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培芳 从互联网到区块链——协同互利新经济机理正在形成

杨培芳，信息社会50人论坛理事，中国信息经济学会前理事长、教授级高工，曾任国家信息技术政策起草组成员、国家S-863高技术发展规划核心组成员。

计划经济是建立在利他伦理基础上的经济，市场经济是建立在利己伦理基础上的经济，协同经济是建立在互利伦理基础上的经济。

两百多年前，亚当·斯密提出一个奇妙的悖论，就是每个人都为自己的私利参与生产和交换，市场就像上帝的一只看不见的手，不知不觉地增进了社会整体福利，即“个人为个人，上帝为大家”。

长期以来，亚当·斯密的继任者们一直想证明经济个人主义的合规性，甚至认为，只有利己之心，方能结出利他之果；否则，就会“用抵达天堂的愿望铺设一条通向地狱之路”。但是，进入新经济时代，许多学者发现，利己之心根本结不出利他之果。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揭示了近30年来欧美国家贫富加速分化的事实。更有人发现，在工业经济领域，由于资源和污染问题，“帕累托效率只具有奇迹般的偶然性”。

笔者研究认为，以“理性经济人”为假设前提的传统理论基石已经动摇，因而有人提出了“关联社会人”的概念。同时，笔者认为，个体还原论思维也许只在机器生产力时代有效，并不适应以互联网为标志的信息生产力（简称网信生产力）时代。然而有不少人却走向了另一个极端，认为互联网将召回集中计划经济，甚至认为所有企业只要回归国家集中垄断，就会很快实现共产主义。

20世纪70年代，英国学者斯蒂芬·博丁顿就在《计算机与社会主义》一书中提出，计算机和数字技术很可能与私有制的市场经济不相容，并且系统提出基于计算机的新计划经济概念。后来国内外经常有学者提出用计算机互联网“召回计划经济”的主张。

主张用计算机互联网召回计划经济和坚持经济个人主义的人一样，根本不了解互联网的时代精神，更不了解区块链的实质。如果说耕牛生产力的时代精神是权力一统，机器生产力的时代精神是资本竞争，那么，网信生产力的时代精神则是社会协同。而互联网向区块链的演化，正在促使协同互利新经济伦理的形成。

互联网是以光纤骨干传输网为基础，以多种无线、有线通信技术为接入手段，以由几位放弃知识产权的发明人编写的TCP/IP协议为交换方式的信息网络。与传统的电报电话网相比，它采用了更简便的“数据包交换”技术，可完成更多的网络交易和监测与控制功能。但是，互联网最大的问题就是增强型马太效应会快速形成信息霸权和市场垄断，容易引发严重的社会诚信危机。

而区块链是超越互联网协议的一种更加开源的新型算法，它由一群密码专家为了比特币在网上进行的切磋逐步演化而成，因而找不到确切的发明人。现在的区块链已经超越了比特币应用，深入到了互联网的基础架构，在分布式数据存储基础上形成了一种共识机制。所谓共识机制就是不同节点之间通过大数据积累分析建立起来的相互信任关系和公平获益权利。

区块链的核心优势是不再需要第三方信用评估和中心管控机构，仅通过加密算法和时间戳等技术手段就可在分布式网络中直接建立协同互利关系，从而规避了中心化机构普遍存在的信息安全、评估效率和风控成本等方面的问题。如果说互联网时代还需要中立机构作为第三只手参与社会治理，那么在区块链成熟的时代，信息通信网络本身就是继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政府那只“看得见的手”之后的社会协同之手。

当然，对于区块链彻底解决社会诚信问题，学界仍有不少争议，也许还需要进一步完善算法和建立新型规则，但可以肯定的是，区块链的互组织效能，至少比互联网提升了一个维度。

有人这样描述区块链的愿景：你无须信任任何陌生人就可放心与之进行交易；你无须信任金融机构就可安心地把积蓄存在那儿；你也不需要信任政府，因为你知道它不得不公平和公正。那结果会怎样？结果就是可以快速实现多元演化博弈的“一还一报”均衡结果，促使人类更快实现公平的信息社会。

美国学者埃克斯罗德把人与人的交往分成64种取向，在每种取向之间进行1对63的循环博弈。结果是无条件善意对待他人的参与者首先被淘汰；每次都要占他人便宜的参与者也很快被淘汰；循环博弈到中期之后，有一种参与者得分最高，就是靠阴谋诡计坑害他人的参与者，但是持续一千轮之后，持这种取向的人也被淘汰；最后剩下的是始终持“一还一报，平等交易”取向的参与者。可是，这个模型有个致命问题，就是需要上千次重复博弈才能实现平等交易。现实社会不可能有这样的机会，骗子每天都在骗不同的人，陌生人不可能有上千次交易机会，因此这个模型根本不能收敛。有了互联网信息透明和区块链诚信记录之后，陌生人之间打一次交道就相当于打了一千次交道，这样的博弈不再需要循环上千次，很快就可以收敛。

