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引子：在历史的夹缝中

一

他孕育于一个王朝的末世，诞生于一个王朝的开端，历史的后一页已经掀开，而前一页还没有合上，一切仿佛已宿命般注定，当中国历史又进入了一个划时代的关口，这个人命定就是一个活在历史夹缝中的人物。

洪昇，字昉思。如今“昇”字已被简化，一个古人的名字已被今人篡改。昔人名字相辅，名与字是相互诠释的，字与名又互为表里，因而称作“表字”。洪昇之名，如《诗经·小雅》所云“如日之升”，洪昇之字昉思，昉，“日初明”，又可引申为起始、起源。在古人看来，一个人的名字绝不只是一个单纯的符号，而是命运与命理的象征，甚至是一个生命的全部寄寓。洪昇生于太阳初升、一日复始的辰时，正所谓“朝食”之时，一生下来就有饭吃。按说他还真是生逢其时，然而伴随他的却是改朝换代的腥风血雨，如《明史·刘宗周传》：“凶问已确，诸臣奋戈而起，决一战以赎前愆，自当不俟朝食。”当国难当头、危机四伏，对于那些奋戈而起的抗清志士，连等一餐“朝食”都来不及了。

洪昇的出生年月，在后世的考证中也存在时间错位问题，如郑振铎的《中国文学年表》中将洪昇出生的时间定为顺治十六年（1659），刘辉的《洪昇集》校笺中则定为顺治十四年（1657），因而造成他《洪昇集》校笺的编年整体失误。如今学术界已找到确证，洪昇生于清顺治二年（1645）七月初一，此说已为学术界公认，再无争议，也可谓注定。而接下来的历史虽说已经注定，但在当时尚未尘埃落定。就说那一年该以哪个王朝的年号为正朔，还真是很难说。此前一年为明崇祯十七年（1644），农历甲申年，这是中国历史上“天崩地裂”的一年，史称“甲申之难”或“甲申国难”。是年正月，闯王李自成称帝于西安，国号大顺，年号永昌，随后率大顺军攻陷京师，开进宣府，大明天子崇祯皇帝自经于煤山。天子崩殂，是为“天崩”。若李自成这位大顺开国皇帝能在紫禁城的那把龙椅上坐稳江山，一六四五年当为大顺永昌二年。然而，中国历史的周期律在《春秋左氏传》就已注定，“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随着吴三桂引清军入关，“天崩”之后又是“地裂”，李自成这个大顺开国皇帝从“烈火烹油、鲜花着锦之盛”到“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就像开了个历史玩笑，一把龙椅又落在清世祖爱新觉罗·福临的龙臀之下，大顺永昌二年一变而为大清顺治二年。但那个时年六七岁的小皇帝福临又能否在这把龙椅上坐稳，无论对于清朝还是朱明，此时还是一个悬念。

那一年为农历乙酉年，生肖属鸡，属鸡之人在民间也被喻为小凤凰。看看诗鬼李贺那千古绝唱，“我有迷魂招不得，雄鸡一声天下白”，这又与洪昇的名字不谋而合。屈原曾作楚辞《招魂》，在盛行巫鬼之风的楚地，相传客死他乡者的魂魄在迷茫中找不到归途，其灵魂便成了漂泊在异乡的迷魂，必须为其招魂：“朱明承夜兮时不可以淹。皋兰被径兮斯路渐。湛湛江水兮上有枫。目极千里兮伤春心。魂兮归来哀江南！”这《招魂》到底是谁所作，又是为谁招魂，众说纷纭，一说是屈子怀沙之意已决，在客死他乡之前乃自招其魂，一说为其门生宋玉所作，以招屈原之魂，抑或是为在秦国囚禁而死的楚怀王招魂。一句“朱明承夜兮”，仿佛千古谶言，预见了朱明王朝的覆没，诚然，此朱明非彼朱明，乃是黑夜之后的红日重放光明。这与当时的形势却也高度契合，当朱明社稷倾覆，清朝定鼎燕京，而江南犹存半壁江山，对于当时的江南士子，一如当年秦军入侵的楚国，确实又到了救亡图存的招魂时刻，而反清复明几乎贯穿了一部两百七十余年的清史。

