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雷丁监狱之歌》：一曲三面
王尔德是一个谜，他最后一部作品《雷丁监狱之歌》又仿佛给我们提供了某种线索。这首诗主要记录了囚犯们悲惨的监狱生活，但同时又从一个死囚身上昭示了诗人鲜为人知的内心世界：对同性恋生活的欲罢不能，和对早年夭折的胞妹的无限哀思。从这三个角度来看，该诗给读者展示了一个更深刻、更全面的王尔德。
奥斯卡·王尔德在《狱中书》中坦言：“我一生中有两个大的转折点，一是父亲送我上牛津，二是社会害我下大狱。”[1]诚然，这位文学天才在牛津大学以诗歌起家，此后蜚声文坛，但在创作的巅峰时期却锒铛入狱，最终声名狼藉郁郁而终。但其收山之作《雷丁监狱之歌》在1898年出版之时便大受欢迎，至次年6月已经再版7次，成为王尔德晚年落魄生活的一大亮点。《星期天号外报》曾评论说，自从《古舟子咏》问世以来，英国民众还没有见过如此怪诞、迷人和高超的民谣叙事艺术。
王尔德在给好友哈里斯的信中指出，这首诗“发自我内心深处，是一种痛苦的呐喊，一种马西亚斯的呐喊，而非阿波罗的歌声。”[2]希腊神话中森林之神马西亚斯是个悲剧人物，他曾经拿笛子与阿波罗的七弦琴比赛演奏，但因失败而被活活剥皮。该诗的弦外之音也尽显其张力，监狱生活其实只是冰山的一角，在此之下深藏着王尔德心中举足轻重的两个人物：同性恋男友道格拉斯和早年夭折的妹妹艾索拉。由此，《雷丁监狱之歌》便可以离析出三个不同的层面：对监狱生活的控诉、殉道者的忏悔和对兄妹情的追忆，分别以三张不同的面孔为代表：伍德里奇、道格拉斯和艾索拉。与王尔德同时代的诗人兼评论家西蒙兹就指出，这首诗“根本就不是一首民谣，……关键是其题外话，而非故事本身”[3]。
狱囚的血泪控诉
这首诗歌的开头写有“纪念C.T.W.”的字样，这个人便是查尔斯·托马斯·伍德里奇（Charles Thomas Woodridge），这位曾经的皇家骑兵队卫兵，因谋杀妻子而被判入狱，于1896年7月7日执行绞刑。因而，该诗大部分是在追述这位死囚的牢狱生活，诗人通过他的遭遇真实再现了当时恐怖的监狱生活。在维多利亚女王统治时期，英国的监狱体制还很不健全，“设置监狱的目的不是让犯人们如何再融入社会之中，而只是把他们禁闭在那里。犯人们每天被关在监室的时间长达23个小时，仅有的一个小时放风时间，还根本不允许讲话。”[4]
在开篇交代了伍德里奇的罪责后，诗人以旁观者的视角描绘了这位囚犯的与众不同之处——“脚步看起来很欢畅……依恋地朝阳光凝望”[5]，面对死神能有如此的坦然开始让“另一个圈子里”的王尔德大惑不解。继而，从第10节开始连续七节均以“他不……”开头，以及第22节中接连出现三个“真异样”，这些都大大提高了本诗的悬念指数。到底是什么让他的行为如此怪异？随着叙事的展开，答案昭然若揭：是单调的监狱生活，是恐怖的监狱生活，是抛弃他们的冷漠虚伪的人世社会！出于维多利亚时期严格的道德约束力，伍德里奇和王尔德的罪责难逃法网，因为“这人杀了他心爱的人，/所以说他难逃一死。”这既像是杀人者的忏悔，又似在为他的罪责开脱，因为王尔德正是这样充满矛盾的人物。他在伍德里奇身上发现了自己的影子——那个标新立异、不可一世的浪荡子。同为社会的弃儿，共同的经历让彼此找到了最大公约数，形成了强烈的心灵共鸣——对生命的绝望。
对于这样一位纨绔子弟而言，监狱就如同地狱，王尔德在出狱后就曾“感到自己从地狱又回到了人间。”[6]单从对牢房的描写来看，诗人就使用了诸多不同的名词来指称，如小屋、洞穴、死囚的监房、坟墓、耻辱的密室、监室、地狱以及厕所等等。可以看出，诗人对监狱生活深恶痛绝之极：除厌恶牢房空间的极其狭小之外，他已经把自己的不幸入狱当成一次死亡。狱中的王尔德已经意识到是他用自己的双手葬送了大好前程——至少是在文学创作上，此时的他万念俱灰，抱定生不如死的念头。巧合的是，他早在美国巡回演讲期间就曾看到过那里囚犯的悲惨遭遇，谁曾想十几年后蹲在里面的变成了他自己！但两年的牢狱生活给了他难得的体验生活的机会，《雷丁监狱之歌》就是其真实的写照，尽管这与他一生倡导的“生活反映艺术”的唯美主义信条大相径庭。铁窗里的囚犯穿着囚服，脚戴镣铐，饮用咸涩带泥的水，吃食充斥着白垩和石灰的苦面包。物质生活的低劣甚至匮乏直接催生了囚犯们精神上的极大空虚，他们大多数人忍受着失眠的煎熬，有些逐渐变得弱智甚至是疯癫。此外，残暴的狱吏更是让他们过着非人的生活，“他们吊死[伍德里奇]像吊牲畜，/甚至也没有敲丧钟——/……只是匆忙地把他弄出去，/再把他藏进一个洞。”所有这一切都在王尔德心目中打上了深深的烙印，出狱后他便投书《每日纪事报》细述个中苦衷，这封署名为“《雷丁监狱之歌》作者”的信直接促成了英国《监狱法》的通过。[7]
