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章 巴拉的华人鲁克
一九〇七年七月三日，奥斯瓦尔德的哥哥兼生意上的合伙人阿尔弗雷德和莫莉·戴在库伦加卫理公会教堂结婚。他们的婚礼和别人家的婚礼没有两样，尽管当地的报纸认为是巴拉最漂亮的婚礼之一。我们家族的成员从四面八方聚集到这里。约翰·托马斯和他的妻子玛丽坐火车从阿德莱德来到巴拉。阿尔弗雷德别的兄弟和他们的妻子分别从詹姆斯敦、皮里港[17]和布罗肯希尔来参加婚礼。奥斯瓦尔德和他娇小的未婚妻梅·麦克拉伦小姐也前来助兴。
参加婚礼的人穿过一道拱门走进教堂。拱门用白色马蹄形吉祥物和新娘的女朋友们做的一个很大的婚礼钟装饰着。莫莉是个非常棒的裁缝和刺绣工，尤其善于装饰。她坐着一辆白马拉的轻便马车款款而来。《巴拉通讯》详细描述了她那件手工刺绣的结婚礼服。关于新娘全套行头的描述是这样结束的：“洁白的山羊皮手套和鞋，头戴橘黄色花冠。”莫莉怀抱新郎送给她的礼物——一束美丽的白色风信子、白色康乃馨和叶绿蕨。合唱队高唱一八八九年《卫理公会赞美诗》：
歌声响彻伊甸园，
那是最早举行婚礼的日子。
新婚的祝福，
还在耳边回荡。
后来，客人们从教堂转移到一个豪华的去处。这个去处是新娘的父亲安排的。他叫鲁克·戴。《巴拉通讯》报道说，“婚礼庆典举行了本城最豪华的宴会。鲁克代表新娘、新郎父母的答谢讲话非常动情”。
这一对年轻夫妇收到不少礼物。奥斯瓦尔德和梅送了他们一个非常漂亮的上一次发条可以走四十天的钟。那时候，座钟和表都是家里很稀罕的物件儿。新娘的父母送了一套餐具，新郎的堂兄弟们送了一套日本产的茶具。威尔斯和弗洛伦斯·沃克从詹姆斯敦来，送了一床鸭绒被，在巴拉寒冷的冬天给他们送来融融暖意。我的叔爷爷卢和瓦尔特·沃克送了一套银茶具和咖啡具，还有几幅很大的画。亲戚朋友送的礼物中有不少画儿，由此可见这对年轻夫妇对美术很感兴趣。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谁知道这些爱德华时代的精美礼品遭遇了怎样的变故？那个漂亮的座钟还在壁炉台上嘀嗒嘀嗒地响吗？那套日本产的茶杯和茶托是不是平常都收藏在什么地方，只有逢年过节才拿出来用用？
《巴拉通讯》就婚礼做了详细报道。那些文章几乎什么都说到了，可就是没提巴拉人都知道的那桩事儿——阿尔弗雷德的岳父鲁克·戴是中国人。光看他的名字，你很难弄清楚他是什么种族。我们也是直到二〇〇八年北京奥运会前几天，才从女儿维罗妮卡那儿得知他是何方圣贤。她从堪培拉打来电话，告诉我们这件事情。因为那时候她在巴拉网站干活儿，通过网络弄清楚许多陈年旧事，鲁克·戴是她最大的收获之一。
鲁克·戴是当地一位商店老板，也是在市场卖菜的菜农。他大约一八八四年来到澳大利亚，那时候十五岁。后来，我们从考林·T.布兰福德那儿了解到关于他更多的情况。考林和鲁克·戴家有点姻亲关系。他继承了一口据说是鲁克·戴从中国带来的木头箱子。箱子里有鲁克个人的文件和一些照片。这口箱子现在放在巴拉市场广场博物馆。布兰福德根据家里人零零碎碎的回忆，拼凑出鲁克·戴简单的历史。
