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今天是“九·一八”，有一个关键词叫做“理性爱国”。在这里，“理性”与“爱国”不是并列的，而只是一个修饰“爱国”的副词。“九·一八”对中国人来说，是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日子。差不多一又四分之三个世纪之前，中国跟日本在被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大门时，还差不多处在同一个水平线上；到甲午战争，至今不过110多年以前，中国惨败，从此两国的对峙局面出现很大的不同。当时两国的军事力量也许还是势均力敌的，当今也有学者论证，甲午海战中国的失败纯属偶然。但是，无论如何，19世纪末的这一场战争改变了中国和日本的命运，日本“脱亚入欧”数十年之后，成为世界列强之一。甲午一役之后，日本经过三十几年的发展，就开始企图将中国完全纳入其控制之下，1931年之后，东北以及内蒙很大一部分实际上被日本控制了，日本还在不断蚕食华北的土地。

我们知道，中日战争的正式爆发是1937年的卢沟桥事变，人们至今还在讨论它。在历史上，有些偶然事件很重要，改变了历史进程，有些却不重要，就好像河流水面上的泡沫一样，看起来仿佛非常醒目和热闹，实际上不过是河流深层流速和流向的表征。在卢沟桥事变之前，几乎所有人都意识到中日之间必有一战。否则，我们就无法解释，为什么早在1935年，清华大学就已经开始将重要的图书和设备往南方搬迁。所以后来西南联大在学术上的辉煌，在一些关键方面，并不缺少物质基础。这种情况下，北平附近何时发生战事，是哪一方先开了第一枪，从这个角度来说，反而并不重要了。

我们学习这门课，是在学习人类思想在过往的经历，了解至今为止在世界格局中仍然占据主导地位的西方文明，其思想观念发生和发展的若干层面。我们之所以要了解历史，是因为我们今天的处境是由过去人类的行为、选择、取舍逐步导致的，不了解过往就不能了解当下。

有一种说法叫做：“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历史。”历史如果只是过去已经发生的事，就不会变化了。比如说鸿门宴上是项羽发慈悲放过了刘邦，而不是刘邦放过了项羽。又比如是秦始皇而不是别人统一了中国，这是不能改变的。那么，为什么还说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历史呢？这种说法不就意味着，历史是会给不同时代的人们呈现出不同的面目吗？

可以从几个不同的方面来理解这个说法。首先是史料的不断发现，会改变我们对过往的认识。我们考察历史，依靠的是过往人们的活动所留下的史料，史料可以是记载过去人们所作所为的文字材料，也可以是物质遗存，包括考古发现。举一个例子，清华历史系的学术研究中有一个重要的亮点，就是“清华简”的收藏、保护、整理和研究。这些年出土的文物特别多，其中一个原因是现在盗墓行为很猖獗，有的盗墓贼专业水平不亚于职业的考古工作者，却有着千百倍的热情去发掘文物。前几年在香港的文物走私市场出现了一批竹简，我们清华大学的古文献权威学者李学勤先生看到了，觉得非常有价值，后来这批竹简由校友花钱买下来，捐给了清华。这一批被命名为“清华简”的竹简，后来被证明具有重大价值。这样的材料出现，可以在很多方面改写我们对上古中国文化的认识。比如，在这里面发现了古文《尚书》中后世没有流传的篇章，有类似于《竹书纪年》的古史记载，还有类似于后世的计算尺的东西，表明在很早的时候，中国人已经有了分数的概念。以前我们说中国古文明辉煌灿烂，但在数学方面，却似乎比巴比伦文明、古埃及文明要略逊一筹，现在发现其实也并不逊色。我们更有理由面对别的文明说，“我们的祖上比你们阔多了”。因此，之所以说每代人都会有不同的历史，一个缘故就是因为总是有新的材料不断出现，对同一个历史片段，人们便会产生与前人不同的认识。

其次，历史事件一旦是如此这般发生，它就不再变化；但是它的影响却是持续不断地发生变化。比如孔子的行为、言谈早在两千五百年前就定格了，他的影响却在后世不断变化。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之内，他的“行情”变化就令人瞠目结舌。由“五四”、“文革”、改革开放初期再到现在，不断地变化。从“打倒孔家店”到“批林批孔”，从改革开放初期，很多人大谈所谓东亚四小龙的经济奇迹和儒学的关系，再到今天我们在校园里，看到他的塑像出现在近春园荒岛上——最近他的塑像甚至一度出现在长安街、天安门广场边上。对孔子的理解和评价经历了巨大的变化和起伏。这一切，很大程度上都可以归之于刚才我们说到的那一点，那就是，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虽然已经过去，但其影响没有消失，而且还在不断地发生变化。

