：節段。而唐順之僅有圈、點施于眼目關鍵，極爲簡略。而此期之圈點，如張鼐《古文正宗》即有密圈（。。。），密點（、、、），空心點，重圈（◎）、外圈内點（☉）等多種，而徐宗夔《古今曠世文淵評林》的圈點符號則有十多種。
其次，《左傳》專書評點于此期大量出現。前此吕祖謙、朱申等人的著作，雖已具評點因素，且對後世《左傳》評點影響深遠，但還不能算嚴格意義上的評點作品。而此一時期比較成熟的《左傳》評點作品大量出現，計有二十餘種。此一時期《左傳》專書評點有以下特點：
從内容上講，此期的《左傳》評點于經、史、文都有涉及。側重從文法批點的，較早而有影響的評本應是汪道昆《春秋左傳節文》，其所選各篇以經統傳，不另立題目，其無經者則上標“别傳”以别之。此書效仿真德秀，將所選各篇分爲敘事、議論、辭令三體，分標各篇之首；又取法于畫史，將各篇區分爲神品、能品、真品、具品，以爲等差；於各篇又自出心裁，標舉其章法、句法、字法。汪道昆此書所批止于文法，且較爲簡潔，體現出早期評點的特色。而其三體、四品及章法、句法諸説，對其後的《左傳》評點影響頗大，許多評點者都喜引用其説。他如郝敬《批點左氏新語》、孫鑛《春秋左傳》等都側重文法的批點。側重史事評論者，如韓范所評《春秋左傳》，韓范生當明末内憂外患交作之際，其評是書乃有爲而作。其自序謂：“左氏者，談兵之書，定亂之書也。況今日之事，慘痛已極，原其所繇，皆起于諸君子諱言兵戰。”故是書之評，欲“以計爲戰”，“多語事而寡言文”。他如穆文熙《左傳鴻裁》、湯賓尹《左傳狐白》等也都以論史爲主。側重經義探討的有淩稚隆《春秋左傳注評測義》、王錫爵《春秋左傳釋義評苑》等。
從形式上講，此期的《左傳》專書評點也已趨於成熟，大多評、點兼備。讀法、眉批、旁批、尾批、夾批等各種批評形式被廣泛採用，圈點符號也較爲豐富。在形式上較有特色的是集評類著作的出現，此類著作彙集衆説於一書，使讀者可以參觀並取而無翻檢之勞，甚爲方便，故頗爲流行。但此種批評之具體形式又不一律，有僅博采衆説而不作區分者，如題爲張鼐之《左傳文苑》，基本上没有張鼐本人的議論。有薈萃諸家而斷以己意者，如淩稚隆《春秋左傳注評測義》。又有以己説與諸家並列者，如穆文熙之《左傳鈔評》等。
其三，《左傳》評點的科舉導向明顯增强，書坊主開始介入《左傳》評點，評點中的託名現象也因之較多。吕祖謙的《東萊博議》已是爲諸生習文而作，但他不過借《左傳》史事發爲議論，仍是以自己之著作爲諸生範本。而此時期的《左傳》評點，則通過對《左傳》的批點，把《左傳》本身作爲取法的對象。如吴默之《左傳》評點，書名即作《新刻吴無障先生評注利用舉業芳潤左傳》，其取便科舉之意甚明。科舉需要産生了廣闊的市場，而書坊主也從中看到了巨大的商機，從而開始介入《左傳》評點。這一方面促進了《左傳》評點的繁榮，但另一方面也造成了大量粗製濫造作品的出現。書坊主大多雜采一些有關《左傳》的評論，匯爲一書，然後假託某名人之評點以求易售，同時之人已有深譏其失者。如張鼐即謂：“近坊刻《左傳評林》、《左國奇觀》等書，或藉爲湯選，或藉爲梅輯，中多混淆舛錯，有難盡信。如《吴敗夫差於夫椒》，哀公元年傳也，《吴將伐齊》，哀公十一年傳也，而並次於定公十一年；又如《周鄭交質》，傳有評云‘周天子鄭諸侯也’云云，此吕東萊議史的評也，而改爲楊維楨；又如《士蔿築城》篇評云：‘啓獻公殘忍之心者，士蔿也，教獻公離間之術者，亦士蔿也。’此亦吕金華語也，而改爲林伯子，兹如此類，不可枚舉。篇次既倒，評題又混，至於亥豕魯魚，又連帙而是，得無徒供識者一哄堂乎？”此期的《左傳》評點，如王世貞《左傳文髓》、湯賓尹《左傳狐白》、張鼐《左傳文苑》等，或都是書坊主託名之作。
其四，此期評點仍多局部之闡發，少全文之綜括；多感悟式之品評，少細緻之分析。清代評點《左傳》者，如馮李驊等，大多先統觀全文主旨，然後分段分節細評，層次井然。而此期評點多著眼於局部，如汪道昆《左傳節文》，其評不過點明何處爲章法、句法、字法，某文爲神品、妙品之類，至於全文整體有何特色，各部分如何銜接，則較少涉及。孫鑛、鍾惺等人品評雖較爲細緻，但仍未能在通觀整體的基礎上深入局部。此期評點又多感悟式品評，能指出文章妙處，但多言其然而不言其所以然。如孫鑛所評，雖多論文法，然大多言其“敘法絶高妙”[51]，“繁簡得中，錯落有態，尤爲妙構”[52]，“造語工而指利害透”[53]等等，至於如何繁簡、如何錯落、如何造語、如何指利害，則略不之及。其論文風亦多如此，或謂“詞調絶工，鏗然有金石音”，或謂“簡陗”，或謂“錯而煉，色絶濃，味絶腴”等，至於如何“有金石音”，如何“簡陗”，如何色濃、味腴，則較少措意。其他評點者如鍾惺等，也多爲此類。
其五，存在有刪改《左傳》原文的現象。因《左傳》本爲編年體，一事往往散見於數年，前後不相統貫，故朱申節選《左傳》時已多有刪改，以使各篇首尾完整。此期評點因更多從文法角度審視《左傳》，爲尋求文勢暢達，也有不同程度刪改原文的現象。以郝敬《批點左氏新語》爲例，隱公元年，鄭伯克段于鄢，開篇云：“初，鄭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共叔段。莊公寤生，驚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惡之。愛共叔段，欲立之，亟請于武公，公弗許。及莊公即位，爲之請制。公曰：‘制，巖邑也。虢叔死焉，他邑唯命。’請京，使居之。”此段交待鄭莊公兄弟相争之緣由，于後文關係甚大。而郝敬則改爲：“初，鄭武姜生莊公及共叔段，欲立之，武公弗許。莊公即位，爲之請制，公曰：‘制巖邑也，他邑唯命。’請京，使居之。”刪改之後，文脈雖仍然一貫，但文章之前後因果及前後照應則已全失，故實不足爲訓。