我和巴拉两位对当地历史最了解的“历史学家”梅雷迪斯·撒切尔和埃里克·法斯一起站在市场广场。他们二位都是巴拉历史学会的成员。这一天天气晴朗，埃里克说，华人的历史很难研究。他们的名字经常被听错，或者被写错。而且一般来说，他们都有好几个名字，变来变去。除非碰到麻烦，犯了法，官方文件对他们没有任何记载。比较而言，人们对鲁克的生平事迹知道得还算多一点。许多澳大利亚华人干脆就没有留下任何痕迹。不过即使这样，鲁克也有许多不为人知的故事。他的死亡登记表上说，他是出生在来澳大利亚的船上。布兰福德坚信，这种说法不对。他认为，鲁克来澳大利亚的时候已经十几岁了，至于他生在中国什么地方不得而知。在如此混乱的背景之下，要让他“脱颖而出”，的确并非易事。
鲁克之所以来澳大利亚，也许是为了逃脱旧中国隔一段时间就会出现的对天主教徒的迫害。他那口木头箱子里有几张很老的、没有日期的明信片。上面印着用中文和英文写的《圣经》里的名言警句。这些明信片可以追溯到一八八〇年代吗？它们是放在箱子里，陪伴他漂洋过海来澳大利亚的呢，还是来澳大利亚之后得到的呢？布兰福德认为，鲁克的父亲和阿德莱德有名的商人赛姆·楚恩斯有亲戚关系。不过从时间上看，对不上号。因为，赛姆·楚恩斯一八九〇年之后才来到阿德莱德。话说回来，我们也没有必要排除已经在历史上无法寻觅的家庭关系或者熟人。一八八〇年代，阿德莱德的华人很少，都聚居在市中心的欣德利大街。大多数人靠买卖蔬菜为生。鲁克在澳大利亚的第一份工作应该也是这个行当。
一八九四年九月二十二日，鲁克娶了个欧洲女人为妻。她的名字叫海丝特·米丽亚姆·麦克劳德。夫妇俩住在斯泰普尔顿一幢公寓里。他们俩都去教堂，也许就是在那儿认识的。不过他们不是在教堂结的婚。海丝特耳朵有点聋，要不然更能体会到局外人是什么滋味儿。
鲁克和海丝特只怀过一个孩子，可惜生下来就已经死了。莫莉是他们收养或者照顾的四个孩子中的第一个。我们有一张她六岁时拍得很不错的照片，小姑娘很漂亮，迷人的卷发，面带羞涩的微笑。照片上写着几个字：“我们的莫莉”。鲁克·戴和沃克家虽然没有血缘关系，但也算亲戚。她也是“我们的莫莉”。
鲁克当然没有必要回避阿尔弗雷德和莫莉的婚礼。事实上，他是中心人物。而且鲁克也不是参加婚礼唯一的华人。他的朋友云青夫妇以及他们的儿子威廉·云“师傅”也在贵宾之列。云青和鲁克一样，也是以种菜为生的菜农。不过和鲁克不同的是，他有好几个名字：阿春，阿青，阿冲，阿勤。
早些年，鲁克和云青一起照顾潘山。潘山打了一辈子光棍，一直在一个欧洲人家庭里当仆人。《巴拉通讯》充分认识到这些低眉顺眼的华人的优点。他们说非常滑稽可笑的英语，知道自己的身份地位，不愿意惹麻烦。潘山死了之后，鲁克和云青给《巴拉通讯》写文章，感谢市民们对吉米的帮助和照顾：
我代表我的同胞们，感谢约瑟夫·福特先生为安葬已故的潘山先生慷慨解囊；感谢巴拉医院的桑斯特医生和护士对病人尽心竭力的照顾；感谢对死者表达了最后敬意的朋友们。
鲁克和云青站在自己同胞一边，对白人社会表示感谢，在巴拉的华人和欧洲人之间起到了桥梁的作用。鲁克帮助支持潘山的时候，自己身上打着不同的印记。鲁克下决心巩固自己作为一个基督教徒、又很顾家的男人和城里商界名流的地位。
