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改革30年

张维迎

［演讲者小传］

张维迎，原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经济学教授，北京大学网络经济研究中心主任。1959年出生于陕西省吴堡县，1982年西北大学经济学本科毕业，1984—1990年曾在国家体改委工作，1994年获牛津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后到北京大学任教至今。20多年来，他以一个独立学者的立场，积极参与到中国改革实践的洪流中。他是市场经济的坚定信仰者，是国内最早提出并系统论证通过双轨制道路实现价格自由化的学者。他的企业理论及有关中国企业改革的理论成果在经济学界、政府有关部门和企业界有广泛影响。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引文索引》统计，他的论文被引用率连续多年名列第一。2000年，他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杰出青年基金”。2002年，他关于中国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中国企业如何做大、如何重建社会信任和企业信誉的阐述，引起人们对这三大问题的空前关注和讨论，当选为“CCTV2002年中国经济年度人物”。他发表的有关中国经济改革和社会发展的观点经常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2006年3月他发表了《理性思考中国改革》的长文，将有关改革的争论推向了一个高潮，代表作有《企业的企业家一契约理论》（1995）、《大学的逻辑》（2004）、《市场的逻辑》（2010）、《什么改变中国》（2012）等。

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30年，也是我上大学30年，这两件事并不是偶然的。从我个人来讲，非常感谢邓小平同志发起的改革开放，没有改革开放，我上不了大学，也没有机会站在北大的讲台上，相信对于在座的很多同学来说，意义也是一样。在改革开放30年之际，有各种各样的会议在回顾改革开放，大家可能记得光华的新年论坛，应该说，它拉开了回顾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序幕。

一、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成就

要理解改革开放30年对中国乃至世界的影响，我们可能要回过头来回顾过去二百年甚至两千年的历史。

下面这幅图是我从经济学家麦迪森（Maddison）教授的书里画出来的，从公元0年开始到公元1820年，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在大部分的时间里面，中国GDP占世界的25%左右，最高的时候在1820年，达到了32.9%。也就是说，直至工业革命前，在近两千年的历史当中，中国是当之无愧的世界最强经济体。

那么，中国是什么时候开始落后的呢？就是在过去的二百年里。我们都知道，西方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再到工业革命，经济取得了飞速的发展，而中国没有进行相应的变革，所以我们落后了。

从图1可以看到，到最低的时候，也就是改革开放前，中国的GDP不到世界的5%。但改革开放后，中国的GDP占世界GDP的比重不断回升。图像显示，曲线的尾部上翘，这就是改革开放30年的巨大成就。

按照麦迪森教授的估计，以购买力平价计算，1998年中国的GDP占世界的比重已从改革前的不到5%上升到11.5%，2003年进一步上升到15%。根据他的预测，如果中国经济在2003年到2030年这27年之间能够保持4.5%以上的增长速度，那么到2030年，中国经济占世界GDP的比重将会达到23%，也就将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强国。可以想象，中国改革开放30年给中国乃至世界带来的变化可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

下面我们来看看人均GDP的变化（见图2）。在过去两千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也就是17世纪之前，中国的人均GDP高于世界人均水平，但是高的不多，大致是一点零几不到一点一。事实上那个时候，各国之间的人均收入差距非常小。比如，1500年，最富的国家是意大利，当时它的人均GDP是最穷国家的3倍。而现在我们所知道的最富有的国家之一美国，它的人均GDP是现在落后国家的几十倍之多。

到了17世纪以后，随着中国人口的增长，中国的人均GDP在一路下滑，最低的时候，也就是改革开放前的1978年，中国人均GDP是世界人均水平的22%。也就是说，大体来讲，5个中国人的收入才相当于世界平均的1个人的收入。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人均GDP有了大幅度的提升，到了2003年的时候，中国的人均GDP达到了世界人均的73.45%，也就是说，大概一个半的中国人的收入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1个人的收入。

我们经常能看到一些统计数据显示中国现在是世界第四大经济体，排在美国、日本、德国之后。这是按照官方汇率计算的。按照官方汇率计算，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是世界第十三大经济体，我们花了20多年的时间从第十三名变为第四名。事实上用购买力平价来算，中国已经是第二大经济体，并且与第一大经济体美国的差距并不是很大。

在下面这个图（图3）中，蓝色是按汇率计算的GDP总量，深红色是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GDP总量，我们可以看到，按后者计算，美国是13万亿多美元，中国是10万亿多美元，也就是相当于美国的75%左右，远远高于日本、德国、英国等国。

按麦迪森教授的估计，中国的GDP总量在1993年已超过日本，在2015年将达到美国的1.07倍，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

当然，如果按人均GDP来说，中国即使到2015年甚至到2030年，仍然是比较落后的。2030年中国人均GDP只能相当于美国的34%，即三分之一，日本的52%，德国的98%。当然，这样的情况我们还是印度的两倍多。

中国何以取得这样大的成就呢？我们看统计数据可以得知，在过去30年里，中国有着人类历史上，在大国之中最长时期的高经济增长的历史^[1]。

在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设立了一个目标，就是工业生产总值到2000年翻两番。当时很多人怀疑这个目标是否能实现。事实证明，他当时的预测还有点保守，中国的经济成长比邓小平预测的还要快。

大致来讲，一个国家的GDP年增长率7.2%，每10年可以翻一番；如果年增长率10%，每7年可以翻一番。中国在过去30年来，GDP的平均年增长率是9.7%，也就是说在不到8年里，中国的GDP可以翻一番，而人均GDP的增长也达到8.5%，9年左右可以翻一番。现在中国的人均GDP是改革开放初期的10倍多。

再来看看每年的增长率，见图7。在过去的30年里，大体来说，有15年的时间增长率高于10%。还有一个现象很有意思，在1993年之前，中国经济的增长波动很大，最高的时候达到将近15%，最低的时候不到4%。但在过去的15年里，也就是从1993年开始以后，经济增长的波动就非常小，最低的时候也能达到7.8%。

