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次印刷前言

本书初版于2015年，2016年重印时，匆匆将一望而知之错漏订正。此番再度重印，恭请友人郜积意教授仔细校阅，本人又悉心校勘，除了证正错字、补足疏漏的注释之外，还对某些论述不够精确之处（如对薛宝钗的阐释）加以修改，另外，对西方阅读学中之统计方法的批评，也作了必要的补充。

此前不久，笔者在《文学评论》上看到美国解构主义著名学者、“耶鲁四君子”之首J.希利斯·米勒的文章，他坦言：

您问我是否相信有一套“系统完整的批评方法，可以为一般的文学批评提供具有普遍意义的指导”，我的回答是，在西方有很多套此类的批评方法存在，其中也包括解构主义，但是，没有一套方法能够提供“普遍意义的指导”。不存在任何理论范式可以保证你在竭力尽可能好地阅读特定文本时，帮助你有心理准备地接受你所找到的内容。因此，我的结论是，理论与阅读之间是不相容的。[1]

笔者对此等学说向来不以为然，在本书中，面对西方前卫文论诸大师对于文学文本解读的“一筹莫展”，坚持具体分析，作系统的批判，毅然建构中国式的解读学，对古今中外经典文本作了大量的解读。尽管如此，看到米勒先生这样明确地断定“理论与阅读之间是不相容的”，仍然为他的谨慎而感动。米勒先生只说西方诸多理论，包括解构主义对于文学文本解读无能为力，并没有排除非西方文论的可能性。同时，笔者又为米勒先生的思辨中断而深感遗憾：既然发现文学理论与文学阅读不相容，作为文论学派的杰出代表，目睹一代理论家陷入这样的困局，为什么不发挥西方文论思辨的特长，追问其原因呢？

其实，这个问题并不复杂，马丁·海德格尔早就指出了产生这种悲剧的原因：

作品的被创作存在只有在创作过程中才能为我们所把握。在这一事实的强迫下，我们不得不深入领会艺术家的活动，以便达到艺术作品的本源。完全根据作品自身来描述作品的作品存在，这种做法业已证明是行不通的。[2]

在西方学界，几乎没有什么人听懂了海德格尔对他们“行不通”的警示，他们一味把文本当作某种现成物，把自己仅仅当作读者，被动接受文本。这些前卫学者们完全没有意识到，只有进入“作品的被创作”的“过程”中，也就是在想象中进入艺术家创作的过程，设想自己是作者，与作品对话，才能化被动为主动。这一点说起来很玄，但是并不神秘。鲁迅先生有一段话，可以作为海德格尔这一思想的注解：

凡是已有定评的大作家，他的作品，全部就说明着“应该怎样写”。只是读者很不容易看出，也就不能领悟。因为在学习者一方面，是必须知道了“不应该那么写”，这才会明白原来“应该这么写”的。这“不应该那么写”，如何知道呢？惠列赛耶夫的《果戈理研究》第六章里，答复着这问题——“应该这么写，必须从大作家们的完成了的作品去领会。那么，不应该那么写这一面，恐怕最好是从那同一作品的未定稿本去学习了。在这里，简直好像艺术家在对我们用实物教授。恰如他指着每一行，直接对我们这样说——‘你看——哪，这是应该删去的。这要缩短，这要改作，因为不自然了。在这里，还得加些渲染，使形象更加显豁些。’”[3]

西方前卫学者几乎毫无例外地只看到作品这样写了，没有意识到只有明确了作者为什么没有那样写、在想象中进入海德格尔所说的创作过程，才能洞悉作品的奥秘。

也许这样的思路，在西方文论及其追随者看来属于空谈，毕竟不是所有经典之作都有原稿、修改稿可资对照，但是，笔者在本书中提出还原和比较、多层次的具体分析方法等，具有系统的可操作性。

克罗齐说：“要了解但丁，我们必须把自己提升到但丁的水准。”[4]这对于一般读者来说要求太高了，但是对于理论家来说，并非苛求。从另一方面讲，阅读之初，也许距离但丁远甚，但是在阅读过程中进入创作过程，在某种程度上，升腾到接近作家的水准，是阅读的胜利。失败当然不可避免，但是，因为失败就大言不惭地宣称一切理论都宿命地、不可避免地要失败，并不是其有出息的证明。

愚者千虑，必有一得，此得之真伪，笔者把证明的希望交给文本的解读，和文本解读的历史。

2016年11月20日

[1] 〔美〕J.希利斯·米勒：《致张江的第二封信》，《文学评论》，2015年第4期。

[2] 〔德〕马丁·海德格尔：《艺术作品的本源》，《海德格尔选集》（上），孙周兴选编，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279页。

[3] 鲁迅：《且界亭杂文二集》，《鲁迅全集》第六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21页。

[4] 朱光潜：《克罗齐哲学评述·欣慨室逻辑学哲学散论》，《朱光潜全集》第七册，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3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