还有一件把两个社团的关系拉近的事情是，云青租住的房子被一场大火夷为平地（他们淘气的儿子威廉玩火柴）之后，巴拉市长，也是市场广场的一位商人，专门建立了“云青救济基金会”。我生活在巴拉的祖辈约翰·麦克拉伦和约翰·托马斯·沃克都为该基金会做出了贡献。沃克家几兄弟阿尔弗雷德、奥斯瓦尔德和西德尼也都慷慨解囊。“基金会”显示了当时巴拉的欧洲人超越了排华的种族主义情绪，超越了对一般华人的看法，以他们在巴拉认识的华人个体为依据，处理与华人的关系。他们认识云青，知道他娶了个欧洲人为妻，生了个儿子名叫威廉。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巴拉成立了“爱国基金会”，鲁克和云青踊跃捐款，成为第一批为“基金会”做出贡献的人。
从大约一八九五年到一九二五年，云青在巴拉展销会上是出名的参展人。比方说，一九一〇年，他“自家产的鸡蛋、鸭蛋、北京鸭”获得一等奖。那时候，北京鸭是不是就已经在巴拉饭馆里的菜单上占了一席之地？他生产的蔬菜主要有：菜花，大黄[18]，红甜菜，芹菜，拌沙拉的各种蔬菜，西葫芦。好多年，在巴拉，鲁克和云青都是最有名的，也许是唯一的华人蔬菜商。在离巴拉不太远的黑水洞，还有一个名叫庞楼的华人，经营着第三个菜园。
埃里克·罗尔斯在他的《澳大利亚华人历史》中指出，华人菜农对澳大利亚人的饮食结构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增加了他们食用蔬菜、水果的品种和数量。巴拉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从一八九〇年代到一九三〇年代，巴拉的水果和蔬菜主要是华人生产和销售的。他们的产品总是在巴拉展销会展出，而且照例会得奖。当地的欧洲人栽培蔬菜和水果也很普遍。市场广场举办的展览显示，产品品种多得惊人，参展人竞争也很激烈。华人和欧洲人之间的相互影响到底有多大，今天已经很难揣测。他们是否在园艺学方面有所交流不得而知。但是我们知道，奥斯瓦尔德种过中国大白菜，所以完全可以想到，他一定从鲁克或者云青那里得到指教，可能还得到过种子。
结婚之后，莫莉和阿尔弗雷德到墨尔本度蜜月。他们经常去剧院看戏，还坐电车到图拉克和圣凯尔达很时尚的郊区旅行。这当儿，不时寄明信片到巴拉问候家人。莫莉喜欢明信片。她还记录了某个星期日去了三次教堂的事儿，一方面说明她的虔诚，另一方面也显示了她的淘气。她写道：“总得给我带来点好处吧。”她字迹娟秀，活泼、热情的性格跃然纸上。她非常爱父母，他们也把莫莉当成整个世界。
我没能从家里长辈那儿听到任何关于鲁克·戴的传闻。我一直急不可耐地想找到历史留下的踪迹，但成效甚微。我没听说过巴拉欧洲人和华人友好相处的更吸引人的史实，有点不可思议。父亲肯定拜访过鲁克和海丝特。他们住在一幢石头房子里，离父亲的家很近。他的叔叔阿尔弗雷德和鲁克住在同一条街上。吉尔也肯定知道鲁克位于市场广场的蔬菜食品杂货店。那家店离沃克父子公司只有几米远。和奥斯瓦尔德、阿尔弗雷德一样，鲁克也是巴拉商会的成员。商会是代表当地商人利益的组织。鲁克后来还成为由奥斯瓦尔德帮助创立的“巴拉业余园艺爱好者俱乐部”的评奖委员。奥斯瓦尔德种植的洋葱和大黄两次获奖也就不足为奇了。在库伦加，鲁克确实是个人物。