由于如此高的增长速度才导致了前面所讲的一系列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变化。

我很有兴趣再给大家看一个图（图8），这幅图是中国高速公路增长里程图。大家知道中国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的高速公路吗？是1988年。那时候，全中国只有100公里的高速公路。到了1990年，中国的高速公路也不过是500公里，但是在2006年，已经达到4.5万公里，2007年以后，达到了5万公里以上。高速公路的发展使得运费成本大大降低，使得整个国家的联系更加密切，交易更为发达，从而使每个人都能享受到很多好处。比如我自己，1978年上大学的时候，从我老家陕北到西安要3天时间，现在只用6个小时就可以到达。那时要到西安，我要先到山西再转回陕西，现在不需要了，我可以通过高速公路直接到达西安。这对于中国经济的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以上是我简单概括的内容，中国改革开放30年取得的成就可以用统计数据来看。

二、中国的改革进行的具体过程：价格自由化

接下来是我们今天讲座的重点：中国是如何取得这些成就的？中国的改革是怎么进行的？

中国的改革一般认为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或者说是转型。

我们首先来认识一下什么是计划经济，什么是市场经济？它们之间的最大区别是什么？在我看来，有两个区别，第一个是资源配置的方式：是由政府的计划指标配置资源还是由市场价格配置资源？第二个区别是所有权：经济是以国有企业为主，还是以非国有的包括私人的、股份制等这样的企业为主？在计划经济下，资源都是由政府计划配置的，企业的主体是国有企业；而在市场经济下，资源由价格配置，企业的主体是非国有企业。

可以说，我们国家过去30年的改革最重要的部分有两方面：第一是放开价格，或者说价格自由化；第二就是整个经济的非国有化。当然整个过程进行得非常曲折。其他方面的改革都是围绕着这两个方面展开的。

现在回头看，有一些很有意思的现象跟大家分享。

先跟大家讲一个故事。在1980年，中国国家经委，就是当时主管整个国民经济运行的中央政府部门，邀请美国的教授给中国国有企业的厂长经理做培训。美国教授设计了一个课程表，交给国家经委的官员审核，国家经委的官员在审核后划掉了两门课：第一门课是Marketing（市场营销），第二门课是Corporate Finance（公司财务）。为什么呢？因为在当时的中国，Marketing也就是“如何卖产品”，对于中国企业是不适用的，因为当时中国的企业只管生产不管销售，厂长经理需要做的只是按照计划指标生产产品就可以了，企业生产出的产品都是由商业部门和物资部门直接收购走，产品定什么样的价格也全部由政府物价部门决定，企业没有定价权。所以说，市场营销这门课在当时的中国没有用处。公司财务也没有用，因为所有企业都是国有的，国有企业是由国家统一预算管理的，也就是说需要的资金全部由政府财政提供，创造的利润全部归政府所有，在这种情况下，比如怎么投资、如何获得资金，是发行股票还是债券等等，这些对当时的国有企业来说都不是问题，所以Corporate Finance就完全没有用。

而今天，这两门课程已经成为我们商学院学生最重要的两门课，可以说这个管理课程的变化显示了中国经济的两个重要改革：第一是价格改革，第二是企业制度的改革。

下面，我给大家具体谈谈这两个改革。

以我自己的判断，大致来讲，在过去30年中的前15年，中国基本完成了价格自由化，后15年中，中国基本完成了国有企业改革。我说基本完成的意思是，在改革开放政策实施15年之后，也就是到1993年之后，价格已经不再是中国经济改革的“关键”，因为大部分产品的价格都已经放开了；到了2008年，国有企业改革也已不再是中国经济改革的“中心环节”了。当然，在这之后，这两个方面的改革我们还有很多事情要做，但是改革的基本思路已经很清楚，新的体制已经上了轨道，剩下只是技术性的问题了。比如，今天的国有企业还需要继续改革，但有了股份制和产权多元化，剩下的问题就简单多了，如什么时候将国家仍然持有的股票卖出去，如何改变董事会的构成，都是些操作性的技术问题，走的快慢的问题。这已不再是像10多年前，我们还不清楚中国国有企业应该怎么办的状况。

我们先看一下价格改革是怎么完成的。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所有的价格都是由政府规定的，大到钢材、水泥、木材、石油等生产资料，小到针头、火柴、洗衣粉等日用生活资料，价格都是物价局规定的。但是我们若要搞市场经济，价格就要由市场供求决定，实现价格自由化。这个价格自由化的过程大致用了15年的时间完成了。过程很复杂，充满了艰难曲直，甚至惊心动魄，但结果很简单。我先给大家看三张反映定价机制变化的图表（图表9、图表10、图表11）。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零售业的统计数据情况。在1978年，零售业按交易额算的97%由政府定价，到了1993年，93.8%的零售额由市场定价，也就是说政府定价的比例降到了6.2%，其中包括政府指导价和直接定价两个部分。这个趋势很明显。到1993年之后，政府定价的比例已经不大，也就是说1993年之后，零售物价改革基本完成。^[2]

再来看农产品的收购价格情况。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几乎所有的农产品包括粮食、油料、农作物、棉花等全部是由政府定价。统计显示，在1978年，92.2%的农产品是政府定价的，还有一小部分黑市及自由市场的交易。而政府定价的比例在改革开放之后急速下降，市场定价的比例急速上升。到1993年，87.5%的农副产品收购环节由市场定价，政府定价包括政府指导价和直接定价的比例降到了12.5%。到2004年，市场定价的比例占到了96.5%，也就是说政府定价降到了3.5%。从图10看，尽管1993年之后有一定波动，但是绝大部分的农副产品都是由市场定价。

第三，我们来看看生产资料的出厂价格。1978年，100%的生产资料出厂价格由政府制定，到了1993年，81.1%的产品由市场定价，也就是说政府直接定价和指导价的比例加起来不过18.9%，到2004年，87.8%的产品由市场定价。剩下的仍然由政府定价的产品，主要是垄断行业的产品和基础设施，比如成品油、天然气、水、电力、电信的价格等等。这些问题以后还要解决，但1993年后，大部分产品是由市场定价格，剩下的就是技术性问题。现在如果要调整价格、放开价格，就要开听证会，但不是政府改革的重要议事日程，只是业务部门需要做的事情。但在1993年之前，价格问题是需要政治局讨论的事情，而不是业务部门的事情。在20世纪80年代的时候，一盒火柴要从2分涨到3分，中央政治局开了好几次会，最后还是不敢涨，因为上涨50%怕老百姓受不了。现在的价格已经不是中央领导人考虑的主要问题了。

