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对传统的分析

文化从来不会完全屈服于新的事物，不管社会革新的影响多么巨大。传统对现代化的不同反应解释了新兴国家中政治形式的诸多差异。通常，在一些打上本土烙印的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指导下，现代化社会掩盖了与传统之间的深层联系。例如，在马里，在一种清教徒式的马克思主义口号下，可以发现现代化与古代巴姆巴拉王国的集权政治之间微妙而重要的联系。马里总统，一位旧凯塔王室的后裔，走路姿势像一位国王。苏丹联盟在现代化进程中公开奉行马克思主义，同时却与过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的联系极其简单。哈尔彭（Halpern）曾经很恰当地评论过当代中东伊斯兰教的角色：

今天的中东革命不仅仅是一场统治者的革命或期望的革命。在伊斯兰教之外思想、产品和权力的不断积聚已经渗透这种宗教，不断地破坏其内在的张力均衡。一种连接上帝、人与社会的体系，不断地遭到瓦解，新的力量仍然没有与旧的力量之间实现均衡，有时甚至遥不可及，新、旧力量共同构成了一种稳定的、富有灵活性的新模式。¹

这种情形也不是非欧洲的制度所独有的。在沙皇俄国，国家面对着如何处理作为一种特殊现代化形式的西方化问题。使传统适应革新的巨大困难必须得到解决，这样，西方的实践和技术才能够适用于俄国。²

对这些问题的普遍兴趣，在20世纪30年代被马林诺夫斯基（Malinowski）和拉德克利夫—布朗（Radcliffe-Brown）等为代表的英国人类学家中所谓的功能主义学派所激发。这些人类学研究的社会价值并不停留在理论方面。被如何接受变革这一问题困扰的开明的殖民地管理者，将倡导间接统治的理论家和关注新的、自由主义殖民政策的人类学家［包括卢西·梅尔（Lucy Mair）、C. K.米克（C. K. Meek）、R. S.巴特雷（R. S. Battray）、M. M.格林（M. M. Green）等］集中起来。人类学家们认识到传统因素似乎制造了破坏革新的僵化的社会结构。然而，在其他时候，传统也可能通过将社会生活中的外来因素转变为本土因素并由此与过去构成了一种鲜活的、持续的联系，从而为革新打开了一扇大门（即革新的传统化）。这种传统主义对新鲜事物进行试验，而不是将吸收新鲜事物的人们作为试验对象。当然，正如我所指出的，更多的时候，传统主义以反向的形式发挥作用，使革新成为对社会和个人构成威胁和张力的来源。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