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雅典及起而代之者

“共同的血缘，共同的语言，共同的宗教和共同的习俗”——根据希罗多德的标准，这些就是作为希腊人（hellēnikon,Greekness）的要素。对“民族”的这一定义，并不会使现代人类学家蒙羞，它证明了到公元前5世纪中期，一些希腊人已经意识到他们的共同之处是什么。这种共同的情感又因为在公元前499—前479年面对共同敌人波斯的威胁，而得以最大限度地强化。然而，古典时期的希腊人，从来没能把他们都是“希腊人”这种心理上的认识转化为政治上的统一。古典希腊城邦的历史是一个不能达成统一的历史：斯巴达不会，雅典也不会利用类似于马其顿和罗马的力量使这种不统一有发生变化的可能。只有一种方法，可以不通过武力来达成统一，那就是联邦。这种方法在公元前4世纪被第三股强大的希腊力量付诸实践：波奥提亚的忒拜在埃帕米农达斯（Epaminondas）当政时期，将联邦制度推行到波奥提亚边境之外（但是并没有使用会使忒拜声望严重受损的强迫手段）。古典希腊城市太过尊重他们的独立传统，以至于没有准备好让他们自己从属于某个体系。在这个体系中，他们的表决票将会是众多表决票之一（雅典人和斯巴达人都在他们的同盟中找到了如此有效控制决定权的方法，因此最好根本不要称其为同盟）。我们称这种态度为“尊重独立”，而一个坦白的希腊人也许会称之为“嫉妒”（phthonos）。正是斯巴达对雅典的这种“嫉妒”，左右了公元前5世纪的历史进程。不情愿自己领导希腊世界，其原因我们会再做讨论，斯巴达（或者更准确地说，某些斯巴达人在某些时候）也不能忍受看到雅典取而代之。《伊索寓言》中的“狗占马槽”（“dog in the manger”）就是一个起源于希腊的故事。就像阿里安（Arrian）著作中斯巴达人在亚历山大大帝统治之初所说的那样，斯巴达的传统导致它不遵从亚历山大的权威。

公元前478年，希腊，尤其是仍然处于波斯威胁的希腊东部岛屿，需要一个领导，但候选者并不多。斯巴达是最突出的候选者。在先前的战争中，它领导希腊联盟抗击过波斯。该联盟是暂时性的，与之前所提到的任何联盟都截然不同。斯巴达当然不愿意让雅典领导。重建雅典城墙——任何积极的外交政策的一个先决条件——导致斯巴达派出代表团提出抗议，只因狄米斯托克利的智慧而最终抗议无效。更明确地说，在公元前479年之后，斯巴达扩张主义者的目标是能够察觉得到的。但是其扩张不在陆地（中部希腊），而在其之前没有什么军事经验的海洋上。因此，斯巴达国王李奥提齐达斯（Leotychidas）干涉了特萨利（Thessaly）的政治，恢复了可能是克里奥美尼斯一世（Cleomenes I）在公元前6世纪开始的一系列政策。斯巴达和它的竞争者——包括公元前4世纪的忒拜和马其顿——对特萨利所表现出来的这种兴趣，将会贯穿整个我们所讲述的时代。这里值得注意的是特萨利所能提供的物资。特萨利农业资源丰富，能够供养的马匹超过绝大部分希腊城邦所能承担的程度，因此，骑兵是其最大优势；其次，特萨利的地理位置十分优越：横跨整个到达马其顿和色雷斯的主要陆地干线，这些地方是希腊人渴求的粮食和造船木料的产地，紧扼东部色雷斯和赫勒斯滂地区则增加了特萨利额外的经济吸引力。因为控制了赫勒斯滂就意味着控制了另一个主要供给地的谷物运输——从俄罗斯南部通过黑海的道路。对雅典人来说，保持这条供应道路的畅通非常重要；而对其敌人来说，重要的就是切断这条道路。

特萨利的第三个优势是帕格西（Pagasae）的良港，这是中部希腊最好的港口。最后，特萨利控制了德尔斐近邻同盟（Delphic amphictyony）中大部分表决票，并且传统上支持近邻同盟的盟长——近邻同盟是一个国际性的同盟，控制着德尔斐阿波罗圣所的事务，而阿波罗圣所又是古代世界最著名的神谕所在地——正是近邻同盟发动了“神圣战争”（Sacred Wars），战争贯穿了整个希腊历史，从公元前600年到前336年就发生了不下4次。近邻同盟还动员希腊人在思想上和军事上讨伐某些真实的或所谓的罪人。因此，控制近邻同盟有着巨大的宣传和政治价值。斯巴达对近邻同盟的兴趣，在公元前5世纪70年代表现得最为明显，试图得到波斯的支持来投票解散同盟，从而加强自己对同盟的控制。就像阻止雅典城墙重建事件一样，这次又是狄米斯托克利阻止了斯巴达人这一动议。