刚才用三张图说明，在改革开放的前15年中，中国已经基本完成了价格改革，接下来回头来讲讲价格改革是怎么走过来的。

我最近专门写了一篇关于中国价格改革的文章。中国的价格改革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它不是像东欧、苏联那样一次性放开。更具体来说，中国走了一条“双轨制”价格改革道路。为什么走“双轨制”这个渐进的改革道路？我分析的原因是：中国改革一开始并不想搞市场经济，而只是想完善计划体制。如果从改革的一开始就想搞市场经济，那么我们选择的道路是会和现在完全不一样的。在改革初期，我们并不认为计划经济在本质上就没有效率，而是认为我们的计划经济之所以没有搞好，是因为政府在制定计划时没有尊重价值规律。所以，改革的指导思想是把计划建立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而不是实行市场经济。就价格体制而言，在改革开放初期我们都知道很多产品的价格不合理，比如原材料价格偏低、制造业产品价格偏高等等，但是大家并没有从根本上怀疑国家的定价能力，价格不合理只是被认为是国家在定价的时候没有尊重价值规律。如果国家在定价的时候尊重价格规律，那么价格就会合理。因此，当时所谓的价格改革，就是怎么通过行政手段调整价格的问题。这就是到1985年以前中国价格改革的基本思路。当然，当时经济学家和政府主要领导人也认识到国家不是万能的，一些与国计民生关系不大的小商品的价格不应该由国家决定，所以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一些地方相继将此类小商品的价格放开了。但是在1985年之前，对决定国民经济活动的重要原材料及生产资料的价格，主流的观点还是认为应该由国家制定，很少有人从根本上怀疑过政府对这类产品的定价能力。那么价格不合理怎么办？只有调整价格。为此，在1981年的时候，国务院专门成立了价格研究中心，这个中心是当时的国务院总理亲自指示成立的，由著名经济学家薛暮桥牵头，全国调集了50多人，买了好几台计算机，想运用投入产出表计算出一个合理的“理论价格”，根据这个理论价格，政府再调整价格。但事实上，这个理论价格一直没有算出来，或者计算出来了，得不到大家的认可。现在回过头看，这本来就是个“乌托邦”，如果政府有能力计算出一个合理价格，那么就不需要改革了。

调整价格的思路在最初的几年一直没有受到怀疑，我记得很清楚，当时我在大学读研究生，价格问题是当时经济学界讨论的热门问题。怎么调整价格呢？现在你如果去查查《经济研究》等当时的主要经济刊物，经济学家争论的是按生产价格调整，还是按成本价格调整，或是按照劳动价值调整。但不论按照什么调整，制定价格都是政府的职能，价格不能由市场自发决定。

以上就是1985年之前的价格改革思路。

我自己在1982年上研究生之后认真学习了西方经济学，特别是价格理论。到1983年，我脑子里面形成了一个观念：价格是不能由政府制定的；只要是政府定价，价格就不可能合理。然后我就开始考虑中国的价格改革，并发现了当时许多很有意思的现象：在企业有了生产上的自主权之后，特别是在乡镇企业蓬勃发展之后，政府实际上已经管不住计划外产品的价格；生产资料的黑市交易很多，这些交易的价格基本上是由供求决定的，高出国家定价很多，政府不断发文件进行价格检查，要求各地和企业严格遵循国家价格，但检查来检查去，问题还是解决不了，黑市依然存在。我当时思考的一个问题是：既然政府管不住计划外，为什么不放开呢？我在1984年4月写了一篇文章《以价格改革为中心带动整个经济体制的改革》，这篇文章中有两个核心观点：第一是价格不能由政府决定，只能由市场决定。政府定价即使定的时候是合理的，过一段时间又不合理了，经济现象的变化很快，政府不可能每时每刻都在调整价格；第二是如何从计划价格转向市场价格？就是采用逐步开放的“双轨制”思路。什么是“双轨制”？就是分步放开价格管制。具体讲，先管住计划内，放开计划外，计划内的产品按照政府定的价格交易，计划外的产品按照市场价格交易，形成双轨体制；然后再逐步放开计划内产品的价格，有些实行“先调后放”，最后建立统一的市场价格体制。当时企业生产的产品有一部分是计划内的产量，另一部分是计划外的超产部分，比如钢铁企业有500万吨钢材的计划生产指标，实际却生产了600万吨钢材，多生产的这100万吨钢材就是计划外的产量，但当时无论是计划外还是计划内，都要求执行国家制定的价格，尽管实际上做不到。那么“双轨制”就是先将计划外产品的价格放开，也就是说那500万吨钢材仍然执行国家制定的价格，但是超额生产的那100万吨则按照市场定价。之后再分批将计划内的500万吨的价格也逐步放开，直至放完为止，实现完全的价格自由化。

在“莫干山会议”（即1984年9月3—10日在浙江莫干山召开的全国中青年经济理论工作者研讨会）后，这个以放为主的“双轨制”思路被政府高层接受，成为1985年之后中国价格改革的主体思路。也就是说，1985年之前，我们是在计划价格范围内讨论如何调整价格，1985年之后，我们才转向从放开价格的角度去考虑如何改革价格体制，也就是价格的自由化。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改革思路的转变。到1985年1月14日，国家物价局和物资部正式出台文件：计划外生产资料的价格全部放开，不受政府的控制。之后又放开了一些消费品的价格，包括名烟名酒的价格。这样，双轨制由一种自发的市场行为变成了自觉的政策行为！

