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政治科学、哲学与政策
本书不是分析当代或未来政治局势的著作，而是一本政治理论著作。下面的章节不包含统计学的或轶事类的复杂数据，这些数据旨在描述当今重大的政治趋势并促使人们采取各种政策或实际行动来推进或阻止这些趋势的发展。
但是，对当代或未来政治局势的清醒认识，指引了下文将要提出的观点。在战争、饥荒和核毁灭的时代，安全和物质福利是世界关注的焦点所在，这和控制暴力一样也是世界的主要问题之一。我们将福利视为社会的主要价值之一，在这个特定意义上将其引入政治分析之中，并对暴力在人际关系中的角色予以特别关注。为明确表述我们的观点并不是局限于我们自身社会的条件，而是为实现文化的普遍性，我们阐述了“一个世界或者一无所有”（one world or none）这种非此即彼的全球性观点。此外，当代政治力量近似呈现为一个两极体系，围绕着世界革命的最后两个中心——自由民主主义和布尔什维克主义。因此，我们将革命视作政治过程的有机组成部分之一，阐释意识形态在政治事务中的作用，关注权力在预防性政治中的整合功能（而非分裂功能）。作为社会事实和社会符号的阶级，其在当代的重要性表现为我们强调功绩而非等级、技能而非地位才是民主统治的要旨所在。
上述内容还可以继续扩展，但是详细说明理论结构和情境模型之间的一一对应关系，不是本书的主旨所在。因为我们的目的不是为政治行动提供指导；这样的指导和指南式著作历史悠久、令人瞩目，从与亚里士多德同时代的考底利耶（Kautilya）的《利论》到马基雅维利（Machiavelli）的《君主论》，再到列宁的著作。1然而，我们的目标，不是重新撰写这类指南式著作，而是详细描述一个概念框架，使得对政治过程的研究可以在该框架下有效展开。因为，事实上只有在这类研究的基础上，才可以灵活地选择和运用政治政策。
如果说我们的目的主要是推进政治理论的发展，而非政治实践技术的进步，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不会关注具体情境中的实践。理论化，即便是关于政治的，都不应与从经验观察和控制中抽象出来的无可救药的形而上思考相混淆。这种思考是德国国家学(1)（Staatslehre）传统的典型特征，在世纪之交其影响显著。2本书更接近于马基雅维利的《李维史论》或者米歇尔斯（Michels）的《政党》所强调的直接的经验主义立场。不过，另一方面，这不会与冷漠的经验主义立场——仅仅是“事实”的叠加，而没有关于假设的相应阐释——相混淆，托克维尔（De Tocqueville）和布赖斯（Bryce）的描述性政治有时险些落入这一陷阱。布赖斯呼吁：“我们所需要的是事实，是事实、事实、事实。”（1924，I，12）3当然，对他们而言，“事实”就是细节的集合；事实仅仅是作为假设的数据时才是重要的。
所谓对假设的阐释，就是在逻辑上预先设定一个概念框架，从而可以根据该框架对假设进行确切的表达。在政治思想史上，许多著作都是以提供与政治学相适宜的词汇为目标。其中，最著名的英文著作是乔治·康沃尔·刘易斯爵士（Sir George Cornwall Lewis）于1832年出版的《政治概念的用途与滥用》。刘易斯希望使政治理论在语言的使用上与实践政治学更为一致。当然，这种预期的结局注定是令人失望的：无论是法令，还是规劝，都不可能使其用法一致，也无法使任何有超越意义的重要性都千篇一律。关键是足以使翻译和经验指导总是可能的自洽性和透明度。此外，我们关注的是概念，并非字词。涉及的问题不是物理学家关于“共时性”涵义的问题，或者生物学家关于物种的分析，而仅仅是概念学的问题。4
许多最有影响的政治著作——比如柏拉图（Plato）、洛克（Locke）、卢梭（Rousseau）等人的著作，以及《联邦党人文集》等——都是为现存政治结构或理想的政治结构提供合法性论证，根本不关注政治研究本身。我们认为这些著作确切地表达了政治学说，而非政治科学的命题。政治哲学不仅包括学说，而且包括对学说和科学的逻辑分析；对所有这些类型的判断而言，政治理论这一术语是作为一个综合性概念而被使用的。
