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演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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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7章 仓皇出逃

商鞅不禁一愣:

“凭什么说我反叛?莫非传令给司马错等人的使者被捉泄密?

但送出的只是预定的暗号,使者自己也不会知道含意呀?”

不容他多想,卫队长冯凯大汗淋漓的匆匆进来报告:

“有无数的百姓,或手持木棒、砖瓦,大多赤手空拳,朝府上拥来!”

商鞅的反应很快:

“肯定是他们一时凑不齐兵马,便以新君之名派人蛊惑无知小民趁机捣乱、浑水摸鱼以争取时间。”

便慢慢站起,冷静地说:

“没什么,不必慌,我去看看。”

此时府门已经紧闭,府外大街上闹哄哄地挤满了“乱民”。

各条街上还有数不清的人蜂拥而至、络绎不绝。

先到府前的则已动手砸门,胆大的青年人还试图跳入墙内,大家正在兴头十足地忙得汗流浃背。

突然,有人发现商君冠服整齐地站在门楼上,不禁叫了一声:

“在那儿!”

惊动众人一齐仰头上望。

商君只咳嗽一声,人们就像被施了“定身法”给定住似的,立刻安静下来。

大气儿都不敢出,再没一个人乱说乱动。

商鞅沉着脸,用目光在人群中扫视个来回后,才大喝道:

“尔等意欲何为?还不快滚?”

这些人果然听话,就如炸了巢的蜂一般,轰一声一齐向后转,扭头就跑。

尽管暗中操纵的人还想拦阻,但毕竟人少,怎挡得住那有如决堤后的滚滚洪流?

后面的不知出了什么危险,也纷纷往回乱跑,刹那间商府前便又是一片寂静。

商鞅只一句话就吓跑了成千上万的“暴役”,可见他素日在秦国之威严。

商鞅脸上刚浮笑意,突然一愣:

远处街角忽闪出“司马”的大旗,御林军们拦住了“乱民”们的退路,并驱赶他们再涌向商府。

他不封锁宫门,跑到这儿来干什么?

对付这些无知小民还用你帮忙?

目前最重要的是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去控制那些更具危险的政敌们啊!

但司马错似乎没领会他的意图,御林军把“乱民”们驱赶到府前后竟突然大喊:

“新君有旨,无论军民,捉住判贼商鞅赏万户侯!”

御林军不同于那些暗中操纵者,他们是“新君”的代表,传达的“旨令”也就更具有威信。

肯定是“真”的。

对商君的怨恨和万户侯的重赏,重又鼓起群众近乎盲目的热情。

在阵阵滚雷般的呐喊中,潮水似地向商府再摆开一轮轮猛烈的冲击,砖瓦石块铺天盖地地投入府中。

冯凯搽着热汗劝商鞅:

“上万的乱民都疯狂了,后边还有御林军撑腰,很快就会冲进来。

我和弟兄们再拼命挡一下,您快走吧。”

老仆商安捧上一套平民衣服……

商鞅意识到:

自己被司马错出卖了!

却不明白,他怎么变得这么快?

但形势已不容许他再研究分析被出卖的原因。

危险迫在眉睫,不能再矜持冷静、假装镇定了,确实必须马上“仓皇出逃”。

便顺从地换了衣服,总算还嘱咐了冯凯一句:

“你们顶一下也赶快撤。”

可惜,他刚跑出后门,冯凯的卫队和家丁们就被汹涌的人潮所淹没……

商鞅称得上当时的“大政治家”。

虽然欺骗公子卬取西河的手段称不上光明正大。

但他的专业还是如何管理国家,统治民众。

对于运用阴谋诡计于人之间争权夺利的“政治斗争”则稍逊一筹。

而公子虔等正相反:

对于如何富国强兵一窍不通。

但为了一己之私,什么口蜜腹剑、栽赃陷害、移花接木、无中生有、扇阴风、点鬼火、策划于密室等等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