采纳双轨制价格后出现了一些问题。一是腐败。因为一种产品有两种价格，那么有权力的人就可以拿到计划内的指标在市场上倒卖赚得利益。当时出现了很多“官倒”，引起社会的不满。第二是有了“双轨制”价格之后，国家的生产计划难以得到严格执行。比如原来国家计划规定的生产任务，企业在生产出来之后要按计划价格出售交给政府指定的地区和企业，但是生产企业会尽量不交、少交或者拖延合同的执行。这样，计划合同就难以得到执行，当时的概念叫“经济秩序混乱”。由于经济秩序的混乱和腐败问题，到了1988年春，价格问题在第七届全国人代会上变成了反响最大的问题。当时的总理李鹏给邓小平同志汇报工作的时候，邓小平问什么是代表们意见最大的问题，李鹏回答说是价格问题。邓小平同志说，价格问题长痛不如短痛，所以要下决心搞“价格闯关”。从4月份开始，一系列的价格改革政策出台，国家相继放开了副食品价格、名烟名酒价格。同年8月中旬，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通过了《关于价格工资改革的初步方案》，并要求防止价格改革中可能出现的意外情况。价格闯关成为很大的社会事件，造成了紧张的社会气氛。在该方案公布的当天，全国各地出现了触目惊心的抢购风潮，银行存款急剧下降。10天之后，国务院做出了稳定价格的决定，价格闯关停止。不久，中央决定开始实施三年的“治理整顿”，整顿一直到1992年。这三年的治理整顿是一个保守的过程，一些已经放开的价格又被重新收回控制。直到1992年春天，邓小平的南方谈话中说要搞市场经济，于是，政府放开了大部分的商品价格，双轨制基本上变成了单轨制。

从1988年价格改革闯关失败到1992年价格放开的成功，说明中国价格改革常常是一个歪打正着的过程。刚才提到的三年治理整顿以及1989年北京政治风波之后的整个政治气氛其实是不利于改革的，但是这三年的治理整顿恰恰为1992年的价格放开奠定了基础，因为治理整顿把经济的增长速度压了下来，1990年达到最低，只有3.8%的速度，是改革之后增长速度最低的一年，结果是，很多产品的市场价格也随之降低，市场价和计划价的差距就越来越小。这样，1992年放开价格就比较容易，没有引起大的社会震动。所以，治理整顿客观上为改革创造了条件，尽管初衷不是为了改革。整个来看，中国改革开放30年一直都有类似的现象，就是经济发展的自发力量在起作用。改革成功了，并不一定有多么的高瞻远瞩，恰恰是因为政策能顺其自然，将自发的市场力量变成自觉的政策，把改革变成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比如，“双轨制”变成政策之前，黑市价格已经存在，1985年的政策无非是因势利导。既然有黑市，干脆就承认黑市价格，黑市合法了，问题也解决了。这就为中国的价格改革找到了一条出路。到了1993年，价格的自由化就已基本完成。当然，如果没有邓小平1992年的南方谈话，价格的自由化就不可能这么快得以实现。这是第一方面的改革：价格改革。

三、中国的改革进行的具体过程：国有企业改革

接下来，我来讲讲第二个方面的改革：企业制度改革。

企业制度改革又可以划分为两大阶段：

第一阶段是1992年之前，是整个经济的非国有化，即在改革的前15年，主要是通过发展非国有部门，包括乡镇企业和私人经济，使得整个经济中的国有比重降低，同时仍然保持国有部门的成长。第二阶段，从1993年开始，中国才真正触及国有企业本身的产权问题，即国有企业的非国有化问题。

就国有企业的改革而言，在1992年前，我们一直是在保持国有的前提下谈国有企业改革，这与1985年之前的价格改革的思路很类似，假定国有企业是能搞好的，问题是如何搞好。这样的思路既有意识形态的原因，也有认识方面的原因。1992年之后这个思路才发生变化，不再假定国有企业一定能搞好，采取国有企业非国有化的道路可能是更好的选择。

国有企业改革最初是两大措施：（1）扩大企业自主权；（2）实行利润分成，建立奖金制度。这两项政策到1986年后演变成经营承包制，就是国家和企业之间签订合同，完成合同后剩下的利润可以分成，利润分成有很多办法，但是所有措施的前提都是保持国有企业。

当然，1992年之前的国有企业改革也是非常重要的，最重要的是证明了在国有企业的框架内是没有办法解决国有企业的问题的，搞了十几年的政企分开、自负盈亏，但政企还是分不开，国有企业就是没有办法做到自负盈亏。所以，1993年之后，国有企业改革的思路转变为放开企业，使国有企业非国有化。官方的说法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股份制改造”“公司化改造”“产权多元化”，等等。这一转变的直接原因是，1992年之前，国有企业是国民经济的支柱、地方财政的主要来源，但是随着非国有企业的发展和地区之间竞争的加剧，国有企业越来越没有竞争力，亏损越来越严重，成为地方的包袱。在1992年邓小平同志的南方谈话确定了市场化的改革方向，特别是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确立了“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改制原则后，很多地方开始了非国有化的过程，地方控制的企业，特别是县及县以下政府控制的企业（包括乡镇企业和其他形式的集体企业）开始了大范围的产权改制。1995年，江泽民总书记提出了“抓大放小”的方针。当时非常有名的一个故事是，山东诸城市因为把市属的50家国有企业都卖了，市委书记得到了“陈卖光”的称号。到了1998年，中央的企业也成为中央政府的包袱。特别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国有银行不再给国有企业发放“安定团结贷款”，中央企业也不得不开始非国有化改革，当时的口号是“结构性重组”“减员增效”“解困”。在这些口号下，大量的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被甩出去了。政府同时还启动了大型国有企业的股份制改造，将国有企业变成股份制公司，优质资产剥离后重组上市，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举措。很多人认为朱镕基是保守的，喜欢在计划体制下做事，朱镕基本人也曾说国有企业的问题是管理问题而不是产权问题，但事后回过头来看，他是很了不起的，是他将中国的国有企业问题解决了。

2003年后，不仅国有企业，处于“技术性破产”的大型国有银行也开始股份制改造，引进战略投资者，在海外和国内股票市场上市。可以说，通过股份化改造和投资主体多元化，到2008年，国有企业改革的基本制度性问题已得到解决，国有企业改革不再是中国经济改革的“中心环节”。接下来的问题是，国家持有的股份如何减持，什么时候减持，这是个技术性问题，时间选择问题。

下面我们用一些统计数字看国有经济成分的变化，中国经济的非国有化过程，证明我前面的结论。

1979年，80.7%的工业产值由国有企业生产，非国有只占19.3%（城镇集体企业生产）。之后，工业产值中国有比例逐步减少，非国有比例在逐步增加。从图12可以看出，交叉的那一年是1993年，即30年的改革进行到一半的那一年。这一年之前，国有产值比重大于非国有产值的比重；这一年之后，非国有产值的比重大于国有。1993之后继续变化，到2006年，整个工业产值里，国有部门生产的仅占9.7%，不到10%，而非国有占到了90.3%。按照产值，工业部门产品基本是非国有制造。当然，按照工业增加值看，国有企业占到了近40%，仍然比较高，这是因为国有企业仍然控制着要害部门。

