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探求政治的规范基础

在探求政治的规范基础的人中，神学家和宗教史学家无疑是走在最前列的。当然，并非任何宗教传统都鼓励人们去关心道德与政治。有些宗教传统视政治为生命的另一种重负，人类必须泯灭对尘世的关心才能免除它。比如佛教人士就追求走向涅槃，进入极乐世界，享受那种一切皆空、无争无欲的境界。但是在大多数西方宗教传统中，仍认为，人生天地间，就注定要经受生命中无休止的道德与政治困境的磨炼。

尽管西方宗教教导人们生为今世，也生为来世，但是，当代宗教思想家中，其著作为研究道德与外交的学者所一读再读者，仍在少数。原因之一可能是，国际领域错综复杂，要深入其中必须精通对外事务，而这只有为数不多的伦理学家才做得到。另一个原因可能是，宗教学家们纷纷想做社会改革的先驱者，热衷于从事十字军东征一样的社会政治运动，他们认为那才有意义，哪怕总是瞬如流星。宗教思想家们对政治的关心常常表现为逃避，他们关心的是恒久真理的崇高的精神依据，或者干脆就加入到那奔涌的社会改造洪流中去，而把那种是非难分、善恶难辨的严酷的政治任务留给了世俗领导者。

幸运的是，大凡从事政治伦理研究的观察者都能够指出，在这几种宗教传统中尚有一些人物是例外。那些非宗教的政治作家以及政治科学家一说起宗教作家来，就认为他们不过是布道士。这种断言给信教者和作此断言的人都蒙上了一层阴影。在冲破宗教正统学说的桎梏之后，现代非宗教思想家们竟然又企图自欺欺人，对宗教思想所做的贡献熟视无睹。对于一个开放的、有理性的社会而言，吸收那些由主要宗教传统中大师级的学者所贡献的真知灼见，应当如欣赏最优秀的世俗思想中的聪明才智一样，都是义不容辞的。无论是宗教的还是世俗的教条主义，都会践踏思想自由。追求健全政治伦理的人们必须追随真理，不论真理引领人们去向何方。

在国际伦理学方面著书立说的宗教史学家中，赫伯特·巴特菲尔德爵士卓而不凡。在发表《辉格党人的历史观》一书之后，巴特菲尔德奠定了他在英国传统历史著述中的不朽地位。在那之后不久，他转向宗教史学，写出了《基督教与历史》《欧洲历史上的基督教》《基督教、外交与战争》等著作。此外，巴特菲尔德还通过由他创建于剑桥大学的“国际政治理论英国委员会”的工作而将其学术影响扩大到政治伦理学之中。尤其突出的是，巴特菲尔德及其伙伴们在理解冷战的伦理方面、在讨论“均势”这样的经典概念上，也做出了引入注目的贡献。

莱因霍尔德·尼布尔，照乔治·凯南的话讲乃“众家之父”，曾就当代国际政治著书立说。这位卓越的神学家对近来的知识发展所做出的贡献，任我们怎样形容都不为夸大。沃尔特·李普曼在评价尼布尔的贡献时问道：“要经过多少世代我们才会再见到一位像他这样出色的人呢？”在其海量的专著和论文中，尼布尔所发掘的是他所谓“基督教现实主义”在应用于国际政治时的主要基本原则。他的著述在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曾一度被基督教徒和社会活动家所忽视，但在70年代末期又被重新发现。任何人在探求条理清晰、一以贯之的政治伦理研究方法时，都无法绕开他的作品。

在近来关注伦理与现代战争的罗马天主教作家中，约翰·考特尼·默里牧师超群出众。尽管默里把他的国际伦理学作品归入到研究道义与政府的更宽广思路之中，但他仍值得我们关注，而且仅靠本书对其思想的简明介绍还远远不够。在研究道义与外交的学者中，唯有默里将其思想建立在古时受尊崇的罗马天主教自然法传统中，对这种传统笔者毫无造诣，无法据之对他做出完全公道的评论。

我们有必要转到一位英国学者身上来结束对宗教思想家们的回顾。马丁·怀特英年早逝，所遗作品无多，但是他的影响却因有大批受其鼓舞的后学而长存于世。他既是一位历史学家，又是一位国际政治学家，他在学术上的著述虽稍逊于巴特菲尔德或尼布尔，但仍有着不朽的价值。他的一些作品是在他身后经由同事和学生的忠实努力而得以出版的。他比任何现代作家都更加致力于在伦理学基础上重建当代思想，使之继续沿着西方文明传统演进，而遵奉西方文明传统，是他至死不渝的信念。

在一部介绍这些宗教思想家著述的书中，不可能全面概括他们思想的异同。作为历史学家的巴特菲尔德始终坚守历史学学术的牢固阵地与根本原则，从未曾涉险远离。从尼布尔和默里的著述看，他们自始至终都主要是神学家，虽然他们更关心当代紧迫性社会政治问题，而并非经院式的神学家（尤其是尼布尔）。至于怀特，他所关心的焦点时而为欧洲史时而为当代史，反映了他对古典思想和现时国际政治的一贯兴趣。

尼布尔和默里两个人经常就自然法的实用性及其应用于核时代的问题争论不休。这四位思想大师都认识到了当代国家间关系的非理性，但是默里比其他几位更加认为，传统的自然法可以为国家间关系提供行动的持久准则。他们四位没有人质疑宗教对国际政治的终极意义，尽管他们每个人都依照自己的方式来界定这种意义。

显然，对这些大师和其他大师思想的介绍无法取代对他们的作品文本的细致披阅。笔者仅仅是想向大家介绍这一类思想家——介绍他们的著述、他们关于人和政治的基本假定、他们关于国际体系性质的界定以及他们对国际政治规范结构与对权力的作用和限度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