王尔德与好友罗斯讨论该诗时说，它“遭受互异风格整合之难。……有些是诗，有些是口号。”[8]他所谓的“口号”正是呼吁监狱进行人性化的改革！诗中叙述者的角色（王尔德）在不断泛化，从最初单独的个人视角，到与伍德里奇“在风暴中偶然相遇”从而找到了心灵的交汇点，再到他绝望的反诘——“什么宽慰话能在/精神上帮一位兄弟”，最后诗人引《圣经》中该隐杀弟的典故来暗喻人类的手足相残：这是伍德里奇的绝望情绪像瘟疫一样迅速蔓延的过程，同时也是王尔德由点到面逐步将诗歌主题升华的过程。因此，这首诗足以成为他“最具说教性的作品”[9]。
殉道者的悲歌
王尔德看完《雷丁监狱之歌》出版后的《每日纪事报》，曾经对那些短评心怀满意之余而又不无遗憾地说，“诗中除了宣传监狱改革之外，还有更多的东西。”[10]诚然，一旦我们抛开这一层面，就会发现诗人在伍德里奇之外倾注了更多的笔墨。他不是一名普通的杀人犯，他用手中的利刃杀死的是自己心爱的人，属于那种王尔德所说的最仁慈和勇敢的人。他的逻辑是，与其让爱人与外面的世界同流合污，不如就此用死亡留住她的天真。反观王尔德，他手中握有的只是一支笔，他所能做的也只是利用辛辣的笔锋去成就所愿，他绝不会像拜伦那样积极投入革命战斗。但他同样拥有这样一颗心，“不能够拿起刀枪去战斗，因此才与那些斗士们结盟”[11]。当然，前提必须是王尔德认同自己杀死了心爱的人，事实也一再证明他入狱的后果是家破人亡：母亲病故，妻儿隐姓埋名客走他乡，道格拉斯也在犹疑徘徊。所以，王尔德对于伍德里奇的受刑寄予的不仅仅是同情，更多的是对他那种义无反顾、大义凛然精神的钦佩，称他是一位殉道者。诗中把绞架说成是“带耻辱之绳的使者”，而“使者（herald）”一词另有“先驱”的含义，作者在此暗示他已经把伍德里奇划入先驱者的行列。先驱者是不被世俗所理解的，因为他们是超越自己所处时代的。王尔德如此煞费苦心，为这位杀人犯树碑立传，影射出他一直暗藏心底的一直钟爱的道格拉斯的幻影。其实，王尔德的创作一直“注重描绘男性美，着力展示男性的魅力”[12]，这一倾向彰显了这位同性恋者的性取向。
维多利亚后期的英国，对同性恋依然讳莫如深，以至道格拉斯不得不将他与王尔德的恋情称作“不敢说出自己名字的爱情”（语出道格拉斯的一首十四行诗）。从创作时间上看，《雷丁监狱之歌》酝酿于雷丁监狱之中，成形于王尔德出狱后的寄居地法国贝尔讷瓦勒，定稿于他和道格拉斯在意大利那不勒斯旅游期间，可以说它的整个创作过程都有道格拉斯的影子。尤其是在后期加工润色期间，道格拉斯无时无刻不在审读它，“很多个星期里，它是[他]们谈论的唯一话题”[13]。可以看出，王尔德尤其珍惜赏识道格拉斯的文学才华，他们之间并非单纯的传统意义上的肉体之恋，“他对[道格拉斯]的爱可能抑制了他的性欲望”[14]。其实无论压制与否，这种“有伤风化”（法庭给王尔德定的罪名）之事他不得不向所有亲朋好友隐瞒，直到被捕，他生活的这一面才放诸众目睽睽之下。一旦败露，他毅然选择了自我毁灭——尽管在被捕之前他有足够的时间选择流亡——义无反顾地走上同性恋的不归路，并最终为其殉道。
正是从伍德里奇身上他找到了自己这种自杀式毁灭的理据：因为杀了自己心爱的人，所以难逃一死。他“心爱”的道格拉斯名誉扫地，并未遭遇死亡，但在诗人的内心深处，由此产生的内疚已经可以与谋杀画上等号。而他过的这种双重生活——“和谐的夫妻生活的背后是同性恋的潜流”[15]——在诗中最强有力的体现就是：“那种最强烈的后悔/和像血一样的滴滴汗珠；/没有谁比我更领会”。这里诗人使用了双关语——“最狂烈的”（wild）与其姓氏（Wilde）同音——来表现诗人分裂的生活与人格，同时“像血一样的滴滴汗珠”表现了王尔德对疾病的恐惧，他所患的正是同性恋者常发的梅毒[16]，而梅毒在王尔德生活的那个时代还是不治之症。
