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两个西班牙的对峙与破碎的中世纪版图

这些统治者展现出了一种西洋棋般的

权力观与实力排名意识。

曼苏尔（Al-Mansur，977—1002年在位）执政时，西班牙的基督教各公国都城屡遭进攻、洗劫，几乎无一幸免，宗教场所也在劫难逃。位于布尔戈斯东南的圣多明各-德锡洛斯修道院（the monastery of Santo Domingo de Silos）便是一例。曼苏尔也许还火烧了科尔多瓦的图书馆。热爱艺术、科学与书籍，思想开明的哈里发哈卡姆二世被其抛之脑后。然而，曼苏尔去世后，位于科尔多瓦的哈里发辖地分崩离析，陷入内战。之后，群雄并起，独立王国（或曰酋长国）如雨后春笋般相继涌现，其中最重要的一个王国将大本营设在了塞维利亚。由此，塞维利亚在西班牙南部声誉日隆，最后甚至取代了科尔多瓦的地位。在别处，酋长国因长期纷争而日渐衰弱。它们不得不向基督教徒大量进贡。这一负担进一步削弱了它们的实力，同时为基督教统治者提供了大兴土木、发动战争的资金。

酋长国的衰弱成就了基督教统治者的节节胜利，这也有助于解释为何阿拉伯帝国没有在西班牙获得它在北非与中东取得的那般长久的成功。基督教在西班牙的高歌猛进早已促使（信奉基督教的）阿斯图里亚斯王国在914年将首都从奥维耶多迁至莱昂。与此相对，纳赫拉自920年陷落^[8]后，成了纳瓦拉王国的首都。

更富戏剧性的是，在经历了旷日持久的围城之后，莱昂-卡斯蒂利亚王国国王阿方索六世（1065—1109年在位）于1085年攻下了托莱多。这也是基督教进军的结果。摩尔人在托莱多战役中领导不力，算是帮了阿方索六世的忙。作为西哥特人的古都、西班牙主教座堂辖区，托莱多是梅塞塔高原上的重地。与它差不多同时陷落的马德里，当时还未发展成一座城市。在西班牙收复失地运动期间，征服者的合法性部分源于“重新征服”（reconquest）这个概念本身。阿方索六世便由此自称为“全西班牙皇帝”，随后他将都城从莱昂迁至托莱多。

对城市的选址、建造与未来发展而言，防御方面的考量是不可或缺的。阿方索六世的女婿在阿维拉建立了一个边陲小镇，那里坚固的城墙至今仍是一处引人注目的景点，它完全沐浴在阳光中，是世间最宏伟的一座纪念碑。阿维拉的大教堂建于12世纪，且筑有防御工事。然而，由于许多城镇变得不那么容易遭受摩尔人的攻击，它们中的不少都移址重建了。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在纳瓦拉的桑圭萨，人们从地理位置更加安全的山腰向下移居至阿拉贡河大桥附近。

西班牙北部的基督教王国不仅接纳了西哥特人的艺术传统，也受到了摩尔人的影响。影响它们的还有更广泛层面上的欧洲发展变化，尤其是法国与意大利两地的新趋势。特别值得注意的是，11世纪，罗马式的建筑与装饰风格，尤其是罗马式大教堂，在加泰罗尼亚以及圣地亚哥-德孔波斯特拉之路（routes to Santiago de Compostela）沿线日益流行起来。建于12世纪的萨拉曼卡旧教堂就是罗马式风格的典范，其上雕刻的想象中的动物将这点体现得淋漓尽致。加泰罗尼亚本笃会修道院的回廊上雕刻着144幅罗马式图案，其中刻有用飞鸟构图的美丽字母。后来的教堂体现了从罗马式到哥特式风格的过渡。圣多明各-德锡洛斯修道院美丽的罗马式回廊也刻有精美的图案，尤其是飞鸟图案。此外，基督教管辖的西班牙区域也因欧洲其他地区修道会教团的普及而受到了影响。