由上述可知，此一時期的《左傳》評點在内容與形式方面皆已趨於成熟，作品數量也遠較前期爲多。不過，此期衆多《左傳》評本中，有相當一部分出於書坊主僞託，又有一部分集評作品，真正能獨出手眼，具有自己批評特色的，只有孫鑛、鍾惺等數家而已。即使此數家的評點，相對而言，仍較簡略，且多印象式的批評，真正能從文法上對《左傳》作細緻之分析，具有較高理論價值的作品還要到清初才能出現。
明代科舉制度並未發生變化，爲什麼在萬曆以後《左傳》評點取得了迅速發展呢？蓋一種文體若行世既久，逐漸程式化以後，便會産生種種弊端，從而招致有識之士的批評。如宋之經義於南宋後期逐漸程式化，元倪士毅謂：“按宋初因唐制，取士試詩賦。至神宗朝，王安石爲相，熙寧四年辛亥議更科舉法，罷詩賦，以經義、論策試士，各占治《詩》、《書》、《易》、《周禮》、《禮記》一經，此經義之始也。宋之盛時，如張公才叔《自靖義》，正今日作經義者所當以爲標準。至宋季則其篇甚長，有定格律。首有破題，破題之下有接題，有小講，有繳結，以上謂之冒子。然後入官題，官題之下有原題，有大講，有餘意，有原經，有結尾。篇篇按此順序，其文多拘於捉對，大抵冗長繁複可厭。”[54]明之制義取法于宋元經義，而體式更爲嚴格，施行一段時間後，其弊端便逐漸顯露。如其題目主要出於《四書》，而《四書》可出之題有限，所以往往出現擬題與剿襲的現象。此種現象造成的最爲嚴重的後果是士人爲博得一第，便束書不觀，唯讀官、私所刻各種程文墨卷。如李贄曾説：“吾熟讀爛時文百餘首，進場做一日謄録生，便高中矣。”[55]明陸深亦言：“今日舉子，不必有融會貫通之功，不必有探討講求之力，但誦坊肆所刻軟熟腐爛數千餘言，習爲依稀仿佛、浮靡對偶之語，自足以應有司之選矣。”[56]而明人所以被譏爲空疏不學，以八股取士未嘗不是一大病因。相應的，八股文要求代古人語氣，本是要以儒家正統思想涵養人心，士子既徒事記誦，不知學問，也就不知何謂儒家之道，統治者以儒家道德整合人心的初衷也就難以實現。[57]另外，八股文日益嚴密的體式也限制了内容的表達，清魏禧云：“八股之法，病在於排比有定式。夫一題之義理，有博衍數十端然後足以盡者，有舉其一端扼要而無遺者。今必勒爲排比，則是多端者不可盡而得，其一説而畢者，必將强爲一説以對之，其對之又必摹其出比之語，斤斤然句櫛比字而不敢或亂。以之而譯聖經賢傳，其陋可知矣。”[58]正因爲八股文有種種弊病，所以招致了許多批評，甚至有把明之亡國歸於八股文的。
爲了糾正八股文的種種弊端，一些學者就主張“以古文爲時文”，對八股文進行改造。所謂“時文”，主要是指當下流行的科舉文體，如宋元之經義，明清之八股，在當時都可稱爲“時文”。應該説，以古文爲時文並不始於明代，如前所述，南宋的古文評點主要就是爲了指導經義、策論，也即時文的寫作。在明清，所謂“以古文爲時文”，則主要是指以古文爲八股文。須指出的是，以古文爲時文，並不僅僅是在寫八股文時運用古文的手法，它首先要求士子端正態度，不以獵取功名爲唯一目的，也就是要能以時文明道。如王慎中即謂：“今時所謂學官弟子，攻所業以應有司之舉者，舍可以得有司，則不復過而問。古之文非所以得於有司之具也。”其自爲之文，則“求合乎古而已，初不求時人之知也”[59]。而欲以時文明道，則不能徒誦程文墨卷，而應博覽儒家典籍，厚其學養。茅坤云：“世之爲古文者，必當本之六籍以求其至；而爲舉子業者，亦當由濂、洛、關、閩以溯六籍，而務得乎聖賢之精。”[60]如真能做到這一點，那麼八股文程式化帶來的各種弊病在某種程度上也就可以得到緩解。
應該説“以古文爲時文”有其現實依據，劉熙載認爲“經義未著爲令之時，此等原可命其爲古文”[61]，劉將孫則謂：“文字無二法，自韓退之創爲古文之名，而後之談文者，必以經賦論策爲時文，碑銘敘題贊箴頌爲古文。不知辭達而已，時文之精，即古文之理也。”[62]八股文既以宋元經義爲本，所以鄭光策説：“八股之源，蓋亦出於古文。”[63]當然，以上各家只是强調古文與時文在明道及文法方面有其相通之處，其實二者在體式上的差别是顯而易見的，否則就不會有“以古文爲時文”的提法了。明代强調以古文爲時文者，正德年間已兆其端緒。如王守仁即謂：“求工於舉業而不求于古作，弗可工也。”[64]所謂“古作”，實即指古文。此後，“以古文爲時文”得到越來越多學者的回應，逐漸形成一種風潮。如王世貞謂“善爲時義者，未有不譯經而驅古者”[65]，茅坤自言“爲舉業，往往以古調行今文”[66]，袁中道則謂：“文字有從古文中出者，有從時文中出者。從時文中出者，慧人才士自不屑爲。”[67]孫鑛稱自己“二十五歲，始知愛歐陽文，二十六而熟讀《韓非子》，手節録之，以資舉業。”[68]艾南英更是直言：“制舉業之道，與古文常相表裏，故學者之患，患不能以古文爲時文。”[69]可以説，明代的主要流派，如秦漢、唐宋、公安等，都提倡“以古文爲時文”，並在萬曆前後産生廣泛影響，相應的，爲指導時文而作的各種古文評點也就有了廣闊市場。
