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英雄史诗和骑士文学

中古欧洲的英雄史诗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反映了处在氏族社会末期的蛮族部落的生活，他们基本上还未封建化，一般也没有受到基督教的影响。这类代表作有日耳曼人的《希尔德布兰特之歌》、盎格鲁·撒克逊人（日耳曼人的一支）的《贝奥武甫》，以及冰岛的“埃达”和“萨迦”。这类史诗和荷马史诗同是氏族社会末期的产物，歌颂的多是部落的贵族英雄，而自由贫民和奴隶都不占重要地位。它们的内容多以神话或历史事件为依据。神在故事中干预人的命运，但人对神已开始失去敬仰。这些故事在民间口头流传，写定的人往往不可考稽。日耳曼人的英雄史诗数量极多，从更多方面反映了氏族社会生活，如部落之间的血仇关系，象征权力的黄金给部落带来的诅咒和灾难；更加突出英雄的悲剧性格；更多魔怪、法术等因素。

另一类英雄史诗也以历史人物、民间传说为基础，如《罗兰之歌》、《熙德》、《尼伯龙根之歌》和《伊戈尔远征记》，但这类史诗是欧洲各民族高度封建化以后的产物。各部落先后从分散状态走上趋于统一的封建国家的道路。国家的统一是符合人民的愿望的，是进步的。史诗中的英雄反映了这种愿望。他们和前一时期的英雄不同，他们的荣誉观念已不限于狭小范围的部落英雄的复仇义务，而开始具有国家观念的内容。他们是要求团结、抵御外侮的英雄。同时，在他们身上，封主、封臣的关系体现得很明显。在基督教的影响下，他们的爱国行为往往表现为反对异教徒的斗争。在这类史诗里，多神教的神话因素相对减少。但欧洲各主要国家的历史发展不尽相同，史诗题材本身的发展情况和写定的年代也不同，因此上述特点在各国的英雄史诗中很不一致。

第一类英雄史诗中最早、最完整的作品是《贝奥武甫》。全诗长三千余行，其中所记的历史事件属于六世纪，反映盎格鲁·撒克逊人在欧洲大陆的生活，他们定居不列颠后，在八世纪以古英语写定，它成为英格兰民族第一部史诗，现存唯一手抄本属于十世纪。

全诗共分两部分。第一部分写瑞典南部耶阿特族贵族青年贝奥武甫渡海到丹麦，替丹麦人消灭为害的巨妖格伦德尔和巨妖的母亲。诗中特别强调主人公的见义勇为、徒手搏斗的英雄气概。第二部分写五十年后贝奥武甫作为国王为本族杀死焚烧人民房屋的火龙并因而牺牲的事迹，歌颂了主人公忘我无私、具有高度责任感的道德品质。他虽然是部落贵族，但不脱离人民，体现了氏族社会瓦解时期部落人民的理想。

诗中写火龙发怒是因为一名犯罪的奴隶逃避法律，恰巧躲进龙窟，偷了一个金杯而引起的。奴隶把金杯献给主人（贝奥武甫的臣属），赎了罪。奴主又将金杯献给贝奥武甫。从这神话和现实交织而成的情节中，可以看出奴隶同氏族贵族的关系，以及当时法律的一斑。

诗中常用对比、对话和插语等方法，突出主人公英勇正直的性格。关于巨妖格伦德尔敌视人间欢乐、巨妖之母所住的水底魔窟、火龙失宝以后的焦急、忿怒等场景的描写，也是这部史诗的精彩部分。诗人写道：“当龙醒来，斗争又重新燃起。它嗅嗅岩石，勇猛的心发现了敌人的脚印。……宝物的守卫者沿着地面一路搜寻，贪婪地想发现在他睡眠时欺侮他的那个人。龙心中燃烧着凶猛的烈火，它围绕着墓墩转来转去。荒野里，杳无人迹。……它强烈要求战斗。它又沿着墓穴，看看那被盗的宝藏。忿怒在心中沸腾，它焦急地等待着黑夜的来临。”诗中还描写了部落贵族生活如宴会、说唱，以及信仰、神话，都极生动。史诗的结构比较集中精炼。它用头韵体写成，使用一种特殊的形象比喻（同义语），如称大海为“鲸鱼之路”，兵士为“拿盾牌的人”，酋长为“宝物的守卫者”等。这些是北欧史诗共有的特点。这部史诗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基督教思想的影响，如把氏族社会的命运观念同上帝的概念混同起来，把格伦德尔称为该隐的族类等。

日耳曼人的史诗《希尔德布兰特之歌》残存六十八行，流传于八世纪，手抄本属于九世纪，叙述民族大迁移末期随东哥特国王狄特里希出征的希尔德布兰特在三十年后返回故乡、在边境上和他的儿子战斗的故事。父亲认出了儿子，赠给他一个金环。儿子拒绝这个“异族人”的赠品，为了保持日耳曼战士的荣誉，向父亲挑战，父亲也只好应战，残稿在描写激烈的战斗处中断了。这一片段着重刻画了日耳曼人刚强勇敢的性格。诗中对话富有戏剧性。这是仅有的一首用古德语写成的日耳曼英雄诗歌。

反映欧洲氏族社会末期生活的文学以冰岛为最丰富。最初，挪威的“海盗”和农民于九世纪后半期到十世纪初叶开始定居于冰岛。当时他们还处于原始公社解体阶段。居民中有自由人，有奴隶；在自由人中，氏族贵族掌握立法和司法大权，形成贵族共和国，贵族军事民主持续了很久。十二世纪初，封建关系逐渐形成。九、十世纪之交，爱尔兰基督徒也定居冰岛，至十二世纪氏族贵族同教会合流，他们占有土地日广，到十四、五世纪进入封建全盛时期。