为抵制基督教的发展，摩尔人请来了他们所谓的阿尔摩拉维德人^[9]，即撒哈拉的柏柏尔人，他们在11世纪60年代曾驰骋摩洛哥。1086年，他们合力在萨格拉哈斯（Sagrajas）打败了阿方索六世，暂时性地终结了基督教的进攻。11世纪90年代初，阿尔摩拉维德人占领了大部分酋长国。1094年，巴达霍斯落入阿尔摩拉维德人之手。但是，1094年，幸运的基督教战士熙德攻占了巴伦西亚，阿尔摩拉维德人遭遇了失败。

11世纪90年代末，在地中海的另一端，第一次十字军东征掀起了近两百年的血雨腥风。与此同时，一如这些国家利用圣战冲突获得更广泛的影响力，取得自身合法性那样，西班牙也发动了自己的十字军战争。这是一场交战双方互有进攻的拉锯战。11世纪初，在优素福·伊本·塔什芬（Yusuf ibn Tashfin，约1061—1106年在位）与其子阿里·伊本·优素福（Ali ibn Yusuf，1106—1143年在位）执政期间，阿尔摩拉维德人四处攻占西班牙其他由摩尔人统治的地区。1102年，他们从基督教徒手中重新夺回了巴伦西亚，又在1108年于乌克莱斯打败了阿方索六世，但1109年再次夺取马德里的行动以失败告终。

之后，基督教诸邦重新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并迅速发展壮大。在阿方索六世与阿方索七世^[10]统治时期，莱昂尤为强大。1126年，阿方索七世继承了大一统的莱昂-卡斯蒂利亚-加利西亚王国的王位，随即起兵抗击了阿拉贡、纳瓦拉及反叛贵族。1135年，他在莱昂的主教座堂内加冕为“全西班牙皇帝”。他把西多会修士引进伊比利亚半岛，并且自1138年起与阿尔摩拉维德人对战。阿方索七世通过征战，将权力不断向南扩展，直至塔霍河流域，并大肆劫掠塔霍河以南地区，直到1157年逝世。1147年，在一次大张旗鼓的军事行动后，他占领了位于地中海沿岸的阿尔梅里亚。

阿方索七世逝世前，将王国一分为二，留给了自己的两个儿子。因此，1157年，卡斯蒂利亚与莱昂被分割开来。1141年，葡萄牙在与阿方索七世的战争中取得了胜利，并于1143年取得了完全独立。而早在1134年，纳瓦拉就脱离了阿拉贡。相较之下，阿拉贡与加泰罗尼亚则在1137年合并，并于1148—1149年侵占了埃布罗河下游河谷地区。与此同时，独立的葡萄牙在1147年占领里斯本后迅速扩张。占领里斯本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英国的十字军。

自12世纪50年代起，西班牙的阿尔摩拉维德人被阿尔摩哈德人所取代。后者给阿方索七世造成了不少困扰，然而，有些摩尔人更愿意向基督教徒寻求帮助，典例便是阿尔巴拉辛酋长国的统治者向纳瓦拉发出了求助信号。1157年，阿尔摩哈德人攻占了阿尔梅里亚。直到1489年，卡斯蒂利亚才重新将其夺回。1177年，卡斯蒂利亚国王阿方索八世（1158—1214年在位）成功拿下了昆卡。但是，1195年，在哈里发雅库布·曼苏尔（1184—1199年在位）执政西班牙的安达卢斯地区时，阿方索八世在卡拉特拉瓦附近的阿拉科斯（Alarcos）被阿尔摩哈德人重挫。

摩尔人统治下的不同时期在建筑与装饰艺术风格上特征迥异。与早期的科尔多瓦哈里发国相比，阿尔摩哈德的建筑风格更加简洁。人们可以在阿尔摩哈德人的首都塞维利亚欣赏到阿尔摩哈德式建筑与装饰，希拉尔达塔便是该风格的典型，它最初是清真寺的宣礼塔。摩洛哥的拉巴特与马拉喀什均有相似建筑。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13世纪初，西班牙收复失地运动再度加快了步伐，恢复了11世纪末时展现出的劲头。1212年，卡斯蒂利亚国王阿方索八世统率卡斯蒂利亚、阿拉贡、纳瓦拉与葡萄牙联军，自托莱多向南进发。阿方索八世占领卡拉特拉瓦之后，通过突袭在7月16日的拉斯纳瓦斯-德托罗萨战役中击溃了哈里发穆罕默德·纳西尔（1199—1213年在位）。这是西班牙收复失地运动中一场关键性的、影响深远的胜利，当时人们也认为这是场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胜仗，并将胜利归因于主的庇佑。

