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我们可以从两个不同的方面看待古希腊罗马史：可以把它们看作是单一的整体，自公元前8世纪希腊城邦（the polis）出现时起，至罗马帝国大扩张与最终解体时止，这是一个依赖于罗马军事与政治实力的社会，但它的文化、文学和艺术实际上却是希腊-罗马的。我们也可以把它们分作两段不同的历史。首先是希腊城邦从贫困与晦暗状态中脱颖而出，发展为“古典时期”的那种充满自信的辉煌，时间是公元前5世纪。随着亚历山大的征服战争，他把疆域扩至亚洲的广大地区，但最终被罗马军团所并吞。随后是另一段历史：罗马由蕞尔小邦一路奋争到至高无上的地位，起先在意大利，之后在整个地中海区域。此间它失去了自身的共和政体，转变成一个帝制国家，征服与压榨希腊的各个城市与诸王国，统治着世界；直到“蛮族”人逐渐变得异常强大，把帝国分解为许多基于不同实践和信仰的国家。这两段历史中的每一段，都包含着某些重要的真实信息。
古希腊罗马在这一漫长的历史沿革当中，真正具有创造力的时期颇为短暂。决定性的进步是在希腊古风与古典时代（公元前8—前4世纪初期）取得的。正是在这一短暂时间里，在东地中海的一处不大的地域上，出现了一些对我们至关重要的社会。民主制就是在这里被发明出来，并引起争论，不断完善与受到抨击的。罗马人反对民主制。在马其顿国王征服希腊之后，接踵而来的是罗马共和国的征服，民主被镇压下去，以便上层阶级的统治。经历多个世纪幸存下来的文献作品中，还讨论了其他问题，包括奴隶制是错误的（反自然的）吗？法律、人类或神灵的本原是什么？是否应该为了国家利益废除家庭（柏拉图在理论上认为应废除家庭，斯巴达人长期以来在实践中朝着废除家庭的方向前进）？公民抗命是否在有些时候是正义行为（如索福克勒斯的悲剧《安提戈涅》中对此有经典的讨论）？正确的性关系是什么（柏拉图设想过，阿里斯多芬嘲弄过有关妇女拥有政治权力的思想）？如何超越血缘族系之间的仇恨与对家族的忠诚从而确立法治？怎样看待一个国家对其他国家统治的正当性，或者说是否根本就没有这样一种正当的东西，而只有无情的强权逻辑（修昔底德曾对此作过很多论述）？一个共同体的理想规模有多大？血统具有怎样的作用？教育对人品的形成有什么作用？显而易见，希腊创造力的衰减，与政治独立的丧失密切联系在一起。
也正是在这一时期，独具特色的文学和艺术形式被创造出来。首先是史诗，以高尚的诗句讲述英勇的行为。荷马（Homer）最终成为维吉尔（Virgil）、但丁（Dante）、塔索（Tasso）与弥尔顿（Milton）的榜样。之后是抒情诗、悲剧与喜剧——莎士比亚运用了这些形式。再后来出现了散文，以及历史、哲学、修辞术和小说的鼻祖（色诺芬的《居鲁士的教育》）。如同这些形式支配着欧洲后来的高水平文学一样，由青铜与大理石雕像、建筑物的石柱与柱廊、城市的科学规划构成的视觉艺术，也给后来欧洲的视觉艺术留下了深刻的印记。米利都的希波达摩斯（Hippodamus of Miletus）在公元前5世纪中叶设定了一种矩形网格式的城市布局。每个现代银行与国会建筑物的入口都有一个石柱门廊，召示着古希腊建筑艺术的恒久影响，这就如同大圆屋顶与凯旋门验证了罗马的持久影响一样。欧洲的文学和艺术，从米开朗琪罗（Michelangelo）与鲁本斯（Rubens）的艺术作品，到弥尔顿与济慈（Keats）的诗歌，都显示出希腊神话的影子。特洛伊的海伦（Helen）、俄狄浦斯（Oedipus）、那喀索斯（Narcissus）、迷宫中央的米诺陶洛斯（Minotaur），诸如此类的艺术形象仍然是创作的原型。