一九八八年，我和父亲一起去巴拉，看到一块记录历史遗址的标牌。标牌上写着华人曾经在这里居住。我断定，这个牌子指的就是鲁克·戴。我问吉尔还记不记得这儿住的是哪位华人。那块牌子显然吸引了他的注意力，他一直在仔细地看。听见我的问话，他直起腰，有点含糊地说：“是的，这儿住过华人，他们和当地人相处得很好。”他就是这么说的。在我的记忆中，他从来没有用过“中国佬”这个贬义词，也没有说过任何贬损华人的话。但是为什么这么多年之后，他对当年的一个熟人避而不谈呢？我的祖母也从来没有提起过鲁克，尽管她记忆力极好，阿尔弗雷德和莫莉婚礼上的每一个细节——从一粒纽扣到一束鲜花，从一条花边到一个蝴蝶结——她都记得一清二楚。谁参加婚礼，谁没有参加，他们穿什么衣服，送了什么礼物，她也没有忘记。梅和莫莉年纪相仿，一年之内分别嫁给了沃克家两兄弟。梅和她这个妯娌相处得怎么样？现在再问梅或者吉尔，为时已晚。
一九八八年，我们去巴拉访问那次，路过泰沃农庄，珍·里奇伟老太太住在那儿。她养了一大群猫，当地的小孩儿都管她叫“猫妇人”。珍是鲁克和海丝特带大的第四个孩子。我们访问巴拉的时候，鲁克那口箱子还在她手里。她记忆力极好，还清楚地记得上世纪二十年代初期，刚到戴家时的情景。我父亲应该认识珍·里奇伟。我们实际上已经迈上了她家的台阶。她是最有资格讲鲁克和海丝特的故事的人。可是屋子里静悄悄的，似乎没有人在家。
阿尔弗雷德和莫莉结婚之后，积极参加巴拉一系列慈善活动。大战爆发后，莫莉和海丝特一起，给前线的士兵织围巾和袜子。不少收到这些礼物的士兵满怀感激之情拍了照片寄给她们。这些照片一直珍藏在那口箱子里。和喜欢安静的菜农奥斯瓦尔德相比，阿尔弗雷德更积极进取，更乐于助人。阿尔弗雷德多年来是巴拉医院以及中小学董事会成员。他对约翰·麦克拉伦和他的家人都很了解。一九二九年末经济大萧条开始的时候，他是在巴拉周围开矿、为没有饭吃的工人解决就业问题的关键人物之一。他们成立了一个委员会——巴拉失业矿工委员会。阿尔弗雷德是名誉主席。到一九三〇年十二月，六十个工人到矿山签订了劳动合同，但是由于困难重重，产量不高，真正在那儿干活儿的人只有一半。一九三三年，阿尔弗雷德和奥斯瓦尔德一起，在巴拉附近的蒙哥拉塔开了个新矿。三十多个工人在矿上干活儿，赚得口粮。
人们公认阿尔弗雷德是个相当不错的业余地质学家，对巴拉的矿业史了如指掌。如果有来客对这个地区的地质结构感兴趣，人们就鼓励他去拜访阿尔弗雷德。他家里摆满了岩石标本。他有一次出去踏勘，找到一块恐龙骨头化石，后来送到大英博物馆鉴定。我两岁的时候，叔爷爷就死了。他死后，我们家和他们家的联系就越来越少。莫莉比阿尔弗雷德去世得晚，但也渐渐从我们的记忆中消失了。
鲁克那口箱子里最珍贵的物件儿之一是他一九一〇年拍的一张照片。那时他四十出头，英俊潇洒，穿得也挺体面，西装（虽然有点皱皱巴巴），领带。胡子还是中国式的，面对镜头，目光沉着镇定。站在他旁边的是两岁的外孙，莱斯利·莱恩恒·沃克。他生于一九〇八年，和我父亲同年。我很高兴，也很惊讶地看到“莱恩恒”——鲁克父亲的名字——成了莱斯利名字的一部分。这表明，我们这个家族和华人的关系得到认可。小莱斯利是吉尔在巴拉的堂兄弟之一。他们也是在巴拉小学上学时的同学。
鲁克·戴小时候一定遇到过许多困难。因为他要在一个新的国家开始自己的生活，而且这是一个把华人看成对澳大利亚白人的文明、健康和生活习惯造成威胁的民族。在城里，地痞、恶棍把华人看作他们侮辱的对象和猎物。如果年轻人推翻他装蔬菜的小推车，或者偷了他的菜，一个“中国佬”该怎么办？一八八〇年代初期，澳大利亚一直有一股排华的暗流。到了一八八八年，建国一百周年的时候达到高潮。鲁克那时候十九岁。造成这次排华浪潮的直接原因是阿富汗号抵达墨尔本霍布森湾。因为船上有中国人，墨尔本人不准该船靠岸，阿富汗号只好驶往悉尼。这就给了悉尼人足够的时间酝酿出激烈的排华情绪。他们反对华人在澳大利亚生存和发展。阿富汗号到悉尼后，迎接他们的是愤怒的人群。
