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极构建新的城市文明模式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不断发展，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我理解，所谓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就是中国道路和中国文明模式。所谓中国道路和中国文明模式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型文明形态和文明模式，它既区别于西方资本主义的文明形态，又区别于中国传统的文明形态；既区别于“美国模式”“欧洲模式”，更区别于“拉美模式”，是一种新型的文明形态和文明模式。

曾几何时，西方政治家们抛出了一系列美化自由资本主义制度，宣告社会主义大失败的理论，福山的“历史终结论”最具代表性。在他看来，冷战结束以后，历史的发展就到了终点，从此以后构成历史的最基本原则和制度就不再进步了，自由民主制和资本主义是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恰恰就在这个时候，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却在预言并带领中国人民实践着：中国将“为占世界人口3/4的第三世界走出一条路”，这条路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文明模式，而探索这条道路的先行者正是深圳。作为改革开放的第一个经济特区，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以深圳为“试验场”，中国对外开放的坚冰最初从这里打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探索，这里是问题先遇，经验先出，发展先行，这正是党中央交给她的神圣使命。所以深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缩影和象征。深圳经济特区建立38年来，深圳的探索不仅为中国道路贡献了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而且贡献了彰显时代风采的深圳精神和深圳观念，所以深圳在自觉探索的是一种既体现时代精神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要求，又承继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吸纳世界文明成果，符合城市内在发展规律的新的城市文明模式。这一文明模式是对工业文明的扬弃和超越，是对人类现代多样文明的优秀成果的融摄，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型文明形态和文明模式的探索和试验。显然，对目前的深圳来说，这还是一种尚不成熟、正在生成、有待持续建构的新的城市文明模式，一个需要在理论和实践上为之作出不断探索的发展愿景。

作为一种新的文明形态，中国文明形态和文明模式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模式、理论模式、制度模式和文化模式的有机结合，其整体构架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的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环境建设过程中，逐步生成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社会文明和生态文明等协调互动的基本文明形态。这一文明形态和模式的构建显然是一个动态的，不断升华和发展的过程。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新时代赋予中国共产党人必须立足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在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再奋斗两个十五年，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到那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形态和模式才趋于成熟和完善。因此，今年（2018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广东代表团审议时强调：“广东是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先行地、试验区，要在构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体制机制、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营造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上走在全国前列。”对作为经济特区的深圳来说，更应领会新使命、新要求，作出新作为、新贡献。对此，深圳市委六届九次全会提出，要努力在新时代走在前列，在新征程勇当尖兵，到2020年，建成现代化国际化创新型城市，高质量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2035年，建成可持续发展的全球创新之都，率先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到本世纪中叶，建成代表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全球标杆城市。这样一个过程从大的逻辑和立体架构上看，就是要不断探索和完善新的城市文明模式。

我们所要建设的新的城市文明模式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模式的基本规范为指导，以实现经济生活的市场化、政治生活的民主化、文化生活的多样化、社会生活的和谐化和生态环境的宜居化。这种新的城市文明，应是以人为本的、人道的、为民的，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基础上，培育和塑造健康和谐的人性、人格和人与人的关系，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使每个社会成员都能进入自我实现、自我完善的精神境界；应是崇尚自然、绿色协调的，从人与自然相依共生的基本理念出发，建构人与自然和谐互动的友好关系，使人从“自然之主”变为“自然之友”；应是创新开放、共建共治共享的，以博大的胸怀和全球眼光倡导创新包容、开放互鉴、相互理解、相互尊重、学习创新、求同存异，达到共同繁荣、共同进步。这种新的城市文明，将使城市变得更加人性、更有品位、更有魅力，让城市成为服务功能更加完备、人与自然友好相处、制度体制更加完善、文化活动更加多彩，市民生活更加自由幸福的诗意栖居的家园。

构建新的城市文明模式，从技术层面讲需要我们在“一带一路”、自贸区、粤港澳大湾区等重大战略叠加的背景下，率先建设全面体现新发展理念的现代化经济体系，率先营造充分彰显公平正义的民主法治环境，率先形成展现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的城市文明风尚，等等，而从价值等更宽泛的层面看，以下几个方面的关系必须重点把握好：