然而斯巴达在公元前478年以后拒绝了称霸。在随后的50多年时间里（希腊语谓之公元前479—前431年的pentekontaëtia），斯巴达满足于，或者说被迫让雅典的势力不断扩张。只有三次事件让斯巴达对雅典有所刺激：公元前465年，它承诺——不过最终没有兑现——进攻阿提卡，作为缓解雅典对富裕的萨索斯岛施压行为的手段。公元前446年，临近第一次伯罗奔尼撒战争尾声，斯巴达国王普莱斯托莱克斯（Pleistoanax）确实进攻了阿提卡，不过随即撤兵。公元前440年，斯巴达投票表决发动对雅典的战争。此时的雅典正在教训另一个颇具实力的附属盟邦萨摩斯。但是这一行动再次毫无成效，因为在第二次同盟全体会议上，斯巴达允许同盟者的票数超过了自己。这三次事件都有一个共同特征：斯巴达最终退却，就像它在公元前478年以后的退却一样。说斯巴达是一个帝国主义者，这是站不住脚的。

这种不情愿的原因在于其内部的困难。像所有希腊城邦一样，斯巴达也有大量的奴隶，但是它的奴隶问题颇为独特，一是奴隶数量众多，二是大部分奴隶即希洛人（helots）都属于单一民族——美塞尼亚人（Messenians），他们的身份更接近于中世纪的农奴，而非一般的希腊动产奴隶。因为这些美塞尼亚希洛人都说希腊语（比如雅典奴隶就与他们的不同，雅典的奴隶是众多民族的混合，没有共同的语言来发泄不满），有共同的民族自觉意识；而斯巴达人自身的数量则在不断减少，因此，他们给斯巴达主人带来了特殊的安全问题。除了希洛人以外，斯巴达在公元前478年以后面对的另一个困难是，不得不处理伯罗奔尼撒同盟内部事务。尤其是公元前5世纪70年代和60年代，很明显存在着一个动荡不安的地区，即北斯巴达的阿卡狄亚（Arcadia）。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伯罗奔尼撒同盟存在的首要原因是对阿尔戈斯的忌惮；但此时的阿尔戈斯因为它在公元前494年被斯巴达的克里奥美尼斯击败、处于低落状态。阿卡狄亚可能已经意识到同盟此时缺少存在的理由。其次，克里奥美尼斯被斯巴达当权派压制，可能导致了阿卡狄亚人的不满；而前者独独选中他们，答应与之建立一种私人的关系，包括可能会放松控制。最后，雅典民主政治造成了某种不安的影响。在克里斯提尼于公元前507年创立民主制度之后，已经展示出其军事能力和政治吸引力；对一些第二集团的希腊城邦来说，已经没有必要一定在僭主政治和斯巴达控制的寡头政治之间进行选择了。现在有了第三种可能性——模仿或者从属于民主政治的雅典。这种可能性，似乎因为公元前5世纪70年代末期和60年代早期狄米斯托克利到达伯罗奔尼撒而具体化了。尽管失去了雅典人的支持，狄米斯托克利还是通过鼓动阿卡狄亚和阿尔戈斯的民主政治活动分子，不断侵蚀斯巴达势力范围内的利益。

对于斯巴达来说，这些事情以及内部的原因，使之必须对外表现为一个永久的领导。另外一个担忧，可能它自己或者其潜在拥护者已经感觉到了，就是斯巴达对海上战争或者说海上帝国的经验非常之少。

在这方面，斯巴达不同于科林斯。科林斯有组建海军的传统，也有管理远方殖民地的经验，即西北希腊的殖民地，如安布拉西亚（Ambracia），或是北爱琴海的殖民地。但科林斯长久以来太过亲斯巴达了，以致没有能力反抗或取代斯巴达。从其他希腊城邦的角度来说，科林斯缺少像雅典或斯巴达那种外露的意识形态吸引力，斯巴达的“阿果该”（agōgē，军事训练和纪律）不仅是一种有效镇压的制度设置，而且在很多方面都被认为是某种值得羡慕的积极方式。

