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中文版读者

这本书终于和国内读者见面了，我心中的欣喜自不待言。在这里，我愿向译者周子平先生、编辑艾英女士和北京大学出版社表达深深的谢意。借此机会，我也想和读者们说说话。

我是1980年代初出国留学的。如果从“改革开放”这三十几年说起来，我可以算做留学前辈了。眼下又出现了一波中国人出国留学的高潮。这新一代，还没出去，就已经对中国以外的世界并不陌生了。

我们那时不同。国门乍开，一切都是生疏、异样的。我们没有“前辈”。留过洋的人都回来好几十年了，经过历次政治运动的风吹雨打，整体上凋零破碎，不成样子，在“文革”中他们几乎无一例外地被戴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甚至“美国特务”的帽子。我们对他们非常陌生。出国之前，我们无所依凭和参照。

当我们开始了自己的留学生活，和美国社会有了方方面面的接触，经受着猛烈或是微妙的文化冲击，在各方面发生着显著或不为人注意的变化时，我想到了我们的前辈——早期来美的中国留学生们：他们的经历是怎样的？他们的感受如何？

这些问题就是本书初始的种子。

今天在国内，已有多部留学史方面的著作。我以为我做的角度和国内的学者们有所不同。我选择这个题目，和个人留学经历有关，也和在美国学历史的过程中，对社会史、生活史和文化史产生的兴趣有关。这样来写留学生史，就不仅仅是教育史或中美文化关系史，更要写出在两种文化交汇冲撞中蜕变出来的“现代”中国人：他们是组织留学生社团，与国内宪政运动相呼应，有意在异国接受“民主训练”的人；他们是中国人中第一代专业技术人员，面临着在科举制度废除后重新定位知识阶层与国家关系的人；他们是不得不在美国社会面对种族歧视，夹在“上等阶级”和“下等种族”之间的尴尬的人——在对“唐人街”的态度和与华工的关系上，这一尴尬的身份突出地表现了出来；在婚姻与爱情问题上，他们是夹在“传统”和“现代”之间的人；在课余生活中，他们是趋“动”的人，热衷于传统士大夫所不屑的体育和戏剧活动；等等。他们中的女性，则须面对与她们的性别有关的种种独特问题，给出自己的回答。写作此书是一个重新发现曾经被遮蔽的历史的过程。当我在康奈尔大学档案馆翻阅久已无人问津、纸张已经发黄的中国留学生出版物时，当我读到一位留学生讲述他初到美国时无法吞咽半生的大块牛排而想念中国的炒肉丝时，当我采访一位年过九旬的留学老人，看到他在回忆往事时昏花的老眼突然发光时，“历史”变得具体、个人化，甚至是可以感受的了。我和留学前辈们相通了。

将此书捧到读者面前时，我想告诉大家，在1900—1927年间为数众多的留美学人中，有两个群体曾引起我的注意但在写书时并未特别点明：一个是1910年前后赴美、以康奈尔大学/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为中心的一些人，包括胡适、赵元任、任鸿隽、杨杏佛、竺可桢、胡明复、胡刚复、梅光迪等；另一个是1922年前后赴美、以清华学校毕业生为主的团体，包括闻一多、罗隆基、潘光旦、吴文藻、梁实秋、吴泽霖、吴景超、顾毓琇等。这两个群体，像满天星斗的夜空中两个耀眼的星团。他们分别对五四新文化运动（包括科学）和其后的文化教育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其中一些人成为自由和宪政的积极鼓吹者。今天，他们中很多人的名字，我们已经耳熟能详了。

在眼前过了如此之多的精彩人物之后，最令我心仪的，是1922年赴美的潘光旦。是他发表在留学生刊物上的一篇文章令我赞叹，一下子坐直了腰板。文中批评了留学生中的一些现象。留学生们写文章做“自我批评”的不算少，就数这一篇最尖锐和独到。