在秦孝公坚决支持商鞅变法的政治环境中,他们知道斗不过商鞅,便把希望寄托在憎恶商鞅的太子驷身上。

由于商鞅的权势已仅次于秦孝公,新君继位也很难扳倒他,所以必须采取积蓄力量的策略。

公子虔等被削职为民只是不能参与朝政,作为“庶民”行动自由并不受限制。

而且他也没有因为受刑便真羞得“八年不出”,只是行动不再张扬而已。

他们可以通过“清晨锻炼”、“午间聚餐”、“夜半小酌”等不引人注意的方式与朝野人士频频接触。

投其所好,揭其隐痛,建立感情上的一致,慢慢渗透,再喻之以“利、害”威胁引诱。

逐渐凝聚成一团越来越大的“反鞅”势力。

另一方面,商鞅的政策虽然能调动积极因素。

但对于已踞居一定位置的官员们来说,是“苦”多于“乐”。

为了保住既得利益并争取更多,按新法,就必须付出相应的劳动,而懒惰失误,则要受到无情的惩罚。

“勤劳”是有尺度的,无论工商还是官员军人,达不到要求就不能获取,而稍不检点,惩罚就立即降临。

所以,筋疲力尽后而受赏,并无感谢的心情;

而被惩罚则对他恨之入骨,结果必然是“亲之者寡,怨之者众”,在位越久,积怨越深。

除了赵良、景监几个人,其余对他都是虚情假意。

商鞅之不得人心还在于“新法”的内在缺陷:

它对富国强兵起到巨大作用,新兴地主阶级和平民也从中获得利益,对此他们当然热烈欢迎。

但正如孔子所指出的:

“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

利益不可能也不应该“平均分配”,得到最大最多的必然是少数。

于是大多数人的心态便会形成不平衡,由怨生恨。

一切动物,无论是否有理性,都存在一种“惰性”。

在接近满足需要或遇到不易逾越的阻力时,自身的活动便趋向于“静止”。

必需受到外力的推动或借助惯性才能驱使之通过这个“死点”。

在现代的西方是以残酷的“生存竞争”来解决。

而战国时的商鞅则是挥起“重赏”和“严惩”这两根大棒。

可惜,“公平公正”只是相对的。

“重赏”仍倾向于上层,“严刑”则多施于平民。

所以,不仅他的政敌,在社会基层也广播下仇恨的种子。

“以法治国”可以富国强兵,却又会给商鞅带来足以淹没他的灾难,这不能不说是商鞅的悲哀。

赵良看到了这一点,所以劝谏商鞅急流勇退。

但商鞅意识到了,却无力扭转这个趋势。

公子虔等老政客,则充分利用了这个趋势,在商鞅身边织起一道道罗网。

这就是为什么会有那么多平民百姓在某些人的鼓动下积极投入“反鞅运动”。

司马错也看到商鞅虽然位高权重,但仇敌太多。

新君继位后,他的权势地位不一定稳固,不是可靠的后台。

所以太子驷一亮明态度,便隐瞒了自己的“内线”身份,向新君效忠。

并迅速执行新君的命令,带来御林军去捉拿商鞅。

不过此时他仍处于犹豫之中,商鞅有如一座巨大的冰山,尽管不如泰山、华山那么稳固。

但太大了,以人力能扳倒吗?

他不能不脚踏两只船,无论哪一方占上风,自己在政治上都有双保险。

所以在兵发商府的途中还在准备见到商鞅后的另一番解释。

然而,当看到成千上万的黎民百姓都在叫喊捉拿商鞅的时候,他终于拿定了主意:

商鞅肯定完蛋!

其实不止司马错,还有许多曾经积极支持商鞅变法的人。

在孝公病重时就看出商鞅大势已去,而开始向“反鞅方”或暗送秋波、或公开靠拢。

所以商鞅早就众叛亲离,甚至连准备倚靠他夺取王位的右更将军也放弃欲望,没有听从他的号令。

在这种形势下,就算司马错仍按他的计划行事,能否达到预期目的也是个未知数。

可怜商鞅聪明一世,竟糊涂一时!

在几个卫士的掩护下,商鞅趁乱逃出咸阳城。

为了隐蔽身份,扮成了小商贩,也没敢带随从。

躲到天黑后,摸进城郊小镇,便找个客店想休息一夜,明朝再做打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