从GDP比重来看，国有部门占不到40%，非国有部门占到了60%。也就是说，从对国家GDP的贡献来看，国有部门已经不是主导部门，非国有部门变成主导性部门。

从就业情况来看，在城镇就业人口当中，有多少人在国有部门，多少人在私人部门呢？在1978年，78.3%城镇就业人口在国有部门，21.7%在非国有部门（集体企业）。改革开放后，国有部门的就业率逐步降低，在1989年之后，有几年是相对停止的，即刚才讲的治理整顿的那几年，非国有部门的发展停滞，国有部门发展继续加强。1993年后，特别是1998年后，非国有部门的就业比重迅速上升。到2006年，城镇就业人口中，国有部门就业的只占22.7%，而非国有部门达到了77.3%。特别是，新增就业人口基本上都在非国有部门。

再来看看国有企业数量的变化，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有8万多家的国有工业企业，之后逐渐增加，到1996年达到最高的12.16万家，1997年之后大幅下跌，到2006年只有2.5万家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不到改革初期的30%。

再看看各类经济体的变化。在改革开放之后的前15年，城镇就业人数稳步上升，国有单位的就业人数也在稳步增加，但增加的速度显著低于非国有部门。还有必要注意到，国有部门就业人数的增加更大的比例发生在政府和公共服务等非经济部门。国家党政机关人员由改革开放前的400多万达到2006年的1000多万。1978年，国有职工80.2%在经济部门，到2006年有60%左右已经不再是经济部门。就经济部门而言，国有企业职工数量1978年为5979万增加到1992年达到顶峰的7958万，之后随着国有企业改革转向产权制度改革，国有企业的职工人数开始迅速下降，到2005年下降到2572万，为1978年的43%，1992年的32%。国有企业职工人人数减少最多的是国有企业脱困政策——“减员增效”开始实施的1998年，这一年经济部门国有职工减少了将近2000万人，2000万人口已经是一个不小的国家了，我们国有部门这一年就减少了如此多。

接下来谈谈分行业国有部门职工的变化。在1993年前，政府还在加强国有部门，尽管国有部门的比重在下降，但是职工总人数还在增加。从1978年到1992年，除了农林牧从一开始下降之外，大部分部门国有企业职工数量上升，但1993年之后开始下降。制造业的变化最为显著，改革开放初期有2449万国有企业职工，顶峰期的1992年达到3500多万，之后下滑到2005年的不足599万，不到1978年的1/4。国有企业职工人数比改革初期增加的只有电力、煤气、水等公用设施部门。

这些统计数字与我们前面分析的国有企业改革思路的转变是完全吻合的：1993年之前在保持国有制前提下搞国有企业改革，所以国有经济部门的规模仍然在不断扩大，尽管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在下降；1993年之后转向国有企业的产权制度改革，所以国有经济规模开始大幅度收缩。改到今天这一步，我们不仅完成了大部分国有企业的改革，而且已经找到了剩下的国有企业的改革思路，即继续在国有企业的非国有化的道路上前进！

所以说，在过去30年里，价格自由化和国有企业改革这两大改革基本完成。

四、中国的企业家

讨论中国经济改革，不能不涉及非国有部门的发展。如果没有非国有企业的发展，不仅价格改革不可能顺利进行，1993年之后的国有企业的非国有化也不可能顺利进行。非国有部门不仅接手了大量亏损的国有企业，将死资产变成活资本，而且接手了国有企业改制释放出来的大量下岗职工。

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在最初也不是政府有意为之，而是在政府没有办法提供就业机会和没有办法控制的情况下自发产生的。乡镇企业和城市个体经济就是典型的例子。无论是个体经济还是私人企业，都是先从某些地方自发产生，然后往往通过高层领导人的讲话肯定，之后党代会确认，最后全国人大立法确认。过去的中国，大的政策变化都遵循这一套路。每到开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时候，总会产生新的说法，每一个说法都会推动中国往前走。举私有企业的例子来说，私有企业主要从农村开始发展。邓小平讲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意味着中国可以有私人财产了，之后个体户就有了合法身份。与此同时，20世纪80年代早期，各地开始产生自发的私有企业，但1988年之前私人企业是不合法的。在1982年的时候，温州有一个大案，从事私人企业活动的“八大王”7个被逮捕，1人逃跑，他们唯一的罪状就是雇人生产一些人们愿意买的小商品赚了钱。在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后，温州市政府为他们平了反。1987年，十三大承认个体私人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有益补充”。第二年春天，全国人大修改宪法。从1988年开始，才可以在工商局注册私人企业。1992年2月邓小平南方谈话，10月十四大确定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接着第二年全国人大修改宪法，私人企业开始迅速发展。

还有一个故事是安徽芜湖“傻子瓜子”。“傻子”年广久由于他瓜子炒得好，卖得好，于是就雇人，但是马上出现了“是否是剥削”的问题。当时的经济学家从马克思的《资本论》上找到了答案：雇工7人以下不算剥削，8人以上才算剥削。这在当时是很重要的，当时是只允许个体经济，并不承认私人企业，超过8人就算是违宪，是犯罪。“傻子瓜子”当时雇员超过140人，于是就被归于剥削，检察机关要把年广久抓起来。当时这个案件上报到了邓小平同志那里，邓小平同志说不要抓他，一个“傻子”掀不起大的波浪。年广久后来还专门写信给邓小平，感谢他救了自己。这件事现在听起来是一个笑话，但在当时是事实。

浙江万向集团的鲁冠球，早年自己办乡镇企业。1984年，他把自留地上的树苗作抵押，与镇政府签订承包合同。承包第一年，按照合同他可以拿到8.7万的奖金，结果有人将他告到了国务院，最后他只敢拿了应得奖金的10%，也就是8700元，并把另外90%还给了企业。1988年私有企业合法化后，鲁冠球将企业的一半资产送给政府，将剩下的变成自己的私有企业。现在，万向集团是全国很大的民营企业之一。可以看到，非国有企业发展道路其实是非常艰难的。