如前所述，南宋也有古文評點的高潮，但《左傳》評點並未有什麼發展，爲什麼在明萬曆以後隨着古文評點的重新興起，《左傳》評點也取得了迅速發展呢？我們以爲主要有以下幾方面的原因：首先，宋代古文選本多以論體爲主，且所選以唐宋古文大家之文爲多。而在明萬曆前後，用於指導時文寫作的古文已多追溯到先秦兩漢，且不限於論體。如唐順之《文編》即以《左傳》、《尚書》等爲首，歸有光也有五色評點《史記》之作，宗臣幼時習八股，“最愛讀司馬遷、莊周所爲文詞，往往發之篇章”[70]，等等。其次，宋代古文選本多以揭示文法爲主，而萬曆前後的古文選本，除了指點初學文法外，還有讓士子博覽儒家載籍的意思，所以多以《左傳》等入選。其三，明代科舉也從五經中出題[71]，而《左傳》是解釋《春秋》的重要著作，不讀《左傳》，也就難以正確解讀《春秋》，所以也出現了對《左傳》專書的評點。又考慮到初學既要應對科舉，又要多讀聖賢之書，時間有限，所以很多《左傳》評點是節選之本。須指出的是，《左傳》評點在明萬曆以後取得迅速發展，其原因也是多方面的。如明中後期政治的腐敗，以及心學的發展，導致了萬曆前後社會風氣的巨大變化，其總的趨勢是由“理”向“情”、由“雅”向“俗”的轉變，從而造成文人的日益世俗化。這又帶來幾方面的影響：首先是評點這種批評體式的大發展。文人的世俗化造成通俗文學，如小説、戲曲等的繁榮，而配有評點的讀本更易爲讀者所接受。可以説，通俗文學的繁榮帶來了評點的興盛，又因這種批評方式日益爲人所接受，所以又反過來促進了對經、史、子、集各部作品的評點，從而也對《左傳》評點的發展産生影響。其次，文人的世俗化造成對物質利益的大肆追求，而文人用以謀利的主要手段就是手中之筆。所以當對《左傳》等各種文本的批點有較大市場的時候，他們便紛紛從事評點，從而也促進了《左傳》評點的發展。此外，很多文人還從事圖書行業的經營，明嘉靖以後，出版業迅速發展，特别是家刻、坊刻的書迅猛增長，而出版業的繁榮也有利於《左傳》評點的發展。另外，明代心學的發展帶來思想的解放，使他們對於經典少了一些膜拜，很多人從文法角度批點五經，這也是《左傳》批點在明後期迅速發展的重要原因。
（四）清初至乾隆末年：《左傳》評點之全盛期
從清初到乾隆末年，約一百五十餘年，是《左傳》評點的全盛期。此一時期不僅評點作品數量衆多，而且整體品質較高，多數具有較高理論價值的作品都出現於此期。此期的《左傳》評點承明代《左傳》評點之緒而漸趨繁盛，雖然有些評點者，如儲欣、孫琮等，仍採用明代孫鑛、鍾惺等人的批評方法，用語簡潔，多感悟式的品評，少細緻的分析。但整體上，此期的《左傳》評點較前期又有較大的發展。
首先，論文成爲此期《左傳》評點的主流，其目的多爲指導初學習作，爲科舉服務。當然，此期的《左傳》評點對於經、史也都有涉及，只不過數量較少，如魏禧《左傳經世鈔》即主于論史，而姜炳璋《讀左補義》則主于發揮經義。明唐順之、歸有光等人已不滿于科舉時文的程式化，意圖以古文矯時文之弊，故提倡以古文爲時文。不過，他們所謂古文大多是指唐宋八家之文，對《左傳》等先秦古文的借鑒較少。倒是一些書坊主僞託之作，如題爲湯賓尹之《左傳狐白》，題爲吴默之《左傳芳潤》，題爲王世貞之《左傳文髓》，題爲張鼐之《左傳文苑》等，皆明言爲科舉而作。但考其所評，不過搜集前人論《左傳》之語，匯爲一書，多論事之語，少文法分析。而且各書所采，大同小異，且頗多謬誤，實不足觀。只有孫鑛、鍾惺等人對《左傳》的評點以論文爲主，但又多隨文批點，缺少對文章的整體把握。相對而言，此期的《左傳》評點更爲自覺，多明言爲啓牖初學而作，對文法分析也更深入。如金聖嘆批點《天下才子必讀書》，乃“昔因兒子及甥侄輩要他做得好文字”。方苞《左傳義法舉要》本爲弟子講述《左傳》義法之作。王源《左傳評》，所批“皆作文竅妙”。馮李驊《左繡》，“剽竊篇法作意以見其爲古今文字準繩。”倪承茂《古文約編》之序謂《左傳》等古文，“析理論事，必扼其要，必闡其微，曲折反復，歸於達意而止。而且篇有篇法，句有句法，離道則誕，悖道則枝。時文不亦有然乎？故不深於古文，未有能深于時文者也。”謝有輝《古文賞音》，爲“取便於黨塾課習”，所選皆“家弦户誦之文”。程潤德謂林雲銘《古文析義》“但爲成材者進一解，而顓蒙初學之士，或猶苦其深奥簡略”，故其作《古文集解》專爲初學説法。汪基《古文喈鳳新編》，因朝廷以四書爲功令，而《春秋左傳》諸書與《論》、《孟》相經緯，故取先秦文獨多。唐德宜《古文翼》，謂名卿鉅公以時文擅場者，類多得力于古，其所選乃爲課徒而作。從以上各家所論，可知此期《左傳》評點之風氣。而此期各家評點又多參用評點時文之語，如所謂相題、立柱、扇、股等。可以説，此期的《左傳》評點自覺致力於文法的分析，其目的乃爲矯正科舉時文之弊，希望從古文中吸取有益營養，以提升時文的水準。