从此我对潘光旦格外留意，始知在留美学人中，如果要论既通中外，又通古今，更通“文理”（人文学科、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潘光旦应算第一人。这绝不简单。胡适因为不耐烦给苹果分类，早早就弃农学文了。潘光旦只有一条腿，却是20世纪中国难得的“三通”之人。这样的人，在今日之中国，还有吗？

上述两个群体，都属“庚款留学生”。在书中，我对庚款留学（美国）在20世纪对中国的贡献，做了很高的评价。

但在考察庚款留学一事的来龙去脉时，我也指出，从根本上，它反映了中美两国之间不平等的关系。正如美国研究这一问题的学者Michael Hunt所说，在是否退还超额庚款（即中国方面过多赔偿的款额）、退还多少以及如何使用该款项三个关键的问题上，美方都握有否决权。中方并非任人摆布，弱国又何尝全无外交？梁诚代表一个弱国，办出了漂亮的外交。超额庚款最终得以退还的第一大功臣，不是胡适所说的美国总统老罗斯福，而是1903—1907年间中国驻美公使梁诚。

可圈可点的是，梁诚本人为1870年代赴美留学的百余名“幼童”之一。他20世纪初在驻美公使任上为退还超额庚款所做的不懈努力，助成了又一波留学美国浪潮的到来。在今天的中国，容闳是一个响亮的名字，但几乎没有人听说过梁诚。他的故事可以揭示出许多事情。如今人们爱用“博弈”一词。庚款留学是弱国（中）与强国（美）之间的博弈；同时，博弈也在中方和美方内部进行。双方都出现了一些包括梁诚在内的很有意思的人物。这一段历史，是一个起伏曲折、发人深省的好故事。

令人感慨的是，时隔百年之后，我们仍然没有一部专著，在认真爬梳中美两国大量外交档案和其他原始资料（都早已开放）的基础上，综合双方材料，将其放在20世纪初的国际关系，中国和美国的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多重背景下，把庚子赔款办学的事，从头到尾、原原本本地讲清楚、分析透彻。

其实，光是就百年以来直至今日，在庚款留学一事上，中美双方官方、民间、学术、媒体的种种说法，就值得好好做一篇文章，它可以告诉我们许多超出庚款留学本身的事。

为了写这篇小文，我浏览了一下国内近年来在“庚款兴学”问题上的书籍和文章，感触良多。我注意到一种倾向，即在充分肯定庚款兴学对中国做出巨大贡献的同时，往往轻描淡写庚款留学背后中美两国根本性的不平等关系，以及当时列强之间，特别是美日之间，在中国问题上的利益竞争等地缘政治因素对美国退还超额庚款的影响。

曾经，我们指责庚款留学是美国的“文化侵略”，一笔抹煞庚款兴学对中国现代化多方面的贡献；今天，又出现了一味颂扬“友邦亲善”的声音。

当年我在查材料时，曾在一份留学生刊物上反复看到几个字：知耻而后勇。我有些不解：为什么在一份英文出版物上，几乎每期都要印上这几个中文字？今天再来琢磨，我有些明白了。

庚款留学的“底色”是耻。当时的人们感受真切。

我们在审视历史时，怎样才能尽可能重构当年场景（contextualization），不被“当下”（the present）的立场和感情所裹挟？怎样才能避免不是遮蔽、淡化或扭曲这一面，就是遮蔽、淡化或扭曲那一面？历史有没有自己相对独立于当下的尊严？

在今天的中国，历史成了“显学”：官方的，民间的，专业的，业余的，网下的，网上的，一派“齐放”“争鸣”景象。我在这里提出上述问题，不仅和庚款留学研究有关，也是与众多爱好历史的朋友共同思索。这本书的底子是我在耶鲁大学时的博士论文，主要的资料是1980年代收集的，也有一部分收集于1990年代。今天，国内外学者们又挖掘出了很多新材料。我这部书，算是不断前行的学术浪潮中的一朵浪花吧。这里写下的是感想式的话，有些拉杂。正文在后面。我期待读者的批评指正。

2011年秋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