再有一点就是，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历史，还因为我们总是从当下的价值观出发来看待过去。社会不断变化，每一代人的眼光都在不断变化，以此作为参照来观察过去，过去便也在不断变化。因此真正的历史，虽然是过去，但却不是僵死的过去，而是一个活生生的过去（living past）。

这一层意思可以换一个说法，意大利思想家克罗齐（B．Croce）有过一个命题叫做：“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contemporary history）。”为什么这么说？它肯定不是简单的字面意思，仿佛所有历史都发生在当代。它有多重的内涵。一重意义是，历史确实是发生在过去的。然而，我们研究历史的方式与物理、化学不一样，物理现象、化学现象发生在我们眼前，而且可以在受控的实验条件下不断重现。历史上的事件已经发生了就不会再重复，我们只能凭借史料在头脑当中重建这个事件，比如凭借司马迁的《史记》在头脑中重建鸿门宴的图景，而在这一过程中，任何思想活动都是当下的。

还有一重意义是，人类过往发生的事情太多了，数不胜数，无穷无尽。且不说人类过往的事件，就连在座的每个个体，你过去所经历的很多事情，已经一去不返地无法再想起了。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关心过去当中一些特定的事件而不是其他一些事件呢？我们对过去的关怀总是和我们当前生活中的兴趣、关注点相关的。比如说历史学研究可能讨论这样的问题：曹雪芹到底是什么人，生活在什么时代？莎士比亚到底是什么人，他会不会是英国历史上那位伊丽莎白女王的一个笔名（的确还真有人提出过这样一种比较离谱的观点）？贝多芬写出某一首交响曲时是不是真的已经聋了？他在钢琴创作方面的突破，是不是因为当时工业技术的突破，让人们有能力造出更加复杂、更加高级的钢琴？相反地，人们不大会问比如说这样的问题：1805年北京城第一个寿终正寝的人是谁？虽然从理论上说这个问题完全有可能解决。为什么？因为我们今天还看莎士比亚、还看《红楼梦》、还听贝多芬。我们对《红楼梦》还感兴趣，进而对创造了这个无比精致复杂的虚构世界的人的生平感兴趣。又比如说，当代历史学研究开拓的新视野、新领域非常之多。目前在国内外，环境史都成为一门高速发展的学科。为什么我们突然开始关心环境史？是因为原来缺乏这方面的资料吗？并非如此。一直就有各种史料表明，上古时期，中原地带有很多竹林，人们还能骑大象作战。如果这是真事，那仿佛我们对于全球变暖又该有更加复杂的解释了。今天这么多人之所以关心环境史，是因为环境问题已经开始影响到人类所居住的家园的前景，而人们总是从当下的眼光来看待过去的。

所以我们今天学习这门课程，看这种至今为止依然占据着主导地位的文明，它过往的经历，它曾经出现的一些优秀的头脑及其所思考过的一些深刻的问题，这不仅是扩充和改善我们的知识结构，也与我们的当下处境有着各种各样、或直接或间接的关系。

20世纪初，与罗素（Bertrand Russell）一起奠定了现代数理逻辑的基础的怀特海（Alfred Whitehead），也是一位重要的哲学家。他有一句名言是说，两千年来的哲学史不过是对柏拉图一连串的注脚。如果不是因为过往的人们的思考与后世会有活生生的关联，如果过往人们的观念世界只能保存在博物馆里供人观赏，怀特海的说法就不能成立了。

这门课有两个方面的基本任务和功能。一个方面是知识性的。我们要帮助大家形成西方文化史和思想史的一个基本认识框架。思想史和文化史上某些重大的事件，某些重要的人物，某些重要的著作，它们的基本的面貌——这些是知识性的，是你作为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你的知识结构当中应该具有的一部分。

但是除了完成这个任务以外，我想它应该还有另外一个更为重要的任务，因为前一方面的任务，是你通过自己的阅读完全能够替代的。另外一个方面的任务就是，通过思想史和文化史、哲学史上的一些基本素材，给我们思考自己和当代面临的问题提供一个大的背景。它应该是问题导向的，应该把已经故去的、重要的思想史上和文化史上的人物的著作里面所思考的问题表呈出来。那样一些问题，对于我们今天是不是依然还成其为问题，或者那样一些问题，它和我们今天的生存的处境，是不是还有某种相关性，我们会在这方面也做一些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