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北虏”问题的发生与新旧时代的交替

所谓“北虏”问题，当其与“南倭”问题相提并论时，主要是以明嘉靖二十九年的“庚戌之变”为标志的。所谓“庚戌之变”，即指蒙古俺答汗兵临北京城下，造成北部边疆危机空前加重。事实上，自从明朝建立伊始，“北虏”问题就一直存在，明初以亲王守边、永乐时期的五次北征、“土木之变”的发生，以及“九边”的设置等等明史上的重大事件，都是这一问题的表现。从长时程的历史来看，由于自战国时期始，北方游牧民族与边内农耕民族的冲突不断，甚而数次造成中原王朝的更迭，使论者常常将明中叶的这一事件继续置于这一历史脉络中加以解读；从短时程的历史来看，由于明朝代元而兴，元顺帝君臣北遁，给明朝留下了强大的北元威胁，使朱元璋非常重视这份“遗产”，因此这一事件又可被视为元明交替的延续。这也成为解释这一事件的常见逻辑。

学界已经充分认识到“倭寇”问题与16世纪初的世界变局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指出，从16世纪20年代始，葡萄牙商人在试图与明朝正式通商遭到拒绝后，一直在中国东南沿海游弋，与中国海商及日本进行三角贸易。他们以西方及东南亚的土产及火器来交易中国的瓷器、丝绸、棉布等货物，或以日本银锭支付，每年的贸易额达数百万葡元^[3]。而嘉靖初年行海禁、撤市舶的举措彻底断绝了合法的私人海上贸易，迫使王直等中国海商以武装“走私”的形式延续这种贸易活动，构成嘉靖中期的大规模“倭乱”。因此，这一事件就被置于新航路开辟、东亚地区国际贸易规模的空前加大和中国国内对白银的大量需求这样的世界变局的背景下。

但是，这样一个发生在中国东南沿海的事件，与发生在遥远的北部边塞的“北虏”问题有没有什么联系呢？换句话说，上述世界变局似乎是在一种“海洋史”的历史逻辑，也即通常所谓的“世界近代史”的历史逻辑中得到说明的，内陆的历史是否成了另一部完全不同的“世界历史”？

岸本美绪敏锐地指出了二者之间的关联。她问道，“从东南沿海流入的白银到底上哪里去了呢？”她的答案是，由于抵御蒙古和女真，从16世纪后半叶开始，国库中用于支付北部边防的白银从200万两逐渐增加到400万两，这相当于从东南沿海每年流入的白银总额。随着北方军费的日益增加，国家通过税收大力吸纳内地的白银，使内地白银的存量日益不足。“随着国内白银不足的严重化与白银需求的增大，沿海的走私活动更加活跃。如上所述，‘北虏’与‘南倭’以白银流动为媒介，有着密切的关系。”^[4]根据岸本美绪的解释，北部边塞地区的问题是由于朝廷将大量因海上贸易得到的白银以军费的形式投入此地，而与这个“海洋史”的历史逻辑勾连起来。这引发我思考如下问题：第一，从宏观上说，在16世纪，欧亚之间的内陆地区发生的历史事件，是否也能反映这一时期的世界变局？是否也是一种时代交替的结果？换句话说，这一时期的世界变局或时代交替，是否不仅可以从“海洋史”的历史逻辑去解释？第二，从微观上说，“北虏”与“南倭”问题的关联，是否不仅是朝廷将大量白银投入北部边塞地区这一比较间接的原因所形成的，而可能有更为直接的关系？

近年来美国一些研究清史的学者着意强调了清帝国与内亚（Inner Asia）的关系，正如万志英（Richard von Glahn）所概括的，“把清代形成包含在一个早期现代的分析框架中的情形，有赖于对全球互动的主张，这种互动是经由欧亚大陆中部大草原并与奥斯曼、蒙兀尔和俄罗斯‘火药帝国’的情形相似，而不是通过与欧洲的海上贸易以及显示‘原生资本主义’特征的市场经济发展进行的”^[5]。在一篇文章中，米华健（James A．Millward）简述了13—14世纪蒙古帝国崩解之后，在明朝、奥斯曼帝国与莫斯科大公国之间的地带，到15世纪后期出现了一个“再帝国化”的过程。在中亚和内亚的许多地区，如乌兹别克、蒙古、青藏等，在继承蒙古帝国遗产的动力下，重新形成了强大的政权，这些政权往往与一个强大的宗教派别结盟，并以类似的方式强化了游牧地区与农耕地区的联系。他因此倡导一个除了中国王朝史、中国与欧洲的海上联系（即我所谓的“海洋史”）以外的新的“历史坐标”，即“后黄金家族在欧亚大陆中部的谢幕（或许在那些包括俄罗斯在内的、有欧亚大陆中部根源的、处于欧亚大陆边缘的其他农耕帝国中，有些可以补充进来）”，并以清乾隆时期的土尔扈特东迁事件作为欧亚大陆中部“历史的终结”^[6]。