开放系统从无序到有序的发展有两条途径，一条是力学途径，比如万有引力使天体做有序运动，磁场使磁性分子做有序排列，这些都是在力学作用下被组织的有序状态；另一条是靠信息途径使生命系统进入自适应、互组织的有序状态。事实上，被组织化只适用于单一目标的符合机械决定论的全结构化系统，不适用于日益多样化的非结构化的网络。因为对于超出人脑的复杂系统，起主要维系作用的不是能量而是信息。在一定的信息环境中，各社会单元和经济主体不断地进行互组织，这样才能达到复杂网络结构的次优状态。

互联网的开放共享、协同普惠精神本来可以为大众提供公平的创业机会和话语权，从而大大降低人们参与社会活动的门槛。然而，传统体制仍然坚守着高门槛、集中式的工业管理方法，致使许多政策只有利于强者，不利于广大群众。

我国现有的信息法律散见于不同的部门法规中，各法规之间缺乏必要的关联、映射和支持，已不能适应日新月异的信息技术进步和社会多样化、复杂化的时代要求。

现在，无论你赞成哪个学派的理论，必须承认一个事实，就是网信生产力正在造成官僚支配和自由竞争这两种经济模式的失灵。一是信息网络的去中心化打破了许多领域的行政垄断，结果又形成了更严重的平台垄断，破坏了市场竞争的有效性；二是嫌贫爱富的传统经济伦理更容易扩大数字鸿沟和城乡差别；三是经济外部性，包括网络效能的正外部性和环境恶化的负外部性凸显；四是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扩张，公地悲剧和科斯的产权理论已经站不住脚；五是信息共享与物质产品独占这两种经济模式冲突。

近年来，许多学者开始反思经济学是否应该重写。经济学家布坎南认为“现代经济学已经迷失了救世的激情和公平的梦想”。斯蒂格利茨认为“凯恩斯主义和达尔文主义都难以挽回市场的长期活力，人类需要一种介于两者之间的经济哲学”。张五常则提出，亚当·斯密并不认为人的本性就是自私，他是指，面对当时强大的封建主势力，不提倡自私不行，不自私新资本势力就发展不起来，但这后来被道金斯引申成“人的本性就是自私”。

厉以宁教授多次谈到，古典经济学一开始就提出过一个叫作理性经济人的假设，即人们都是以最大的利润、最小的成本来进行判断的，但实际上古典派的时间是工业化的初期，现在的观点已经开始改变了，叫作社会人假设，意思是说，人不一定全按理性人的方式来做，比如企业内有矛盾，企业内有互相竞争，根据理性经济人假设，人最后一定是拼搏到底、两败俱伤的。而根据社会人假设，人是社会人，人是现实的人，人应该考虑“协商、和解、双赢”。张曙光教授则通过分析互联网新经济问题，提出要用“互利经济人”代替理性经济人。

不论学者现在如何重视经济理念的作用，都必须承认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因为手推磨产生的是以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以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而互联网磨将产生一个以知识中产者为首的新型社会，最重要的机理是互联网和区块链正在成为“除了由社会直接管理，不适合于其他任何管理的生产力”。农业时代的劳动者使用耕牛镰刀生产，工业时代的劳动者使用动力机器生产，信息时代的劳动者将使用5G信息网络操纵动力和机器系统生产。工具复杂化、分工多元化、关系扁平化，已经成为人类社会演化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

分析不同经济时代的生产要素可得，农业经济的主要资源是土地，生产成本与产量在一定技术水平阶段呈线性比例关系，收益率基本不变；工业经济的主要资源是钢铁、石油和稀有金属，成本曲线是递增的，收益曲线是下降的，收益率呈递减规律；信息经济的主要资源是芯片、光纤和知识，由于摩尔定律、吉尔德定律和梅特卡夫定律交替作用，成本曲线递减，收益曲线上扬，收益率呈递增规律。这就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协同互利、正和博弈的新经济伦理基础。

农业时代的经济伦理是群族理性，也就是封建主利益最大化。工业时代每个人都想让自己发财，让别人倒霉，这就是个人理性，必然造成少数人垄断社会财富。信息时代的经济伦理必然是公共理性，这样才能实现以知识中产者为首的信息社会。这个时代的经济实体，将更自觉地奉行协同互利的社会化企业策略，而不以营利为主要目的的新社会化企业正是协同互利经济模式的落地形式。

我们许多人的身体已经进入信息时代，脑袋还停留在工业甚至农业时代。如果说整体论哲学适应了耕牛生产力时代，原子论哲学适应了机器生产力时代，那么进入网信生产力时代，建立在协同论哲学基础上的新经济伦理将应运而生。而扬弃国家主义，超越个人主义，弘扬互利主义，也许就是今后几代新经济学人的艰巨任务。

参考文献

[1][美]乔治·吉尔德．知识与权力[M]．蒋宗强，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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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张五常．经济学为何失败？[EB/OL]．http://new.qq.com/cmsn/20160425/20160425012938，2016-04-25.

[4][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中共中央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5][英]斯蒂芬·伯丁顿．计算机与社会主义[M]．杨孝敏，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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