最早从挪威迁来的定居者带来了古代北欧的神话和英雄传说，形成独特的冰岛文学，从形式上它可以分成诗歌和散文两种。冰岛诗歌绝大部分（30首）收在诗集“埃达”[3]里边。这些口头诗歌约在十二世纪写定，十七世纪发现的唯一留存的手抄本大约是十三世纪写的。“埃达”中的诗歌可以分为三类：神话诗、教谕诗和英雄史诗。

神话诗的代表作为《佛卢斯泡》，又名《女法师的预言》（10世纪末），纪录了有关世界的创造、毁灭和再生的传说，也描绘了氏族制末期的社会矛盾。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指出：这首诗写成于海盗时代，当时氏族社会已趋瓦解，所以它写的是诸神的没落和世界的毁灭、大灾难到来以前的普遍堕落和道德败坏：[4]

弟兄们彼此

相互杀害，

姐妹们的儿子

相互残杀；

世界在痛苦中，

淫乱风靡；

枪的时代，刀的时代，

盾牌被砍裂；

风暴的时代，饿狼的时代，

世界将要覆灭。

大地在吼叫，

女巨人在飞；

人们彼此

相互陷害。

同时，从这段诗中也可以看出母权制的残余尚未消失。“姐妹们的儿子相互残杀”指的就是在母权制下，母系关系被看成是血缘关系，比之父系关系更为密切和神圣。

另一方面，诗人也表现了对理想社会的向往：

她[5]看见一座殿堂，

比太阳还美丽，

顶上铺着黄金，

底座是宝石；

许多有道德的人

将住在这里，

永远享受着

无上的幸福。

另一首代表作《洛卡森那》，又名《洛奇的吵骂》，写被压迫的神洛奇嘲骂主神奥丁，反映出氏族社会的信仰随着氏族社会的衰落而消失；同时奥丁是氏族贵族所信奉的神，对他的批评也反映了贵族和平民的矛盾。这首诗富有戏剧性，它的佚名作者被称为北欧的阿里斯托芬。

教谕诗的内容和观点驳杂。在代表作《豪玛冒尔》（《天帝之歌》）中，有的段落体现农民追求小康生活的愿望；有的表达氏族领袖的理想；有的反映氏族的集体观念；另外一些是具有警告或诫谕性质的诗。

“埃达”中的英雄史诗都很短，有的残缺不全。其中主要诗篇以佛尔松族的传说为中心，这一传说在“萨迦”和《尼伯龙根之歌》中叙述得更完整，但在“埃达”里，这个传说的每个片段都具有独立性，可作为歌唱的单位，并更多地保存了氏族社会的面貌。

冰岛散文叙事文学称为“萨迦”，意为“话语”[6]。这类作品数量很多，包括历史、英雄传说、王朝史话、家族史话，写成于十二、三世纪，也有属于十四世纪的，但大都反映氏族社会生活。其中对后来欧洲文艺影响较大的是《佛尔松萨迦》，写佛尔松家族和纠奇家族传说。中心故事写佛尔松族的英雄西古尔德杀龙得宝，遗弃了未婚妻布仑希尔特，娶了纠奇族女子古德伦，布仑希尔特嫁给古德伦的哥哥巩纳尔，并嗾使他杀死西古尔德。西古尔德死后，布仑希尔特的哥哥匈奴王阿提拉觊觎纠奇族宝物，强娶了古德伦，并杀死巩纳尔。古德伦为哥哥报仇，杀死第二个丈夫匈奴王和他的儿子，然后自杀。这部“萨迦”保留了这一传说的许多氏族社会特点。黄金宝物在当时象征权力和权力带来的灾难，得到宝物的人必然遭到灾难。灾难在这里又被理解为命运，因此灾难来临之前总有预言、梦兆，以说明其不可避免。这就使“萨迦”充满了悲剧气氛。作者又突出人与人之间的背信弃义的行为，反映出氏族社会末期的情况。在复仇问题上，古德伦的丈夫被自己的兄弟们杀死，她不向他们报仇，而仅仅表示哀痛，但匈奴王杀死她的兄弟们，她立即报仇，这说明血缘关系重于夫妇关系。

《尼奥尔萨迦》是另一巨著。主人公尼奥尔是一个平民“执法人”[7]，他是个贤德老人，希望氏族之间和平相处，但由于儿子杀了人引起血仇，结果老人一家被仇人烧死在家里，若干年后女婿卡利为他报了仇。故事发生在十、十一世纪之交，十三世纪写成。作品描叙了复仇观念与要求和平法治的思想之间的矛盾，带有基督教色彩。

芬兰人民史诗《卡勒瓦拉》（又名《英雄国》）也是中古欧洲著名的史诗之一，它既不同于日耳曼人和北欧的史诗，也不同于法国和西班牙的史诗。它具有芬兰民族的特点。这部巨著是芬兰人民在长期历史过程中所创造的。从七世纪末、八世纪初起，芬兰人民中就流传着各种有关本民族的古代神话和传说，一般都是歌摇形式，有些是十二世纪瑞典人把基督教传入以后的产物。到了十九世纪，芬兰医生艾里阿斯·隆洛特（1802—1884）长期深入民间，收集了大量的歌谣，编成一部完整的史诗，题名《卡勒瓦拉》，于一八三五年出版。此后他又继续收集补充，一八四九年出版了史诗的最后定本，包括五十支歌曲，二二七九五行诗句。

《卡勒瓦拉》以争夺“三宝”的故事为核心，描写了卡勒瓦拉的英雄们和北方黑暗国波赫尤拉之间的斗争。三宝指的是一座能自动制造谷物、盐和金币的神磨。这部史诗虽有神话因素，但以直接具体地描摹现实的生活和人物为其特色，反映了芬兰人民在氏族制度瓦解时期的社会生活和思想意识。史诗不仅写了氏族之间的斗争，氏族制瓦解时期的种种社会现象，而且还有许多日常生活和风习的细致描述，带有浓厚的民族色彩。这部史诗形成于基督教思想统治时期，但是仍然保留着芬兰人民原有的多神教信仰，只有在少数歌谣中可以看到基督教的影响（如结尾部分关于圣母的故事）。诗中有关于宇宙的创造、铁的发明、天时气候、耕作酿造等传说，也包括一些咒语。这些都反映了人民对于自然的朴素认识和征服自然的斗争和愿望。“三宝”本身也表达了人民对于繁荣富裕的理想。

