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借学术以革命：章太炎的国学

一、章太炎与晚清的思想革命

以康有为、梁启超师徒为代表的变法运动失败后，曾一度左右时局的变法论开始从历史舞台的前沿隐退，代之而起的是另一波思潮的提倡者。这新思潮就是主张以武力颠覆异族政权的革命论者。他们见证了渐进改革的政治主张无效后，认识到“逐满”反帝革命行动才是最彻底、最有效的救亡图存之法。

前期思潮的倡论者如持洋务论的张之洞（1837—1909），持变法论的康、梁师徒，他们曾经把救国救时的目标定在“保国”“保种”“保教”之上，但颟顸无能的清帝国并没有因此而起死回生。那么，继续效忠大清帝国和扶持满洲政权，于民族的救亡图存而言是徒然枉费的。不但如此，这种政治思想取向反会被视为时代向前发展的一大障碍。洋务论者与变法论者所提倡的保国论调显示了他们继续维护清王朝统治的用心，且把救国救时的希望仍然寄托在朝廷、甚或君主个人身上。张之洞的借保圣教而挽救世道人心的抱负，未能为时人普遍认同；康、梁保孔教而赖之以变法革政的愿望，最终也没有取得成功。

后起的革命论者在政治态度上虽然异于前期政论者，但他们依然沿用“保国”、“保种”等词汇表述政治主张。不过，他们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这些词汇的实际意涵。革命论者所说的“保国”、“保种”反过来是要使汉满种界有泾渭之分。章太炎可看作是这一思潮的代表，其“排满”思想反映的是不视满族为中华民族的一分子，另一方面，他“排满”也是要反抗欺压弱势族群的专制强权，用他的话说就是：“排满洲即排强种矣，排清主即排强权矣。”^[1]更何况清政权于其眼中实是“无一事不足以丧吾大陆”。^[2]可见“菿汉”大师在晚清十年中倡言的“保国”“保种”，实际上是保被清王朝欺压但又占绝大多数的汉族人的中国。进言之，他借国学所阐扬的革命思想，是要推翻这个把华夏民族引向覆亡边缘的清政府，其“保国”之论恰恰就是要破坏大清帝国之“国”，把被满族政权窃据的华夏民族统治权重新争夺过来。所谓“保种”，也是要把满族强种驱离。至于“保教”，在太炎和国粹派的其他革命论者来看，并不是救国救时的希望所在。他们把复国之望放在作为中国传统固有之学的“国学”身上，^[3]认为国学是进行种族革命时能被借重之学。种族革命就是救亡图存的最有效而又最彻底的方法和途径，誓把颟顸无能的异族政权驱离方能罢休。

由于政治态度的巨大差别，革命论者与前期思潮倡导者所诠释的国学也带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属性。一言以蔽之，一为革命的，另一为保皇的。

洋务论的张之洞，保皇党的梁启超，他们都曾经一度大谈国学，并且比章太炎更早萌生用“国学”救国救时的理念。张之洞于1898年发出“国学渊微”“发明已备”的赞叹，并在1907年成立存古学堂，提出只有“存国粹”才是“息乱源”的论调；^[4]后者则在1902年已有创办《国学报》的构想，认为“养成国民，当以保国粹为主义，当取旧学磨洗而光大之”。^[5]但是，无论是张之洞还是梁启超，他们讲论国学的用意都不存在冲击现存政权的可能性，乃带有鲜明的保皇色彩。当知识阶层普遍对现存政权感到失望，离心力愈来愈强烈的时候，张、梁等人带有保皇色彩的思想自然要面对被边缘化的问题，同时也势必受到新思潮倡导者愈来愈猛烈的批判。