围绕王位继承所引发的争端使阿尔摩哈德帝国冲突不断，并最终崩溃，这为阿方索八世的胜利创造了有利条件。与此刻的胜利相反，莱昂-卡

斯蒂利亚自1157年阿方索七世去世后就处于分离状态。费尔南多三世（1217—1252年在位）于1217年成为卡斯蒂利亚国王后，又于1230年从父亲——莱昂国王阿方索九世（1188—1230年在位）那里继承了莱昂，由此莱昂-卡斯蒂利亚才再次统一。这样的分分合合对于因冲突引发的政治活动而言意义非凡，而这些政治活动至少部分地解释了战争的走向。因此，基督教徒与摩尔人双方不仅是为了控制与反控制才建造防御工事的。

截至1275年，西班牙南部地区大多被铁蹄踏过。1224年，优素福二世去世后，阿尔摩哈德人的内部分歧严重影响了事态发展。因为随着阿尔摩哈德军队移向摩洛哥，安达卢斯分裂了，卡斯蒂利亚人就能在当地找到同盟了。1230年，阿方索九世击败安达卢斯，攻克了巴达霍斯。于（几个世纪后的）1671年被罗马教皇封为圣徒的费尔南多三世是个精力旺盛的人，他一路高歌猛进，纵横瓜达尔基维尔河谷地区。1227年，他占领了巴埃萨，1236年拿下了科尔多瓦，1238年攻克韦尔瓦，1243年攻克穆尔西亚，1245年攻克卡塔赫纳，1246年拿下哈恩，1248年拿下阿利坎特与塞维利亚。由此，摩尔人被逐出了塞维利亚。

费尔南多三世去世后，他此前占领的一些地区落入了附庸于他的摩尔人总督之手，但他的儿子阿方索十世（1252—1284年在位）攻克了这些地方，将它们重新纳入卡斯蒂利亚王国版图之中，这些地区为：涅夫拉（1262年）、穆尔西亚（1264年），以及阿利坎特（1266年）。唯有格拉纳达王国仍处于摩尔人控制之下。尽管从理论上来说，自1238年起格拉纳达王国便是卡斯蒂利亚的属国，但实际上它已经独立了。

这些被征服的地区出现了基督教化的倾向，这尤其体现在修建教堂与重新命名的行为中，但其他宗教的建筑美学在许多方面仍有所显现。在托莱多与塞维利亚，大教堂就建在原来的清真寺之上。摩尔人遗迹要么被清除，要么被改造，正如哈恩地区原本的11世纪巨型公共浴室被其他建筑物所覆盖。此外，在那些已成为基督教王国一部分的地区，出现了以建筑的形式来庆祝胜利的情况。教堂兴建、扩建成风。莱昂大教堂至今仍是一处重要遗迹。与此同时，这一时期还出现了许多重要的过渡性罗马式-哥特风格建筑，例如，卡斯蒂利亚北部阿吉拉尔-德坎波奥的圣母马利亚皇家修道院。

阿方索十世发起了以卡斯蒂利亚语编写西班牙通史的工作，意在将这一成果作为一种构建民族身份的方式，一种纪念其战胜摩尔人的政治工具，以此向大众普及文化。阿方索十世还赞助了天文学与科学事业，创作了法律巨著《法典七章》。同时，他也尝试将卡斯蒂利亚语确立为法律与政府机构的官方语言，还组织专人翻译《旧约》。而此前的费尔南多三世则是修道士的主要资助人，他为他们在安达卢西亚营造了许多房舍。这一时期，西班牙语言发生了重大变化，成百上千的阿拉伯语单词进入了卡斯蒂利亚语，也有许多阿拉伯语作品被译入。