史诗成功地描绘了两个人民英雄的形象，他们都是人民的战士和劳动能手，为了卡勒瓦拉人民的光明幸福，他们和波赫尤拉凶暴贪婪的女族长娄希进行了艰巨的斗争。诗中的主要英雄是享有极高威望的老歌手万奈摩宁，他的歌曲能感动神人鸟兽，同时他又是能耕作善渔猎的农民。他懂得各种咒语，具有无比的智慧和勇敢精神，在争夺“三宝”的战斗中建立了丰功伟绩。另一个重要英雄是铁匠伊尔玛利宁，他沉默寡言，埋头工作，锻造出各种工具、武器和艺术品，“三宝”就是他的伟大创造。除了这两个英雄以外，活泼轻率的青年战士勒明盖宁也是夺取“三宝”战斗中的重要人物。史诗歌颂了创造性劳动和英雄们为人民幸福而进行的斗争。

这部史诗全部都用四音步扬抑格头韵体写成，经常运用重复的诗句和夸张的手法，具有人民诗歌的特点。它对芬兰民族文学和民族语言起过巨大作用。

第二类英雄史诗，即作为欧洲各民族高度封建化的产物的英雄史诗中最重要的作品之一，是法国的《罗兰之歌》（1080？）。它在十一世纪以咏唱方式在民间流传，现在我们读到的最古的本子是十九世纪发现的十二世纪手抄本。最后一行诗提到杜罗勒都斯这个名字，他可能是民间艺人或这个本子的抄写人，也可能是在民间创作基础上加工的诗人。史诗用诺曼语写成，共二九一节，四〇〇二行，每行十音，尾音是谐音，不是押韵。这个形式是由诗的咏唱性质决定的。

这部英雄史诗的主人公罗兰是法兰克国王查理大帝的十二重臣之一。查理大帝在西班牙对阿拉伯人作战，萨拉哥萨山国国王马尔西勒遣使求降。查理大帝指派加纳隆作使臣，去和马尔西勒议定投降条件。叛徒加纳隆却向马尔西勒献策，在查理大帝班师回国时，袭击他的后卫部队。罗兰是后卫部队的主将，他和他的战友们以及二万精兵在英勇战斗并击毙了无数敌人后，全都壮烈牺牲。最后，查理大帝为法兰克军队报仇，消灭全部敌人，并将加纳隆处死。

《罗兰之歌》有一定的历史根据。七七八年，查理大帝从西班牙回国，法兰克部落巴斯克人袭击他的部队，把他们全部杀死。史诗说罗兰和他的战友们死于阿拉伯人的背信弃义，这是人民根据自己的需要，把他们刻画成抵抗外族、忠君爱国的英雄。人民的幻想还创造了加纳隆这个人物，为了表明如果没有这个卖国贼，阿拉伯人决不可能有力量打败法兰克军队。

恩格斯在谈到《罗兰之歌》时[8]指出，查理大帝体现了法兰西的统一，体现了一个理想的、还不存在的封建王国。诗中的查理是新兴封建阶级统一国家的象征和理想。恩格斯又说，法兰西是骑士制度发展的中心，十一世纪末骑士制度在此首先形成。诗中把罗兰写成一个理想的骑士，他爱国、忠君，对敌勇敢作战，不惜献出自己的生命，阵亡时，他把脸朝向敌人，以表示其仇恨和不屈。这种刻画都体现了封建阶级上升时期的理想，也是符合人民保卫自己土地的愿望的。

诗中写罗兰同阿拉伯人作战也是为了基督教的利益，他死后被天使接到天堂，这正好说明封建统治阶级同宗教的合流。

《罗兰之歌》的描写简要确切，鲜明突出，勾画人物性格一般只用三言两语。诗中有好几处采用重叠法，例如奥利维埃三次建议罗兰吹号角，罗兰三次拒绝。作者也喜欢用对比法。查理大帝为国勤劳，爱将士胜于爱自己的生命；马尔西勒懦弱卑鄙，使他悲恸的不是将士的牺牲，而是儿子的死亡。罗兰忠心耿耿，为“可爱的法兰克”流尽了最后一滴血；加纳隆为了个人恩怨不惜出卖自己的国家。重叠法和对比法是民间文学的艺术特色。《罗兰之歌》是中古时期法国人民的优秀作品。

和《罗兰之歌》类似的是西班牙英雄史诗《熙德》（约1140）。西班牙从八世纪初被阿拉伯人占领以后，人民长期反抗外族侵略，到十一、二世纪进入高潮。熙德[9]就是这一斗争中产生的英雄。熙德死后出现了一系列关于他的传说和谣曲，史诗《熙德》就是其中一部杰出的作品。全诗长三七〇〇行，分为三章。第一章写卡斯提尔王阿尔芳索听信谗言放逐熙德，熙德和摩尔人（阿拉伯人的一支）作战，屡屡获胜。第二章写国王给熙德的两个女儿说亲，熙德根据封建义务勉强答应。第三章写两个女婿对妻子的暴行，熙德和两个女婿比武并战胜了他们。熙德在诗里首先是一个战胜侵略者的英雄，他向摩尔人讨索贡赋，夺取他们的城池、财货，连同俘虏献给国王，强迫各摩尔国王臣服于西班牙国王，这样来体现他的爱国思想。在熙德身上，封主封臣的观念很强。同时，他也是信奉基督教而反对异教的一个英雄。