本书意图明确地表达政治科学的基本概念和主要假设。它不包含对政治学说的详尽阐述，即国家和社会应当如何的学说。从历史上看，正如拉斯基（Laski）所指出的，这些政治学说主要是用于证明政治哲学家自身的偏好及其所属群体的正当性（Laski，1935，31）。比如，黑格尔（Hegel）将普鲁士国家视作普遍理性（universal reason）的最高化身。正如其他学者所提及的，“政治思想的任务或许并不仅仅在于清除那些阻止人们将国家视为其缔造物的偏见，而且更要提供国家应该如何的学说”（MacIver，1926，426）。
然而，必须强调的是，对政治研究的科学兴趣不必排除对政治科学研究的结果和应用方面的政治兴趣。研究不仅在政策形成过程中扮演创造性角色——在一系列重要性不断变动的事件中作为自我定位的手段——而且在政策执行过程中扮演工具性角色。因此，研究的主要意义既不必然是理论性的，也不必然是实践性的：既有操作性观点，也有沉思性观点。
从操作性观点来看，以问题情境为起点的研究，其目的在于决定情境中可供选择的目标，并根据通往目标的行动过程明确阐述该问题。情境中的各要素是根据它们在政策形成中的影响而被分析和评价的。研究的结果是对这样一种行为方式的权威说明，即情境中的行动者以这一方式能够提升事件的特定状态出现的可能性：为创造结果Y（或是使Y出现的可能性变大），那么就以方式X行动！
沉思性观点并不关注分离目标变量也不关注发现被认为具有特定重要性的行动，而是根据各变量对持续展开的研究的重要性，来阐述变量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在此，命题表明了函数性共存关系的存在（形式Y是X的一种函数）。显然，这些明确的表述可以转换为操作性观点，反之：如果Y是且仅仅是X的一种函数，那么必须以方式X行动才能创造结果Y。
还必须要说明的是，根据不同观点进行研究，其所得出的结论之间是可以互相转化的，这并不意味着观点上的差异是无关紧要的。完全依赖操作性观点——因而将研究局限于对方式和手段的思考——会有研究受阻的风险，如果它有与既定政策（目标）相反的含义。另一方面，纯粹的沉思性观点无法成功地在既定情境下使研究最大限度地与社会中最可能的和最紧迫的需求联系起来。这就是实用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传统文献所强调的“理论与实践的一致性”。5
从操作性观点来看，社会科学更多地被指称为政策科学——其功能在于提供与内化于人际关系中或者由人际关系所实现的价值整合相关的智识。我们把政治科学视作政策科学之一，即从整合性观点来研究影响力和权力。社会政策的问题是创造条件的问题，在这些条件下权力能够而且的确会有序运行，从整体上而言这些条件是与社会的主要价值相关的。
关于政治科学的这一定义，在许多方面与政治思想的重要传统是一致的。如果所谓的“权力政治”意味着追逐权力是社会的最高价值，那么历史上伟大的政治思想家中没有哪一位是根据“权力政治”来界定政治科学的。毫无疑问，所有这些学者都注意到权力的强制性面相，而且注意到所有人在某种程度上都使用强制力或是屈从于强制力。然而，所有这些学者都认识到，权力可以作为使其他价值最大化或是实现“善的生活”的工具。
因此，本书的概念是符合政治和道德紧密结合的哲学传统的。但是在充分意识到政治理论中并存着两种不同成分——政治科学的经验建议和政治学说的价值判断——方面，它背离了这个传统。本书的工作仅仅是对前者进行明确阐述。
对在研究中综合运用操作性观点和沉思性观点的方法，我们可称之为结构分析原则（theprinciple of configurative analysis）6。无论是对理论还是实践而言，审慎地使用这两种观点都是有价值的。科学家的职责与政策制定者的职责部分是重合的，两者相互影响。作为一个公民、一个有道德的人，科学家有自己的偏好、目标和价值；他的所有行为，包括其科学研究行为，都服从于自我约束的道德目标，而这些目标又激励和丰富了他的科学研究。