其次，受清初徵實學風的影響，此期《左傳》評點較少僞託之作，對於《左傳》原文的任意刪改也受到許多評點者的批評，而純粹集評式的作品也相對較少。如前所述，明後期的《左傳》評點，出於書坊主僞託者不下七八種，其品評“篇次既倒，評題又混，至於亥豕魯魚，又連帙而是”，故整體價值不高。蓋明人爲學空疏，又喜爲高論，故多有僞作古書以證成己説者。又因明後期出於矯正科舉時文僵化之病，頗有提倡以古文爲時文者。故古文評點，特别是出於名家之手的作品，有較大的市場。而書坊主出於謀利的動機，多造爲評點之書而托之名人。明末清初，許多學者對明末輕佻士習及作僞之風進行了反思與批評，四庫館臣更是大力抨擊，不遺餘力，故學界逐漸形成一種自覺求實的傾向。具體到《左傳》評點方面，就是僞託之作大量減少。此期四十餘種評點作品，只有題爲韓菼所批《春秋左傳綱目句解》及題爲周大璋之《古文精言》，似出於僞託，其他都出於評點者之手。明代的《左傳》評點，如郝敬等，對於《左傳》原文多有刪改，從嚴格意義上説，其所評已非《左傳》之舊。而此期的《左傳》評點，多從一種自覺的意義上反對任意改動《左傳》原文，如姜希轍《左傳統箋》乃據朱申《春秋左傳詳節句解》增廣而成，但姜希轍對朱申任意改動《左傳》原文處頗不以爲然，一一更正，悉還左氏之舊。此外，集評式作品雖甚便讀者，但容易輾轉相鈔，且不能體現評點者個人的特色，所以此期評林類作品相對較少。純粹集評類作品只有余光華《古文分編集評》等少數幾家，如程潤德《古文集解》，張昆崖《左傳評林》等，雖也是集評，但能在彙集衆説後，斷以己意，形成自己的特色。
其三，批評内容更爲詳盡，形式更爲完備。明後期的《左傳》評點雖比較成熟，但其批評相對簡略。如孫鑛、鍾惺等人所批，大多隨文品評，有感則發，無則免之，較少對全文的整體把握，其圈點符號的運用也相對簡單。而此期多數《左傳》評點内容更爲豐富，形式更爲完善。就批評内容而言，如馮李驊之《左繡》，其評大抵“先論全旨，次分大段，又次詳小節，又次析句調，務令完其本來，獨開生面，要爲初學撥其雲霧，指其歸趣”，在把握全文主旨基礎上，分段分節細評，層次頗爲分明。王源《左傳評》則“總評於後又細評於中”。大略而言，此期《左傳》評點大都能先掌握全篇主意，由内容旨趣照看形式佈局，然後層分節解，分析各部分段落如何鋪陳、呼應，最後以總評揭示全文文法及主旨。由綜觀整體而後進入部分，複綰合部分而形成整體理解，是此期多數《左傳》評點作品的特色。就圈點符號而言，此期的用法更爲繁複。如《左繡》即有七種符號：“—”施於大段落止處；“-”施於小段落歇處；“﹂”施於敘事斷而另起處；“·”表略讀，施於注疏中，表示以下注疏略讀即可；“◎”、“∧”、“。”、“、”四種符號皆用以標示線索關鍵或詞意警妙之處，乃爲方便前後照應，其用法無甚區别。而王源之批評符號多達十種，各種符號間之分工亦非常明確。此期之《左傳》評點，多有凡例對其符號之用法作詳細區分，較明末更爲細緻。
其四，具有廣泛影響及具有較高理論價值的《左傳》評點作品基本上出現於此一時期。在古文選本方面，影響較大者，有金聖歎的《天下才子必讀書》，孫琮《山曉閣古文選》、儲欣之古文選本，過珙的《古文覺斯》，林雲銘《古文析義》，徐乾學奉敕所選《古文淵鑒》，吴楚材、吴調侯所選《古文觀止》，謝有輝《古文賞音》，浦起龍《古文眉詮》，于光華《古文分編集評》等。《左傳》專書評點，有王源《文章練要左傳評》，劉獻廷《左傳快評》，方苞《左傳義法舉要》，馮李驊《左繡》，魏禧《左傳經世鈔》，周大璋《左傳翼》，姜炳璋《讀左補義》，盧元昌《左傳分國集評》，李紹崧《左傳快讀》，盛謨《于埜左氏録》等。應該説，此一時期《左傳》評點的品質要遠遠高於上一時期。
可以看出，以時文手法評點《左傳》，爲初學揭示文法，以因應科舉之需，是此期《左傳》評點的主流，須説明的是，因論文與論事難以截然區分，故各家在論文的同時，往往會兼顧對事義的評論。
《左傳》批點在清代前中期取得了全面繁榮，也有多方面的原因。首先，評點這種批評方式經過金聖歎等人的創造性發揮，已極爲成熟，成爲批評者最常採用的一種批評體式。其次，明代《左傳》評點已取得較大的成就，爲清代《左傳》評點的繁榮奠定了好的基礎。更主要的是，清代在科舉方面基本承續了明代的八股制度，而明中後期提出的“以古文爲時文”的口號，得到了清代許多學者的回應，這也使《左傳》等古文評點有廣闊的市場，使其全面繁榮成爲可能。如桐城派的先驅戴名世自謂：“頃者，余與武曹執以古文爲時文之説，正告天下。”[72]方苞認爲，若能立足唐宋八家，“以求《左》、《史》、《公》、《穀》、《語》、《策》之義法，則觸類而通，用爲制舉之文，敷陳論策，綽有餘裕矣。”[73]而方苞之文，也被人稱爲“以古文爲時文，以時文爲古文”[74]。韓菼所以能以制藝得大名者，也因作八股時能運以古文之法。可以説，“以古文爲時文”是此期許多欲提高八股文品位的學者的共同追求。康熙皇帝下令編纂《古文淵鑒》，且對許多篇目親自評點，而《古文淵鑒》選文以《左傳》等先秦古文爲首，這在一定程度上有某種示範意義，從而極大的刺激了《左傳》等古文評點的繁榮。另外，桐城派作爲清代最有影響的散文流派，其代表作家多自覺以《左傳》爲取法對象，而且許多人都有《左傳》評點著作。[75]其始祖方苞即謂：“序事之文，義法備于《左》、《史》。”[76]又言：“記事之文，惟《左傳》、《史記》各有義法。”[77]即此可見其對《左傳》的推重。這也在某種程度上推動了《左傳》評點的全面繁榮。
（五）嘉慶至民國初年：《左傳》評點之延續与余辉期
