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隆万边略

《明经世文编》的编者认为：“国家外夷之患，北虏为急，两粤次之，滇蜀又次之，倭夷又次之，西羌又次之。”^[2]明朝边患，多以“北虏南倭”为代表，在明朝的大部分时间里，北方蒙古人的威胁是显而易见的，但《明经世文编》的编者把两粤和滇蜀的问题放在“倭患”之前，而后又提到“西羌”的问题，这究竟是其独到之见还是时人的共识？

陈子龙是明末江南几社的骨干，几社成员身处特殊的时代，对兵事极为关注，并于崇祯九年编写了《兵家言》一书^[3]。上述判断见于两年后编纂的《明经世文编》的“凡例”中，为几社成员、《兵家言》的编者之一宋征璧所撰，应体现了他们的共识。几社的文人之所以重视兵事，是因为他们“愤愤于天下之大而知兵者鲜也”，所以要提出自己独到的看法。由于他们站在明末这个特殊的时代节点，回望整个明代的边事，有可能对明代的边疆问题做出比较全面的判断。

在野文人对天下时局的判断未必与庙堂之上的主政者完全相同，那么庙堂上的主政者是如何看的呢？围绕着这一时期的边疆族群问题，庙堂之上，经常是众议纷纭。但在高拱和张居正相继主政时期，他们的强势态度往往能形成最终的决议。如在广东“海盗”问题上，张居正回忆说，“广事自区区力主夹剿之议，及请发帑银先治海贼诸事，人皆未以为然”^[4]；又如俺答封贡及平古田僮乱等事，“皆大违群议，而仆独以身任其事。主上用仆之策，幸而时中矣。乃异议者犹欲搜求破绽，阻毁成功，以快私指”^[5]；在朝廷议征川南都掌蛮时，据称张居正厉声驳斥反对者：“蜀在中国为西南重镇，叛不速讨，诸夷将望风起事，蜀岂得全？……所不成者，吾不得复平章国事。”^[6]因此他们的意见可以代表当时的国家立场。

当然，高拱、张居正的边略能够得以实施，也在于他们任用了一批与其见解一致的地方督抚。张居正曾说：“仆自去岁曾面奏主上曰：今南北督抚诸臣，皆臣所选用，能为国家尽忠任事者。主上宜加信任，勿听浮言苛求，使不得展布。主上深以为然。”^[7]胸怀抱负的内阁首辅与熟悉边情的封疆大吏共同造就了此一时期的帝国边略。

明朝建立之初，便将蒙古视为头号敌人，这一点在朝野双方都是有共识的。“隆庆和议”是重要的转折点，但其意义不仅限于明蒙关系的改善，300年后魏源评价说：“高拱、张居正、王崇古张弛驾驭，因势推移，不独明塞息五十年之烽燧，且为本朝开二百年之太平，仁人利溥，民到今受其赐。”^[8]魏源认为清朝接受的遗产，是明朝主政者那种“张弛驾驭，因势推移”的策略，其中所因之“势”，又不仅是蒙古草原上的形势和走向，还是整个国家周边的大势。

明穆宗朱载垕对高拱的评价也颇值得注意：“且值国家多事之时，先为社稷万年之计。乃通海运，乃饬边防，乃定滇南，乃平岭表。制降西虏，坐令稽颡以称藩；威挞东夷，屡致投戈而授首。盖有不世之略，乃可建不世之勋；然必非常之人，斯可济非常之事。”^[9]在朝廷看来，高拱的最大功绩就在于他对边疆的经营，而且不仅对于蒙古，对于西南和东南地区的经营均获得进展。

清康熙年间，高拱在边事上的主张被编为一书，名为《边略》。其中谈到“俺答封贡”的三大意义，一是“可以息境土之蹂践，可以免生灵之荼毒，可以省内帑之供亿，可以停士马之调遣，而中外皆得以安”；二是“可以示舆图之无外，可以见桀犷之咸宾，可以全天朝之尊，可以伸中华之气，即使九彝八蛮，闻之亦可以坚其畏威归化之心。”但“要领之图”和“本意之所在”则是“但得三五年宁静，必然安顿可定，布置可周，兵食可充，根本可固，而常胜之机在我”^[10]。

这里所谓“九彝八蛮”“畏威归化”只是一种场面话，还是此时帝国的最高决策层已有统一的规划？从字面来看，这只是出自安定北部边疆的考虑；但至少是因北部边疆的形势相对稳定，为朝廷对南方的经略提供了重要的条件。所以四川巡抚曾省吾在征讨都掌蛮时便说：“兹值明良交泰之会，正当中外协攻之时。险莫险于海倭，每见骈首就戳；强莫强于塞虏，已看稽颡称臣。矧兹鼠首蜂腰，岂足润戈膏斧？……且朝廷以征剿尽绝为期，主将以荡平图报自誓。”^[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