1．把握好经济意识与生态意识、人文意识的关系。

物质文明是基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率先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一个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而达到社会的协调发展和全面进步的过程，因此必须强调经济意识，即强调经济发展的前提性作用，通过产业结构的升级和创新创造活力的增强来实现经济发展质量的全面提升。但经济意识应该受到生态意识和人文意识的范导。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城市发展要把握好生产空间、生活空间、生态空间的内在联系，实现生产空间集约高效、生活空间宜居适度、生态空间山清水秀”“城市工作要把创造优良人居环境作为中心目标，努力把城市建设成为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美丽家园”。作为市场经济发育较早的经济型城市，必须弘扬人文主义精神，引导人们树立高尚的生活价值与意义，形成积极进取、诚实守信、宽容友爱、情感高雅的社会人文环境。必须牢固树立以人为本的理念，重视经济发展的人本意义，提倡人文情怀和伦理关怀，善于把经济发展的成就转化为人民群众的福祉和经济、政治、文化权益的实现。

2．把握好改革动力与科技、文化动力的关系。

新的城市文明模式的建构需要系统的动力机制来推动，而改革、科技、文化正是三个基本动力。城市管理中的一些问题主要原因在于体制机制的不顺，在于历史形成的无规矩或规矩冲突，这就必须通过深化改革来解决。深圳长期存在的城乡二元结构和大面积的违章建筑问题，成因非常复杂，但只有通过改革，通过推进城乡统筹发展才能得到解决。2008年，深圳制定《深圳市关于〈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2008—2020）〉的实施方案》，从规划布局、基础设施、公共服务一体化等方面明确提出了加快特区内外一体化发展的思路，可惜随后随着省市高层人员的变动，这一方案的落实显得力度不够。深圳经济的快速发展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高新技术的发展，深圳的文化发展很大程度上也得益于科技与文化的融合。要积极参与广深科技创新走廊建设，打造环深科技创新圈，加快建设全球科技产业创新中心。文化既是城市品位的标识和核心元素，也是城市发展和质量提升的根本动力。世界先进城市在城市发展战略中越来越考虑文化的制高点作用。深圳要在日趋激烈的城市竞争中保持领先地位，不断提升在世界城市体系中的位置，在国际竞争中分享到更多的商机、资源和敬意，必须积极开发文化资源，努力补齐文化短板，重视优化文化资本，迅速增强自己的文化软实力。

3．把握好“五个文明”与制度文明的关系。

新的城市文明模式的建构，是要形成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一体耦合的互动形态，而内涵在这五个文明中的一个重要的纽带性元素则是制度。制度在某种意义上可被理解为一种结构模式，该模式以规则和组织为形式，以强制性权力为后盾，并且与法规制定以及决策实施密切相关，因此，制度是社会生活的秩序状态，是权力结构的集中表现，与人类全面的生活实践紧密相联。制度的演进便体现为制度文明。在宏观意义上，制度文明是人类基于物质交换和社会交往的实践活动而形成的良序建构，它以规则体系和组织结构的调适和进步不断理顺社会关系、协调社会利益、规范社会行为；在中观意义上，可以把制度文明看作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的互动有序状态及协调促进机制；在微观意义上，制度文明在五个文明的划分之中与人类政治生活联系最为密切，制度文明建设很大程度上要涉及政治制度和体制机制。推动“五个文明”建设关键是要推动制度文明建设，要通过系统的设计和强烈的推动，形成制度文明的体系框架。

4．把握好文化的传承、借鉴与创新的关系。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21世纪以来，经济的全球化发展使得一部分国家和民族对文化的多样化发展更加重视。在这种背景下，文化建设一方面要有全球视野，要站在时代前沿大气度大力度地充分吸纳全球范围内的优秀文化资源，摈弃“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狭隘心理；另一方面又要坚持民族立场，坚持民族文化的主导性作用，避免在全球化的信息传导和文化交流中失去自己的文化基座。在此基础上坚持文化自信，高扬文化创新的旗帜，在实践创造中进行文化创造，在历史进步中实现文化进步。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继承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更好地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这种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正是新的城市文明模式和中国文明模式更为深沉的内驱动力。

（本文系作者应邀在“2018世界经济特区（深圳）发展论坛”上的演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