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远人之见

在以往的研究中，最先被多数学者放弃的是“王朝更替”的解释。事实上，这种解释并不能构成一种“模式”，它只是对明朝之后清朝建立这一客观事实的承认，而并非是认为只有清朝才是明朝的合法继承者。后者只是清朝统治者自己或清朝遗老所坚持的看法，这在辛亥革命后以梁启超为代表的对“王朝体系”的批判和现代学术研究中，已不为人所重。至于“民族革命”与“阶级革命”的解释，是特定时代的产物，也体现了政治对学术的影响，论者如云，也毋庸再议。倒是所谓“近代化”的解释，似乎从“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讨论至今，一直延续，但其中的问题意识已经变化，不应把“世界体系论”、全球化理论、“中国中心论”等等之下的讨论，与“资本主义萌芽论”等传统研究完全等而视之。

由于以上诸论多为中国大陆学者的探讨和反思，无法脱离所处的具体情境和时代局限，确有“只缘身在此山中”的缺陷，因此对海外学者的相关研究稍做归纳，或许对今天的讨论有所帮助。正如柯文在其《在中国发现历史》一书中所论，“中国中心取向想概括的思想是，19、20世纪的中国历史有一种从18世纪和更早时期发展过来的内在的结构和趋向。若干塑造历史的极为重要的力量一直在发挥作用……但是它也制造了一个新的情境，一种观察理解老问题的新框架，而且最后还为解决新、老问题提供了一套大不相同的思想与技术”。明清易代也是这样的老问题，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学者就开始将其置于一个连续的走向中去重新认识，这种认识当然不同于“王朝更替论”那种循环论的模式，也不同于两种“革命论”那种断裂论的模式。

在该书中，柯文提到了1979年由史景迁、卫思韩和袁清主编的《从明到清》一书^[4]，认为他们正确地指出了跨越明清的长期连续性，也指出了清代前期的许多方面对于晚清的重要影响。他也引述了魏斐德在《中华帝国晚期的冲突与控制》一书中的话：“社会史家开始逐渐认识到，从16世纪中叶到20世纪30年代整个时期构成连贯的整体。学者们不再把清代看成过去历史的翻版，也不认为1644年与1911年是异常重要的界标。”^[5]因此，从20世纪70年代中叶以来，“易代”或者“鼎革”就不再是一个历史上的分水岭或者转折点^[6]。

魏斐德的《洪业》出版于1985年，即在上述论文集的10年后，因此他这部专论明清易代的书，不可能与传统的“王朝更替论”密切相关，也不可能意在论证清朝统治的合法性^[7]。无论世界经济的影响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这些影响都不是针对“明朝”或者“清朝”——明或清的统治者的，而是针对明清易代时期的中国社会的；我们注意到，论者往往有意无意地将清朝这样的时间概念替换为政权概念。当然，《洪业》这本巨著主要是描述性的，并没有用很大篇幅讨论这次王朝更替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不过，作者的结论还是非常明确的：“在清朝统治之下，中国比其他任何国家都更快地摆脱了17世纪的全球性经济危机。……在此后的近两个世纪中，中国的版图几乎比明朝的领土扩大了一倍。”^[8]

同时稍后出版的司徒琳的《南明史》也是一部以叙事见长的著作^[9]，但并不等于可以把这部书也归入“王朝更替论”一类。论者已经注意到，司徒琳只不过希望讨论文官与武将之间以及皇帝与阁臣之间的紧张关系，而正如她所说，“在中国历史上这两个问题始终存在”，因此，她试图探讨的，就是一个跨越朝代的文官体制的问题。显然，宋朝和明朝都是对武臣防范甚严的，他们的地位因此比较低下，这不能不说是武将易于降清的原因之一，而后者又构成了满洲以少数人口最终成功地获得天下的至关重要的因素。

20世纪90年代，与“明清易代”问题有关的讨论在域外又有较大的变化。岸本美绪的《明清交替与江南社会》一书出版于1999年^[10]，但书中收集的论文发表于1986年至90年代中期，而且明确说明是“属于社会史的范畴”。由于她所探讨的是明清易代时期的江南社会，或者说是在江南社会的范围内思考明清易代，因此自然会在“序言”中对日本学界的“地域社会论”进行反思。岸本认为，“地域社会论”的模糊和多歧性，正是“因为研究者站在处于社会中一隅的人物的角度而引发的”。她以下这段话值得引述：

“地域社会论”中的一个屡遭批评的特点是，不是以封建制、奴隶制等大框架结构为前提，而是把重点放在个人在诸如宗族形成过程中究竟扮演怎样的角色等极小的事例上，看来好像是在处理与大局无关的细微琐事。然而，它所关心的却不一定仅仅止于个别的微观情事，从许多被认为属于“地域社会论”的研究中可以感受到的旨趣，其实是要从这些事例中抽离出当时人的行为状态、抉择依据，以及社会面向等，以整合性的概念模式来把握，甚至从普遍性的脉络里捕捉。关键不在问题的大小，而在问题的方向性。不是像神一般高高在上，以超然的观察立场来俯瞰整个社会，而是由社会中各个角落来选择个别的人群行动，这些行动才是了解社会的真正本质。从这样的观点出发，思考人们为何这样地活动时，问题的方向性势必是从人们的行为与动机出发，成为一种微观的、自下而上的研究取向。“地域社会论”的研究经常被批评缺乏国家论的陈述，然而，“地域社会论”亦无意将国家视为屹立于社会之外的庞大实体，而是要思考生活于地域社会的人究竟如何看待地方官吏，以及为何认为自己应该依从地方官等的观点，由此来解释“国家权力”。^[11]