现在只剩下雅典有能力称霸了。因为其他主要的古典希腊城邦，忒拜和阿尔戈斯此时已经和之前的特萨利一样，在战争中投到了波斯一边，即所谓的“里通波斯”（Medism）。无论如何，就像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公元前5世纪早期的阿尔戈斯，境况并不好。实际上，它曾有过短暂的权势欲求，即伯罗奔尼撒战争暂停阶段——公元前421年的《尼西阿斯和约》（Peace of Nicias）签订时。此时阿尔戈斯试图恢复古老英雄时代的阿尔戈斯之荣光。这种怀旧的——然而是真诚的——利用传统或神话时期霸权的企图，是希腊政治和诗歌的典型特征。就忒拜来说，它对权势的欲求时间要推迟到后来的公元前4世纪60年代。尽管特萨利长期成为其他城邦打劫的对象，但也有短暂为自己利益行动的时候。公元前4世纪70年代，费莱奥的杰森（Jason of Pherae），就像公元前421年后的阿尔戈斯人一样，以一个古老词汇定义其目标——征集“斯科帕斯（Scopas）的贡品”；并按照红衣阿里奥斯（Aleuas the Red）军队的模板进行了军事改造。斯科帕斯和阿里奥斯都是特萨利过往历史中的模糊形象。

公元前478年，雅典占据了一切优势，而我们前面所考虑的那些不利因素则一概不存在。它没有希洛人或者远方的阿卡狄亚人在肋后插刀。而在其民主政治和文化（paideia）方面，又拥有（不同于科林斯的）积极的东西可以拿得出手。得益于公元前6世纪僭主庇西特拉图的艺术与文学赞助人身份，雅典已具有强大的文化凝聚力。公元前480年以后，许多被放逐的爱奥尼知识分子被这种凝聚力吸引而来。就对历史、传统和神话的需求而言，阿尔戈斯可能已经有了自己的古代国王，特萨利有她的阿里奥斯和斯科帕斯，而雅典产生了许多最具才干的宣传员，能够代表一种帝国的实力进行宣传。在雅典帝国早期，客蒙认为对斯奇洛斯岛（Scyros）的压迫是合理的，其理由是：在那里发现了传说中雅典国王忒修斯的骸骨。将雅典当作全人类赞助者（从而能从精神上证明其宗主权）的想象，以德墨忒尔神话及其赋予人类谷物作为礼物的方式加以传播。这一崇拜主要集中在宗教圣地厄琉西斯（Eleusis）；但是厄琉西斯也是阿提卡一个有选举权的村庄，因而也在雅典的版图之内。雅典伟大的领导者伯里克利及其后继者，在强调厄琉西斯之时，就从庇西特拉图的书中抽出了一页；在公元前426年德洛斯阿波罗圣所的“涤除”完成之时，还有更为清晰的庇西特拉图之痕迹。爱琴海中部岛屿德洛斯，是雅典帝国的精神中心（同时还是同盟的金库所在地，各盟邦进贡的金钱都储藏在那里，直到公元前454年）。从人种学的角度来说，这一帝国很大程度是“爱奥尼人的”。公元前5世纪，雅典人的宣传员中还有另外一个才华横溢的群体，为了帝国的意图，去探讨与夸大一个确定的历史事实，即爱奥尼在黑暗时代就是雅典殖民地的一部分。雅典将自己摆在所有从属盟邦的“母邦”位置，而不考虑很多特殊情况下的模糊事实，因此要求得到宗教上的敬意。根据希腊人的观念，子邦归属于母邦。最终，雅典人——不像阿尔戈斯、忒拜和特萨利这类投靠波斯者——在最近的历史中，扮演了为希腊服务的高贵角色，将他们的城市实体作为牺牲，交给了薛西斯。直到公元前4世纪，雅典的演说家们仍在相互提醒着这一点。这一主题在公元前5世纪的建筑中得到强调，帕特农神庙中楣上的192个群雕形象，对此予以精彩的阐释，意在展现马拉松英雄们的牺牲。马拉松的胜利，无疑存在于公元前5世纪中期尼米西斯神庙（temple of Nemesis）建筑师的心中——尼米西斯的含义就是对波斯的神圣惩罚。这座神庙就在马拉松附近的拉姆诺斯（Rhamnous）。公正地说，并非所有诸如此类的雅典宗教性颂扬都是它自己的制造，即便是伯罗奔尼撒战争中站在斯巴达一边的德尔斐神庙的阿波罗神谕，也称公元前5世纪的雅典为“一只在云中翱翔的雄鹰”。