尽管明崇祯帝已在国破家亡中自经于煤山，但国破山河在，一个王朝尚未在那棵歪脖子树上吊死，一条龙脉还在江南延伸。这又得益于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后所设置的二京制，北京为顺天府，南京为应天府，合称二京府，南京又称留都，并与北京的明朝廷一样设有六部等中央机构。当然，从职权而言，二京不可同日而语，北京那才是天子总揽朝纲的帝国中枢，而南京什么都不缺，就缺一个皇帝。当北京的明朝廷覆没，崇祯皇帝殉国的噩耗传到江南，留都南京的作用一下凸显出来了，这边既然拥有一套现成的中央机构，又有辗转南下的明宗室及文武大臣，一个留都随之就能像备胎一样开始运转了。他们拥立明神宗朱翊钧之孙、福王朱由崧（又作朱由嵩）继承朱明大统，先为监国，旋后登基，而新主登基，必改正朔，一六四四年还是崇祯的年号，一六四五年则改元弘光（弘光元年），史称南明弘光政权。对于这个沿用大明国号、延续了朱明血统的南明王朝，正史一般不视为正统的王朝，而视之为由明朝宗室在南方建立的若干政权，但在当时，对这个政权还真是不可低估，至少清王朝就绝对没有低估，并视之为心腹之患。在南明建政之初，还拥有不亚于当年南宋的大半壁江山，而且打出继承朱明大统、抵御异族入侵的旗号，一时间可谓人心所向，应者云集，何况在南明的旗下还有史可法、郑成功等一干骁勇善战的抗清名将，倘若弘光政权能按照史可法等人的意见，尽量让“正人”占据要津，这个政权即便不能恢复中原，至少有可能再造一个类似于南宋的王朝，而这也正是清廷最担心的。

然而，朱由崧一开始就对拥立有功的马士英委以重任，拜为东阁大学士、兵部尚书，而弘光政权由这样一个“为人贪鄙无远略，复引用大铖，日事报复，招权罔利”的首辅大臣把持朝政，其“以迄于亡”的宿命已经注定。而另一奸诈之徒阮大铖得其荐举，被起用为兵部右侍郎，不久晋升为兵部尚书，弘光帝实际上已被这两位权奸玩弄于股掌之间。如蔡东藩所云：“这位弘光皇帝，偏信马士英，一切政务，全然不管，专在女色上用心。”当时，真正在苦苦支撑弘光政权的社稷之臣，则是原南京兵部尚书史可法，弘光帝先拜其为东阁大学士兼礼部尚书，后又加督师、建极殿大学士、兵部尚书，率师抗清。又如史可法所言：“在藩不忠不孝，恐难主天下。”由于弘光政权内部的权力纷争、互相倾轧，又加之地方势力乘势崛起，搅得南明江山如一盘散沙。

二

顺治二年（1645）三月，清摄政王多尔衮命豫亲王多铎率大军南征，南明军民掀起了对南下清兵的第一次抵抗。四月，清兵渡过淮河，攻打兵家必争之地徐州。徐州总兵李成栋原本为李自成农民起义军将领，此人一生反复，先是投降南明，官至总兵，此时又摇身一变降清，变成了清军将领，引清兵南下，兵临扬州城下。扬州地处长江与京杭大运河交汇处，素有“淮左名都”之称，与拱卫南京的京口（今镇江）隔江相望。若扬州失守，南京则危在旦夕。当清军以红衣大炮攻城，驻守扬州的南明兵部尚书、督师大学士史可法在内无粮草、外无救兵的情况下，率扬州军民孤军奋战，战至人尽矢绝，史可法被清军俘获。多铎几番劝降，史可法瞋目大呼：“城存与存，城亡与亡，我头可断，而志不可屈！”史可法以不屈而死，时年四十三岁。多铎为清太祖努尔哈赤第十五子，一生战功彪炳，乾隆帝称其为“开国诸王战功之最”，但此人也以性情暴烈、嗜杀成性而为清“开国诸王之最”。他不但残忍地杀害了史可法，对这座不屈的扬州城也实施了报复性的大屠杀，他纵兵屠城十日，被杀者数十万（一说扬州百姓死难八十万），史称“扬州十日”。