希腊的哲学遗产也相当丰厚。柏拉图（Plato）与亚里士多德（Aristotle）无论在学术界还是在基督教思想界，都是西方历史中最具影响力的哲学家。人们可能会提到柏拉图对圣奥古斯丁（St Augustine）、亚里士多德对圣托马斯·阿奎那（St Thomas Aquinas）的影响。“最初的词”只有依据希腊人的逻辑理论才能加以理解。大学的理念可以追溯到柏拉图在雅典开办的学校，该学校存在了几近1000年之久。希腊的学校通过阿拉伯人传播到欧洲，亚里士多德的作品也经阿拉伯人之手传入欧洲。大学从萨莱诺
向北方扩散，在那里与已经播下学校种子的东部伊斯兰文明相遇了。随着对破损的古典作家文本的研究，文本考据方法开始出现。诸如“博物馆”（museum）、“灵感”（inspiration）、“桂冠诗人”（poet laureate）的之类词汇，显示出与古代的关联。Museum一词出自缪斯（Muses）的神庙，inspiration意味着诗人的那些绝妙诗句来自某种超自然的力量，poet laureate则表示为取得成功的诗人戴上桂冠。现代人对体育运动的崇拜和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复兴，当然也与古希腊人有密切关联。
本书涵盖的时期，始自环爱琴海的许多小型社会中出现了可以辨识的希腊文化，这一文化当时与古埃及和古代两河流域的文化相比未免微不足道。它发展的高峰是在希腊城邦击败波斯国王的庞大军队之时，终结于若干巨大的王国所支配的自信而成熟的文化，即马其顿人统治幼发拉底河与尼罗河流域时的文化，在西西里岛（Sicily）、意大利（Italy）与昔兰尼加（Cyrenaica），以及在马赛（Marseilles）、亚历山大里亚（Alexandria）和那不勒斯（Naples）繁衍兴盛的希腊文化。这是最大限度的扩展范围。希腊人无论走到哪里，都随身带着他们的荷马史诗文本、教育体制、建筑与艺术风格。有些希腊城邦建立了民主政治，有些城邦实行贵族制，几乎所有的城邦在某个时期受到自命的独裁者——“僭主”的统治。有些城邦想方设法统治其他城市，有些则组成平等的联盟。存在着隐含的统一性，用来明确区分一个希腊人（希腊人仍旧称自己为Hellene，就如我们称他们是“Hellene”一样），或“蛮族人”（Barbarian，起初这个词是指说着令人难以理解的语言的人，他们只会说“Bar,bar”）的身份。同时也存在巨大的多样性。
谁是希腊人呢？他们的祖先就像罗马人的祖先一样，属于庞大的印欧语系的人群。他们用了数个世纪，从靠近高加索山脉的某个祖居地散布到了印度次大陆、伊朗高原和欧洲。大约在公元前1900年，他们开始从北部进入希腊。从大草原来到一个新世界，海洋对于这个世界的交通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希腊的陆地山脉纵横，由众多互不相邻的小平原、河谷地带与岛屿所组成。古典希腊的突出特点是每个城邦理所当然地拥有自己的货币制度甚至历法，相邻城邦之间的妒恨与时断时续的战争成了常态，这些特点显然与地理条件相关。尽管爱琴海因突然袭来的风暴而为人所知，但希腊的气候还是温和宜人的。若按照潮湿寒冷的北方标准来衡量，人们所需甚少就可达到一般舒适的程度。在这样的环境中，人们生活的大部分时间很自然地都在户外，包括露天集会。无论卫城上的公共建筑多么辉煌壮丽，古典时代的雅典人的生活方式颇为简单。希腊人自己说：他们与东方温柔富足的人们不同，贫困是他们之所以坚毅与自持的导师。
