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造中华:章太炎与“五四”一代
上QQ阅读APP看书,第一时间看更新

六、“五四”时期章太炎的国学活动

总言之,晚清十年的章太炎身处于朝政腐败的异族政权社会,再加上西学渐成时代的思想主流,社会秩序分崩离析,传统价值观失范。章太炎在这种情况下宣扬国学救国,目的有二:一是“排满”救国,二是对抗欧化。这两点构成了太炎在清末民初的学术关怀旨归,并身体力行地参与其中。“国学”由是被他赋予现实政治上的意义,不是限于书斋里只为求知、求是之用。然而,民国建立后,国学在中国革命事业上的参与以及由此发生的效用与影响力也就慢慢变成历史,但其革命精神并未完全退却。在民国建立后的新时代——特别是1920年代至1930年代中期的十多年里,国学迎来了另一波研究热潮,但那时候研究国学的目的已经从推倒清朝转而成为批判新思潮。“研究国学”“保存国粹”“振起国光”等口号继续被沿用下来,目的是要用来抗衡日渐兴盛的新学(或作“西学”)和对抗来势更为汹涌的欧化浪潮。

承上说,章太炎高举国学的动机在于救国,所针对的目标是“排满革命”和“对抗欧化”。“排满”革命是他大半生实际献身的事业,并成就了鲁迅所称美的“有学问的革命家”形象。随着革命成功而中国进入民国时代,倡扬“国学”以激发人们“反满”情绪的用意基本完结。但“振起国学,发扬国光”和“研究国学,保存国粹”的治学宗旨因为对抗欧化的问题而继续受到强调。发扬国学对维系民族性依然有着无可取缔的作用,民族固有传统文化对于增加人们的民族归属感和认同感在新时代里却愈显重要。与近代日本国学一样,清末民初的国学也成为对抗西化的一股力量。章太炎也一如日本的国学家们,盛赞本国固有学术文化的优秀面,[106]同时亦不忘对欧美以及日本的学术文化讽刺一番。[107]

由上可见,我们明白欧化主义者之所以自甘暴弃,“总说中国人比西洋人所差甚远”,“说中国必定灭亡,黄种必定剿绝”,其原因在太炎看来就是因为不认识中国文化的优点与强处。[108]透过这些探讨,也反映了“菿汉阁主”在面对自身民族软弱失态而欧西文化帝国主义凌厉当前所展露出的民族主义。他于1920年代举办了一系列大型的国学讲座,《章太炎讲演集》也刊载了不少他的大小讲演文章。

在1924年的一场演讲里,章太炎明确提出借读史保存国性的主张。[109]他激烈抨击当前社会只重视外文和着重培养外交人才的教育方针,斥之为“不痛不痒,志趣消磨,竟成为吃鸦片式之教育”。认为束发之童,口诵耳习外国文,最终将使国性沦亡。他强调“欲保存国性,则不能处处同化于外人”,又以昔日匈奴、今之匈牙利人以及脱离中国而独立的蒙古为例,指出他们未被汉族同化而至今仍能“崛然自立”;相反,已被同化者因失去民族性而成为灭种之族。因此,他强调中国不应再继续模仿外人,乃应自立,保存自己的民族性,即使是野蛮的一面,也有保留的价值。

究理国人未真知中国长处以至于产生“国性沦亡,志趣堕落”等诸种流弊的原因,他认为与时下的游食交会者委心西学、使后生俇俇无所适从有关。此外,政府的错误教育方针以至于提倡国学的学者也要负上责任,因为他们把国学教育本末倒置,弄错方向,搞不通国学讲授的侧重点——“有重词章者”,有重“墨子”及“经学”者。他认为“词章为用至少”,墨子、经学“亦索然乏味,徒供士大夫之清谈耳”。他强调说:“至于能发扬志趣,保存国性之教育,其要点侧重在读史。”[110]我们可以这样说,太炎在中晚年时期出于种性国性将丧的忧惧之感,因而更加推崇史学,使那被他特别高举为“国粹”的历史学完全凌驾于文学、经学、诸子学之上,使史学教育几乎等同于国学教育,对史家以外的学者如文学家或经学家不懂“国学”教育多有激烈批评。于是,我们可以看到章太炎的国学因应新时代里民族危机问题,更加强调研究能保护民族性和增强民族凝聚力的历史学。

太炎于1933年出席无锡国学专门学校举行的两场演讲会,批评了当时弥漫着一片疑古史学风气的学术界。指考证古史者“其言荒诞”“危词耸听以误事”“专在细致之处吹毛求疵”,更斥责谈论哲学与疑古史学“皆魔道也”“充其极足以乱国家,亡天下”,并矢言扫除之。[111]他强调唯“考盛衰之迹,以见其政”的史学才是民族学术的真正出路与救国之法。

1935年,太炎创办了《制言》半月刊,在《发刊宣言》中,他总结出两点“国学”不振的原因。近因就是直接针对新文化运动以来的“新学之徒”而发,对他们“视一切旧籍为不足观”的治学风气甚不以为然。[112]而这些“新学之徒”的治学方式也受到他严厉的抨击,将之与晚清政敌“南海妄人”捆在一起批判,斥责他们对中国学术文化的破坏“祸几于秦皇焚书矣”。[113]太炎没有道明这些“新学之徒”是谁,但当时“以一切旧籍不足观”的人除了疑古的胡适、顾颉刚外,相信他的门生钱玄同、鲁迅等人也应在其列。以鲁迅为例,他更是一位矢言打倒礼教,批判国学、废除汉字的新文化运动领导者。对于国学的观感,他与其师持迥然不同的态度。从鲁迅对待国学的观感中,恰好为我们彰示了新、旧两代学人对于传统固有之学的不同态度,关于太炎对于疑古史学的批判,我们将于后章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