随着徐州、扬州相继陷落，南明江淮防线已处于崩溃的状态，清军旋即横渡长江，攻克镇江，马鞭直指南明帝都。眼看一座石头城岌岌可危，弘光帝抛下一城拥戴他的百姓，溯江而上，逃奔芜湖。农历五月十五日，端午节后的第十天，清军占领几不设防的南京，一个短命的南明弘光朝廷便遽尔而亡，弘光元年转眼变成灭亡之年。一切诚如史家之哀叹，一个“狐鸣虎噬，纪纲倒持”的小朝廷，“卒不能保社稷云”。在占领南京后，清廷便急不可耐地宣布了“平定江南捷音”，又于六月下令改南京为江南省，应天府为江宁府。但实际上，此时他们灭掉的还只是一个弘光小朝廷，南明政权还远没有到灭亡的时候，随后又相继建立了多个政权。与此同时，在清军占据的北方各地，与南方抗清形势呼应，山东、山西、陕西、甘肃义师纷起，一些此前降清的明朝将领也先后举旗抗清，这让天下士人看到了朱明王朝还有东山再起、卷土重来的可能。而南明这个没多大出息又特别顽强的王朝，从北京明朝廷覆没一直延续到清康熙元年（1662，南明永历十六年），随着南明永历帝朱由榔与其子等被吴三桂处死于昆明，南明王朝才基本告亡，但永历的年号一直被退守台湾的郑成功政权奉为正朔，直到永历三十七年（1683）十二月，清军占领台湾，监国的宁靖王朱术桂自杀殉国，才标志着南明最后一个政权的覆灭。史载南明共传四帝一监国（弘光帝、隆武帝、绍武帝、永历帝、监国明鲁王），享国十八年，一说甚至长达四十年，那就包含了奉永历年号为正朔的台湾郑氏政权。它的存在，既是明朝的延续，也是清初历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个政权在存续期间一直被安南、日本、琉球、吕宋、占城诸国尊为中原正统政权，并派使者入贡，南明政权也一直继承和延续了对这些附属国的宗主权，为藩王登基颁发册封诏书。而即便在它最终覆没之后，反清复明，一直贯穿了清朝的全部历史，几乎所有的反抗都是打着“反清复明”的旗号进行的。

清廷在以军事手段打击南明诸政权和反清义军的同时，似乎觉察到了什么历史玄机，于是，又开始施展更阴险的一招，就在顺治二年（1645），清廷便下诏纂修《明史》。一个王朝的历史，往往由下一个王朝来书写，中国历史就是这样一代一代续写的。而清廷在入关之初、立足未稳之际，便如此急切地纂修《明史》，就是为了提前宣告一个王朝已经灭亡，成为了历史，不再承认南明政权存在，通过修史而建立起其入主中原的正统地位。此举，诚如龚自珍所谓：“欲知大道，必先为史。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

顺治二年（1645）为平年。在弘光朝廷覆没后的闰六月，明唐王朱聿键于福州诏告天下，即皇帝位，建元隆武，史称隆武帝。然而他的天下实在太小，号令不出八闽，事实上南明再无统一的中央机构，明宗室在各地文臣武将的拥戴下纷纷自立，先后有潞王朱常淓监国于杭州、益王朱慈炲监国于抚州、靖江王朱亨嘉监国于桂林，桂王朱由榔监国于肇庆，又无论是称帝，还是宣布监国，对其地盘之外都没有什么号召力，更无统一掌控的实力。此时南明已是诸侯割据，分崩离析，既无统一号令，也无像样的军队，从隆武帝到各地监国也是徒有虚名，大抵是其拥戴者挟天子以令诸侯。而当时，江南诸省兵荒马乱，清军在攻克南京后的短短几个月间就占领了江南大半壁江山，南明政权虽大势已去，但仍有一些南明军队与抗清义军还在与清军交战，清军打到哪里，当地人便纷纷自发抵抗。