迈锡尼时代的希腊，仰赖米诺斯人精致的文化。米诺斯人是非印欧人，曾经在克里特岛与一些爱琴海岛屿上繁衍生息，十分兴旺。它与古代近东的其他文化——赫梯、埃及、叙利亚文化——也有接触。海洋很自然地使希腊人面向相邻的航海民族，而不是居住在欧洲大陆的山地居民。希腊人对埃及与小亚细亚更感兴趣，而非马其顿尼亚（Macedonia）或伊利里亚（Illyria）。早期希腊人从这些古代文化身上学到了许多：域外的男神与女神（例如赫拉与雅典娜，后者被彻底移植过来，成为古典时代的帕特农神庙的组成部分）、奢华的艺术、音乐与诗歌。约公元前1150年，迈锡尼时代的据点纷纷陷落。当其他所有的艺术在随后的黑暗时代暂时消失的时候，诗歌却幸存下来，保存着有关伟大国王与英雄们的时代的生动记忆。迈锡尼并非被遗弃的废墟，而是富有黄金与万众之王阿伽门农（Agamemnon）的国度。青铜时代的迈锡尼文化是神话的温床，神话对于古典希腊的重要意义可谓不言而喻。在迈锡尼陷落之后的黑暗时代，源自较早时期的复杂的文化遗产得到梳理，被融会贯通。在黑暗时代末叶，实际上完成了众神体系的构建，希腊宗教的最终形式得以形成；与东方的接触得到恢复，独立的波利斯（polis，中译名为城邦）已具有了古典时代的形态。
就希腊周边文化的重要性而言，有一个具有启示意义的证据，这就是：在希腊语中，大部分乐器的名称，甚至许多诗歌形式的名称，如挽歌（elegy）、赞歌（hymn）、抑扬格（iambus），都是出自非印欧语言的外来词。无论就社会声望还是就影响力来说，诗歌与文学在希腊始终是最高的艺术。它们的一些形式如同它们的神话内容一样，最终可以回溯到这样一个时期，即：希腊人的祖先为自己找到了一处拥有居所、宫殿、壁画和音乐的世界。早期的这种与周边文化的接触，必定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用来解释希腊人取得的成就。他们的那些遥远的同族人侵入印度河流域，在那里发现了城市和神庙，迅速开启了印度的雅利安文化。最初的希腊人同样受益于接触到一些高度复杂的社会，从而依循与徜徉在北方森林里的日耳曼人（Germans）和凯尔特人（Celts）颇为不同的路线发展，而后两者在许多个世纪里更多处在原初的部落社会状态。
希腊人本身意识到他们的字母文字源自腓尼基（Phoenicia），早期建筑形式源自埃及，数学源自巴比伦（Babylon）。所有这些东西，在希腊都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得到发展，例如雕塑艺术达到了写实主义，其范围也与埃及艺术大相径庭。在数学方面，出现了对证明问题的一种异常强烈的兴趣，整个体系建立在公理基础之上。字母符号系统被完善为一种书写体，迄今一直以罗马书体的形式满足着西方世界的需求。最重要的是在艺术与社会中人的尺度与标准，这一点塑造了希腊的特征。独立的城邦是希腊的主要成就，单个人作为公民，在城邦中可以得到充分发展。这一点之所以成为可能，是因为东方的近邻——庞大的诸王国近到可以经常给希腊人以灵感与指点，却又无力征服希腊。波斯国王薛西斯（Xerexes）曾经对此进行过最后一次尝试，但未免太晚了。
希腊文化是竞争文化。每个承前启后的历史学家和哲学家都要显示出他对前人的成果有所改进。柏拉图的《对话录》是关于拼尽全力的专家与思想家们力求在论辩中占取上风的写照。在奥林匹亚和德尔斐举行的泛希腊的宏大仪典，集中于体育竞赛。当悲剧或喜剧在雅典面世之后，它们应该由专门的裁判小组来分出高下。每个城邦都力图比邻邦更卓越。