因此，本书的目的在于为政治科学的研究提供分析框架，但这并不意味着笔者不关注政治政策。我们的价值观是追求实现自由社会的公民价值观。因此，我们十分注重论述有利于建立和维系自由社会的条件。这些论述在某种程度上是富有成效的，它们通过深刻剖析自由所赖以实现的制度来培育自由。我们并不关注对民主价值观的辩护，它们与某些形而上的或道德的基础相异。这是政治学说的研究领域，而非政治科学的研究领域。对这两个领域之间的认识是混乱的，人们没有对两者的区别进行结构分析；只有研究才能将两者联系起来。
权力过程
近年来，对政治科学的全面的、经验主义的、哲学式的研究在许多方法中都有阐述，如逻辑实证主义、操作主义、工具主义，还有些方法坚持认为将科学观点与材料（最终可由直接观察所获得）相联系是非常重要的。7依据这种观点，本书主要是根据影响力和控制之间具体的人际关系来分析诸如“国家”和“主权”之类的抽象政治概念。政治科学的实验数据是那些被视为影响或决定其他行为的行为，这是一种蕴涵在权力这个核心概念中的关系。作为一门经验学科，政治科学研究权力的形成与分享。
政治科学的主题可以根据某类事件（包括“主观的”事件）而非永恒的制度或政治模型来加以表述，借此可以表达抽象政治概念的经验基础。我们把权力作为一个过程来研究，这个过程是由实验性的、地方化的、看得见的行为所构成。结构和功能都可以被解释为抽象概念，而它们向来被界定为过程。政治研究的这一定位可以被称为暂时性原则（principle of temporality）。
暂时性原则并不意味着只关注情境变化，而不关注事件的状态。政治研究以这两类问题为研究内容，所以也可以相应地被称为平衡分析或发展分析（equilibrium or developmental analysis）。在某些情形中，一系列变量之间“系统性地”发生互动关系——它们组成一个系统，在该系统中它们趋向维系某种特定模型的互动。在这个意义上，生物体就是这样一种系统。平衡分析的观点将学者的研究引向孤立这些系统以及观察这些系统得以维系的条件：混乱可能导致平衡的重构或是系统的崩溃。平衡分析的观点不仅使得生理学（与物理学所谓的“封闭系统”无关）的研究硕果累累，而且在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亦是如此，比如在经济学的分析中。对于权力、尊重或其他价值过程的研究，这种研究观点同样适用。或许正是权力关系的结构使得对模型的干扰开启了恢复原始结构的趋势（“权力均衡”的过程）。8
发展的观点关注的不是系统的平衡，而是事件演替的模式。对这些模式的研究，直接指向对最后阶段的界定——从哪里到哪里的发展次序。9因此，对核心概念的归纳可能不如对平衡分析概念的归纳那么全面。比如，我们会说世界格局从“19世纪的私人资本主义”向“20世纪的社会主义”转型——这些概念中缺乏诸如“经济体系”和“经济危机”之类的普遍概念。但是，相对而言，发展的观点不具有普遍性，这一点使得其对行动的意义更为直接。决策是向前看的，它会阐述扩展至未来的选择性行动过程，并且通过预测事件将会如何来作出选择。“事物将要呈现的方式”是发展的观点所要关注的典型问题。10
暂时性原则的涵义之一是对在不同类型的事件中出现的实际的或可能的顺序进行强调。政治科学并不涉及事物的本质，即将事物永恒地区别开来并归入特定物种。政治范畴之间存在许多连续性，如同在实践中由范畴构成的不断变化的事件的特征一样多。因此，只要在可能的情况下，差别在此是根据分歧而非二分法来明确表述的；政治特征不是被简单地描述为“A”与“非A”相区别，而是A和Z分别代表了所讨论对象的特征的两个端点。例如，我们不是将民主制标榜为完全不同的政治形式，而是详细说明了从民主到专制的各种特征。从技术上而言，绝对的断言已被发挥功能的事物所替代，也就是说，那些表示功能的术语具有许多“价值”，从而允许程度上的变化。11
我们不是预先假定这些程度可以进行量化比较；公制的引入不是预先设定的，而是随着一系列要素的安排而来的。从逻辑观点而言，它就是对构成古希腊和现代科学的区别（即物种科学同和功能相关的科学之间的差别）的基础进行彻底分类的一种安排。只要是根据顺序和程度的变化来表述概念，测量的范围和方法就可以向满足特定问题的需求的方向发展。12