王尔德曾经心不在焉地说过，《雷丁监狱之歌》并不是描述他的监狱生活，而是他在意大利的同性恋生活。[17]可能是由于已经认识到他肮脏卑下的监狱生活很像他与道格拉斯在那不勒斯的放荡生活，而又不忍回顾过去，只能出此言论。同时，这也验证了加尼亚在《市场的田园诗》一书中所言，“监狱中男犯人所组成的社区，筑成一幅他们被文明社会驱逐的场景。”[18]狱囚被社会遗弃，同性恋为民众唾弃，两者在诗中实现了象征意义上的重叠。落魄的王尔德已经忘记了他在狱中对道格拉斯的愤恨，对发妻断绝其生活费的耿耿于怀，甚至听到她的死讯时的无动于衷：他是想彻底地自暴自弃。“因为，活上二度生命的人，/他的死也不止一回。”既然入狱是他一次象征性的死亡，那他也不会在乎再来一次，因为他相信“告别生命就像离开宴会”[19]那样浪漫。人世间他唯一留恋的，便是道格拉斯了。在最初受审期间，他就下定决心“献身于爱，接受任何迫害而不反抗”[20]，只要能够拥有道格拉斯；因而出狱后他即迫切地重修旧好。早在《狱中书》中他就提及，能取得如此成就要归功于道格拉斯对他的“性奴役”[21]，而正是这种奴役毁了他的前程。命运如此安排，与其说是惩罚，倒不如说是殉道。《雷丁监狱之歌》所演绎的，正是这种马西亚斯的呐喊，是这位同性恋殉道者的悲歌。
悼亡妹的挽歌
王尔德一家中有三位女性，即母亲珍、妻子康斯坦丝和早年夭折的妹妹艾索拉，她们对王尔德有着深远的影响。母亲盼女心切，在怀王尔德时便误认为是女儿，结果王尔德长到两岁时仍被她打扮得像个女孩一样穿着裙子。艾索拉在家中备受宠爱，妹妹的死给王尔德带来的是毁灭性打击，尽管那时的他还不到13岁。“妹妹的幽灵，因对她有过性好感而产生的内疚，以及对可能由此导致其早逝的恐惧，这些都萦绕在他的心头。”[22]作为兄长的王尔德，因未能尽到保护妹妹的责任而自责，这种持续一生的负疚感让《雷丁监狱之歌》中该隐杀弟的典故增添了一层新的含义：在象征层面上，难道王尔德不就是该隐吗？
诗中不乏哥特式的恐怖描写，比如在处决伍德里奇的前夜，监狱里精灵在舞蹈、歌唱，要“唱醒那死者”；这里的“死者”，我们可以理解为已经麻木不仁、如同行尸走肉的狱囚（包括王尔德），更可以是王尔德已经失去的母亲和妹妹。这种说法再一次出现，是在诗人对照伍德里奇杀死妻子时，他发现自己“杀的是死人”！当然，这里王尔德仍在自责：自己的锒铛入狱让已在九泉之下的亲人们蒙羞，也就是他所谓的“这种人是二度犯罪：/唤醒死灵魂来受苦”！他对胞妹之死负有深深的内疚，加之他和道格拉斯的“有伤风化”的恋情，完全可以称得上“二度犯罪”；也正是这种恋情唤醒了他久藏心底的那段天真的兄妹感情。二度犯罪的人，“他的死也不止一回”。这看似诅咒的话语，正是王尔德的绝唱，是他由衷的忏悔。
王尔德死后，友人们在他的遗物中发现一个信封，上面是个顽童的简笔画，并写有“她不是死了只是睡着”等字样，而里面装的是几缕头发。[23]艾索拉的头发他珍藏了一生！他早年曾专门为亡妹写了首《安魂曲》，诗末两句“我的一生已在此埋掉——/把土堆上去”，完全可以作为《雷丁监狱之歌》中“二度犯罪”的注脚，也更好地诠释了把牢房当成“地狱”和“坟墓”的隐喻。另外，诺克斯还从王尔德早期的另一首诗《妓女的房子》中，找到了与《雷丁监狱之歌》中相同的元素——有关死亡舞蹈的描写，来重现王尔德心头时时在场的艾索拉。[24]妹妹的死是王尔德心中永远解不开的结，直到把它带进了坟墓，而《雷丁监狱之歌》算得上是他揭开这个谜底的最后一次尝试。
一代文坛怪才王尔德是一个具有双重性格的人，正如他在《道连·葛雷的画像》中刻画的道林一样。王尔德在给友人的信中也提到，他的作品就像其个性一样已经四分五裂，自己只是一个强烈意识到自身痛苦的人。[25]作品也好，个性也罢，看其一面就会有失偏颇，就如同王尔德批评的有关《雷丁监狱之歌》的短评一样。文本阐释只有放在一个更广阔的语境下，才会有更大的意义。监狱生活确如他描写的那样恐怖，但浅尝辄止者就不会从伍德里奇身上生发出去，看到一个更全面的王尔德：同性恋折磨得他声名狼藉，但他沉溺于其中而不能自拔；妹妹的夭折早已作古，生活中的他却仍在为这不争的事实而内疚不已。这首诗正是以伍德里奇为支点，撬起了一个王尔德鲜为人知的内心世界，其中道格拉斯和艾索拉像车轮一样碾压着他的肉体与灵魂。《雷丁监狱之歌》的三张面孔，对应的是王尔德的分裂人格。这位“过日子用的是天才，写文章不过靠本事”[26]的不羁文人，在自信与自责中不知不觉地消费着自己的天才与本事，直到食不果腹，直到江郎才尽。王尔德因为有了《雷丁监狱之歌》而完整，世界因为有了王尔德而精彩。
[1] Oscar Wilde, The Complete Works of Oscar Wilde. London: Collins, 1984, p.915.
[2] 《王尔德全集》第六卷，常绍民、沈宏等译，北京：中国文学出版社，2000年，第511页。
[3] Anne Varty, A Preface to Oscar Wilde.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05, p.83.