非国有企业的发展过程也是中国企业家成长的过程。一个国家最重要的资源配置是最聪明人的配置，最聪明的人在干什么，决定着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有两件事最适合聪明人做：一是政府官员、政治家，二是企业家。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前的一千多年里，从隋唐开始，科举制度使得最聪明的人都在政府工作，这种激励机制使得最聪明的人有机会能够“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这个状况直到改革开放之前都没有改变。我将中国的企业家分为三代：

第一代是农民企业家。1978年之前，中国最聪明的人或者在政府，或者在农村。由于户口管制，农村出身的人只能当农民，没有机会当工人、干部，因此农村也聚集了一批聪明人，他们只能当生产队的党支部书记、革委会主任等村干部职务，当不了这些村干部的人就只能投机倒把，最后可能坐牢。

因此，改革开放的第一代企业家，就是农民转变的企业家，农村的能人。由于在1988年之前，私有企业是非法的，企业家没有社会地位，因此除了农民和在城市找不到工作的人以外，没人愿意干个体户，没有人愿意办企业。当时个体户和私有企业主的地位很低，连找对象都很难，尽管他们钱可能赚得很多。在1985年的时候，可以说，个体户的经济地位已经跃居第一，但是社会地位却排在倒数第二，仅比农民好一点。第一代做民营经济的基本上就是这样一群人。可以说，中国的户口管制为我们保留了企业家的火种，为中国的改革准备了人力资本条件。没有这些农民企业家，中国的改革会非常的困难。

第二代企业家出现在1988年之后，特别是90年代，主要是党政干部和事业单位的知识分子“下海”。有几个原因：一是1988年私有企业合法化；二是1989年的北京政治风波，有一批政府官员，失去了政治前途，于是他们需要找寻别的出路。三是邓小平南方谈话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的确立，他们就“下海”了。1992年这一年，中国有12万党政干部“下海”，从此之后这个运动就没有中断。

最近有一本畅销书叫《野蛮生长》，作者是万通集团董事局主席冯仑，他是我的大学同学，原来在政府工作，后来没有工作了，于是开始给人打工，后来创办了万通企业。

第三代是海归派和高科技出身的企业家，是过去10年随着高科技产业发生的事情。比如百度的李彦宏、搜狐的张朝阳等等，主要是高科技产业领域的人才，他们多是名校毕业，海外留学，并有在国外工作的经历，回国后带回了大量的风险投资。

我给大家看一个统计。我想了一个办法是将中国富人榜的前200名的背景做了一个详细搜索，将他们的创业时间和背景做一个分析。如下表所示，在第一个10年里创业的人，55.3%的人是农民和无业人员，17.1%的人是港澳同胞，实际大部分是移民出去的内地农民，只是他们有亲戚在港澳。所以，大体上有72%左右的第一代企业家是农民和无业者出身。第二个10年创业的企业家中，71.9%的人是国家干部和国企职工出身。第三代企业家中，9个人里有5人有海外留学和高科技背景。

如果你现在还是农民，没上大学，要当一个好的企业家的机会不大，但在30年前、20年前情况就不同了，当时没上大学的人不是因为不聪明，而是因为没有机会，但现在如果是聪明人就应该考上大学了。

这里我要再次强调中国社会激励机制的变化。第一个10年创业的人基本上都处于社会的最底层，用今天的话讲就是所谓的“弱势群体”，没有机会到政府和国有企业工作，或者因为投机倒把坐过牢，所以只好自己创业。第二个10年激励机制发生变化，80年代之前要装电话、坐飞机、坐软卧都必须是政府官员，但之后私营企业主坐的车、住的房子可能比政府高级干部还要好，这就是激励机制的变化。政府工作的人员“下海”是社会的巨大进步，对国家的贡献要比他们在政府工作大得多。第三个10年吸引了很多海外归国人才，这与中国的更开放、自由，产权更好的保证有很大的关系。

三代企业家在推动中国社会改革和经济成长方面是有着不同的作用的。第一代农民企业家的企业主要在制造业、商业方面有所建树，因为他们视野不宽。第二代企业家搞房地产、金融，他们有的在政府工作过，受教育程度较高，出过国眼界开阔，能够对国家发展趋势作出预测。第三代企业家搞高科技、互联网，他们具有国际视野，能拿到国际资本。

每代企业家所从事的产业，代表了那个时代推动中国经济成长的主导产业。改革后的第一个10年，中国经济主要是靠制造业和商业活动推动的。第二个10年，主要靠房地产和金融业推动。房地产产业对于当时的中国经济贡献非常大，因为它将死资产变成活资本，中国城市土地的价值在第二代企业家手里发生了转变。比如20世纪80年代在北京闹市区可能有个小工厂，生产的东西卖不出去，工资发不出去，但那块地本来是黄金地段。有了第二代企业家，地产搞活了，开始进行土地置换，将最值钱的土地用于最有价值的用途。置换后工人就有工资发了，地价也涨了，政府收入也提高了。在80年代，舆论批评地方政府没有积极地进行基础建设，到了90年代，地方政府却表现出积极性过热。房地产搞活了土地，使得政府有钱搞基础建设了。上海这个中国最现代化的城市，所有的高楼都是1990年之后建的，几乎没有一幢高楼是在1990年之前建的，1990年前，上海的市政建设比北京要差得多，北京有政府投资，上海没有；90年代之后，没有过几年，上海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土地可以交易了，财富就产生了。我相信，农民的宅基地可以交易后，会带来一个新的发展机会。

这就是私人企业家在过去30年的作用。没有他们，中国的经济改革不可能如此顺利！

五、未来30年改革预测

过去30年基本上完成了经济体制的转轨。现在看看未来30年，我们应该做什么？

我非常粗浅的看法是：未来30年，中国改革的重点转向政治体制的改革。前面提到中国经济改革的两大任务是价格改革和国有企业改革，所有其他方面的改革都是围绕这两项改革进行的。现在两大改革基本上已经完成，接下来改革应该转到政治体制改革；只有在政治体制改革完成以后，才能巩固经济改革。希望我的这个推测会有道理。