從清初到乾隆末年，《左傳》評點走過了自己的黄金時期。由於此前對《左傳》的評點無論從文法的分析，還是内容的探討都已極爲深入，已將評點這種批評體式的功能發揮地淋漓盡致，所以其後的《左傳》評點似乎難以爲繼。故從嘉慶初年至民國初年，也是一百餘年，僅有《左傳》評點作品十餘種。除民國初期林紓、吴闓生等人評本較具特色外，有價值者更屬寥寥。
此期的《左傳》評點，大略可以分爲兩段：嘉慶至光緒初年，可稱《左傳》評點的延續期，在方法上基本是對前期的延續，但其内容和形式都有返歸簡約的趨勢。較可注意者有余誠《古文釋義》、司徒修《左傳易讀》及方宗誠《春秋左傳文法讀本》等，此數家之評點皆以取便初學爲指歸，雖無太高理論價值，但都産生了一定的影響。而從光緒至民國年間，可稱《左傳》評點的餘輝期，隨著新式學堂的紛紛建立，八股取士制度逐漸淡出歷史舞臺，西學之影響日漸深廣，學者們對《左傳》的評點已不再以科舉爲導向，更多是爲了發揚傳統文化，以與西學抗衡。故林紓、吴闓生等人的評點，更多注意《左傳》本身義法的揭示，具有較高的理論價值。
余誠所選《古文釋義》是嘉慶年間較有影響的選本，其中選《左傳》三十篇。余誠謂是編欲爲初學定一善本，故所選多習見之文，且卷帙不繁，僅八卷一百四十七篇。此書評點手法基本是前期的延續，大抵先標舉通篇大旨，然後分析段落，以旁注和眉批表陳己見，品評其字句、綱目、伏應等，最後于文末總論之，且曰：“吾如是選，讀者亦如是讀，諒必無義不釋矣。”此種由通觀整體而後進入部分，復整合部分以形成整體理解的閱讀進程，頗有現代所謂“闡釋學迴環”的意思。從整體上講，余誠此書，論文法，則重結構分析，少理論概括；論内容，則持論甚嚴，多用綱常倫理以繩人，較少發明，故價值不大。因其便於初學，所以傳播還是比較廣的。不過，余誠於卷首論讀古文之法，頗有可取者。如謂：“讀古文固當先得大旨，大旨不得雖極賞其詞華句調，終未識作者意思，何取乎讀？一得其大旨，而餘文勢如破竹矣。但古來大家文字，細針密線，重包疊裹，曲折變化，每不許人一望竟盡。其大旨或提於篇首，或藏中幅，或點煞尾。在篇首爲綱領、爲主腦、爲眼目；在中幅爲關鍵、爲骨子；煞尾則爲結穴。又或以一二語陪出，又或以反筆挈之，種種不同，要在讀者細心尋繹。”又謂讀古文最忌囫圇吞過，囫圇吞過雖讀千萬篇猶一字未讀，惟逐字逐句皆理會過，往復呻吟，咀之味出，鎔化胸中，方爲有得。又謂讀古文要心無纖介紛擾，而以全副精神静會才讀得入，凡此之類，對於今日讀者也不無益處。
道光年間，司徒修所評《左傳易讀》流傳較廣，民國初年，楊鍾鈺等據其書刪削而成《春秋左傳擷要》，亦可見其影響。據卷首郭維暹、祝廷彪之序，司徒修因前此評注《左傳》者，如杜、林合注、馮李驊《左繡》等，論文論事甚詳，但于原文不減一字，每令讀者興汪洋之歎，故刪削諸家而成是書，並謂是編“繁簡得宜，注批詳明，令初學隨讀隨解”，爲功甚易，故曰“易讀”。但是，觀是編所評，多引韓范、鍾惺之説，司徒修本人除少數音義考訂外，殊少發明。也就是説，此書不過因其便於初學而流傳較廣，本身並無太高學術價值。
光緒年間，毛慶藩選有《古文學餘》一書，其中選《左傳》八卷，由毛慶藩之序言，頗能見出《左傳》等古文評點風氣的轉變。毛慶藩編選是書時，八股已廢，各種新式學堂林立，大批志士仁人爲拯救祖國於敗亡之中，大力鼓吹西學，故科學日興而古學漸廢，傳統之道德文章已非復士人安身立命之所。毛慶藩有感於此，謂：“科學者，各國之所致精也，我國之所未及也；道德文章者，自古在昔，先民有作之所致精也，各國之所未及也。”棄我之所致精而循人，則失其本。且失我之所致精，亦無由知各國之所致精，故有是書之選以救弊補偏。
此期的《左傳》評點，有較高理論價值的是民國初年林紓所批《左傳擷華》與吴闓生所評《左傳微》。二人都與桐城派頗有淵源，吴闓生爲桐城人，其父即曾國藩“四弟子”之一的吴汝綸，可稱桐城派之嫡傳。林紓雖是福建人，其論文則私淑桐城。桐城派論文以“義法”爲先，多推崇《左傳》、《史記》。二人也不例外，如林紓即謂“左氏之文，萬世古文之祖也”，“天下文章能變化陸離不可方物者，只有三家：一左，一馬，一韓而已。”而二人評點《左傳》，也都致力於左氏“義法”的講求。
此期《左傳》評點數量不多，除林紓、吴闓生外，所評也無太多價值，不過此期也有一個現象值得注意，那就是大量翻印前人評本，特别是清末至民國年間尤爲突出。刊刻者翻印較多的，除《古文觀止》等一些選本外，《左傳》專書評點，如馮李驊《左繡》，鍾惺、孫鑛、韓范三人評點的合評本，題爲韓菼所定之《評點春秋綱目左傳句解匯雋》等都有多種翻刻本。以《評點春秋綱目左傳句解匯雋》爲例，至少有以下幾種刊本：集文堂道光二十一年刊本，上海廣益書局宣統三年刻本，上海章福記書局民國五年刻本，上海天寶書局民國九年刊本，上海昌文書局民國十五年刊本，上海商務印書館民國三年刊本，上海商務印書館民國二十六年刊本，上海福章書局民國五年刊本，光緒十年錦文堂刻本題爲《如西所刻諸名家評點春秋綱目左傳句解匯雋》，上海錦章圖書局一八五一年刊本，又有一八七五年刊本，題爲《太史張天如詳節春秋綱目左傳句解》。