为了突出熙德的英雄性格，作者创造了两个怯懦的女婿的形象，作为对比，他们“只想获得财富，不想去冒风险”。作者承认国王是“天然尊长”，但也反映了国王和封臣、封臣和封臣之间的矛盾。从《熙德》里，我们也可以看出封建骑士的掠夺生活。

德国的英雄史诗《尼伯龙根之歌》（约1200）共九五一六行，分为上下两部，上部名《西格夫里特之死》，下部名《克里姆希尔特的复仇》。尼德兰王子西格夫里特是一个有名的勇士，他早年曾杀死怪龙，并占有尼伯龙根族的宝物。他爱慕布尔艮特国王巩特尔的妹妹克里姆希尔特的美貌，想和她结婚。他帮助巩特尔打败敌人，又帮助巩特尔娶得冰岛女王布仑希尔特，巩特尔才允许他和克里姆希尔特成婚。十年后，布仑希尔特和克里姆希尔特发生纠纷，她发现巩特尔是依靠西格夫里特的力量才娶得她的，感到自己受了侮辱，便唆使巩特尔的侍臣哈根在打猎时杀害了西格夫里特。西格夫里特死后，哈根把尼伯龙根宝物沉入莱茵河。克里姆希尔特为了复仇，在寡居十三年之后，同意嫁给势力强大的匈奴王埃采尔。又过了十三年，她借故约请巩特尔等亲戚来匈奴国相聚，在一次骑士竞技大会上，对布尔艮特人大肆杀戮。最后哈根被俘，她要求他说出尼伯龙根宝物的所在地，遭到拒绝，于是把哈根杀死。她的部下希尔德布兰特不能容忍她的残暴，也杀死了她。

这篇史诗的故事导源于民族大迁移后期匈奴人和布尔艮特人的相互斗争，又穿插了许多其他历史传说，和《佛尔松萨迦》的故事有共同的地方，但又有本质的不同。《尼伯龙根之歌》以氏族社会部落之间的血仇为基础，所写的是十二世纪封建社会。它围绕尼伯龙根宝物的争夺，反映了封建主之间的权势之争。更重要的是它塑造了西格夫里特这一骑士理想形象。他在接受爵位的典礼上就表示立志要把一切危害国家的外侮弭平；他忠诚勇敢，模范地遵守和克尽封建义务。诗中的哈根，就像《罗兰之歌》中的加纳隆，阴险、凶残，同西格夫里特形成对比。诗中处处强调封建等级关系，例如布仑希尔特因为她的婚姻是由“侍从”西格夫里特撮合而成的便感到耻辱。诗中反映的宫廷生活，如宴会、婚礼、丧礼；骑士道，如打猎、比武、对妇女的殷勤；宗教生活，如望弥撒、洗礼；基于政治利益的婚姻，如第十歌中巩特尔决定把妹妹克里姆希尔特许配给一位尚未宣布名字的骑士时，她就表示愿意接受；又如巩特尔向布仑希尔特求婚，埃采尔向克里姆希尔特求婚，而他们都未见过对方本人，[10]——这一切都说明这首诗同《罗兰之歌》一样，也是反映封建阶级上升时期的生活和理想的。

这部史诗所用的诗体，后来称为尼伯龙根诗体，每四行一节，每行中有一停顿，便于民间艺人朗诵。

俄罗斯的英雄歌谣产生于早期封建社会，即从基辅罗斯到蒙古人占领时期（9—15世纪）。它是一种短小的叙事诗，流传下来的共一百余首，大都歌颂勇士保卫疆土的战斗生活。最著名的勇士是穆罗姆人伊里亚，有关他的歌谣也最多。传说他本来是个瘫痪的农民，喝了游方僧的蜜酒后，具有惊人的体力，便离家开始戎马生活。歌谣叙述了他消灭各种各样的敌人、为民除害的英雄事迹。他唯一的目的就是为人民谋幸福，曾几次冒犯王公贵族，被关进地窖。但是当敌人乘机入侵，国王请他出来迎敌时，他并不计较个人恩怨，慨然允诺。他说：

我去作战是为了正教的信仰，

为了罗斯的国土，

为了光荣的京城基辅，

为了寡妇、孤儿、穷人；

若是为了狗王符拉季米尔，

我决不迈出这地窖一步！

有些英雄歌谣则歌唱中古罗斯的和平生活，如《伏里加和米古拉》、《萨特科》等。俄罗斯英雄歌谣情节简朴，爱用夸张手法。

俄罗斯英雄史诗《伊戈尔远征记》（1185—1187）是中古时期另一部出色的史诗。作者不详。十八世纪末才发现这部作品的十六世纪抄本。全诗是根据一一八五年罗斯王公伊戈尔一次失败的远征的史实写成的，除序诗外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写伊戈尔出征和被俘。第二部分，作者通过基辅大公的“金言”，号召各王公团结起来捍卫祖国。第三部分，俄罗斯大地响应人民的呼吁，帮助伊戈尔逃出囚禁，重返祖国，象征罗斯的复兴。

当时基辅罗斯正处在内忧外患之中，王公们不断地相互残杀，而突厥族的波洛夫人则盘据在黑海沿岸，严重地威胁着罗斯人民的安全。作者指出形成民族危机的根本原因既非敌人强大，也不是神的意旨，而是王公们的争权夺利：

王公们抗击邪恶人的斗争停止了，

兄弟手足只顾争吵：

“这是我的，那也是我的！”

对于一些细小的事情，

王公们却说：“这是大事。”

于是他们给自己制造了内讧，

而那邪恶人便从四面八方

侵犯罗斯的国土，势如破竹。

作者通过基辅大公的“金言”和自己的呼吁，要求王公们和人民踏上金马镫，为“罗斯的国王”、为“伊戈尔的创伤”雪耻报仇。基辅大公被写成一个捍卫全罗斯利益的英明统治者，他体现了作者的理想。《远征记》表现的爱国主义思想在当时具有迫切的现实意义，马克思说：“这部史诗的要点是号召俄罗斯王公们在一大帮真正的蒙古军的进犯面前团结起来。”[11]