六月，从钱塘江的潮汐声中传来了由远而近的铁蹄声，清军越过钱塘江，一座自古繁华的钱塘古城、人间天堂，眼看就要沦为清军铁蹄之下的地狱。时在杭州监国的潞王朱常淓一听铁蹄之声，早已吓得魂飞魄散，不思抗清之策，一心只想投降。据史载，六月十三日，朱常淓“遣使迎降，并约满人袭击诸营”。这个潞王不仅是献城投降，还约清军袭击驻防杭州的南明守军，他不只是明朝宗室中投降清军的第一人，恐怕也是明宗室中投降最彻底、行径最可耻、最恶劣的第一人。然而，你说他投降叛国，有人却振振有词为他分辩，潞王开城门降清，乃是考虑到清军一向有血腥屠城的习惯，若不投降，杭州生民就会像“扬州十日”一样遭来屠城的灭顶之灾，为此，潞王从杭州一城的百姓考虑，只得忍辱负重“遣使迎降”，此乃大义之举、菩萨心肠，结果是保全了一座杭州城，也让一城百姓免遭生灵涂炭。而杭人感恩，因此尊称潞王为“潞佛”。历来总有人为这种投降派找到历史的情理逻辑，乍一看，此说似乎也在情理之中，然而仔细一想，如果这就是投降的理由，一旦外族入侵、大敌当前，凡守土保境者皆可以此为借口，打开城门投降。而像潞王这样向侵略者投降乃是大义之举，那么像史可法那样抵抗侵略者的反倒是祸国殃民的罪魁祸首了，这就是从所谓情理逻辑推出一个荒诞的历史逻辑，那历史还有正义的底线吗？

当时，很多江南士民都死死地坚守着一条正义的底线，如此前提及的刘宗周。宗周字起东，明崇祯年间曾任顺天府尹、都察院左都御史等职，他是明代最后一位儒学大师，开创了在中国思想史特别是儒学史上影响深远的蕺山学派，清初大儒黄宗羲等就是这一学派的传人。他以“慎独”为学问的第一义，然而在民族危亡的关头，他也走出书斋为南明中兴出谋划策。当他在“朝食”之时听到潞王献城投降的消息，“凶问已确”，绝望得大放悲声，又云：“此予正命时也！”一个绝望的大儒，最终以绝食近二十天而逝。说来，洪昇还与刘宗周有间接的师承关系，洪昇后来的师执毛先舒曾师事刘宗周。刘宗周绝食而死后，后世有论者说，中华民族的命脉和中华文化的命脉都发生了危机，这一危机延续至今。

若不正视这一段历史，就难以追寻那些夹在历史缝隙里的个人命运，还有那一代汉族士人复杂而微妙的心理。而清廷对那一代汉族士人也采取了无所不在的强势逼迫，清军每攻占一地，一边着手建立地方政权，一边以铁血手段逼迫汉民“剃发易服”，十天之内，江南人民一律剃头。何止江南，连孔夫子的后裔也难逃此劫。如孔子六十二代孙孔闻謤上疏请求蓄发，疏曰：“臣家服制，历三千余年未改，请准蓄发，以复先世衣冠。”多尔衮得疏大怒，立即下旨斥责：“剃发严旨，违者不赦。孔闻謤竟敢疏请蓄发，已犯不赦之条，本当从重治罪，但念其为孔圣人后裔免死革职，永不叙用。”清廷亦视孔子为圣人，但在剃发易服上绝无条件可讲，没有特殊照顾。在清廷看来，清人入主中原，一切必须首崇满洲，而“剃发易服”则是其他民族归顺满洲的标志，被清廷称之为“剃发降我之民”。又据刘宗周的门生陈确在《告先府君文》所云：“去秋新令：不剃发者以违制论斩。令发后，吏诇不剃发者至军门，朝至朝斩，夕至夕斩。”不能不说，清廷这一招既是绝杀，也是绝招，一场从脑袋到身体的改变，虽不足以让汉民心悦诚服地接受其统治，但可以在精神上沉重打击和摧垮汉民族尤其是汉族士人、士大夫的文化自信，又可以保持满族不被人口占多数的汉族所同化。而这一带有强烈民族征服性质的命令，对于汉民族确是最沉痛的打击。一个深受儒家文化浸染的民族，打心眼里就对“夷狄”充满了蔑视，在汉人眼中满洲人也是茹毛饮血的野蛮人，蔑称其为鞑虏或鞑子，他们又怎么甘心把自己变成鞑虏、鞑子那野蛮落后的形象呢？一时间，抗清浪潮风起云涌，而江南人民反抗“剃发易服”甚至比反抗清朝入侵还要激烈和顽强。此时已“剃发易服”的南明降臣钱谦益等向多铎献策曰：“吴下民风柔弱，飞檄可定，无须用兵。”然而，无论是降臣钱谦益，还是清军南征统帅多铎，都大大低估了江南士民反抗的意志。