鲁克也许没有从报纸上看到多少排华的文章，但是他一定看到过大街上丑恶的集会。欣德利大街上，人们议论纷纷，说的都是哪儿举行反华示威，哪儿发生了不愉快的事情。一八八八年五月三日，《广告报》报道说，阿德莱德港举行集会，国会议员霍普金斯先生就华人问题发表演讲。他站在肯特酒店的阳台上，对黑压压的人群说，他解决华人问题的办法很简单，就是“把中国佬统统绞死！”人群中爆发出一阵表示赞同的大笑。一个喜剧演员似的家伙大声叫喊道：“揪长他们的脖子！”霍普金斯问人群，是否应该让华人继续留在殖民地？台下攒动的人头中爆发出一个声音：“不！”
那时候，人们普遍认为，华人就是瘟疫，很容易在澳大利亚扩散开来。他们说，虽然华人此时此刻人数不算多，但是很快就会繁衍生息，泛滥成灾，破坏整个殖民地的发展。他们打比方说，十四年前，兔子在维多利亚还是些可爱而无害的小动物，可是到一八八八年，漫山遍野都是这种讨厌的家伙。它们数量多达千百万，大有铺天盖地之势。《广告报》说，“澳大利亚面对的最危险的敌人有两个，一个是‘中国佬’，一个是兔子”。这样类比的时候，他们还挺谦虚，并不把这种独创性据为己有。他们指出每年为消灭兔子花费大量钱财，现在为了控制华人必须付出同样的努力。鲁克不可能不知道，在某些地区他和他的同胞们被看作害虫。
因为很少有中国女人来澳大利亚，人们一直担心，华人会娶欧洲人为妻。悉尼《公报》公然指责异族通婚和他们生下的“杂种”。工人运动领袖威廉·莱恩谴责英裔澳大利亚精英鼓励白人妇女嫁给有钱的中国人，其结果削弱了澳大利亚白人的势力。阿富汗号争端最激烈的时候，《广告报》报道说，坎顿宣称“华人威胁了澳大利亚种族的未来”：
难道我们愿意在大街上碰到的人都是长着一双杏眼，小鼻子，扁脸，一看就有华人血统的杂种？须知，他们有可能是我们的孙子，或者重孙子。
鲁克和海丝特无论走到哪里，都觉得厌恶的目光盯着他们这一对异族通婚的夫妇。似乎还嫌不够显眼，海丝特一头红发像燃烧的火，更让他们显得与众不同。
很少有欧洲人到辽阔的北领地定居，而坚忍不拔的华人在那里渐渐站稳脚跟。南澳大利亚人听到这事儿之后，越发忧心忡忡。好像漫不经心的南澳大利亚人夸耀他们占的地盘有多大、多重要的时候却忘了关后门。华人在前进。他们很快就能到达南澳大利亚，并且证明在排华浪潮中，南澳大利亚是一个薄弱环节。
就在反华情绪日益高涨、排华活动继续蔓延的时候，也有人持有更加仁慈、明智的观点。十九世纪末年，澳大利亚也出现了一些进步人物，包括几位牧师，他们反对种族歧视和排华政策。一八八八年，詹姆斯·杰弗斯神父预言，总有一天，澳大利亚会张开臂膀，欢迎不同种族的人到来，不仅仅是中国人。可是，当阿德莱德的J.黑斯廷斯牧师发表对华人同情的言论时，《公报》很快做出反应，嘲笑他是“中国狗”的朋友：
他站在蒙古人一边，
不戴面具，不加遮掩。
宣称就爱臭苦力，
说了一遍又一遍。
人类学家谆谆告诫，
喜爱落后民族难得一见。
莫名其妙，不可理解。
只能从种族的脉络追根溯源，
他的血管里，
一定流淌着蒙古人的血液。