希腊文化在各方面都以其形式所具有的极其强烈的感觉为标志，这正是希腊艺术与文学对那些接触到它们的其他社会施以巨大冲击的东西。希腊建筑与城市规划在形式上的完美无缺，准确塑造雕像的自我意识，能够感受到的对每个文学类型都适用的严格确切的要求——所有这一切都在观众中培养出了一种近似苛刻的要求与颇具见识的品位。那些获得了这种品位的人——埃特鲁里亚人（Etruscans）、吕底亚人（Lydians）、利西亚人（Lycians）和西西里与叙利亚的土著居民——会发现相形之下，他们自身的本土作品未免粗俗不堪，充斥着乡巴佬气。他们能做的只是创作希腊风格的作品，用希腊文写作。其他语言失去了文学写作的功能，显然消亡了（希伯来文是个例外）。只是在罗马，人们作出了大胆决定，避开选用希腊文写作的捷径，担负起创造拉丁文学的重大任务，其成果经得起最严格的希腊标准的评判。
这种精细的审美，在很大程度上也一定可以用来解释希腊人为何未能取得更多的技术进步。甚至希腊时代晚期，像风车和螺旋桨这样的简单装置都被聪明人发明出来了，他们却未能开发出蒸汽推动的机器装置。奴隶制的存在并不能解释这一点。奴隶在希腊劳动力中只占很小一部分。希腊存在着普遍的偏好，就是追求审美的极致而非创新上的。这是一种与我们这个时代截然不同的思想。我们可以把帕特农神庙中楣上的骑手作为象征。他们在没有马镫的情况下驾驭着坐骑，具有妙不可言的美感，马具的缺乏反而增强了这种美感。但在中世纪早期发明的马镫却改变了骑兵的战斗力。
早期希腊世界已离我们而去，在时间和空间上都距我们甚为遥远。其他至今依然存在的社会在许多地方同样十分有趣，譬如早期中华文明、印度文明和秘鲁文明。不过，希腊与我们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其他社会却因历史的偶然性与我们无缘。约翰·斯图亚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说过，国王薛西斯在萨拉米斯的海战失败，作为英国历史中的事实，甚至比诺曼人的征服更为重要。这一事件使希腊社会及其特有的艺术与思想的独立发展成为可能，并通过罗马的文化传承，成为欧洲思想与艺术的先导。罗马强权及其机构征服了希腊，并压迫希腊。但战无不胜的罗马军团也把这一非凡的民族文化带到四面八方。用罗马诗人贺拉斯（Horace）的话说：“被征服的希腊把凶猛的征服者变成俘虏，把艺术带给了野蛮的拉丁人。”自那以后，希腊和罗马便一直吸引着人们的目光。欧洲始终意识到在其自身文化之前有过另外一种高级的文化，这种意识一直为欧洲思想提供着清晰而长远的视域。
希腊与罗马文化在许多个世纪里曾是欧洲文化的代名词。“古典的”一词，曾是判断其他所有事物的标准；学校和大学一门心思致力于研究古代，这在我们看来似乎颇为古怪或不合常理。我们现在几乎不可能理解这种过往的社会竟会成为判断标准的思想。但由于我们与希腊诗歌和科学仍旧存在着一脉相承的联系，因此研究希腊也是在了解我们自己。古典世界胜过其他地区的根本优势在于：只有它既与我们有亲缘关系，又与我们形同陌路。说它与我们有亲缘关系是因为，我们认识到希腊的故事与希腊人的思索与我们息息相关（安提戈涅的道德两难，原子理论，有关在山区发现的海洋生物化石表明那里曾一度处于水面之下的思想等）；说它与我们形同陌路是因为，希腊人的为人处世在许多方面与我们迥然有别。他们崇拜众多神祇，他们拥有奴隶，他们对性有不同的想法。我们注意到这是一些真人真事，我们发现这些人在某些方面是可以被理解、被认识的。认识到这一点，会有助于我们摆脱现实中的暴政；有助于我们摆脱一种假设，即我们自身的行为与思维习惯是完全不可避免的；有助于我们摆脱我们没有其他选择的思想。这正是历史所具有的解放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