当时，南直隶常州府江阴县发出了这样的告示：“岂意剃发一令，大拂人心，是以乡城耆老，誓死不从。”自北京明朝廷覆没后，江阴秀才许用每天都到文庙明伦堂叩拜明太祖朱元璋遗像，闻听剃发令，他挺身疾呼：“头可断，发决不可剃！”一时间，江阴士民“奋袂而起”，推举江阴典史阎应元为守城主将。典史掌一县刑狱，此前曾有江盗船只百艘突袭江阴，阎应元横刀立马，振臂一呼：“好男子，从我杀贼护家室！”而此次守城，他又与陈明遇、冯厚敦等率十万义民，面对二十四万清军铁骑，两百余门重炮，作殊死之战，致使清军连折“七王”“薛王”和“十王”等三王，还折损了十八位大将，清兵战死共七万五千人。从闰六月初一至中秋节，江阴义民困守孤城八十一天，史称“江阴八十一日”，又称乙酉守城战。这是江阴士民创造的一个历史奇迹。不仅是清军低估了江阴百姓坚守抗清的意志，连清军的红衣大炮都低估了这座众志成城的江阴古城。城破之日，阎应元被俘后拒不向清贝勒下跪，被刺穿胫骨，“血涌沸而仆”。乾隆年间，一位宋朝宗室后裔、诗人赵翼追怀这悲壮的坚守，对阎应元发出了这样的赞叹：“何哉节烈奇男子，乃出区区一典史。”除了以身殉国的阎应元，清军对江阴百姓更是大开杀戒，“满城杀尽，然后封刀”，而“义民无一降者，幸存者仅老幼五十三口”。江阴由此而被誉为“义城”。南明隆武皇帝闻之曰：“吾家子孙即遇此县之人，虽三尺童子亦当怜而敬之。”而当清朝江山巩固，清廷对这些殉国者亦予以旌表，后来乾隆帝追谥江阴抗清三公，阎应元谥“忠烈”，陈明遇谥“烈愍”，冯厚敦谥“节愍”。历史还留下了阎应元在最后关头所书的一副对联：“八十日戴发效忠，表太祖十七朝人物；十万人同心死义，留大明三百里江山。”诚如后世如是叹惋：“有明之季，士林无羞恶之心。居高官、享重名者，以蒙面乞降为得意；而封疆大帅，无不反戈内向。独阎、陈二典史乃于一城见义。向使守京口如是，则江南不至拱手献人矣。”

从更辽阔的视域看，这种“誓死不从”的抗争一直持续到南明王朝最终覆没。

三

那么，当时杭州的情形又如何呢？据《仁和县志》（转引自章培恒《洪昇年谱》）载：“乙酉端阳日，群言藉藉，知大兵（清兵）已下金陵，弘光帝出走。至六月初旬，遣兵至浙，领兵者为贝勒王，为抚军张存仁。先期，合城士民畏兵如虎，纷纷保抱，携厥妇子，四乡逃避。或渡江而东，或藏匿外县之深山。流离辛苦，溽暑炎蒸，霍乱疟痢，受病非一。而伏戎于莽，先遭荼毒者有之。大兵到日，在城居民闭户不敢出窥。逾三日，令出，有所约法。居民乃稍稍安。然人情惶惑，每日数惊。当事皆望风解印绶去。钱塘令顾咸建初缴册印，以保全士庶为心，授之以官，坚不受，斩之于白马庙前，士民流涕。”

