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论
旧的发展范式下的绿色经济

一、引言

2012年6月的环境与发展全球峰会（里约+20）似乎已经淡出我们的记忆。它呼吁“绿色经济”，但是所展示的可持续发展行动的决心远逊于20年前的里约大会。想想1992年第一次全球峰会，它的《里约宣言》和《21世纪议程》给人带来新鲜感与振奋……，紧接着中国率先响应联合国号召公布了雄心勃勃的《中国21世纪议程》（1994年），还有中国第一家民间环保组织“自然之友”成立（1994），人们期待着一个新时代来临。

大约20年过去了。中国在推动可持续发展方向上做出了极大努力。①中国政府在有关环境方面的立法与机构组织建设方面的进步相当突出。国家投入也相当可观。中国政府侧重以试点与工程项目推动环境政策，在实施每一波的治理计划中，各级政府基本都能够实现操作性指标。例如，森林覆盖率由2000年的16.55%上升到2010年的20.36%。②相当多的企业在进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新的战略（“清洁生产”、“循环经济”、“建立环境友好型与资源节约型社会”、“新型工业化”）在一些鼓励政策配合下轮番地试图推动技术与产品的绿色转型，也在一些方面取得了明显的进展。③中国民众的环境意识大幅度上升，民间环境组织的发展远远超出了预想。

努力带来的成绩令人瞩目，但中国环境问题的严重性更加令人瞩目。几十年来环境在“保护中恶化”^[1]。例如20年前，保护环境倡导者大声呼吁“环境是个问题”，而今天许多市民在为“新鲜的空气、水与食物”而忧心——狼真的来了！中国环境总态势是：某些类型的环境问题和部分区域的生态环境得以解决和好转，但整体恶化没有扭转。注意，这里还有污染的扩散转移，以及人群享有环境质量的两级分化趋势。中国已经是温室气体排放量最大国家，而且比重还在增加，其资源消耗量极大地影响着世界资源市场。

这是一个不成功与成功交错的局面，一个忧大于喜的态势。“可持续发展”远比20年之前想象的艰难：共同的未来需要人类同舟共济，但是很大程度仍然是国际政治逻辑下的博弈策略支配着国家行动，仍然是局部的短期利益支配着大部分决策。在可持续发展问题上，人类表现出太多的两面性、机会主义、自我矛盾性，以及作为一个整体的无所作为，这些现象也许可以归结为今天的时代特征。这就是：人类需要改变发展范式的征兆不断显现，但是还不足迫使多数人放弃现有的生存与发展方式。

环境部门常面临一种窘境：他们手中可操作的手段不足以解决问题，而能够解决问题的做法无可操作性（但是又活跃地存在于理论和话语中）。这或许是“在旧的发展范式下保护环境”的特点：因为旧的、也即现行的发展范式是“经济硬道理，环境软道理”，故可被允许（即“可操作的”）做法都是经过这个原则的筛选后剩下的，难怪它们常常不能解决问题。

绿色行动的倡导者对于身心处于两种发展范式之间的感受更为深切：他们必须与经济部门对话以便找到共识、发现“双赢”（环境与增长）的机会等，否则一事无成；但同时又担忧这种“现实主义策略”并不能扭转环境的恶化。他们难免反问：自己是否正在做一道“无解”的算题？做无用之功？梁从诫先生曾坦言自己“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心态。的确，这些“积极的悲观主义者”败多胜少，但屡败屡战^[2]。我们是否要承认这就是我们的选择必有的常态？一种独享的境界——不断考验我们的意志与智慧？而我们自己能否保持一种“可望而且可及的清新的精神境界”（梁从诫）呢？

“旧的范式下的绿色经济”——本文想以这样的视角审视这些问题或思绪。实际上，环境保护倡导者们的实践已经显示了部分答案。

[1] 张玉林：四十年环保经历：在保护中恶化。《绿叶》，2012年第五期，第40页。

[2] 杨东平：共同走过十年，引自梁从诫、康雪：《走向绿色文明》，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年，第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