暂时性原则对政治科学的研究范围也有重要影响。由于作为过程的权力构成了政治科学的研究主题，因此其研究范围就无法与其他社会科学的研究范围截然分开。不像经典的物种科学，对事件来说，相互之间是融合互动的关系。权力过程不是社会过程中一个截然不同的、分离的部分，它只是互动整体的政治维度。从整体上说，它事实上只是社会过程的政治维度。13因此，从其他观点来看，下面要讨论的内容大部分是适合于心理学、经济学或社会学的，而不是政治科学所特有的。因为我们关注的是在所涉情境和行为中有重大影响的所有变量，而不仅仅是在早先科学分类中可以归入某些特定范畴的变量。
尤其是，必须强调任何既定政治事件中所涉因素的多样性——这种强调可被称为相互决定原则（principle of interdetermination）。这一观点有时又称为“多重因果关系”原则。但是涉及的问题不只是多重原因，还有多重影响，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还有互动模型，在该模型中，我们无法区分孰因孰果。因此，我们所要谈的是一系列变量之间的相互决定关系，每一个变量都与其他变量相关。所以，在此，我们不是将政治分析局限于考虑某种特定类型的变量；政治科学是自在自为的，它不是应用心理学或应用经济学。但是其自主性并不意味着它独立于所有其他社会科学，而是意味着不可以把政治科学限制在社会科学的某个领域之内。14
在政治过程的多个决定要素中，我们特别强调的是各种文化和人格因素，而这些因素常常为政治学的专业概念（比如经济）所忽略。由于这些因素通常是通过符号来表达和加以运用的，所以可以用符号来分析这些因素。在近期的研究中，符号逻辑学、语义学和一般的符号理论都取得了很大的进展。这些学科强调并明晰了符号在各种活动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而且也注意到在关注符号的本质和功能时的重大混淆。符号在政治过程中的作用在后面的章节中将有详细阐述，尤其是在阐述预期、需求和认同时。政治科学对符号的强调，我们可称之为符号化原则（principle of symbolization）。
这一原则不仅包括认可符号（及符号所表述的客观事实）在政治中所扮演的角色，而且对符号和符号化的语言参考之间的差别有着清醒的认识。尤其是，必须将正式权力与它所声称的与之一致的有效控制区别开来。我们建议，根据某些符号的运作来分析权威的属性；事实上，符号可能遮蔽了某种控制结构，这种控制完全不同于由符号所构成的权威模型。15
政治研究
不仅要关注政治过程中所使用的符号，而且要关注在对政治过程进行研究时所使用的符号。和在其他领域一样，在政治理论中，语义的混淆明显影响了卓有成效的研究的展开。毫无疑问，这些混淆部分导致了对过去的政治洞察力的普遍轻蔑和对这一领域将会取得什么成果的普遍失望。但是模糊不清、茫然不定、含糊不明并非政治科学的主题所与生俱来的特点；只有当我们不去试图避免这些问题时，它们才是不可避免的。16
因此，在下面的篇章中，我们通过明确阐述定义来介绍政治科学的主要术语。在许多例子中，概念和术语的差别体现在复杂的分类学结构中。这样一种分类法只是政治研究的工具，而非替代物。除非下定义是作为系统观察和解读政治过程的工具，否则定义就无法丰富语言的表达。写在卷首的约翰·洛克（John Locke）的名言是再适宜不过了：名称本身，无法构成政府，也无法构成政府科学。名称仅仅限于在这种或那种情形下提供研究的工具和框架。如果名称及其定义要超越言语的重要性，那就必须在框架中使用这个工具。
在某些例子中，定义纯粹是“名义上”的：定义所介绍的语词不是先前使用过的（至少是在这样的语境下），而仅仅是为了方便使用符号。但就大多数情况而言，定义可以纳入传统逻辑上称之为“本质定义”的范畴。定义是为了使由常规用法所体现的内容清晰化和明确化，从而分析所要表示的概念。
但是用法仅仅是明确地表达概念时所要考虑的问题之一，其自身并非决定性的。这不仅是因为用法可能不一致，更重要的是因为在这里定义的明确表述对政治研究而言是工具性的而非语言学上的意义。成功执行这种功能常常需要限制或扩展定义的常规用法。然而，在用法已经明确的地方，为了使术语从特定的或“情感的”含义中分离出来，我们就要用其他名称替代它。17无论如何，我们的目标不是使术语的用法标准化，而是为政治理论提供分析框架：所有人都能以同样的方式理解它，而且在未来的政治问题的研究中可以直接或者通过转述的方式来使用该分析框架。18