史诗一方面谴责伊戈尔贪图个人荣誉、孤军出征的轻率行动，另一方面却热烈歌颂他敢于抗御敌人的英雄气概。“钢铁铸成的”伊戈尔不顾日蚀的凶兆，誓师出征。他的战士个个都是“在号角声中诞生，在头盔下长大，用长矛利刃进餐”的健儿。作者把这次远征看作全民事业的一部分，伊戈尔的惨败震动了整个罗斯，伊戈尔的妻子在城头上的哭诉正反映了人民的悲痛和希望：

光明的、三倍光明的太阳啊！

你对任何人都是温暖和美丽的：

神啊，你为什么要把你那炎热的光芒

照射到我丈夫的战士们身上？

为什么在那干旱的草原上，

你用干枯扭弯他们的弓，

用忧愁塞住他们的箭囊？

伊戈尔的远征不仅和人民有血肉联系，而且和罗斯土地也是息息相关的。不论伊戈尔出征、战败，还是逃回罗斯，罗斯大地上的飞禽走兽、树木花草甚至山川日月，都积极地分担他的命运，从而加强了史诗的爱国思想和抒情气氛。作者虽把自然万物都当作有灵之物，但基本上还是表现了基督教思想，马克思说：“全诗具有英雄主义和基督教的性质，虽然多神教的因素还表现得非常明显。”[12]

《远征记》和民间歌谣有密切的联系，如史诗中的固定修饰语、象征、哭诉、比喻等手法都取自民间歌谣。

骑士文学盛行于西欧，反映了骑士阶层的生活理想。以出身而言，最早的骑士来自中小地主和富裕农民。他们替大封建主打仗，从后者获得土地和其他报酬。骑士有了土地，住在堡垒里，剥削农奴，成为小封建主，思想上是支持封建等级制的。后来骑士土地成为世袭，于是形成了固定的骑士阶层。十一世纪九十年代开始的十字军东侵提高了骑士的社会地位，使他们接触到东方生活和文化。骑士精神逐渐形成了。爱情在他们生活中占主要地位，表现为对贵妇人的爱慕和崇拜，并为她们服务。他们常常为了爱情而去冒险。在他们看来，能取得贵妇人的欢心，能在历险中取得胜利，便是骑士的最高荣誉。由于他们处在封建统治阶级的低层，他们中间有些人也有锄强扶弱的一面。他们并不反对基督教；正相反，他们有时也为宗教去冒险，因为基督教对他们是有利的。但他们往往不顾基督教的出世思想和禁欲主义而要求享受生活，要求文化，从东方回来的骑士把东方文化带到了当时还处于野蛮状态的西欧国家。他们之中产生了一些诗人和歌手。他们的诗作歌唱现世生活和爱情，歌唱骑士的冒险，同时也有浓厚的宗教色彩，弥漫着宗教神秘思想，并且往往掺杂着一些怪异故事。

十二、十三世纪是骑士文学的繁荣时期，以法国为最盛。骑士文学分两种：骑士抒情诗和骑士传奇。

骑士抒情诗的中心是法国南部的普罗旺斯。普罗旺斯民族从法兰克王国瓦解以后，政治独立，商业发达，贵族文化也趋于繁荣。“它在近代的一切民族中第一个创造了标准语言。它的诗当时对拉丁语系各民族甚至对德国人和英国人都是望尘莫及的范例。”[13]普罗旺斯诗人被称为“特鲁巴杜尔”（或译行吟诗人），多数是封建主和骑士，也有少数手工艺人和农民。他们的名字流传下来的有数百之多，但作品留存的很少。他们的诗歌一般咏唱对贵妇人的爱慕和崇拜，其中以“破晓歌”最为著名。“破晓歌”叙述骑士和贵妇人在破晓时候分离的情景。恩格斯指出，在中世纪统治阶级中，婚姻是包办的，是一种政治行为，是封建主扩大自己势力的机会，并举了《尼伯龙根之歌》中克里姆希尔特等人的婚姻为例。[14]他又指出，骑士爱则是历史上第一次出现的个人之爱，其作用是破坏了封建主夫妇之间的忠诚，并且说普罗旺斯爱情诗的精华是“破晓歌”。[15]这种诗歌在当时很受欢迎，后来就变得千篇一律了。普罗旺斯诗人运用的诗体有的是从民间诗歌接受过来的，有的是他们自己创造的。他们的诗格律谨严，技巧复杂。他们对诗学作过一些探索，有“明”和“暗”两派。明派主张诗要明朗易懂，暗派提倡隐晦难解的风格。十三世纪初北方贵族在教皇策动下镇压了南方“异端”运动，南方一些贵族如土鲁斯伯爵等，由于容纳“异端”，也遭到覆灭，在他们宫廷中居留的许多普罗旺斯诗人逃亡国外，把抒情诗传统带到意大利，推动了文艺复兴时期抒情诗歌的发展。

德国这时也产生过大量的骑士抒情诗人，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瓦尔特·封·弗格尔瓦德（1170—1227）。他出身于一个贫穷的骑士家庭，一一九八年后在各地漫游了二十多年，熟悉人民的疾苦，他的作品超出了一般骑士抒情诗的范围。如有名的抒情诗《菩提树下》不是写骑士对贵妇人的爱慕，而是写普通青年男女的淳朴爱情，音调和谐，语言简练，有民歌风味。更有意义的是他的政治诗和格言诗，主要反映当时教皇和王权的斗争。作者态度鲜明地维护王权，揭露教皇分裂德国的阴谋，谴责教皇的虚伪，表现了爱国精神。