岸本美绪此处和序言中的其他部分都没有正面涉及她的“明清交替”论，但已经非常清晰地回答了“地域社会论”与政治史之间的关系。按我的理解，明清易代绝不只是南明和满洲王公与大臣的事情，不仅是明遗民的事情，也不仅是权力的争夺和正统性的确立，它还是生活在那个时代的每一个个人、匹夫匹妇的事情，往往是这些个人的选择和行为导致了历史突如其来的转向，因此不了解这些就无法了解明清易代的历史。

两年后，岸本美绪到台北近史所演讲，讲题是“秩序问题与明清江南社会”。这个题目显然与前书有关，但讲演的内容却讨论到对17世纪的看法。根据她自己的界定，这个17世纪主要指的是16世纪70年代到17世纪80年代，即明朝开放海禁的万历时期到清康熙收复台湾后的重开海禁时期——也即我们所说的明清易代时期。此后，她以这些内容为基础，撰写了《“后十六世纪问题”与清朝》一文^[12]，讨论的是近世国家面临的诸多共同的世界性问题，以及它们各自又是如何解决的。该文依然没有直接涉及明清易代，论者以为该文体现了日本史学界的“东亚视角”，并且认为此类视角与国内学者强调清朝建立对于抵御西方殖民侵略具有积极意义的观点或在世界史范围内看清朝的观点并无二致^[13]，显然是个误解。

日本学者具有一种“东亚”视角是无疑的，但岸本美绪及其他一些学者的“东亚世界”更毋宁说是个时间性的概念，它是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体系为基础的，因此是主要以海岸与海洋为纽带结成的，到19世纪中叶以后就逐渐解体了。这样的区域性世界可以与地中海世界、内亚世界（Inner Asia World）等等相提并论。因此这个世界视野不是在一个东西方先进与落后、侵略与反侵略的意义上体现的，也即不是在冲击—反应论的意义上体现的（中国大陆学者以往多在这个意义上理解世界视野），而是体现为这些区域性世界如何面对共同的秩序重建的问题。

在该文中，岸本提到的“民族问题”也已为美国学者再度重视，这虽可以何炳棣与罗友枝就满化抑或汉化的争论为标志，但还是应该以濮德培、米华健、欧立德、柯娇燕等人的具体论著为模板^[14]。因为明清易代的最直接后果是以往的夷夏关系发生了变化，这种关系又扰动了传统的以朝贡体系为纽带的东亚世界，满洲人的成功使蒙古、青海、西藏、新疆等地区加入到这个世界中来，改变了东亚世界的概念；同时，这里也有欧亚大陆历史变动的拉力，由此产生了一种互动，造就了新的清朝格局。这就是“内亚”或亚洲内陆研究与清朝建立之关系的研究被重视的由来。这些研究虽然没有直接对明清易代加以评价，但非常明显的是，它们等于强调了清朝建立带给中国的巨大变化。因此与20世纪70—80年代不同，这与其说是强调连续性，不如说是强调明清之间的断裂。

作为以上观点对明清易代问题的直接投射，2004年和2005年，美国先后出版了《世界历史时间中的清的形成》与《时间、时间性与王朝变迁：从明到清的东亚》两部论文集^[15]。在万志英与司徒琳所写的序言中，也说到，“在与新近强调清的满洲特性保持一致的过程中，与明（更不要说再早期的中国历史）的历史连续性被极大地抛弃了”。但作为强调“宋元明变迁”的倡导者，万志英似乎并不完全认同这种观点。他认为“从作为整体的中国史的背景中观察，清的形成无论多么独特，它似乎并未造成对中国历史的根本背离”。即使是强调清帝国“独特的满洲精神”，也是在“更广阔的中部欧亚草原的政治遗产和演化的背景下发生的”。清帝国在内亚地区“巩固其统治之举动——完成于18世纪中叶——是内亚历史上一个更为长期趋势‘再帝国化’的结果，这一趋势在蒙古帝国崩溃之后的割据状态百年之后的1500年前后就已显现出来”。当然，认同这一点并不会与下述观点形成冲突：“理解清的国家与社会的主要框架是早期现代世界的共时性演进，而不是中华帝国晚期或王朝中国的历史性尺度。”

如果把岸本美绪的江南研究与美国“阿尔泰学派”的研究放在一起，思考对明清易代问题的研究进路，我们会发现二者之中存在一个同样“以中国为中心”的向内和向外的走向：向内的走向使我们既不站在南明政权或明遗民的立场，也不站在清初统治集团的立场，而是站在经历了明清易代的所有个人与群体的立场上，观察一个复杂多样而又变幻莫测的历史节点；向外的走向使我们摆脱一个先设的版图空间局限，而追寻影响到明清易代或明清易代影响到的更为广阔的地域空间，以同样的立场去观察这个广袤空间中各个地域所发生的一切细节及其关联。

我个人以为，这是一种区域社会史的解释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