为实现这一目标，定义就必须提供经验指标，这些指标最终可以将引入的术语与实验情境联系起来。这类稳定的指标，在社会科学中不像在自然科学中那么容易获得。化学家在运用术语“碳”（carbon）时知道，无论是在新英格兰还是墨西哥运用其分光镜作为研究工具，都会记录下某些波段。但是社会科学家在研究愤怒（anger）时，却无法提出同时适用于这两个地区的简明指标。不仅这两个地区的文化模式不同（在文化模式的基础上可以推理愤怒问题），在收入群体和其他社会分层之间也有差别。而且，指标所蕴涵的意义也会随着时间而变化，比如，墨西哥可能逐渐被讳莫如深的“盎格鲁—撒克逊”规范所同化。
指标的不稳定性（index instability），使得当下研究中的许多量化政治假设的努力变得徒劳无益。进一步的结果是，社会理论的概括若要有助于未来的研究，必须被限定于明确规定的社会条件。在此，我们可以谈一下情境参考原则（principle of situational reference）。经验的重要性要求社会科学的命题不是确证绝对普遍的不变性，而是要说明重要性各异的变量在不同社会情境中的相互关系。19
排除情境因素的考虑，不仅不会使命题普遍化，反而会掩盖那些代表我们自身文化的情境的特殊性。在政治科学中，这一原则十分重要；在政治科学中，兴趣强化了将既定社会模式视作唯一可想象模式的趋势。近期的工作越来越注意到在古典和现代的政治理论中，存在着地域和民族中心的要素，例如亚里士多德的妇女、“野蛮人”和奴隶概念，以及霍布斯和卢梭所谓的“人性”的概念。20
除了指标的不稳定性之外，这些考虑还将观察者的作用凸显出来。与自然科学家相比，社会科学家可能在更大程度上影响到其所观察的现象。观察者是社会的一部分，其研究结果亦是社会过程的一部分。考虑到自己也成为观察对象的一部分，或考虑到观察结果会记录在案，因而社会成员可能故意修改自己的反应。如果这种可能性是可控的，就必须注意到观察者在观察领域的影响，必须详细说明使得稳定的指标成为可能的具体步骤是怎样的。因此，现在的许多研究是以不同的观察视角在社会研究各领域中展开的：访谈、参与式观察、观众的立场，等等。
即便在由稳定的指标赋予经验内容之时，清晰界定的术语其自身也不足以提供一个研究框架。正如假设在研究过程中被证实或是证伪，我们必须明确地表达命题。但是，人们或许会问，政治科学的命题都是值得明确表达的吗？“科学”难道不是集人类行为某些方面的模糊的常识性信念之大成吗？毫无疑问，正如C. J.弗里德里希（C. J. Friedrich）所观察到的，许多基线假设（base-line hypothese）都是源于常识（Friedrich，1937，7，19）。但是，这并不使得基线假设在源于常识的明确表述中变得或是毫无价值的或是非常有效的。
就操作性观点而言，这些明确的表述用梅里亚姆的话来说就是“政治的审慎”（political prudence）（Merriam，1931，210）。由于这些明确的表述包含了经验和知识，为达到各种政治目标，它们就会对某些行动过程进行指导。在这样做的过程中，它们所体现的实践的智慧正如我们所知的有关国际象棋的那些格言。诸如“占领”或“棋逢对手时，马比象更可取”之类的陈述，都是知识和经验累积的结果，虽然在严格意义上它们都不能被称为象棋理论。但是以政治为业的人，正如国际象棋选手一样，需要有一个明确的位置感（positional sense）；那些关于审慎的格言需要对成功的运用进行“良好的判断”。从沉思性观点来看，为了实现从当代立场来看的效用最大化，审慎的陈述必须通过具体说明陈述展开的条件来加以补充，而且具体说明必须与对经验指标的观察联系起来。因此，政治科学的研究材料是适用的这一判断，是通过存在不同个体和群体的政治工作知识来展现的。但是出于政治研究的目的而非政治实践的考虑，这些足以应付实际工作的知识必须用理论术语重新加以阐释。