政治体制改革也可以分成两个15年。第一个15年，主要任务是建立相对独立的司法制度，减少政府部门的权力，也就是一个法治社会。法治社会就是约束政府，政府必须按照规则办事，不能有太多自由裁判权。怎么能够让政府按规则办事呢？必须要有一个相对独立的司法机关。老百姓可以同政府打官司，个人、企业与政府在民事上是平等的，这一点非常重要。只有法院本身是相对独立的主体才可能做到这一点，否则，如果法院按照政府领导人的意志办，法律就无法约束政府。最近已经出现了很多这样的好的趋势变化，比如在南京有人起诉政府不提供有关的资料，违反了信息公开法，最后赢得了官司。这样的事我觉得进步很大，就是法院能够对政府的行为进行判定。如果做得到这一步，未来30年的前15年改革就很了不起了。

第二个15年主要是要建立民主选举制度。现在一些地方在搞基层选举试验，相信以后选举的范围会不断扩大，逐步完善。这样，再过30年，即改革开放60年后，中国的改革就基本完成。

我记得唐德刚说过大的制度转型需要二百年左右的时间。这样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算到2040年刚好二百年，也就是再过30年，经过大约二百年的时间，中国的社会转型和制度转型就会基本完成。我的意思是说基本构架完成，也就是说，再过15年后，看司法制度问题就跟现在看国有企业的问题一样，剩下的是技术性问题而不是体制性的问题；再过30年看政治制度也是一样，剩下的是技术性问题了。

总结一下，中国过去30年的改革历史包括两个方面：价格自由化和经济的非国有化及国有企业的非国有化。中国之所以采用渐进的改革道路，是因为一开始不想搞市场经济，但在改革的过程中逐步明确目标，因势利导，最后回过头来看，成就很大。这实际上反映了制度演进的自发特征。当然，邓小平对这条改革道路可能比所有其他人更胸中有数。我在1993年的时候讲过一个寓言：中国的改革是从马背上画白道道到变成真斑马的过程。一个以马为牲口的村庄，马很懒，都不干活。村长听说邻村的斑马很适合干活，想把村里的马换成了斑马，但遭到大部分村民的反对。村长的一个办法是，晚上在村民们入睡之后，在一些马的背上涂了一些白道道。第二天，村民们质问村长为什么把自己的马换成斑马，村长解释说没有的事，马还是原来的马，自己只是给涂了颜色而已。村民仔细一看，确实如此，也就没有当回事。村长每天晚上继续做同样的事情，村民也渐渐习惯了。直到有一天，村民突然发现，他们原来的马都被村长换成真的斑马了，但确实很好。我们的改革不论是价格改革还是国企改革都是这样一个过程，包括股份制改造，产权多元化等等，都是把假斑马换成真斑马的过程。这就是中国过去的30年，而未来30年就很难讲了。以上就是我个人的一些想法。谢谢大家。

［现场答问］

问：中国制造业今年面临很多困难：原材料价格上涨，劳动力成本上涨，导致企业竞争力下降，能谈谈最重要的做法是什么？

答：这个问题是中国很现实的问题，我想有些事我们无法左右，好比国际经济局势的变化，但是最重要的是不要自己犯错误。比如去年新颁布的《劳动合同法》中的一些规定，严重地导致了企业用工制度的僵化和劳动成本的人为上升，这些原因我想可能要通过政策的调整，法律的调整来解决。

对于中国企业来说，很多时候是“置之死地而后生”的，经过这次“洗刷”留下来的企业就是以后最有竞争力的企业。从历史上来看，在1989年到1991年，当时倒闭的乡镇企业很多，三年后仍然留存下来了一些效率较高的乡镇企业。就是这个道理。中国企业现在大部分还是靠低成本竞争，但是未来的竞争必须靠技术创新和品牌的建设。

问：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时，中国经济未受较大影响；此次全球金融危机，中国的抗击能力世界有目共睹，你认为这是什么原因？克鲁格曼对中国的预测为什么没有实现？

答：克鲁格曼今年获得了Nobel经济学奖，但是他对中国的了解很少。中国的经济成长起步晚，追赶别人还有很长的一段路，别人已经有的技术知识我们可以直接拿来用，这是所谓的后发优势。再过10年、20年，我们就不可能还有这么快的增长速度了，因为能模仿来的技术我们都已经有了，下一步就看我们自己是否具备技术创新能力了。

亚洲金融风暴我们其实是因祸得福。当时没有受到很大的打击是因为我们的资本市场不是太开放，金融产品不全面，才没有受到很大的影响。所以大家不要看别的国家像看笑话一样。就好像我们坐着拖拉机看飞机，我们很羡慕，突然飞机掉下来了，我们很开心。我们还是要坐飞机，即使飞机有可能掉下来，飞机的出现还是人类的一大进步。（笑声……）

所以我希望中国不要因为经济风暴而放慢经济改革的脚步，包括金融创新。当然每个国家都要在改革上坚持循序渐进，不能走得太快。这次金融危机发生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技术发展的速度超过了管理技能发展的速度。我们用电子计算机创造了很多的金融产品，但是没有很多人真正理解这些产品。未来十年二十年，当我们的管理技能提升后，运用这些金融产品就可能不是大的问题了。

中国值得一提的是银行体制的改革，过去几年的改革使得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和管理水平在得到了非常大的改善。

这还令我想到了另一个问题：国有企业为什么在1998年后改革变化那么大？

这其实与亚洲金融危机有关。亚洲金融风暴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亚洲的银行出了问题，中国银行当时的坏账也很大，技术层面上已经破产，这时政府就很紧张，下令银行不允许再进行“安定团结的贷款”。这之前，国有企业一有困难就向银行要钱，银行不能不给，因为政府要确保安定团结。亚洲金融危机使中国领导人认识到，如果再不放弃“安定团结贷款”的话，中国也可能发生金融风暴。一旦到了这个时候，就会有很多国有企业活不下去，就不得不改制。所以说，有时候外国的危机对国内的改革带来了更好的机会。这令我想到了改革时机的问题，中国的情况是经济发展好，“左”的势力就抬头；经济出现问题，就不得不继续改革，过去30年就是这个套路。

问：国有企业经济绩效低于私营企业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答：这就是激励机制的问题，进一步讲是长远的激励机制问题。