[4] Stephen Waba, “Oscar Wilde: The Ballad of Reading Gaol,” http://www.referate10.com/referate/Englisch/21/The-Ballad-of-Reading-Gaol—Oscar-Wilde-reon.php.
[5] 《王尔德全集》第三卷，杨烈、黄杲炘等译，北京：中国文学出版社，2000年，第266页。
[6] 《王尔德全集》第六卷，常绍民、沈宏等译，北京：中国文学出版社，2000年，第267页。
[7] 维维安·贺兰：《王尔德》，李芬芳译，上海：百家出版社，2001年，第115页。
[8] 《王尔德全集》第六卷，常绍民、沈宏等译，北京：中国文学出版社，2000年，第421页。
[9] Karl Beckson and Bobby Fong, “Wilde as Poet,” in Peter Raby ed.,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Oscar Wilde.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1, pp.57-68.
[10] 《王尔德全集》第六卷，常绍民、沈宏等译，北京：中国文学出版社，2000年，第505页。
[11] Melissa Knox, Oscar Wilde: A Long and Lovely Suicid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4, p.80.
[12] 吴学平：《同性恋损害了王尔德的艺术才华》，《外国文学研究》1995年第3期，第66-69页。
[13] Melissa Knox, Oscar Wilde: A Long and Lovely Suicid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4, p.19.
[14] Ibid., p.13.
[15] Karl Beckson and Bobby Fong, “Wilde as Poet,” in Peter Raby ed.,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Oscar Wilde.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1, p.67.
[16] Melissa Knox, Oscar Wilde: A Long and Lovely Suicid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4, p.135.
[17] 《王尔德全集》第六卷，常绍民、沈宏等译，北京：中国文学出版社，2000年，第550页。
[18] Stephen Waba, “Oscar Wilde: The Ballad of Reading Gaol,” http://www.referate10.com/referate/Englisch/21/The-Ballad-of-Reading-Gaol—Oscar-Wilde-reon.php.
[19] 《王尔德全集》第六卷，常绍民、沈宏等译，北京：中国文学出版社，2000年，第487页。
[20] 同上书，第19页。
[21] Melissa Knox, Oscar Wilde: A Long and Lovely Suicid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4, p.91.
[22] Ibid., p.16.
[23] 维维安·贺兰：《王尔德》，李芬芳译，上海：百家出版社，2001年，第9页。
[24] Melissa Knox, Oscar Wilde: A Long and Lovely Suicid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4, pp.11-13.
[25] 《王尔德全集》第六卷，常绍民、沈宏等译，北京：中国文学出版社，2000年，第528页。
[26] 维维安·贺兰：《王尔德》，李芬芳译，上海：百家出版社，2001年，第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