与此同时，阿拉贡王国的“征服者”海梅一世（James Ⅰ of Aragón，1213—1276年在位）的活跃程度可以说与费尔南多三世不分伯仲。海梅一世先后攻克了马略卡（1229年）、梅诺卡（1232年）、伊维萨岛（1235年），以及巴伦西亚王国（主要是在1238年），随后又征战穆尔西亚。在此前后，葡萄牙人则向南进军，攻克了阿尔加维。由于地理位置等诸多原因，纳瓦拉未能参与这一领土扩张的进程，相反，它将自己的视线移向了北面，与法国取得了联系，直到1512年战败后又被划入卡斯蒂利亚王国的势力范围。

在旷日持久的战乱后，塔里法于1292年被攻克，而基督教君主则开始将大部分精力转向新征服土地上居民的再安置问题。许多摩尔人已逃离了这些地区，尤其是在1264年大规模反叛之后，摩尔人被视为威胁安全的存在而遭到驱逐，余下的则靠辛勤耕作谋生。事实上，许多摩尔人群体都留了下来，尤其是在被收复的阿拉贡地区，他们被称作穆德哈尔人，享有特许状并获得了法律的认可。现实情况是，当时在许多乡镇里，基督教徒、摩尔人与犹太群体比邻而居，以至于出现了“共存”（convivencia）这个术语。人们将这一进程的推进归功于阿方索十世的政策。

但是，仍有些摩尔人被迫为奴。继阿拉贡王国占领梅诺卡与伊维萨岛之后，大部分摩尔人被卖为奴隶，这既为俘虏摩尔人的人提供了金钱，又给他们腾出了定居的土地。奴隶中不仅有西班牙收复失地运动中在攻陷地被俘获的人，还有通过劫掠，尤其是北非的掠夺所获得的人。此外，加泰罗尼亚商人还从北非进口奴隶。巴塞罗那、巴伦西亚、卡塔赫纳、加的斯与塞维利亚是主要的奴隶市场。如今，城市风貌中的这一面已荡然无存。

伴随着基督教王国向南扩张而出现的基督教徒的再定居现象，通过内部消化的举措，参与了王国持续性的发展壮大过程。迁移与殖民构成了政策的关键要素。这些政策的制定利用了人口增长与农业发展的宏观趋势，但是，随着统治权威的巩固，这些政策必然涉及一些具体的政治内容。这一发展壮大的过程包括乡镇的建立，也包括11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阿维拉、塞哥维亚与萨拉曼卡的建立。同时，作为政府管理中心与经济结点的军事基地纷纷建立。骑士团的成立，尤其是12世纪圣地亚哥、阿尔坎塔拉、卡拉特拉瓦各骑士团的组建，同样是该进程的一部分。1158年，第一个骑士团，即卡拉特拉瓦骑士团建立。骑士团取得了大量地产并在当地定居，起到守卫的作用。他们守护着许多城堡，例如，圣地亚哥骑士团就把守着阿拉孔的城堡。

新成立的修道会同样有助于定居点的建立。举例来说，1144年，西多会修士应阿方索七世之邀，定居于萨拉戈萨与马德里之间的索里亚地区。他们自12世纪60年代起开始建造的圣马里亚德韦尔塔修道院（the monastery of Santa María de Huerta）是气势恢宏的哥特式建筑，修道院的食堂尤为雄伟壮丽。其他重要的西多会遗址包括波夫莱特与桑特斯克雷乌斯（这两地从巴塞罗那出发均可抵达），以及里奥哈的卡纳斯（Cañas）与图德拉附近的维如埃拉（Veruela）。和基督教统治下的西欧其他地区一样，这里的定居者也遵循了一条普遍规律——他们是受《加冕宪章》的吸引而来。此外，尚武精神也起了一些作用，卡斯蒂利亚王国的“邪恶骑兵”（民兵骑士）便是典型。

重新定居还意味着修建教堂。这既包括把清真寺改造成教堂（一如巴伦西亚圣母马利亚大教堂那般），还涉及建造新教堂。在科尔多瓦，费尔南多三世一共建了14座教堂，其中包括圣米格尔修道院。15世纪，为给圣赫罗尼莫修道院提供建材，人们拆除了附近的阿萨哈拉宫的一部分。