骑士传奇的中心是法国北方。法国北方的诗人被称为“特鲁维尔”（也译为行吟诗人）。骑士传奇的主题大都是骑士为了爱情、荣誉或宗教，表现出一种冒险游侠的精神。骑士传奇不同于英雄史诗，它没有历史事实根据，而是出自诗人的虚构，有的取自民间传说，有的模仿古希腊、罗马的作品。骑士传奇可以按题材分为三个系统。

一、古代系统一般是模仿古希腊、罗马文学的作品，像《亚历山大传奇》、《特洛伊传奇》、《埃涅阿斯传奇》等。这些传奇写古希腊、罗马故事，但它们的英雄则具有中古骑士的爱情观点和荣誉观点。

二、不列颠系统是围绕古克尔特王亚瑟的传说发展起来的，其中主要写亚瑟王和他的圆桌骑士的故事。这些故事在西欧各国流传很久。法国诗人克雷缔安·德·特洛亚（12世纪）是这个系统的代表作家。他的主要作品有《朗斯洛或小车骑士》（1165？）、《伊凡或狮骑士》（1175？）、《培斯华勒或圣杯传奇》（1180？）。《朗斯洛》是最典型的骑士传奇，写亚瑟王的骑士朗斯洛和王后耶尼爱佛的恋爱。为了寻找耶尼爱佛，朗斯洛不惜牺牲骑士的荣誉，不骑马而坐上小车，随后又冒生命危险爬过一道像剑一样锋利的桥。在比武场上，不论耶尼爱佛命令他退让或还击，他都唯命是听，绝对忠诚。他集中体现了骑士的爱情观点。《培斯华勒》写骑士们到各处寻找盛过基督的血的圣杯，充满神秘幻想。德国诗人哈尔特曼·封·奥埃（1170？—1215？）、沃尔夫拉姆·封·埃森巴赫（1170—1220）等都以克雷缔安的作品为蓝本，写出长篇的骑士传奇。

《特利斯坦和伊瑟》（12世纪）也属于不列颠系统，是在德、法两国民间流行很广的一部亚瑟王传奇。保留下来的只有法国两诗人贝卢勒和汤玛（均12世纪）及德国诗人高特夫里特·封·史特拉斯堡（创作时期约在1205—1220）等人的残篇。这个传奇写特利斯坦和伊瑟无意中喝了一种药酒，其功效是使人永世相爱。他们受到伊瑟的丈夫马尔克国王的残酷迫害，但他们的爱情永远消灭不了。这个故事肯定骑士的爱情，把爱情描写成为不可抗拒的力量，就这一点来说，是和基督教把爱情看成是邪恶的那种宗教道德观点相抵触的。

三、拜占廷系统是用拜占廷流传的古希腊晚期故事写成的作品。《奥迦生和尼哥雷特》（13世纪）写贵族子弟奥迦生爱上女奴尼哥雷特，遭到父亲的反对。他为了爱情忘了保卫国家、抵抗外敌的骑士责任。这部传奇说明从罗兰到奥迦生的二、三百年中，骑士精神已经衰落了。《奥迦生和尼哥雷特》中咏唱和叙述互相交迭，咏唱部分是用韵文写的，叙述部分是散文体。

骑士传奇反映的生活面狭窄，虚构成分较多。它往往以一两个骑士为中心人物，把他们的冒险经历组织成一个长篇故事，在人物外形、内心活动、生活细节等方面都有细致的描写，对话生动活泼。这些艺术特点使骑士传奇初步具备了近代长篇小说的规模。

第三节 城市文学

西欧各国从十一世纪起，由于手工业和农业的分工、商业的发展，产生了城市，形成了从事工商业的市民阶级。城市是在不断斗争中发展的，经历过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十二、十三世纪，市民为自己的独立，不分阶层，共同反抗封建主，建立公社。第二阶段是十三、十四世纪，手工业主反抗城市贵族上层分子，进行“行会革命”。第三阶段是十四世纪以后，城市平民（帮工、徒工、雇工等）反抗城市贵族和大行会。国王一向利用城市来和割据的封建贵族作斗争。城市是王权的支持者，因为市民需要一个强有力的中央集权政府。农民反封建的斗争逐渐表面化，他们和城市平民结成一股强大的反封建力量，冲击着封建制度。这又迫使小封建主向国王寻求保护，并支持王权。教会和国王之间虽有矛盾，但它一直是封建制度最顽强的支柱。

十二世纪，城市打破了教会对教育的垄断。它要求有自己的文化教育，办起私立的非教会学校，其中最著名的是法国阿贝拉尔的学校。彼埃尔·阿贝拉尔（1079—1142）是早期城市文化的代表。他用理性来限制宗教信仰的权威，他针对封建制度的辩护士所提出的“信仰而后理解”的口号，提出“理解而后信仰”的相反的口号。尽管他并不根本否定宗教信仰，而只是反对盲目信仰，但教会还是对他进行残酷的迫害。同时，在西欧许多国家产生了“异端”运动，形成了世俗文化。教会感到危险，竭力加以压制。它设立宗教裁判所，作为镇压“异端”教派和自由思想的工具。它又从理论上反攻，圣·贝拿尔（1091—1153）、圣·阿尔伯特（1193—1280）、圣·托玛斯·阿奎那斯（1224—1274）等是捍卫教会权威的理论家。

城市文学的产生同城市斗争及“异端”思想有密切关系，同时也适应了市民对文化娱乐的要求。城市文学多数是民间创作，有强烈的现实性和乐观精神，描写市民生活或提出市民最关心的社会问题。它歌颂市民或农民的个人机智和聪敏，反映了萌芽中的新阶级的精神特征。它的主要艺术手法是讽刺，有时尖锐，有时温和，这要看作者是站在城市上层还是下层的立场。此外，它在一定程度上也接受了封建文学和教会文学的隐喻、寓言、梦境等手法。它的风格简单朴素，语言生动鲜明，有时流于粗俗。

