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这种现象其实不奇怪。越是不平凡的人，越能做出不平凡的事，让人们去品头论足，何况对于文学欣赏，本来就是口有殊味，诗无达诂。随着时代的推移、文学观念的变迁、评论者个性和文学趣味的差异，历代对东坡词的评价的确言人人殊，但在今天，至少有几点已基本成为共识：

一是扩大词的题材。

清人周济《介存斋论词杂著》说：“北宋有无谓之词以应歌。”所谓应歌，是说词人在绣幌绮筵上创作歌词交给倚红偎翠的歌儿舞女演唱，其目的既是“聊佐清欢”，其内容不是应景便是应酬，不仅空虚而且单调，不外写男女之情，抒离别之恨，格局逼仄，气魄狭小，不仅很难表现作者自我的感情和志趣，甚至难于传达作者自我的声音——往往是以歌伎舞女的身份、用歌伎舞女的口吻而作，所谓“代言”是也。

苏词就不一样了，它突破词体久已形成的这种狭小格局，将写景、记游、说理、咏史、言志、抒怀、悼亡、送别、乡恋、友情、田园、国事、咏物、谐谑等等内容纳入词中。清人刘熙载《艺概·词曲概》称其“无事不可入，无意不可言”，虽然有些夸张，却正反映出苏词内容前所未有的丰富与充实。在这些丰富而充实的内容中，词人完成了多方面自我情志的抒发、自我形象的塑造，完成了词史上由模拟歌伎舞女声口的“代言”向直抒胸臆的“立言”的转变，完成了由情感内涵的“共性化”向“个性化”的转变。这其中虽然也存在“应歌”乃至“应社”（同上周济语，指在文人聚会时作词以记一时雅兴）的成分，但总体上确实是出以个人的真情实感，亦归于个人的真情实感。金代文学家兼文学批评家元好问这样说：“自东坡一出，性情之外，不知有文字。”（《新轩乐府引》，《遗山先生文集》卷三六）清人陈廷焯也说：“东坡之词，纯以情胜，情之至者，词亦至。”（《白雨斋词话》卷一）都是一语中的的评价。

二是突破词的音律。

词在五代和两宋是一种合乐文学，就是说，是一种可供演唱的歌词。诵读苏词，我们可以感受到一种顿挫错落的节奏感和往复回旋的情感美，但从音乐的角度来看，为了更方便地拓展题材，更自由地表达思想，苏词普遍存在不太顾及配乐而歌、不受词乐束缚的特点。有足够的史料表明，苏轼不是不懂音律，他的词作间或也有合乐可歌者，但更多的是不合乐律的作品。关于这一点，他的门人晁补之称：

东坡词，人谓多不谐音律。（《能改斋漫录》卷一六载）

后来的李清照（见前引）及陆游（见《老学庵笔记》卷五）对此都有所述及。词乐在南宋后逐渐失传，以至于词到后来完全成了脱离音乐的案头文学，因而这些当时人的论述就成了最可信的证明。我们在苏词中也偶能看到乐句与文句不相符合之处，如《水龙吟·次韵章质夫咏杨花词》末三句“细看来不是杨花，点点是、离人泪”，按律当作五、四、四；《念奴娇·赤壁怀古》“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按律当作四、五。这些或许正可看成他主文不主声遗留下来的痕迹。

三是创新词的体制。

体制是为内容服务的，内容发生变化，体制亦必随之。

苏轼对词的语言加以改革。为内容的革新与开拓所决定，苏词的语言也一改“花间”词人径小质轻、镂金错采的面目，以前人诗句入词，以口语、佛语、成典、四部语等入词，大大扩大了词体语言使用的范围，使之呈现出前所未有的丰富性。他的许多词在章法上不合上景下情的成规，句法上笔力雄劲，戛戛独造，“寓以诗人句法”（借用宋人汤衡《张紫微雅词序》评“元祐诸公”语，《于湖先生长短句》卷首，《武进陶氏涉园续刊影宋金元明本词》本）。在他之前，词题词序偶或见之，从他开始大量使用词题词序，这是因为他的词题材多样，反映面广，远非唐末五代缘调而赋或宋初人的单一内容可比，必须加上短题长序，与正文相互补充发明。他还将集句这种诗歌中的形式用于词中，又发明隐括词，将前人或诗或文略加改动而为词作，如《水调歌头》“昵昵儿女语”隐括韩愈《听颖师弹琴》，《哨遍》“为米折腰”隐括渊明《归去来兮辞》。凡此种种，都是将词当作诗文之一体来自由发挥的表现。