最重要的是，雅典和科林斯一样，拥有强大的舰队。雅典在古风时代后期也已经呈现出海外帝国的端倪；除了与爱奥尼在情感和宗教方面的联系，还拥有在特洛伊附近的西格乌姆（Sigeum）、赫勒斯滂海峡出入口、半岛以及萨拉米斯岛和优卑亚岛上的殖民地。这些早期海外活动的主要动因之一就是粮食。如同我们所看到的，古风和古典时代的雅典，需要来自南俄罗斯的、穿过赫勒斯滂的谷物。这给了雅典回应公元前5世纪70年代东部希腊岛民诉求的一个特殊动机：经济需求。用一位现代马克思主义者德·圣克鲁瓦（de St. Croix）的话说，公元前5世纪的雅典“继续海上帝国的政策，但是有着特殊的原因”，也就是经济原因。这么说是恰当的。不过这位作家继续弱化他所说的“毫不掩饰的侵略性和贪婪”因素时，我们就没必要相信他了。我们应该看到，每个雅典人都从帝国得到了经济上的实惠，不仅仅是那些食不果腹的贫困阶层，这种实惠也绝不仅仅是填饱肚子。至于侵略，很多雅典人几乎没有表现出任何对谷物供应的焦虑。我们对经济因素的讨论，至少应该涉及对制造货币的贵金属的渴求——作为对劳里昂银矿产出的补充，这一点能更进一步解释公元前465年对萨索斯的进攻；还有对造船木材的渴求，这可能关系到公元前437年的安菲波利斯，或许还关系到公元前443年在图里伊（Thurii）的殖民。图里伊临近南意大利布鲁提姆（Bruttium）的西拉（Sila）森林，图里伊的木材也出现在公元前407年阿提卡的记载中。

这就是公元前478年的形势。当修昔底德描述雅典对领导地位的担当之时，他甚至也没有把对黑海粮食的希求作为一个动机。尽管我们在演说中听到更多解放之类的高尚目标，但是实际谈话中却是复仇和从波斯攫取战利品。然而，“复仇”被宣称为一个“借口”（而不是整个故事），因而学者们很自然会质疑修昔底德为何要如此处理整个故事。也许他认为，对反抗波斯的持续动员，是为了领导对抗斯巴达的斗争打前哨；或者更有可能他是在思考这个已形成了的帝国，而帝国的行动则是针对一般的希腊世界。

公元前5世纪的雅典帝国（暂且不论其提供给那些处于更困难境地的希腊地区的保护，即反对波斯，当然我们还应该加上反海盗）就是——或者说已变成了——一个毋庸置疑的压迫工具。我们在一段公元前377年的铭文上，发现了最激烈的争辩，即反对罔顾事实将雅典帝国视为一个慈善机构和一个广受欢迎的机构。铭文中有第二次雅典海上同盟的条款和目标，并且预先明确否定了公元前5世纪以来的一系列行为——贡金、领土侵犯、驻军、统治等。我们可以清晰地感受到这种滥用。唯一实际的讨论不在于形容词“侵略的”，而在于适当的动词：“是”或“变成”。也就是说，这个帝国（一直）是侵略性的还是（逐渐地）变成侵略性的？关于约公元前450年之前的雅典帝国是何种形式的，证据非常之少。因此，这个时期之后其性质发生改变的表象可能是一个错觉。然而雅典在形式上确实存在着更加明显的帝国主义倾向，即使在有不少铭文幸存下来的时期也是如此。从贡金清单来看，在公元前449年《卡里阿斯和约》（Peace of Callias）以后是否有一个重建的转折期还是模糊不清的。在这段时间里出现的逾期交付或不交付贡金现象，应归于这样一种意识，即：最初的反波斯同盟已经失去了其公义性。但是导致转折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至少能确定一点，修昔底德书中的一个演说者于公元前411年所作的评论，称“同盟者”真正想要的是既摆脱斯巴达赞助的寡头执政者，又摆脱雅典支持的民主分子。但是在公元前478年的那种欢慰氛围中，这恐怕难以实现。