《左傳》評點在進入嘉慶以後，數量迅速減少，品質也不高。究其原因，除了前面提到的，因前期的《左傳》評點已經達到頂峰，無論是内容的分析，還是文法的揭示都已極爲深入，此期的《左傳》批點似乎無以爲繼外，可能還與統治者對評點這種批評方式有意無意的批評有關。清代統治者對於評點的態度似乎比較矛盾，初始時，康熙曾親自批點過古文，而四庫館臣在撰寫提要時，對於宋代評點尚有所許可，對於明清的評點，特别是出以時文手法的評點，則極爲不滿。如對孫鑛的《孫月峰評經》，館臣謂其“竟用評閱時文之式，一一標舉其字句之法，詞意纖仄，鍾、譚流派，此已兆其先聲矣。”[78]對題鍾惺編之《周文歸》，館臣謂其：“以時文之法評點之，明末士習，輕佻放誕，至敢於刊削聖經，亦可謂悍然不顧矣。”[79]四庫館臣代表官方的立場，雖未對評點提出正面的批評，但通過對晚明以來評點作品的批評，也會對同時代的評點起到導向作用。如姚鼐本來是欣賞評點的，其《答徐季雅書》曾謂：“震川閱本《史記》，于學文者最爲有益。圈點啓發人意，有愈於解説者矣。”[80]而其所選《古文辭類纂》最初也有圈點，後來吴啓昌重刻時，“以爲近乎時藝，用姚先生命去之”[81]，不管是托詞，還是真的受命于姚鼐，都能見出當時評點者對於以時文手法評點古文的忌諱。曾國藩也對評點加以批評，其言曰：“末世學古之士，一厄於試藝之繁多，再厄於俗本評點之書，此天下之公患也。”[82]以其在政治及文壇上之地位，也足以在當時産生廣泛影響。因自明末以來的《左傳》評點多借鑒時文手法，所以在官方的政策導向下，也必然趨於衰落。
倒是在清末民初的時候，因科舉的廢除，西學的引入，又出現了幾部較有影響的《左傳》評點作品，且出現了翻印以前《左傳》評本的高潮。其主要原因，就是我們前面提到的，爲了因應西學的刺激。因爲士子學習傳統文獻的時間有限，所以刊刻一些易於閱讀的評點本，以期達到普及經典的作用，如前面提到的《古文學餘》、《春秋左傳擷要》等等，都出於相同的目的。
[1] （清）章學誠著，葉瑛校注：《文史通義校注》，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第958頁。
[2] （清）曾國藩：《經史百家簡編》，《續修四庫全書》1537冊，第624頁。
[3] （清）章學誠著，倉修良注：《文史通義新編新注》，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600頁。
[4] （清）黄宗羲：《南雷文定》，《續修四庫全書》1397冊，第254頁。
[5] （明）袁無崖刻：《新鐫李氏藏本忠義水滸全傳》，明刻本，卷首發凡。
[6] （清）方苞：《欽定四書文凡例》，《文淵閣四庫全書》1451冊，第6頁。
[7] （清）姚鼐：《答徐季雅》，《叢書集成續編》130冊，第904頁。
[8] （清）章學誠著，倉修良注：《文史通義新編新注》，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141頁。
[9] 譚帆：《中國小説評點研究》，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年，第6頁。
[10] 張伯偉：《中國古代文學批評方法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第543頁。
[11] 孫琴安：《中國評點文學史》，上海：上海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年，第1至2頁。
[12] 朱世英等：《中國散文學通論》，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907至908頁。
[13] 譚帆：《中國小説評點研究》，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年，第6頁。
[14] 高津孝：《科舉與詩藝-宋代文學與士人社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74至75頁。
[15] 張素卿：《評點的文本分析》，臺灣“敘事學學會”2000年12月20日第九次聚會會議摘要。按：下文所引相同，不一一作注。
[16] （清）魏禧：《左傳經世鈔》，《續修四庫全書》120冊，第287頁。
[17] （清）魏禧：《左傳經世鈔》，《續修四庫全書》120冊，第288頁。
[18] （明）淩稚隆：《春秋左傳注評測義》，《續修四庫全書》經126冊，第563頁。
[19] 《晉書》，北京：中華書局，1978年11月。卷51《王接傳》，第1435頁。
[20] 《晉書》，卷75《荀崧傳》，1978頁。
[21] 朱彞尊《經義考》卷169引。
[22] 張九齡：《應道侔伊吕科對策》，見《全唐文》卷290,第2942頁。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11月。
[23] 權德輿：《明經策問八道》，見《全唐文》卷483,第4938頁。
[24] 韓愈：《進學解》，見《韓昌黎文集校注》第46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12月。
[25] 《魏書》卷57,第1260頁，《高祐傳》。北京：中華書局，一九七四年六月。