塞维利亚宏伟的大教堂就是建在一座清真寺上的，此处安葬着费尔南多三世。还有些之前被改造成清真寺的教堂又被改了回去，例如托莱多的基督教光明教会。

再征服的过程为西班牙全国各地留下了许多纪念性活动。例如，阿利坎特省的阿尔科伊镇有一年一度的“摩尔人和基督教徒节”，象征着西班牙收复失地运动，圣乔治为广大基督教徒请命的情节在该节日的活动中有所体现。阿尔科伊是阿拉贡国王海梅一世于1258年建立的一个乡镇。

定居，需要考虑环境是否适应、经济能否发展以及定居点规模等问题。更靠南的地方有大片人烟稀少的地区，摩尔人也更多。在此，军事修会（military orders）在创造大片地产方面起到了重要的桥梁作用，而这些土地也大多是为教会与贵族阶级的利益而开拓的。大部分的基督教农民仍待在偏北的地方。

从长远来看，10—14世纪期间，人口增长与技术进步促进了农业繁荣，而人口的变多也带来了消费市场与劳动力。富人阶层比自耕农更易从兴盛的农业中受益，后者一旦遇到困难，往往会沦为佃农。

空前的繁荣也促进了已有宗教场所的重建与扩展。基于这个原因，建于 9世纪的黎波里修道院在11世纪被一个更大的修道院所取代，而该修道院于12世纪再建时的大门保留了下来。大门上栩栩如生地雕刻着《圣经》所描绘的历史，其中以《出埃及记》《列王记》与《启示录》最为突出，还有许多其他场景，主题即为斗争——这倒与西班牙失地收复运动颇为契合。在描绘《出埃及记》的场景中，摩西双臂高举，确保观看者能目睹画中战场上的军队和摩西一方所取得的胜利。

在伊比利亚半岛，几个王国的统治者之间也会彼此征伐，包括在卡斯蒂利亚、葡萄牙、纳瓦拉与阿拉贡之间时断时续的内战。这些统治者展现出了一种西洋棋般的权力观与实力排名意识。例如，当阿拉贡国王佩德罗四世（1336—1387年在位）试图说服葡萄牙国王放弃与卡斯蒂利亚国王的同盟时说：卡斯蒂利亚国王志在夺取整个半岛的统治权。这事发生在“两佩德罗之战”（1356—1366年）期间，交战双方是卡斯蒂利亚国王佩德罗一世，以及他同父异母的兄长——特拉斯塔马拉公爵恩里克二世（Henry of Trastámara）。这次冲突引发了卡斯蒂利亚内战。在战争中，阿拉贡王国支持恩里克二世夺位，而后者最终于1369年击败并杀死了佩德罗一世，成为新任卡斯蒂利亚国王（1369—1379年在位）。

在英法百年战争期间，外国的干预加剧了西班牙国内的重重矛盾。英格兰弓箭手在阿勒祖巴洛特战役（1385年）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在这次战役中，葡萄牙挫败了卡斯蒂利亚的进攻企图。冈特的约翰也掺和进卡斯蒂利亚政治中。他是英格兰国王爱德华三世的第三子，于1372年迎娶了他的第二任妻子——卡斯蒂利亚王国的康斯坦斯。由于康斯坦斯是佩德罗一世之女，冈特的约翰便依据他与康斯坦斯的婚姻关系而索要莱昂-卡斯蒂利亚的王位。1386年，他率兵入侵加利西亚并占领了那里的大部分地区。1387年，在葡萄牙的支持下，他继续前进，但未能与来自特拉斯塔马拉的卡斯蒂利亚国王胡安一世（1379—1390年在位）交锋，因为他的军队遭遇了疾病肆虐与粮草短缺的问题。约翰与他的妻子随后宣布放弃对卡斯蒂利亚王国的所有权，以此换来了金钱与联姻作为补偿。他们的女儿凯瑟琳嫁给了胡安一世的儿子，即王位继承人恩里克，也就是后来的恩里克三世（1390—1406年在位）。