那么，雅典人的干涉或控制，或者（并非中立的）镇压，采取的是何种形式？第一是经济形式。我们已经提到过，依从经济压力，雅典运用帝国机构来保障自己的粮食供应。我们听说了“赫勒斯滂的卫兵”能够决定多少谷物可以供给雅典之外的消费者；还听说经过这里的运输船要被征收10%的税（运往雅典本身的谷物可能会免税）。至少在公元前4世纪，法律控制的商品贸易，包括了运往雅典以外任何地方的粮食。我们所注意到的更普遍的现象是，对贵金属和造船木材的渴求，也部分解释了雅典对萨索斯、图里伊和安菲波利斯的攻击和殖民。最重要的当然是贡金，以船只或金钱形式（第二种形式逐渐成为各方首选）展现出来。

第二，行政、军事驻防以及防卫指挥官已被充分证明，所有这些人绝不能解释为受邀请而出现——，就如俄国的坦克开进“兄弟般的”布拉格（Prague）或喀布尔（Kabul）。所有武器中最有威力的当属舰队。

第三，司法方面。铭文显示，严重的司法事件都集中在雅典。文字资料的断言无疑也是这样的，民众法庭用于迫害反雅典的成员，这类人与寡头制有交集，但未必就等同于寡头制的拥护者。司法的终极缺陷在于，雅典的法律从来没能先于罗马发展出来一种关于“勒索”罪的单独门类，尤其是保护被压迫的行省人免于行省总督掠夺的条款。

第四，宗教方面。关于宗教观念的教条主义理解，通常不同于希腊、罗马的思维，但是我们已经注意到雅典的方式，自谓爱奥尼的首都，将宗教作为宣称它对其盟邦拥有权威的方式。更具体的宗教滥用则是以“雅典娜女神”自身的名义侵吞接壤之处的领土，雅典娜的土地用一系列现存的界碑石划定界限。由于这些土地可能被租赁给雅典的私人，因此实际上属于我们下面要解释的范畴。

第五，领土方面。向盟邦殖民或者侵占盟邦领土，给下层社会带来了明显而直接的实惠。但是新近的著作已经正确地意识到：上层社会同样获得了利益，并且是巨大的利益。主要证据就是关于一些被没收和变卖的雅典贵族财产登记清单，其财产被没收和变卖的原因是伯罗奔尼撒战争中雅典内部的一个丑闻。这些清单显示，那些富有的雅典人在盟邦的领土内拥有土地财产，有时还面积宽广，价值不菲，因而对当地的田产占有规则视而不见（大部分希腊城邦只限于本邦公民拥有土地）。这种土地掠夺，有助于解释为什么我们甚少听到来自雅典任何阶层的代表对帝国道德的质疑之声——这也是富人从帝国得到的正面利益。另一种获利则是负面的。若是没有帝国的贡金，富人们就不得不自己支付舰队的费用，犹如他们在公元前4世纪由于紧张的阶级关系不得不做的那样，而公元前5世纪则没有这样的紧张关系。

第六，社会方面。公元前451年的一道法令限制了公民权，这给来自各地的公民后代带来了实惠。这种利益，如同我们上文讨论所显示的那样，随着时间推移，其影响也越来越大。这一法令与公元前5世纪第一批向盟邦殖民的举措相呼应，当然并非偶然。雅典人（以及斯巴达人）对于公民权的限制，被罗马的颂词作者认为是其帝国如此短暂的主要原因。当然，雅典人也给予一些单独的共同体以特权（如公元前404年给予波奥提亚的普拉提亚、优卑亚和萨摩斯的），但是为时已晚，而且数额太少，并不能消除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心理鸿沟。

第七，也是最后一点，政治干涉。至关重要的真相是，雅典通常支持民主派反对寡头派，这在古代被认为是事实；但偶尔也能看到雅典对寡头派的支持。雅典并非教条地支持民主派别，只要有经济实惠，便无所谓。即便是战略上和政治上如此重要的萨摩斯岛，关于公元前440—前439年叛乱之后究竟是寡头政体还是民主政体，我们的两份主要文字资料也不相一致，相关的铭文复原也可从两种不同意思上进行解读。

当公元前431年斯巴达回应来自科林斯的压力、同意解放希腊之时，我们得知希腊世界偏向于斯巴达一方。上面列举的严厉控制方法说明，对雅典势力的怨恨，确实不是空穴来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