在后面的章节中所明确表述的那些命题，不是已经建成的科学的、公认的规律，而主要是重新表述政治的审慎性的内容，是服从于研究的假设。严格说来，它们不是假设，而是假设概要（hypotheses-schema）：当特定指标与既定问题的条件相联系时，形成假设的明确陈述。21（正是这些条件，比如“从哪里划定界限”，决定了概念运用的程度。）
由于命题被视作常规假设，而非既定规律的明确表述，所以我们不关注是否需要搜集相应的证据来证实规律。它们的功能是用于指导如何寻找重要的数据研究，而不是预测数据会揭示什么。从这个观点来看，它们可以被认为有助于提供“思辨性模式”（speculative model），该模式在表述为数不多的符合这种命题类型的个案时，有助于提醒人们关注个案与命题之偏差。22
因而，本书在主要的叙述风格上，与对普遍规律（universal law）的追求无关。这些追求——如果没有其他原因的话，由于上文提及的指标的不稳定性而变得毫无成效——在当下的政治科学研究中使注意力和精力偏离了以经验方式论述对情境性地域化问题的局部研究。概念框架和理论结构在后面的章节中有明确的阐释，这是为了使得特定的研究富有成果，而非为阐释而阐释。23
因此，关于命题的简短讨论，不是为了替代证据，而是为了澄清假设的内容和指明有用的研究框架。源自政治思想主体的许多引用材料，都将根据这些意图而展开分析，而不是为在辩论中诉诸权威。在一系列新术语和新用法的背后，这些引用材料也透露着我们的观点与古今主流政治思想是一脉相承的。24
如果要用一个术语命名这一观点，可以称为以人为中心的政治学（hominocentric politics）。作为科学，它在人际关系中发现了研究对象，而不是在抽象的制度或组织中；是把人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从他的所有方面加以观察，而不是作为这种或那种有限需求或利益的化身来研究。作为政策，它珍视的不是非人格化国家的荣誉或社会机制的效率，而是人的尊严和人的能力的实现。
笔者以为，正是在这里，是本书对当代政治思想研究的一大贡献。在我们的文化中，越来越注重作为人类主要价值的（来自自身和他人的）尊重——康德哲学认为“人是目的，不是手段”。然而，对于尊重的关注比较难以表述；当然，与对权力和财富的广泛关注相比，社会科学家大多忽略了对尊重的研究。那些源自前面这些领域的概念，尤其是经济学概念，总的来说都是被当作价值过程来使用的。结果，注意力从人际关系方面转移开来，而在人际关系中人类尊严是最重要的；而考虑到人际关系的研究，都是处于去除经验控制的非自然主义的框架之中。我们时代的价值科学（社会科学）的伟大任务之一是发展那种对社会过程中蕴藏着的特别的人类价值所持的自然主义态度。
这样一种自然主义的态度是逐步实现理想所必需的，不仅对于民主理想而言，而且对于科学理想也是如此。因为权力仅仅只是显露在人际关系中的所有价值和工具中的一种而已；我们无法从正在使用的其他价值的抽象概念中充分理解权力。“权力政治”（power politics），在“为了权力的权力”的意义上，对研究而言，如同对政策一样是有局限性的观点。在后面的章节中，权力分析涉及对尊重和其他价值的分析。我们的价值观要求，用一个集中关注权力的人类结果的概念，在理论上和在实践上替代权力政治，而权力正是政治思想和政治行动的主要关注点。这样一种观点为适用于多种价值的以人为中心的政治学的预防性和整合性行动的规划提供了基础。
注释
1．比较G. P. Gooch，Studies in Diplomacy and Statecraft，Longmans，1942，350—351：马基雅维利主要是为统治者著书，而霍布斯主要是为被统治者著书。《君主论》是一本治国术指南，《论公民》则是一本关于“服从”的入门之作。
2．比如，可以参见J. K. Bluntschli，1921。布伦奇利将政治科学界定为“关于国家的科学，即试图阐明和理解国家的条件、本质及各种表现形式及其发展的科学”。在他看来，国家的必要本质，在于男性性格！这些著作启发了帕累托（Pareto）关于社会科学的相关学科——政治经济学——的论述，“政治经济学是政治学的分支学科”。
3．列于本书的参考文献，截至本书英文版出版时止。