1269年，马林王朝取代了阿尔摩哈德，成为摩洛哥的统治者。1275年，马林人开始攻打基督教统治下的西班牙，并取得了一些胜利。但是，1340年，卡斯蒂利亚国王阿方索十一世（1313—1350年在位）在萨拉多河战役中予以马林人关键性的打击，取得了重要胜利。后来，他在瓜达卢佩建了一座大修道院，感谢圣母瓜达卢佩实现了他战前的祷告。1344年，阿方索十一世占领了位于直布罗陀湾的阿尔赫西拉斯，有力地阻止了来自摩洛哥的进一步干预。

在大西洋上，卡斯蒂利亚人自1402年起就开始了对加那利群岛的殖民。卡斯蒂利亚人抓捕土著的关契斯人（Guanches），把他们视为下等人甚至奴隶。然而，卡斯蒂利亚人仍遭遇了顽强的抵抗。直到1496年，土著的反抗最终被完全镇压。

由于黑死病带来的死亡，以及1350年阿方索十一世在直布罗陀围攻战中的兵败而亡，西班牙收复失地运动被束之高阁，人们转而关注一些国内问题。1348—1350年，黑死病致使近三分之一的人丧命。土地荒芜，村舍被废弃，农作物产量下跌。地主想从当时数量稀少的劳动力身上榨取更多的利润，遂导致社会矛盾急剧恶化。为保障自身权益，劳动者团结起来组成了自己的同业公会。养羊需要的人手不多，因此牧羊业得到了发展，并为参与者带来了丰厚回报，受益者主要是大地主。

这一时期的许多发展都在其后的很长时间内产生了深远影响，其中包括大学的建立，尤其是在萨拉曼卡（1218年）、莱里达（1300年）、巴利亚多利德（1346年）与韦斯卡（1354年）成立的大学。这些大学培养出一批受过良好教育、身为人文主义者的统治阶层。

黑死病及其引发的社会矛盾导致了人们在宗教上对穆德哈尔人及犹太人更深的敌意。集体屠杀的暴力形式导致许多人死亡，如1355年发生在托莱多以及1391年发生在塞维利亚的屠杀。此外，很多犹太人被迫改信基督教，成了“改宗者”。他们是占大多数的老基督教徒与犹太教中坚力量之间的中间派。宗教裁判所为1492年驱逐犹太人的行为寻求合理性这一事实，西班牙人长期以来对于血统“纯正性”的固执，以及社会上对犹太人普遍的敌意，均反映了西班牙人对“改宗者”的态度。政治也发挥了作用，因为卡斯蒂利亚国王佩德罗一世所遭受的指控之一，就是他偏袒犹太人。生活在安达卢斯的犹太人也遇到了不少麻烦，其中就包括1066年的格拉纳达大屠杀，以及在阿尔摩拉维德人与阿尔摩哈德人治下的数量更多的宗教迫害。

1369—1516年的特拉斯塔马拉王朝^[11]统治时期，卡斯蒂利亚动荡不安。1418—1469年，王室内斗，贵族不和，王室与贵族之间亦纠缠不清。当时许多规模宏大的城堡（如阿拉孔城堡）成为冲突上演的地方。据说阿拉孔城堡沾染了一个凶残求婚者的血迹，那人的尸体被混在了砌墙用的灰浆里。彼时，恩里克四世（1454—1474年在位）同父异母的妹妹伊莎贝拉一世宣布了自己对卡斯蒂利亚王国的所有权，而疑似恩里克私生女的胡安娜·拉·贝尔特兰尼哈也宣布自己享有王国继承权，与自己半亲的姑姑围绕王位展开了争夺。恩里克四世在位时，未能限制住贵族的特权。贵族阶层此前不仅得到了阿拉贡王国的支持，甚至在1460年成立了贵族联盟以反对恩里克。1474年，伊莎贝拉宣布自己继承王位，成为王国的统治者，此后，在卡斯蒂利亚王位继承战（1474—1478年）中，伊莎贝拉获得了阿拉贡王国、大多数贵族与神职人员的支持，因为她的丈夫兼远房表弟费尔南多正是阿拉贡王国的王位继承人。另外，嫁给了葡萄牙国王阿方索五世的胡安娜得到了葡萄牙以及一些大贵族的支持。然而，托罗之战（1476年）让胡安娜的继位大业分崩离析，她不得不宣布放弃王位继承权。塞维利亚的圣若望皇家修道院正是为了祈祷和感恩托罗之战的胜利，才得以修建。