法国是西欧城市发展最早的国家之一，城市文学也最发达。“韵文故事”是法国最流行的一种城市文学类型，当时数量很多，保留下来的却很少。它的特点是故事性和讽刺性都很强。作者把社会生活用生动的语言写成引人入胜的故事，把骑士和僧侣的丑态揶揄尽致，同时也暴露市民的贪婪自私。它反映的社会面广，从骑士、僧侣、法官到商人、手工业者、农民、仆役以及乞丐都成为它描写的对象。记述农民生活的故事特别多，因为当时市民都来自农村，在思想上和农民有密切联系，而且城市斗争在最初阶段是和农民的反封建斗争结合在一起的。《布吕南》揭露乡村教士贪婪成性，想骗取农民的牛，结果却赔了自己的牛。《驴的遗嘱》谴责教会巧立“遗赠”之名，强夺农民的财产。《以辩论征服天堂的农民》写一个农民死后想进天堂，圣彼得、圣汤玛、圣保罗不许他进去。农民和他们讲理，把他们驳倒，他们只好让他进入天堂。故事中虽有迷信的因素，但也说明农民认为天堂不能让统治阶级垄断，农民也有权进去。《农民医生》写一个农妇受了丈夫的殴打，于是捏造说她丈夫会治病，但一定要打他一场，他才会承认自己是医生。这农民挨了打，被迫当医生。凭他的机智，他终于摆脱窘境。这个故事赞扬了农民和市民的机智狡猾，下层妇女第一次在中古文学作品里占重要地位。十七世纪莫里哀采用这个情节，经过加工，写成《屈打成医》。这一类文学在德、英等国也很流行，如德国有关阿米斯牧师的故事。

城市文学中最重要的一种民间创作是《列那狐传奇》。这个故事在西欧各国传播甚广，十二、十三世纪法国有很多民间诗人用它写诗，保留下来的有二十七组诗，共三万多行，这二十七组合起来构成全部故事，主要情节是列那狐和依桑格兰狼之间的斗争。他们因个人恩怨，互相仇恨。依桑格兰尽管力气大，但每一次都遭到列那的暗算，吃了大亏。他向诺布勒狮控告列那。诺布勒很想敷衍了事，但在商特克雷公鸡和班特母鸡哭诉之下，他不得不传列那到庭受审。《列那狐的审判》是二十七组诗中最精彩的一组，故事性强，讽刺尖锐，性格描绘也很精确。列那被判有罪，但凭他的狡猾智慧，终于逃脱，获得最后胜利。

《列那狐传奇》是一部讽刺作品。它以兽寓人，并且赋予群兽以人的行动、语言、思想和感情，这样来揭露封建统治阶级的丑恶和腐败。诺布勒狮是国王，横行霸道，独断独行。依桑格兰狼和布伦熊等是贵族廷臣，为非作歹，强取豪夺。贝拿尔主教是一头笨驴；教皇代表缪萨尔是一只骆驼；普利莫在祭坛上大唱弥撒，是一条嗜酒的狼。下层社会也有代表人物，像鸡、兔、蜗牛等。列那狐的形象特别复杂。尽管故事说他是贵族廷臣之一，但在他和狼、熊、狮等斗争中，他却是一个反封建人物，至少是一个封建逆臣。他是智力的象征，他的胜利表示市民智慧战胜了封建暴力。二十七组诗都把市民的机智狡猾作为优良品质而加以肯定。另一方面，列那狐和下层社会的普通人也有矛盾。他欺压他们，他们抵制他，反击他。在这些斗争中，列那总是失败者，他欺压弱小的行为受到谴责。这部作品贯彻了小人物可以战胜大人物的思想。在这一意义上，列那狐又是城市贵族上层分子的形象。

《列那狐传奇》问世后，法国有好几个诗人为它写续篇，德国、英国、弗兰德斯、意大利都有译本或模仿作品。十八世纪九十年代，歌德根据这则故事写成叙事诗《列那狐》。

《玫瑰传奇》也是法国城市文学中一部重要作品，作者是威廉·德·洛利斯（？—1235？），他未把全诗写完就去世了，由若望·德·墨恩（1240？—1305？）续完。这部传奇采用寓意手法，人物除诗人本人外都以概念为名，如爱情、美丽、理智、吝啬、嫉妒等。前半部写诗人梦游花园，爱上一朵玫瑰。爱情、直爽、欢迎等支持他，嫉妒、危险、谣言等多方阻拦。玫瑰受到监视，诗人朝夕思念。在后半部，爱情大力帮助诗人，发动文雅、慷慨、直爽、怜悯、大胆等和诗人一起克服种种障碍，终于得到玫瑰。前后两部分的主题思想是对立的。前半部基本上继承了骑士文学的传统，宣扬骑士爱情观点，有一大段谈爱情理论，是模仿罗马诗人奥维德的《爱的艺术》的。后半部反映了市民的思想感情。它批判禁欲主义和蒙昧主义，谴责十三世纪教皇用来蛊惑人心、压制“异端”的游乞僧团，强调要以理智和自然的原则对待爱情和生活。这部作品在中古时期发生过广泛的影响。

城市文学作家在抒情诗方面也作出了成绩。法国的吕特勃夫（？—1280）是中古时期第一个优秀的市民抒情诗人。他出身于社会下层，一生贫病交迫。他的诗歌多半描写自己的穷苦生活。他讽刺僧侣、骑士、法官和城市贵族上层分子，揭露托钵求乞的游乞僧是腰缠万贯的富家翁，指出罗马教廷是黑暗腐化的地方：