4．政治概念的分析也包括观察和实证方法的问题。政治思想上对这一方法论的探讨在查尔斯·E.梅里亚姆近期的著作中有所体现。
5．将操作性观点和沉思性观点整合起来，意味着政治科学研究必须密切关注未来，而非仅仅处理过去的或多或少具有偶然性的数据。比较Dewey，German Philosophy and Politicis，Henry Holt，1915，5：“历史学家应注重根据临近的问题和利益来分析过去，而非为了发现未来走向的数理曲线而总结过去”。
6．在导论的其他部分，我们还会提出其他原则。我们是在查尔斯·S.皮尔斯（Charles S. Peirce）所说的“主要原则”的意义上使用“原则”一词：明确的表述（formulation）不是形而上的真理，而是研究中可以操作的逻辑工具。
7．不幸的是，像卡尔纳普（Carnap）和赖辛巴赫（Reichenbach）之类的经验论者不太关注社会思想；哲学家（比如罗素）和实用主义者对社会政策的关注甚过对社会科学的逻辑分析。
8．帕累托强调平衡分析，此后生理学家L. J.亨德森（L. J. Henderson）和W. B.卡侬（W. B. Cannon）推进了对平衡分析的研究，以下著作便是受其影响：Elton Mayo，Human Problems of an Industrial Civilization，Macmillan，1933。将平衡分析应用到社会现象中并不必然包括经典的社会“有机体”的比喻［在怀特海（Whitehead）那里，有机体概念在某些普遍的意义上，如其所是］。在方法论上它意味着：如果坚持通过将单个变量罗列成双而非处理其多样的相互关系，那么对社会研究来说其实是徒劳无益的（关于这一点的讨论，参见Lasswell，1939，541—542）。在社会科学中，关于平衡分析的一个明确表述是A. R.拉德克利夫·布朗（A. R. Radcliffe-Brown）为《非洲政治体系》一书所作的序言，African Political Systems，edited by M. Fortes and E. E. Evans-Pritcha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40，xxii—xxiii：“我们认为社会结构不是静态的，而是一种只有持续不断地更新才得以维系的平衡条件，就像生物有机体的化学—生理学的同态。事件的发生，以某种方式扰乱了平衡状态，随之而来的社会反应趋向于修复平衡状态。”参见Gunnar Myrdal，An American Dilemma，Harper，1944，附录3：“关于累积原则的方法论注释”。
9．发展分析经常与某种平衡因素——除变迁过程的特征之外，还有变迁规律——相结合联系起来。混淆这些因素可能会干扰对二者的合理评价。因此，生物学家将达尔文关于进化过程的发展分析与达尔文主义相区别，后者是对在此过程中可能会有效的条件与机制所进行的表述。然而，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社会变迁的“规律”很少明确地与对特定历史过程的描述相区分；那些能够对解释这一过程的理由予以证实的数据经常被错误地解释为假定规律的证据，根据这些假定的规律，变迁会发生，反之亦然。
10．19世纪的思想中关于发展概念的研究可谓硕果累累。许多发展概念由于被解释为一系列“阶段”之间严格的因果关系，而不是在不同条件下重要性各异的连续变量的模式，其解释力遭到削弱。在达尔文之后的那些浮夸的进化论思想家将社会制度视作发展次序，断言一种从“神秘的”到“形而上的”到“科学的”进步，或者从“专制”到“自由”的进步。这些含糊不清的名称通常会出现于明确的表述中，这些表述显现了强大的宣传反响，确定未来世界将要呈现的形态，它们给预言的吸引力注入科学权威。分析易于揭露混淆、扭曲和无根据的假定，而明确的陈述便是依赖于这些假定。然而，如果发展的观点在预见选择性未来的过程中故意地被作为自我激励的手段，它在使研究过程与政策需要相一致时仍是有价值的。
11．R. Carnap，The Logical Syntax of Language，Kegan Paul，Trench，Trubner，1937，§53.
