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刚健有力”——城市文化精神的新自觉

培育什么样的城市文化精神，取决于对文化的价值判断、优劣甄别和长远审视，反映了一座城市的文化自觉所达到的高度。费孝通先生指出：“文化自觉只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的‘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在生活各方面所起的作用，也就是它的意义和所受其他文化的影响及发展的方向，不带有任何‘文化回归’的意思，不是要‘复旧’，但同时也不主张‘西化’或‘全面他化’。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发展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时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应该说，倡导刚健有力的城市文化精神，正是以这样的“自知之明”为基础的。

在人类历史上，我们经常会看到，城市文明在有的国度发展到一定程度往往会“繁荣”成追求奢靡文化甚至带有病态性质的文化。这种奢靡文化的繁荣，不仅不能成为城市文明进步的“正能量”，反而成为国家或王朝盛极而衰的征兆。这样的例子在历史上比比皆是。我国南宋时期的临安，作为偏安东南一隅、人口超过百万的都城，上承北宋汴梁的文人及市井文化风习与余韵，其娱乐休闲文化不仅得以继续发展，而且达到了高度发达、繁荣的地步：瓦舍、勾栏，熙熙攘攘，美酒、笙歌，通宵达旦，其市民文化生活在当时世界可能是最丰富的。然而，这种娱乐文化的发达却是与当时积弱的国家政治形势极不相称，甚至背道而驰。有人说，南宋亡国有三要素：民穷、兵弱、财匮，但正如南宋学者王应麟所指出的那样，这皆源自当国士大夫的无耻。也就是说，大敌当前，南宋朝野上下那种追求享乐和怡然自得的苟安心态，那种人为的懈怠所引起的文恬武嬉、不思进取，才最终导致南宋的灭亡。相似的例子还有古罗马帝国。罗马帝国的兴起和伟大是众所周知的，其衰落和灭亡也有多种原因。其中，罗马人寄生虫般的生活方式和过于追求休闲娱乐的价值取向，可谓是其最后消亡的文化动因。在古罗马，人们信奉“打猎、洗澡、游戏、找乐子——这就是人生”的生活哲学，追求有趣与享乐的生活：残酷的角斗士比赛、庞大的赛车俱乐部、遍布全城的公共浴室和剧场等等，娱乐休闲文化的高度发达无形中消磨着罗马人的进取意志，它把罗马鼎盛时期那种虎虎生气的文化追求价值给消弭掉了。刘易斯·芒福德曾把雅典和罗马城看做是城市发展的两种基本类型，认为雅典创造的古希腊文化“讲求体魄健壮而又精神健康”，正是这种文化创造了希腊哲学、荷马史诗、希腊雕塑和奥林匹克精神；而发达罗马城形成的古罗马文化“基本上是四肢发达、头脑简单、讲求满足物欲、靠自己的权势过寄生生活”，正是这种文化价值追求，使“罗马变成了反面生活的一个容器：在荒淫无度的破坏性活动中，生活走向自己的反面”。“文化问题”不能不说是古罗马最后走向灭亡的一个内在原因。

如果说，奢靡文化的消极作用是直观性的话，那么，民族文化个性的传承影响则是隐性的、长远的。从民族文化发展的眼光看，倡导刚健有力的城市文化精神，有利于充实和完善中华文化的内涵。不同的民族文化凝聚了不同民族世代相传的社会意识、历史文化、风俗习惯等各方面特征，在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行为准则和生活方式等方面也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既体现了世界文化的丰富多彩，也形成了各个民族文化的传统惯性。固然，中华民族文化不乏“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刚健气概，但由于中国人习惯以儒家的“中庸之道”作为思想行为的基本准则，人生处世、待人接物、举止言谈注重温、良、恭、俭、让，以谦虚为荣，以骄傲为耻，不习惯过分地显露自己、表现自我。中国文化中隐含着重群体、轻个体的意蕴，具有内敛的价值取向，这种文化价值本身虽无优劣可言，但在长期的封建专制社会中，它却成了塑造奴化传统的道德工具，并片面地放大和歪曲，致使中国人身上的刚健之气遭到严重的折杀。这种依附的奴化的道德传统曾引起“五四”启蒙思想家的高度关切和猛烈批判，如陈独秀认为，“西洋民族以战争为本位，东洋民族以安息为本位”“西洋民族以个人为本位，东洋民族以家族为本位”“西洋民族以法治为本位，以实力为本位；东洋民族以感情为本位，以虚文为本位”，因而西洋民族发达昌盛，东洋民族日益衰萎。李大钊认为，“东洋文明主静，西洋文明主动”，东西洋文明“一为自然的，一为人为的；一为安息的，一为战争的；一为消极的，一为积极的；一为依赖的，一为独立的；一为苟安的，一为突进的；一为因袭的，一为创造的；一为保守的，一为进步的；……一为自然支配人间的，一为人间征服自然的。”这些论述虽然未必全面准确，但在当时却是切中要害、促人猛醒的，即使在今天，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借鉴意义。民族文化基因具有极强的继承性、稳定性。因此，增进中华文化中的刚健精神内涵，以开放的心胸大力培育刚健有力的文化精神，有利于平衡和充实发展中国人的国民性，使中华民族以更加矫健的姿态行进于世界民族之林。

当前，随着全球化的推进、知识经济的兴起以及文化技术手段和传播方式的更新，一种无深度、拒绝崇高、崇尚庸俗、模式化的、易复制的、按市场规律和感官需求进行生产的消费文化成为当代中国大众文化生活的潮流。这种以“制造需求”和“诱导需求”为特征的消费文化的兴盛，一方面带来了强大的文化消费市场和消费需求，刺激了文化产业的加速发展；另一方面这种文化的世俗化取向、游戏化娱乐功能和刺激性冲动又极易消释人的精神意志和价值追求，使文化场域中充满了阴郁、颓废、奢侈、炫耀、病态的文化元素和文化消费需求，使国家和城市的文化精神易于走向低俗化和犬儒化。这种文化的蔓延显然不利于城市的健康发展。

因此，大力培育和塑造刚健有力的城市文化精神，反映了当前城市文化发展的现实需要和历史诉求，体现了城市文化精神的新自觉，是推动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内在需要，是优化民族传统的时代要求，是抵制消费主义、犬儒主义泛滥的有效途径。从一定意义上说，刚健文化精神从一个方面体现了“五四”文化精神、新民主主义文化精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精神的品质特征，概括和浓缩了中华文化转型诉求的基本文化元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