这当是逼近历史真相的记载，其中提到了三个人物：一个是参加了江阴攻城和屠城的贝勒博洛，为清太祖努尔哈赤之孙、清初理政三王之一。随豫亲王多铎南下，顺治三年（1646）任征南大将军，率师驻守杭州。《清史稿》谓其“国初开创，栉风沐雨，以百战定天下，系诸王是庸”。一个是抚军张存仁，辽阳人，原是明朝副将，后叛明降清，隶汉军镶蓝旗。清军入关前，他曾致信招降吴三桂。入关后，从征山西、河南、江南。顺治二年（1645），张存仁随贝勒博洛平定浙江，并担任浙江总督。他上疏朝廷，“近有借口剃发，反顺为逆者，若使反形既露，必处处劳大兵剿捕。窃思不劳兵之法，莫若速遣提学，开科取士，则读书者有出仕之望，而从逆之念自息”。此外，他还提出了兴办学堂、减免赋税等一系列主张，对安抚浙江、巩固清廷对浙江的统治无疑有积极意义，清廷亦认为他的建议乃是安民急务，命各行省照此推行。但与此同时，他对反清势力，包括那些不愿“剃发易服”者、“未尽驯服”者，绝不心慈手软，亦如多铎、博洛等清朝王公一样大开杀戒，“以此伏法者不可数纪”。

另一个人物则是钱塘令顾咸建，字汉石，南直隶苏州府昆山人，崇祯十六年（1643）进士，授钱塘知县。当清军兵临钱塘，潞王朱常淓、巡抚张秉贞皆降清。顾咸建在反复考虑后缴出县印，“我不纳印，累钱塘一县百姓矣”！回到县衙，即欲挂冠而去，有人告知贝勒王博洛：“钱塘令，潞王所与深谋者也。其人才望素著，且大得民心，宜亟用之；否则，亟杀之。”博洛一听此言，旋即命快马追上顾咸建。咸建自知不免一死，曰：“往而死，职也！”他衣冠整齐地去见博洛，博洛一见他就站起身，握着他的手，授之以官。咸建声色甚厉：“愿早赐一死！”博洛不忍杀他，将他关押在狱中。咸建依然穿着一身整齐的明朝衣冠，端坐狱中，并书于案阅：“国不可负，亲不可辱！吾文康公孙、汪夫子门人，若苟偷视息，所失多矣，如所学、所志何！”——所云“吾文康公孙”，咸建曾祖顾鼎臣为明弘治十八年（1505）状元，屡官至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谥文康；所云“汪夫子门人”，咸建曾入汪乔年门下。汪乔年，字岁星，世称汪夫子，浙江严州府遂安县人，崇祯朝官至陕西总督。崇祯十五年（1642）二月，李自成部攻打襄城，汪乔年率师坚守城池，在城陷后自刎未遂而被俘。据《汪公忠烈祠墓记》：“左右喝令公跪，公大骂曰：‘吾朝廷大臣，奉命剿汝，恨不获生咬汝肉。吾死当为厉鬼杀汝，以遂我报国之愿。’贼知不可屈，遂割公舌，击公齿，犹以血喷贼，骂不绝口，随遇害磔公尸。”咸建乃以此明志也。博洛见其宁死不屈，此人既不能为清朝所用，那还留着何用！顾咸建“乃与同絷者四人就刑朝天门”，那天是六月二十日，顾咸建被拥至镇海楼，百姓男女遮道恸哭，一条路都走不通了。连刽子手都哭了，不忍加刑。咸建看着刽子手说：“我暴烈日下，渴甚，早一刻受一刻之赐！”刽子手挥泪斫之。清军“以咸建及四人头枭示镇海楼上。百姓祭奠者日数千人，烧楮币者如山积。十日夜，面犹如生。余首蝇蚋攒集，而咸建面无一蝇。观者骇异，百姓哀号请命”。连博洛也啧啧赞叹：“好官也！”命收葬之。