12．这一点是值得强调的，因为概念在社会科学家中广泛流行，这些学科如果没有准确的测量就无法成为科学。镌刻在芝加哥大学社会科学研究大楼石碑上的是物理学家开尔文勋爵（Lord Kelvin）的话：“只有那些可以被测量和称重的，才是知识。”因此，无论如何都要引入量化考虑；如果在使用数值确定的方法时困难变得明显，研究就会停滞不前。事实上，非测量的秩序可能满足功能性关系的识别（关于这一点，参见Kurt Lewin，Principles of Topological Psychology，McGraw-Hill，1936）。社会研究从一开始就得益于放宽对精确量化确定的要求；数值确定标志着研究的成功结束，而不是研究不可或缺的先决条件。
13．比较W. C MacLeod，1931，15：“政治科学仅仅是故意缩小政治科学家研究视域而调查社会的科学……我们甚至可以说所谓政治过程即是从政治的角度来考虑的社会过程。”
14．社会变量之间的相互决定关系有时被作为否认任何社会科学的可能性的依据：人类事务太过复杂而无法使其纳入简化的理论。但是比如，虽然决定投票行为的因素极为复杂，但这不会妨碍我们作出可信的选举预测。正如休谟在其他地方观察到的，我们可以肯定的是，一包中午放在皮卡迪里广场（Picadilly Circus）的黄金，就好像是一块冰块一样，在下午一点就会消失。有时，不是人类事务的过度决定（overdetermination）而是“不完全确定性”（underdetermination）——“机会”扮演着重要角色——成为对社会研究成果持悲观主义态度的基础。但是，正如通常所指出的（例如Mosca，1939，283），至少我们可以预测什么不会发生：“机会”只在某些限度内运转。或者决定要素很少，或者决定要素多到足以进行统计处理，此时研究是最为富有成效的。但是这些条件是否得以满足无法通过预先的思考来解决。我们的任务不是发展或驳倒政治科学的不可能性的辩证证据，而是尽可能推进对政治过程的详细而精确的研究。
15．在现代政治理论中，符号化原则与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批判一起凸显出来，由帕累托的词源（derivations）理论和曼海姆的知识社会学所发扬。
16．比较the Federalist，No. XXXI：“一般而言，虽然不能自称道德和政治知识的原则有与数学同样的确定性，但是在这方面它们比根据特定情境中人的行为作出判断，更有权声称我们更倾向于允许它们的存在。与客体相比，模糊性在说理者的激情和偏见中更为常见。在多数情况下，人们并不赋予他们自身的理解以公平条件，但是，由于让步于某些麻烦的偏见，他们被卷入语词之中，迷失于微妙之中。”
17．“在这种性质的著述中，对于世界上已经通用的一些字眼和名称加以挑剔，或许会被指责为一种不恰当的非难，但是当旧名称易于使人陷于错误时，那么提出一些新名称就可能不会被认为是错误的。”（Locke，Civil Government，Chap.viii，52）
18．当然，所有的定义部分地都是术语学的提议，但这并不总是它们最重要的功能。而且，在那些蕴涵强烈“态度性”或“情感性”成分的语词中，表现出术语学提议的，事实上，或许是——正如C. L.史蒂文森（C. L. Stevenson）在他关于“说服性定义”的分析中所暗示的——建议在定义中确切说明新物体所附着的态度和情感的成分。例如，对诸如“民主”之类的定义而言，确实如此。
19．因此，这并不意味着社会科学无法明确提出“普世性的”命题，而是说这些明确的表达需要足够普遍的术语为文化和社会变化的数据作准备。
20．社会指标的不稳定性也暗示着趋势研究在社会科学中的意义。也必须为服从于社会变迁过程中的转型持续性指标的尺度而作好准备。在决定何种程度上新指标与旧指标是可以互换时，关于趋势的知识是必要的。
21．许多其他情况相同的命题都属于这一类型。照字面意思解释，这类命题是空洞的，因为它们无法被模仿：相反的例子可以通过主张“其余情况不同”来解释。但是这些陈述在特定情况下，可能经常会被视为为了形成假设而制定规则：它们被当作某些明晰的要素，对原先声称的关联性而言，其连续性是充要条件。关于这一点的讨论，可以参见F. Kaufmann，Methodology of the Social Sciences，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44，84ff。
22．在社会学家中，马克斯·韦伯对思辨性模式尤其感兴趣，他用“理想类型”（ideal type）来探讨思辨性模式问题。参见From Max Weber：Essays in Sociology，by H. H. Gerth and C. Wright Mills，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46。
23．因此，没有人在此尝试发展简化的符号或是假定体系，这种体系允许对基本概念展开正式或准数学式操作。看起来，建构这种体系并不困难；但是在当下的政治研究中能否从这类明确表述中有所收获，则是另外一个问题。例如，被认为是关于国际关系和战争危机的彻底的数学理论式著作，可以参见Lewis F. Richardson，“Generalized Foreign Politics”，British Journal of Psychology，Mon. Suppl.，Vol. XXXIII，1939。对数学和社会关系的新兴趣由以下这部著作所传播：John von Neumann and Oskar Morgenstern，Theory of Games and Economic Behavior，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44。
24．对年长的作者而言，本书是一个详细目录，一个自我评价；其早年的著作对实现这一目标贡献颇大。但是早期的著作也可能被解释为是邀请其他人参与总结和阐明政治思想当下地位和趋向的持续性任务。
(1)巴斯蒂将Staatslehre译作“政治学”，其实更准确地应译为“国家学”。不过，国家学和广义的政治学同义，本书将其译为国家学。——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