非欧洲移民对于教会真是道难题。如果支持他们，就会被人指责为挖白澳的墙脚；如果排斥他们，又违背了基督教的精神。一八八八年五月，公理教会、圣经基督教教会、始初循道会教徒、基督教长老会、浸信会教友组成一个代表团，敦促南澳大利亚总理尽其所能遏制殖民地的排华情绪。代表团指出，反华的态度与“黄金法则”——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相悖。华人应该因其勤勉、节俭、克制以及遵纪守法而得到社会的尊重。鲁克和海丝特应该知道他们在哪儿可以得到承认与尊重，哪儿应该敬而远之。
根据《巴拉通讯》记载，一八九三年五月，鲁克已经来到巴拉。更让人惊讶的是，第二年，还在他和海丝特结婚之前，鲁克送莫莉到巴拉小学念书时，登记的名字就是莫莉·戴。一个单身华人男人，能让一个欧洲小女孩姓自己的姓的确非同寻常。同时也说明，鲁克已经被社会所接受。但是，莫莉是在什么情况下被收养的？她的亲生父母是谁？她是怎么落到鲁克手里，被他照顾，都引起一大堆疑问。她到底是谁？是一个很吊人胃口的谜，但是根本不可能找到答案。
布兰福德认为，鲁克和海丝特结婚之后，可能到南澳大利亚弗林德斯山区的阔恩谋生。阔恩是个牧业城镇，有一条铁路穿城而过。一八八〇年代，阔恩还是一座干旱、贫瘠、自然条件恶劣、不适合居住的小山城。对于一位红发凯尔特人和一位华人菜农，也不是什么好去处。一九六九年，我曾经在阔恩待过几天。为了体会一下当地的风情，我到一家旅店待了一下午，要离开的时候，我对前台的服务员说要结账。他问我要喝点儿什么？这是一种古老的习惯。一八八〇年代，巴拉比阔恩大，也比阔恩繁华。卫理公会教派最盛行的时候，巴拉有五座教堂。天主教堂从来不超过一座。鲁克和海丝特起初参加圣经基督教派。后来该教派也成为卫理公会教派的一部分。他们就到库伦加卫理公会教堂做礼拜。沃克家和麦克拉伦家都是按时按点儿去教堂做礼拜的虔诚的教徒。
戴家之所以能在巴拉被白人社会接纳，毫无疑问是受了《巴拉通讯》“主旋律”的影响。那时候，弗雷德里克·赫尔德，后来的南澳大利亚总理，是该报编辑。他们给予华人应有的尊重。他之后的编辑本杰明·富兰克林·朗斯佛瑞德是个古怪的、瘦骨伶仃的人。他对华人很不友好，赤裸裸地表现出他的敌意。他说，如果让华人在这里待下去，就面临种族退化和文明灭绝的危险。
……这块土地将变成患麻风病的、浑身溃烂的华人的天下。用达尔文的话说，会“进化”为一个由杂种组成的国家。
朗斯佛瑞德知道，他们这个地区发生的冲突是“具有像兔子一样强的繁殖能力的华人”和盎格鲁-撒克逊人之间在更大范围，乃至全球为种族霸权而战的斗争的一部分。他知道华人希望得到什么，没有一样是好的。《巴拉通讯》的读者从他们的报道中得知，一支“无敌的中国舰队”正在组建，并且慢慢地、有条不紊地向南推进。迟早会有一天，澳大利亚人一觉醒来，发现他们受到攻击。那斗争，不是你死就是我活。
朗斯佛瑞德继续说，允许华人踏上这块土地，用不了多久，他们就会和欧洲人结婚：
他们通过诱骗，绑架，秘密交易（我们再次特别提醒大家）等手段，让欧洲妇女沦为他们的妻子，从而污染了欧洲人的家庭，乃至欧洲社会。这些欧洲女人的父亲、母亲、兄弟却一言不发，并无抱怨。
他们说，华人性取向诡异，他们的行为不可避免地让白人社会堕落。这个话题也常常让威廉·莱恩着迷。按照这个逻辑，鲁克一定是通过不正当手段弄到一个欧洲新娘，海丝特一定是迫不得已，或者天真无知才嫁了他。