张之洞的《劝学篇》被太炎斥为“多效忠清室语”；^[6]梁启超把救圣主与救中国直接挂钩，被太炎斥为“隐爱”光绪一人。^[7]梁启超反对革命（revolution）而支持改革（reform）的主张，譬如是希望在一个合法的情形下“因其所固有而损益之，以迁于善”的言论，^[8]终被太炎讥为“悲痛革命”——因为“悲痛于革命，而思以建立宪法易之者”，而这种言论的背后是始终不离于“为其圣明之主耳”！^[9]充满保皇色彩的旧思潮在愈趋激进的革命思潮下显得不合时宜。张、梁等人的国粹论调或国学思想已近于国粹派所着力批判的“君学”与“伪国学”——以“人君之是非为是非”，只为君王一人服务，^[10]从而达至个人干禄获利之目的。国粹派在当时提出“国学之与君学不两立”之说，^[11]实是包含了把保皇派的国学思想从时代的言论中心驱离出去或使之边缘化的意图，由此而动摇皇权占据人心的固有观念，并重构新的知识论述。

无可否认，在清王朝的最后岁月里，即是从1900年到1911年的十多年里，对变法派或保皇党作出激烈批判而又正中要害的，首数章太炎；而从革命思想的涌现到革命行动的成功，他也起到了倡导及宣传之功劳，在当时的思想言论界一度产生巨大的影响力。汪荣祖把他喻为中国的赫尔德（1744—1803， Herder Johann Gottfried von），^[12]又推其为有资格与孙中山同享国父之誉，高度评价了他作为革命理论“宣传家”的身份角色在革命运动中所发挥的影响力。^[13]

的确，章太炎在宣传革命思想、鼓动人心的贡献是值得肯定的。他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及紧随而至的“《苏报》案”，还有出狱后东渡日本东京主编革命党机关报《民报》等等，均成就了他本人在革命运动中的历史地位。这些同时更促使了当时的革命运动步伐加速向前开展。汪荣祖说：“革命党的阵营中只有章氏的学问能匹敌康氏，足以与康氏一较长短。”^[14]太炎因为能够驳倒思想言论界的巨擘而跃升为革命派的理论家，且开始走向思想言论界的中心位置。随着他本人的影响力的递升，直接地造成“改革派被迫退居守势，而革命之士气得以加强”的局面。^[15]

在晚清十年的头两三年里，清政府或变法派已经很难对章太炎在舆论界发起的公然挑战进行有力的反驳，于束手无策之际唯有以“大逆不道，煽惑乱党，谋为不轨”之罪捉其入狱，^[16]成为震撼一时的“《苏报》案”。然而，此案一起，却进一步造就了太炎的革命家声望与“排满”气势，也变相地加速引发国内的“逐满”思潮与革命行动。从“《苏报》案”的开审到太炎身系狱中以后的诸种结果——如太炎被罚做苦工、被狱卒殴打以及邹容的暴毙狱中等等，在成就入狱者的民族英雄地位与气节之外，更激起人们的“倒满”情绪，使革命党所处的形势为之逆转。用太炎之话说就是“革命党与清廷居然有敌国之势”，而革命党的声气从此也更为扬厉。^[17]相反，堂堂一国政府置国家体面于不顾，乞助帝国主义者向本国一二平民兴讼，则被他讥为“真千古笑柄”。^[18]

于“《苏报》案”中，清政府无疑把自身的腐败无能赤裸裸地向世人暴露出来，受到当时舆论的猛烈攻击，威严尽丧，自削管治能力与执政资格，加速引发国内的“逐满”革命浪潮。这一切却无不大大地帮助了革命派舆论空间与革命力量的拓展。故此，章太炎的革命言论以及政治经历，实为革命派扩大势力与影响力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随着革命的成功，以国学鼓动人们“排满”情绪的目标虽已完成，但国学批判强权的救国功能还在继续发挥效用，太炎因西化产生的亡种灭族忧惧感使其救亡呼声比先前更显响亮，而国学之阐扬与研究在太炎的生活世界里也未曾停止。以下，我们先探究国学的思想渊源及其如何被太炎援引至清末民初大变革的时代氛围下发挥思想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