与此同时，阿拉贡王国将视线移向了地中海的东面。这个王国的版图最终囊括了巴利阿里群岛、西西里岛（1282年）、撒丁岛（1322年）、那不勒斯（1435年），而占领那不勒斯意味着对意大利南部的统治。阿拉贡王国继承了加泰罗尼亚的海洋传统，意图与热那亚、威尼斯的海上力量一争高下。1380年，阿拉贡国王佩德罗四世（1336—1387年在位）对他的继承人说：“如果撒丁岛陷落，马略卡失去了来自西西里岛与撒丁岛的食物供给，人口将会减少，进而失守。此外，巴塞罗那的人口也会减少，它不可能在丧失西西里岛与撒丁岛的情况下独活。如果这些岛屿都被攻破的话，巴塞罗那的商业贸易也会中断。”佩德罗四世这番言论是想劝说他的继承人将王朝长期以来为攻克撒丁岛所付出的艰苦卓绝的努力延续下去。同时，他也是为了说服儿子在西西里的亲戚中寻一位新娘。

受西班牙收复失地运动的影响，在中世纪后期，西班牙南部的海洋传统已大不如前。虽然立足于西班牙西北部的远洋捕捞活动十分重要，但是，卡斯蒂利亚王国并没有大力支持该区域海上活动的发展。在伊比利亚半岛上，反而是葡萄牙最早开始探索大西洋的潜力。

1458年，阿拉贡王国的遗产被分割。那不勒斯被传给了阿拉贡国王阿方索五世（人称“宽宏的”阿方索）的私生子费兰特（Ferrante）。阿方索五世把大部分时间花在了意大利的强权政治上。虽然王国遭到分割，阿拉贡的统治者仍然关注着意大利的政治，尤其是它与法国的竞争关系。

15世纪，奥斯曼帝国（土耳其）在巴尔干半岛取得了胜利。与之形成对照的是，卡斯蒂利亚人在15世纪末又开始了针对各酋长国的进攻。这次军事行为与1479年建立的王朝联盟——以费尔南多与伊莎贝拉为代表的阿拉贡与卡斯蒂利亚两个统治家族的结合——密切相关。该联盟的攻击目标是格拉纳达王国。自1482年起，格拉纳达王国就因内战而国力衰弱，加之没有外援，因此显得易于攻取。由于该王国采取一夫多妻或曰纳妾制，且没有长子继承的规定，遂在王位继承上出现了多名竞争者，他们常以暴力方式解决问题。自1485年龙达陷落起，王国要塞被逐个拔除。最终，1492年年初，格拉纳达城也被攻克了。西班牙的胜利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以日耳曼人为主力的炮兵部队。此外，侵略军的规模以及以毁坏庄稼的方式开展的经济战，都是取胜的重要因素。就算格拉纳达王国的城镇挡住了炮击，也抵不过饥荒——这正是1487年马拉加陷落的原因，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格拉纳达王国自身覆灭的缘由。即便如此，西班牙人还是花了近十年的时间才攻占了格拉纳达王国。

1492年1月，费尔南多与伊莎贝拉进入了他们的新城，但仍下令保障当地宗教的权力、习俗与宗教自由。1494年，鉴于他们的胜利，教皇亚历山大六世授予费尔南多与伊莎贝拉“天主教国王和王后”称号。教皇亚历山大六世生于1431年，本名是罗德里哥·迪波吉亚，曾担任巴伦西亚大主教。

建筑工程，尤其是建造教堂的委托，反映出人们新获得的荣誉感：火焰哥特式（Flamboyant Gothic）或垂直哥特式（Perpendicular Gothic）风格渐渐发展为后来的所谓伊莎贝拉风格（Isabelline style）。后者的装饰颇具想象力。建筑风格上的这种变化可见于阿斯托加、布尔戈斯与塞维利亚的大教堂中，尤其是塞维利亚地区教堂的拱顶。收藏于圣格雷戈里国家博物馆内的巴利亚多利德国家雕塑博物馆正门，正是繁复精巧的伊莎贝拉风格的典型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