在历史的夹缝中，每个人物都在自觉或不自觉地扮演其各自的角色，而一个将要被命名为洪昇的胎儿，此时正在母腹里茁壮成长。倘若不是遭逢这兵荒马乱的世道，他原本可以在那个“世代簪缨”“累叶清华”的钟鸣鼎食之家静静地等待着降生。然而，他和一个民族的命运皆已注定，在经历了天崩地裂的“甲申之难”后，中国命定还要经受血雨腥风的“乙酉之难”。清兵占领杭州，一座人间天堂已如世界末日一般。又如《仁和县志》载：“当时上下不通，兵民未和，往往有意外虞……已而下剃头之令，一时未尽驯服。以此伏法者不可数纪。”

历史不可假设，但人心可以猜度，猜测洪起鲛此时的心境，作为一个“累叶清华”的世家子弟，从小深受孔孟之道、儒家思想之浸染，“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这是中国士子千古不易之信仰。洪起鲛虽说不是那种直接投身于抗清战争中的报国书生，但他不会轻易抛弃自己的信仰，他选择的是携家带口东躲西藏，一是躲避战乱，一是逃避“剃发易服”的劫数。当他们在惊恐慌乱的人群中夺路而逃时，清兵也正在追捕那些逃难者，一个声音特别强大：“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

有的人已经被清兵抓住了，清兵使劲摁住他们的脑袋，把头给剃了，而稍有挣扎便要付出惨痛的代价，那剃得像葫芦瓢一样的脑门上满是血印子，辫子上沾满了血迹。若敢反抗，“唰”的便是一刀。当一个读书人的脑袋连同头发被鞑虏的快刀齐脖梗斩下，洪起鲛的眼睛一下就红了。那何止是血溅三尺，血珠子飞溅出一丈来远。洪起鲛眼看着躲避不及，被他夫人使劲一拽，一下便钻进了乱哄哄的人堆里。当时，杭州城门口人山人海，谁都想要夺路而逃。一家人好半天才拼命钻出来，当他们在滚滚人流中重新出现时，已经逃到了杭州的荒郊野岭。眼下，洪昇还在他母亲黄氏的肚子里孕育，这也是他的宿命，还在娘胎里就开始颠沛流离。看黄氏那突出的大肚子，很快就要生了，这也是她特别急切的原因，她必须赶紧找到一个生孩子的地方，而洪起鲛好像只关心后边。他一边跑一边频频回首，看看有没有清兵追上来，还要扭转身子看自己的背后，但无论他怎么努力地扭转身子，那背后的东西还是看不见。“呃，我背后有血没有？”他问黄氏。这句话，他一路上已不知问过多少遍了。

当时杭州郊外的荆山就是他们的避难地，如今荆山翠谷已是杭州的一片别墅区，而当年还是荆棘丛生的荒茅野岭，逃到这里已是山穷水尽，无路可逃了。又正值三伏天，江南的天气潮湿闷热，上有烈日暴晒，下有暑气蒸腾，整个人就像在烧开锅的蒸笼上蒸一样。不要说一个养尊处优的书生受不了，想想一个即将临盆的孕妇和她腹中的胎儿，该有多么难受。一个胎儿没有胎死腹中，真是命大了，这个小生命也真是特别顽强。而在那条逃难的生死路上，一个丈夫，一个父亲，眼看着夫人那突出的大肚子，又该怎样焦急万分——当务之急，就是赶紧找一个生孩子的地方。