举例来说，好比有一辆自行车，如果它是一个公共品，就是所有人都可以自由地骑，一定坏得很快，但如果这辆车这一年归你，在前十一个月你会非常爱护它，在第十二个月的时候，你就无所谓了。但如果这辆自行车永远归你了，那你一定保护得更好。

这就是说，将财产的未来价值看得越远，财产就越值钱。对于国企来说，经理人没有真正的积极性来关心企业的长远发展，大部分是短期行为。这又令我想到了另外一件事，大家对国有企业老总的工资争议很大，设想若国企经理人的工资和政府官员一样高，用不了三年，国有企业就会倒闭了，因为优秀的人才都跑光了。国企有一批优秀的企业领导人，他们的事业心很强，但他们缺乏安全的财产保证。

问：光华在资本市场的发展中能做些什么？

答：光华能做的就是提供有价值的知识，更好地把握经济发展规律，培养优秀的管理人才。如果你是企业的领导人，要成功就要比别人更早地看到经济发展的趋势。

问：你如何看待医改中的经济政策？

答：目前医改很大问题就是，医疗体制没有放开。任何行业只要放开，效率就会上升。医疗体制是国家集中垄断的，包括价格垄断。如果允许民间私人医院的大量兴建，就会分离大量的病人，有钱的人就可以享受高档但是很贵的服务，那么公有医院就可以为低收入阶层提供更好的服务。

问：开放在改革中起什么作用？开放重要？还是改革重要？

答：都重要。在中国，没有开放，改革不会顺利。对于国有企业来说，如果不引进外资，国有企业就不会受到那么大的压力，就没有动力进行改革。以银行为例，中国加入WTO以后，我们的银行在外资银行的竞争下面临生死问题，所以才开始处理呆坏账，然后注资，引进战略投资者，最后才上市。可以说，开放是中国改革的最大推动力量，这点我想邓小平一开始就看得很清楚。问：能不能对国家未来经济发展布局做出预测？

答：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但是可以看到一个趋势。我国经济发展从沿海开始，扩展到内陆，今年经济发展最强劲的是内蒙古自治区。沿海加工业的发展对上游产业提出高需求，包括原材料等等。现在内蒙古、陕西、河南等地的经济发展比你们想象的要快很多。所以我对内地未来的发展形势很看好。

问：国企萎缩会继续吗？能谈谈对国民素质、文化创新方面的见解和思考吗？

答：会，只要继续搞市场经济。

我有一个理念：一个和谐的社会一定要每个人遵守规则，要有核心价值观及相对稳定的中产阶级。因为中产阶级是一个负责任的团体，一个一无所有的人对什么事都不会在乎。经济学上有种说法叫“廉价投票权”，假如让我们来选美国总统，大家一定乱投一气，只有投票结果与自己有很大关系的时候，才会认真思考投下神圣一票。在政治改革上，必须有强大的经济成长，然后再考虑政治改革。

对于国民素质问题，我认为教育是非常重要的，否则民主会变成民粹化，经济民粹主义是很糟糕的，比如拉美国家的情况。经济学最基本道理就是没有免费的午餐。经济民粹主义就是在免费午餐的诱惑下产生的，每个人都以为是别人请客吃饭，最后没有人付钱。

问：国企改革与国有资产流失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答：国有改制中，国有资产流失的情况肯定是有的，这一点不容否认，但如果没有市场化，不会了解流失的情况。现在有些人所讲的国有资产流失通常是指这样一种情况：将企业100万卖给别人之后，企业的价值变成200万或300万。其实这不一定是流失。100万到200和到50万两种情况不一定那一种是流失。价格是谈出来的。要交易就是对双方都有利可图的，如果不拿100万卖给别人，可能过两年后就什么都没有了。比如美国一个地主将土地的一半送给州政府办学校，但是最后他剩下的土地价格上涨了好几倍。这就好比对外企的优惠政策对地方发展来说也是更好的选择，并没有侵害地方利益。同样的，100万卖给别人，最后值50万，不代表不流失，因为也有可能一开始企业应该值200万，是买的人后来把企业搞坏了。

前段时间热烈讨论银行贱卖，金融危机后又没人讨论了。不能仅仅看经济泡沫期的资产价格。为什么中国能抵挡这种冲击？国有银行引进战略投资者是非常重要的，有了战略投资者，银行的管理水平就会大大提高。国有企业改革给整个国家的发展带来的变化是很大的。

问：未来15年如何减少政府的权力？

答：进一步加改革大力度，特别是审批制改革。最近几年在宏观调控的名义下，政府又加强了很多权力。

问：缩小贫富差距的最有效的办法是？

答：我们来看一下一些有意思的现象：

（1）国有企业比重高的地方贫富差距大；

（2）财政支出占GDP比重高的地方贫富差距大；

（3）市场化程度低的地方贫富差距大。

收入差距的一个原因是不确定性，比如炒股票，即使两个人起步相同，事后一个人可能是大富豪，另一个人可能变成穷光蛋。就中国来说，政府制造的不确定性太大，因为政府的权力太大。而作为企业家，大量的精力需要花在应对政府的不确定性上，如果和政府关系好，企业投资的风险就小，但是有政府资源和胆子大的人都是少数人。所以说，政府经济管制导致不确定性，导致收入差距变大。为什么浙江贫富差距小？因为政府管得少，市场环境好，竞争使得利润率很低。内地一些地方有关系和胆子大的人暴富，因此贫富差距大。又回到刚才讲的，要更多市场自由，减少政府政策和行为的不确定。

企业家在做两件事：应对不确定性（uncertainty）和创新（innovation）。不确定包括：市场不确定性和政策不确定性；创新包括：技术商业创新和制度创新。

中国的企业家和西方不同，西方企业家主要做的是技术商业创新和应对市场的不确定性，即如何更好地满足市场的需求。中国企业家主要应对的是和政策不确定性和制度创新。比如，柳传志当年做联想，大量的时间花在了改制上面。

今天的讲座到此结束，感谢同学们的参与。

（2008年11月5日）
（原载《北大讲座》第十九辑）

[1] 以下所有统计数据除特别说明外，均来自《中国统计年鉴》。

[2] 有关价格机制变化的数据，引自成致平《价格改革30年》第16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