谁带着钱来罗马，

谁就获得僧禄。

中古时期的抒情诗人中成就最高的是弗朗索瓦·维庸（1431—1480？）。他在巴黎下层社会中长大，生活放荡不羁，盗窃财物，经常和法院警卒作对，先后遭到监禁和流放，几乎死于绞刑。他是一个典型的流浪诗人，写过两部诗集：《小遗嘱集》（1456？）和《大遗嘱集》（1461）。他大胆暴露内心的复杂感情，甚至包括卑鄙的感情。他有时以玩世不恭的态度对待生活，以半严肃半诙谐的口吻写他的“遗嘱”。他抱着焦虑恐惧的心情，面对死亡的威胁，写他的有名的《绞刑犯的谣曲》，表示他对生命的留恋。他看出富人和穷人的社会地位不平等，但他指出有钱有势的人最后总是和贫贱的人一样，免不了一死。在《往日贵妇的谣曲》里，他说历史上有过不少美人，多少人拜倒在她们脚下，结果还不是香消玉殒，长埋地下？他写道：“去年的雪如今安在？”同样，在《往日王爷的谣曲》里，他写道，历史上有过不少帝王英雄，受人尊敬崇拜，现在还不是躺在坟墓里，长眠不起？“英勇的查理大帝如今安在？”

维庸诗集中的谣曲写得特别精彩，饶有民间诗歌的风味。他的两部诗集反映出十五世纪法国社会动荡不安的状态。

这一时期农民运动在文学上也有所反映。英国下级僧侣威廉·兰格伦（1332？—1400？）的长诗《农夫皮尔斯》是英国农民运动的直接产物，当时流传颇广。诗的第一部分，作者通过一系列的梦境和众多的寓意形象（如“七大罪恶”），揭露了封建社会特别是教会和僧侣的种种罪恶。在他所梦见的农民皮尔斯这一形象中，他注入了自己的理想，肯定劳动是社会存在的基础，反对任何形式的剥削，提倡平等。第二部分写皮尔斯追求真理和善的历程，多是经院式的辩论，形象性不强。这部作品以劳动人民为主人公，在农民运动高涨时期提出改革要求，起过进步作用。当然它也反映了时代的局限，寄希望于封建国王，并且受到很深的宗教影响，在作品的最后，作者幻想人们团结在统一的教会的旗帜下，向罪恶进行斗争。马克思在谈到十四世纪英国农民起义领袖约翰·鲍尔的农民平等思想时，曾提及兰格伦的《农夫皮尔斯》，并建议人们把它同“高雅的乔叟的《坎特伯雷故事》对比一下”[16]，从而指出了这部长诗的基本倾向。

中古后期，谣曲盛行于各日耳曼民族的国家如北欧各国、冰岛、英国、苏格兰以及南欧的西班牙，其中以英国的一组谣曲《罗宾汉谣曲》（保存了约40首）成就较大。罗宾汉出身自由农，据说生活在十二世纪，他不堪封建压迫，逃往绿林，成为“不受法律保护的人”。他和一些同样受封建主压迫的农民、手工艺人结伙，出没绿林、城镇，专门抢劫财主和大僧侣，帮助受欺凌的穷人，并和追捕他们的官吏、地主、僧侣进行顽强的斗争。他射得一手好箭，非常勇敢、机智、豪迈，对战胜敌人充满信心。他虽然不愿给国王服务，并捕食树林中属于国王的鹿，但他并不把国王当成敌人。谣曲的艺术特点是故事性强，往往出现意外的情节，对话很多，富于抒情性。罗宾汉谣曲在十四、五世纪流传很广，在文艺复兴时和十九世纪还经常为作家所采用。类似罗宾汉的传说许多国家都有，如挪威的神箭手艾吉尔，瑞士的神箭手威廉·退尔，都反映了农民的抗暴斗争。谣曲这一诗歌形式直到现在仍然在一些国家流行。

中古时期，戏剧这一领域长期被教会占据着。宗教戏剧有两种：奇迹剧和神秘剧。其情节取自《圣经》和圣母或圣者的传说，充满宗教色彩，是宣传迷信的工具。十三世纪，市民思想打进宗教戏剧，有的作家把日常生活写进他们的奇迹剧，但其中的宗教迷信色彩仍很浓厚。真正的世俗戏剧到十四世纪才出现。这时候，市民要求有自己的娱乐，组织自己的剧团。戏剧活动在欧洲各城市中都有一定的发展，而以法国最为突出。巴黎有两个重要剧团：法院书记剧团和傻子剧团。它们编写的剧本，有道德剧、傻子剧和笑剧三种体裁。

道德剧通过寓意的手法，宣扬宗教道德或世俗道德。

傻子剧用人物装疯作傻来表示市民对封建贵族和教会的不满情绪，讽刺性较强。彼埃尔·格兰高尔（1475？—1538？）的《傻王的把戏》（1512）中的傻王影射法王路易十二，傻娘是教会，教皇被称作“顽固人”。

笑剧比道德剧和傻子剧在当时更有现实意义。笑剧人物一般是市民，反映的是他们的生活和处世态度。从中古时期保留下来的笑剧中最优秀的一部是《巴特兰律师的笑剧》（1470），写一个骗上加骗的故事。布商想骗律师，受骗的却是他自己。律师替羊倌出谋，骗过了法官和他的主雇——布商，羊倌却又骗了律师，赖了他的律师费。在这部以欺骗为主题的剧本里，作者的同情显然是在骗术高超的那一面，他把机智和狡诈作为一种道德品质加以赞扬。《巴特兰律师的笑剧》和《列那狐传奇》及韵文故事等同样说明着，市民在和封建贵族斗争中一开始是依靠机智来取胜的，同时也很好地证明，资产阶级文学是以骗子人物开始的。《巴特兰律师的笑剧》在人物性格刻画方面说不上有很高的艺术性，但按照职业身分来描绘每个人物的心理状态，在这方面有一定成就。十八、十九世纪还有作家采用它的情节编写喜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