那个结果已经注定，在一位伟大的剧作家注定要诞生的那个“赤日黄云”的早晨，一个受难的母亲在一个费姓农妇家的茅棚中生下了一个乱世中的婴儿。那破屋覆茅的房子，没有一堵完整的墙壁，山中哀猿乱啼，洪昇落生的那张床是一块粗糙的木门板，遮挡山风的门就是一副竹席。洪昇出生时，父母亲想给他找一块包裹身体的破布都找不到，而一个饥饿的母亲也没奶水喂他。他呱呱的啼哭声，也让父母亲惊恐万状，当时，在那荒野的溪流声中不时传来清兵的金鼓声，而在夜间的鬼火青青中甚至能看见清兵的猎猎飘舞的大旗。洪昇出生后，一家人在此山中躲藏了一个月，夜里稍有点风吹草动，一家人就如惊弓之鸟，抱起孩子便惊慌而逃，有时候一夜里就要在荒山野岭中逃两三回。这一个月，也不知一家人是怎么熬过来的，而洪昇的母亲一辈子也忘不了。洪昇小时候，母亲时常给他讲起这血泪交织的一幕幕，想来也真是悲苦，钱塘洪氏子孙，原本是“门皆赐第，家有珥貂，三洪学士之世胄”，可洪昇竟然降生在这样一户农家里。如果不是洪母后来对洪昇“夙昔为余道其苦”，又如果不是洪昇以诗歌的方式把这一切呈现出来，这一幕幕几乎不像是真的发生了。二十四年后，康熙八年（1669），洪昇已入读北京国子监，在自己生日那天，他伤感地抬起眼睛仿佛默默地凝望着被阳光穿透了的江南，杭州，荆山，而母亲讲述的那一幕幕，又一下涌上了他的心头，他的眼前，他的生日就是母亲的受难日啊！一首《燕京客舍生日怀母作》，仿佛就在爱与受难中诞生：

母氏怀妊值乱离，夙昔为余道其苦：

一夜荒山几度奔，哀猿乱啼月未午。

鬼火青青照大旗，溪风飒飒喧金鼓。

费家田妇留我居，破屋覆茅少完堵。

板扉作床席作门，赤日黄云梁上吐。

是时生汝啼呱呱，欲衣无裳食无乳。

乱余弥月还郡城，门卒持戈猛如虎。

见汝含笑思攫之，口不能言怆心腑。

……

此诗我只是截取了与洪昇诞生直接有关的一部分，还有一个开头和下文，容后交代。我在此描述，实际上是对这首诗的复写，我甚至觉得这首诗让洪昇重新诞生了一次，让后世得以洞察那历史夹缝中的一幕。而在这一幕的背后还有更残忍的一幕。说来也许是巧合，就在洪昇降生的那天，由于嘉定（今上海嘉定区）绅民对“剃发易服”誓死不从，明南京兵部主事侯峒曾等嘉定士绅率十三万绅民起义反清，那个叛明降清的李成栋此时已任吴淞总兵，他火速率军镇压，并连续三次下令对城中平民进行大屠杀，这是继“扬州十日”之后发生的又一血腥残暴的大屠杀，史称“嘉定三屠”。从历史的本质上说，这当然也是清军犯下的罪孽，李成栋此时的身份已是清军将领，他手下的兵马也是清军。然而对汉民族进行血腥镇压的刽子手，往往又是李成栋这种反复无常、丧心病狂的“贰臣”。不能不说，这次惨案对江南绅民产生了极大的震慑作用，也让许多拒不从命者最终接受了那难以改变的命运，洪起鲛无疑是其中之一。

这首诗的末后四句，则交代了洪昇满月回家时所遭遇的惊险一幕，一个生不逢时的婴儿，在满月后才得以随同逃难的一家人回杭州城。在走近城门时，又发生了惊险的一幕，那守门的清兵手持寒光闪烁的金戈，一个个凶猛如虎，而刚刚满月的洪昇还在天真无邪地笑着呢，那清兵一下盯上了他，他险些就被清兵给攫走了，“见汝含笑思攫之”。还好，有惊无险，清兵没有攫走洪昇，否则，谁也不知洪昇会落入怎样一种命运。有人说，在一个错乱的时代，洪昇一生多舛的命运从此就注定了。不说注定，至少是从此开始了。对于洪昇这样一个个体生命，这的确是一次宿命的诞生，而对于中国戏曲史乃至文学史，这又是一次伟大的诞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