[26] 宋人吴琮謂：“省闈多在後兩場取人，諺云三平不如一冠。若三場皆平，未必得。若論、策中得一場冠，則萬無一失。”魏天應《論學繩尺》引。
[27] 《四庫全書總目》卷189,第1716頁，《文編》提要。
[28] 嚴羽：《詩評》，見《滄浪詩話校釋》第147頁。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61年5月。
[29] 顧炎武：《程文》，見《日知録集釋（全校本）》第954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12月。
[30] 魏天應：《論學繩尺》卷首《論訣》引，見《文淵閣四庫全書》1358冊，第73至74頁。
[31] 《四庫全書總目》卷187,第1702頁，《論學繩尺》提要。
[32] 可參張伯偉《中國古代文學批評方法研究》《全唐五代詩格校考》、祝尚書《南宋古文評點緣起發覆》諸作。
[33] 《宋史·選舉志》云：“宋之科目，有進士，有諸科，有武舉，常選之外，又有制科，有童子舉，而進士得人爲盛。”馬端臨《文獻通考·選舉考》五，引吕祖謙語，謂：“唐初間，進士、明經都重，及至中葉以後，則進士重而明經輕。……到得本朝，待遇不同，進士之科往往皆爲將相，至明經之科，不過爲學究之類。”
[34] 如吕祖謙《宋文鑒》收録張庭堅《自靖人自獻于先王義》、謝枋得《文章規範》收蘇軾《王者不治夷狄論》等即是。
[35] 四庫館臣：《論學繩尺》提要。又倪士毅《作義要訣》自序謂：“宋之盛時，如張公才叔《自靖義》，正今日作經義者所當以爲標準。至宋季則其篇甚長，有定格律。首有破題，破題之下有接題，有小講，有繳結，以上謂之冒子。然後入官題，官題之下有原題，有大講，有餘意，有原經，有結尾。篇篇按此次序，其文多拘於捉對，大抵冗長繁複可厭。”（見《文淵閣四庫全書》1482冊，372頁）可見經義形成固定不變的模式基本到了南宋末年。
[36] 劉克莊：《迂齋標注古文序》，《四部叢刊》213冊，《後村大全集》卷96。
[37] 按：《妙絶古今》及《古文集成前集》等雖有一兩篇入選，但並不能見《左傳》之全。
[38] 朱熹：《晦庵先生文集》卷33《答吕伯恭》（再造善本）；另《朱熹語類》卷139又言及吕祖謙之文有“文字腔子”，因説伯恭所批文，曰：“文章流轉變化無窮，豈可限以如此？某因説：‘陸教授謂伯恭有個文字腔子，才作文字時便將來入個腔子做，文字氣脈不長。’先生曰：‘他便是眼髙，見得破。’”（北京：中華書局，第3321頁，200年2月）
[39] 歐陽玄：《羅舜美詩序》，見《文淵閣四庫全書》1210冊《圭齋集》，第64頁。
[40] 陸文圭：《跋陳元複詩稿》，見《文淵閣四庫全書》1194冊《牆東類稿》卷9,第645頁。
[41] 按：此期考官爲方鳳、謝翱、吴思齊三人，羅公福真實姓名爲連文鳳，據四庫館臣推測，其所以稱羅公福者，或以代名效科舉之糊名。詳見四庫館臣《月泉吟社詩提要》（文淵閣《四庫全書總目》卷187,第1703頁）。
[42] 按：四庫館臣《屏岩小稿提要》云：“越中詩社以《枕易》爲題，李應祈次其甲乙，以觀光爲第一，其詩今見集中，並載應祈批。……按：黄庚《月屋漫稿》亦稱以《枕易》詩爲李侍郎取第一。一試有兩第一，必有一訛，然無可考證，謹附識於此。”（《文淵閣四庫全書總目》卷166,第1426頁）。
[43] 按：朱元璋謂中書省臣曰：“今天下已定，致治之道，在於任賢，既設科取士，令各行省連試三年，庶人才衆多，而官足任使也。自後則三年一舉，著爲定例。”（《明太祖實録》卷60,第1181頁）。
[44] 張岱：《文苑列傳總論》有云：“我明自高皇帝開國，與劉青田定爲八股文，專精殫力，一題入手，全於心靈精脈聲口骨節中揣摩刻畫，較之各樣文體，此爲最難。三場取士，專注頭場。”（《續修四庫全書》320冊卷202,第88頁）《明史·選舉志》卷71亦云：“三場取七，專注頭場。”
[45] 《明史·選舉志》卷70,第1693頁。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4月。
[46] 同上。
[47] 《明史·選舉志》卷70,第1695至1696頁。
[48] 《明史·選舉志》卷71云：“成祖初年，内閣七人，非翰林者居其半，翰林纂修，亦諸色參用。自天順二年，李賢奏定纂修專選進士。由是，非進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閣，南北禮部尚書、侍郎及吏部右侍郎，非翰林不仕，而庶吉士始進之時，已群目爲儲相。”（第1701至1702頁）。
[49] 黄佐：《考會試》，見《文淵閣四庫全書》596冊《翰林記》卷14,第1010頁。
[50] 按：此期的《左傳》評點可能遠不止此數，因官、私書目對於評點類著作多不太重視，所以很難做出合乎客觀的估計，本文所做統計皆以筆者所親見者爲准，希望能據此見出各期《左傳》評點的大致情形。
[51] 孫鑛：《左氏芟評·齊無知弑其君》。
[52] 孫鑛：《左氏芟評·秦伯獲晉侯》。
[53] 孫鑛：《左氏芟評·燭之武退秦師》。
[54] 倪士毅：《作義要訣自序》，見《文淵閣四庫全書》1482冊，第372頁。