对于15世纪以来的世界变局而言，相对前述“海洋史”的历史逻辑，这或可被称为一种“内陆史”的历史逻辑。这两种历史逻辑是相互分离的，即前者体现了一种断裂而后者体现的是连续性，还是具有内在的联系？狄宇宙（Nicola Di Cosmo）以研究火器的传播为切入点，论证了15世纪中叶以后奥斯曼土耳其和葡萄牙先后将火器技术及其使用向阿拉伯世界、印度和东南亚传播。至少在16世纪20年代，中国已有了佛郎机，并被建议用于抵御北边的蒙古；同时稍早，哈密、吐鲁番速檀满速儿等穆斯林势力反明，也使用了奥斯曼帝国传来的火器；而在东南沿海的“倭乱”中，日本的火器也得到了戚继光的注意。由此，狄宇宙认为，“火器在亚洲的传播不能被理解为，因为航海上的进步导致欧洲人流动性增加的线性结果”^[7]。这个个案似乎说明，两种历史逻辑是有关联的；当然，这种关联也可能是新旧时代之间的关联。

这两种历史逻辑之间是有因果联系的。13世纪蒙古人的西征彻底终结了阿拉伯帝国，这给了奥斯曼土耳其在地中海建立自己霸权的机会，在15—16世纪，他们取代了阿拉伯人以往对通往东亚地区的航路的控制。正是由于他们对旧航路的垄断，欧洲人才转而开辟了经由大西洋的新航路，由此，以葡萄牙人为先驱的西欧势力开始挑战奥斯曼土耳其的海上霸权。可以说，是蒙古帝国主导的“内陆史”引发了欧洲人主导的“海洋史”。事实上，阿拉伯帝国崩解之后在海洋上留下了一段时间的空隙，成为15世纪初“郑和下西洋”的背景；尽管奥斯曼帝国的勃兴成为这一盛举戛然而止的因素之一，但后者并不能全力向印度洋以东拓展，使16世纪的南洋和西洋成为印度人、东南亚人、中国人，以及间或东来的欧洲人开展贸易的舞台。而这一“群雄并起”的局面正与欧亚大陆中部许多政权“再帝国化”的纷乱多元局面相互因应。

在其身后发表的一篇颇具影响的文章中，傅礼初（Joseph Fletcher）对1500—1800年间的世界历史提出了两个分析性的概念：相互联系（interconnection）与水平上的连续性（horizontal continuity）。前者是指存在将两个或以上社会连接起来的接触，比如观念、制度、宗教的传播和大规模的贸易；后者是指在没有传播的情况下，两个或以上社会共同经历的经济、社会或文化历史现象。他认为，如果我们透过政治史和制度史的表面，审视早期现代世界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17世纪的日本、中国西藏、伊朗、小亚和伊比利亚半岛这些相互隔绝的地区，做出了同样的、相互联系的，至少是类似的人口、经济，甚或社会的反应。这些共同的现象包括，在16世纪前后，除了美洲以外的整个世界出现了迅速的人口增长，甚至在某些地区出现了人口压力；区域性的城镇无论是在数量上还是在规模上都大大增加，它们与传统的大城市相比，主要服务于短途贸易，是区域联系的中心；城市商人阶级的兴起，使城市的政治、经济，甚至审美趣味都带有他们的特征；宗教的复兴和传教活动的开展，不仅体现在欧洲的宗教改革运动上，还体现在：苏菲派的发展使伊斯兰世界内部分庭抗礼、黄教的扩展，以及中国的阳明心学和民间教门的活跃；全球性的农民暴动，除了气候的原因外，旧式地主转而经商，而商人阶级大量投资土地，甚至贵族、寺庙也热衷于积聚地产，导致尖锐的两极分化；游牧民族的衰落，火器的使用改变了力量的平衡，定居聚落得到了更好的保护，同时服务于帝国政治的巨大经济需求，也不是那些基于游牧经济的草原国家所能满足的。按照傅礼初的假设，这些相似性之间是存在着因果关系的，而且，所有这些相似性（parallelisms）的同时发生说明，世界各地各民族比以往历史学者认识到的更为密切地联系在一起，从而造就了一个不同于19世纪以后的那些相似性的“整合的历史”（integrative history）^[8]。

傅礼初认为，在1600—1800年间西欧发生的许多事情，在同时期的整个欧亚大陆的许多社会中都有发生，因此西欧经历的“早期现代”变化，这些社会同样经历。对于我们所关注的问题来说，如果说“南倭”问题是区域性贸易发展的一部分，“北虏”问题则是游牧族群整体衰落过程中倒数第二次“辉煌”（最后一次应该是准噶尔蒙古在17世纪的扩张）。在某种意义上说，前者是“海洋史”的开始，后者则是旧的“内陆史”的终结和新的“内陆史”的开始，二者都是同一世界变局的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