朗斯佛瑞德这类人宣传的偏见越发让世人产生偏见。我们不知道莫莉是否受到威胁、恐吓和嘲弄，她之后进入鲁克和海丝特家庭的杰克、西尔维亚·斯特德曼却没少受苦。斯特德曼家的两个孩子是海丝特的外甥和外甥女。他们的父亲在墨累河[19]淹死后，来到戴家。当时大的六岁，小的三岁。就戴家而言，这无疑是善举，但两个孩子因为有个华人继父，在学校备受欺凌。回忆起小时候在巴拉念书的情景，他们俩都很难过。我常常想起父亲回忆他小时候在学校被人欺负时满脸沮丧的样子。为了少受点欺负，他有时候就想在家待着。沃克家是不是和一个“中国佬”的关系太近了？西尔维亚后来结婚生下一个女儿珍·里奇伟。这个孩子也是鲁克和海丝特抚养大的。尽管谁也不知道父母为什么抛弃了这个女儿。考林·布兰福德和珍很熟。她把鲁克那口箱子交给他保管。珍对往事的回忆以及莫莉那些快乐跃然纸上的明信片都说明鲁克和海丝特是非常善良的养父母。他们爱他们的孩子，尽心竭力地照顾他们。
一九〇三年末，戴家以诬陷罪将《巴拉通讯》告上法庭。这个案子又涉及非常敏感、争论不休的话题——欧洲儿童在异族通婚的家庭里受到怎样的对待。《巴拉通讯》声称鲁克和海丝特虐待他们雇来当用人的一位家里很穷的姑娘艾米·斯密斯。他们断言，艾米的工作环境极其恶劣，鲁克付的工钱却很少。更糟糕的是，艾米在戴家当牛做马的时候，海丝特却招摇过市，到处参加什么社交活动。按照艾米的申诉，莫莉还剃了她的头发，给她头上倒煤油，使她的人格受到极大的侮辱。此后不久，按照报纸上的说法，艾米在受尽凌辱的情况下被解雇：
我所有的内衣都被拿走，现在还不如来他家干活儿的时候快乐。我没了头发，走在大街上，人们像看怪物一样看着我。
听证会期间，《巴拉通讯》的律师含沙射影地说，鲁克对艾米行为不轨。这也是通常对华人兴师问罪时，人们司空见惯的指控。法庭讯问时，艾米收回她的证言。她的头发剪得很短，但莫莉之所以剪她的头发，是因为她头皮上有溃疡，需要抹药膏。用煤油和桉叶油混合起来抹伤，也是人们疗伤很常见的偏方。法庭最后判令《巴拉通讯》赔偿鲁克和海丝特十五英镑。
《巴拉通讯》对戴家的态度仍然非常恶劣。这个案子结束之后，他们在报纸上发表了一篇讽刺小品文，几乎毫不掩饰地把矛头对准鲁克和海丝特。这篇文章题为《理发匠的疯狂》，描写了一个理发匠在鲁克和海丝特住的那条街上新开了个理发馆。看到他们的手艺，新来的理发匠说：“我们肥强（非常）高兴，火儿（活儿）还不缺（不错）。”这自然是对理发匠不会说英文的嘲讽。而鲁克有文化，不但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文章也写得很好。后来，报纸上说，艾米的父亲把他五个年纪尚小的女儿抛弃，让她们自谋生路。事实证明此路不通之后，三个小一点的被送到阿德莱德工读学校。按照《巴拉通讯》的说法，虽然条件恶劣，总比让“长了一对杏眼的人收养好”。
鲁克·戴的箱子里还有一封一位库伦加律师一九三八年九月四日写给海丝特的信。信中说，戴先生没有资格得到养老金，“因为他是亚洲人”。那年他六十八岁。后来，参议员菲利普·麦克布莱德爵士接手这个案子，直到上世纪五十年代，才为他成功地争取来这份养老金。其时鲁克已经八十多岁。我们希望这份迟到的养老金能给他的晚年带来些许的轻松和慰藉。鲁克还留下一张很珍贵的照片：一位和蔼可亲的老人，衣服皱皱巴巴，一个人面对照相机，孤零零地站在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