[55] 張岱《文苑列傳總論》引，見《續修四庫全書》320冊卷202,第88頁。
[56] 陸深：《國學策對》，見《皇明經世文編》卷155,第1558頁。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6月。
[57] 按：袁宏道對此也有批評，他説：“余謂文之不正，在於士不知學。聖賢之學惟心與性，今試問諸舉業者，何謂心，何謂性，如中國人語海外事，茫然莫知所置對矣。焉知學？既不知學，於是聖賢立言本旨晦而不章。……爲主司者不能詳别其真僞，故此輩亦往往有幸中者。後生學子，相與尤而效之，而文體不復可整矣。”（《袁宏道集校箋》（上）第697至698頁《敘四子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7月）。
[58] 閻若璩：《臧武仲以防節》篇引，見《文淵閣四庫全書》210冊《四書釋地》，第430頁。
[59] 王慎中：《與林頤觀》，見《文淵閣四庫全書》1274冊《遵岩集》卷23,第550頁。
[60] 茅坤：《復王進士書》，《續修四庫全書》1344冊《茅鹿門先生文集》卷6,第544頁。
[61] 劉熙載：《藝概·經義概》第183頁。
[62] 劉將孫：《題曾同父文後》，《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199冊《養吾齋集》卷25,第242頁。
[63] 梁章矩：《制藝叢話》卷16引。
[64] 王守仁：《重刻文章規範序》，見《四庫存目叢書》集部50冊《王陽明先生全集》卷5,第419頁。
[65] 王世貞：《雲間二生文義小敘》，《文淵閣四庫全書》1282冊《弇州續稿》卷41,第546頁。
[66] 茅坤：《雜著·文訣五條訓縉兒輩》，見《四庫存目叢書》集部106冊《玉芝山房稿》卷16,第136頁，山東：齊魯書社，1997年。
[67] 袁中道：《答趙茂才》，見《珂雪齋集》卷25,第1084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
[68] 孫鑛：《與余君房論文書》，《四庫禁毁書叢刊》集部126冊，《月峰先生居業次編》卷3,第193頁。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年。
[69] 艾南英：《金正希稿序》，《明文海》卷312.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影印，第3217頁。
[70] 宗臣：《刻文訓序》，見《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287冊《宗子相集》卷12,第96頁。
[71] 《明史·選舉志二》：“科目者，沿唐宋之舊，而稍變其試士之法，專取四子書及《易》、《書》、《詩》、《春秋》、《禮記》五經命題試士。蓋太祖與劉基所定。其文略仿宋經義，然代古人語氣爲之，體用排偶，謂之八股，通謂之經義。”（第1693頁）
[72] 戴名世：《汪武曹稿序》，見《戴名世集》卷4,第100頁。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
[73] 方苞：《古文約選序例》，見《方苞集·集外文》卷4,第906至907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
[74] 錢大昕：《跋方望溪文》，《續修四庫全書》第1439冊《潛研堂文集》卷31,第54頁。
[75] 據劉聲木統計，清代桐城作家有《左傳》評點作品的，至少有以下諸人：方苞、劉大櫆、姚鼐、曹一士、周大璋、李文淵、方宗誠、吴汝綸，而王源與桐城派也頗有淵源。
[76] 方苞：《古文約選序例》，《方苞集·下》第615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
[77] 方苞：《書〈五代史·安重晦傳〉後》，《方苞集·上》第64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
[78] 《四庫全書總目》卷34,第283頁。
[79] 《四庫全書總目》卷193,第1795頁。
[80] 姚鼐：《答徐季雅》，《叢書集成續編》130冊《惜抱尺牘》卷2,第904頁。
[81] 黎庶昌《續古文辭類纂序》云：“道光初，興縣康撫軍刻姚氏《古文辭類纂》，本有畫段圈點。後數年，吴啓昌重刻于江寧，以爲近乎時藝，用姚先生命去之。”（《續修四庫全書》1561冊《拙尊園叢稿》卷2,第290頁）吴啓昌道光5年所作《刻古文辭類纂序》云：“舊本有批抹圈點，近乎時藝，康公本已刻入，今悉去之，亦先生命也。”（《古文辭類纂》第985頁附録。長沙：岳麓書社，1988年）。
[82] 曾國藩：《謝子湘文集序》，《續修四庫全書》第1537冊《曾文公文集》卷2,第59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