四是改变前此婉约一体笼罩词坛的局面，风格呈现多种多样的面貌。

词在隋唐之际的草创时期，风格不只是婉约，甚至不以婉约为主。但自晚唐、五代开始，在文人词家的手中，出现了以“花间”、“南唐”为代表的高峰，形成了“侧艳”的内容和“婉约”的词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词坛都是沿着这条道路发展，因而被看作“正宗”。

婉约是能够充分体现词体“要妙宜修”特质的一种风格，但如果画地为牢，限于婉约的藩篱裹足不前，就不利于词这种文体的发展。在婉约词风盛行的时代，一直有不少作家尝试着各种各样的创新，到了苏轼，这种创新便达到了新的阶段，也取得了更大的成就，这主要指他创立了与婉约相对立的豪放词风。

风格不是一个实体，是题材、情感、语言、声律、体制综合形成的整体效果。正因苏轼在上述诸方面的开拓创新，其风格必然迥异乎传统本色当行词的婉约一路。这种风格，前人多以“横放”、“豪放”称之（见宋赵德麟《侯鲭录》卷八引黄庭坚、陆游《老学庵笔记》卷五、沈义父《乐府指迷》等），其中最著名的是明人张綖的一段话：

按词体大约有二：一体婉约，一体豪放。婉约者欲其辞情蕴藉，豪放者欲其气象恢弘，盖亦存乎其人。如秦少游之作多是婉约，苏子瞻之作多是豪放。（国家图书馆所藏明游元泾校刊《增正诗馀图谱》凡例后所附按语）

说“词体大约有二”，说明词之体（风格）不止于婉约和豪放，这是完全正确的；说“苏子瞻之作多是豪放”，却有些问题。豪放是相对于婉约而言的，并无一定的尺度，但拿一般标准来衡量，东坡词称得上豪放的，在他全部词作中实在只是少数。那么为什么是他而不是别人被称为豪放派的开创者和代表者呢？这是因为他的豪放词数量虽然不多，却最具度越恒流的鲜明个性和高度成熟的艺术风格，在后世的影响也最大。

另外，他的词作中还有与豪放不尽相同，与婉约又迥乎相异的一派，就是王鹏运所说的“清雄”（《半塘手稿》：“苏文忠公之清雄，敻乎轶尘绝迹，令人无从步趋。”）或王国维所说的“超旷”（《人间词话》：“东坡之词旷，稼轩之词豪。”）。

宋人王灼称东坡词：

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弄笔者始知自振。（《碧鸡漫志》卷二）

胡寅称：

眉山苏氏，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宛转之度，使人登高望远，举首高歌，而逸怀浩气，超乎尘垢之外。（《向芗林〈酒边集〉后序》，《斐然集》卷一九）

清《四库全书总目·东坡词》称：

词自晚唐五代以来，以清切婉丽为宗，至柳永而一变，如诗家之有白居易；至轼而又一变，如诗家之有韩愈。

以意逆志，他们所指就是上面所说豪放、清雄、超旷这几类词作，像《江城子》（老夫聊发少年狂）、《念奴娇》（大江东去）、《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八声甘州》（有情风万里卷潮来）、《水调歌头》（落日绣帘卷）、《念奴娇》（凭高眺远）、《归朝欢》（我梦扁舟浮震泽）等，都是其中突出的代表。

同时，东坡也有许多其他风格的词作，或幽峭，或俊逸，或高古，或韶秀，堪与传统婉约大家相颉颃的声情并茂之作亦复不少。清人王士禛因《蝶恋花》（花褪残红青杏小）一词而感慨：

恐屯田（柳永）缘情绮靡，未必能过。孰谓坡但解“大江东去”耶？（《花草蒙拾》）

贺裳评《浣溪沙》（道字娇讹苦未成）“彩索身轻长趁燕，红窗睡重不闻莺”二句：

如此风调，令十七八女郎歌之，岂在“晓风残月”之下。（《皱水轩词筌》）

不过东坡的这种缠绵芳菲之作与传统的婉约词相较，未尝没有自己的特点，概乎言之，就是内容上尘俗的成分减少，情感的成分增加；艺术上浓艳的成分减少，温雅的成分增加了。

以上四点是苏词的特色，也是苏词对于词史的创革与贡献。这些创革与贡献，是在作者“以诗为词”（语出苏门六君子之一的陈师道《后山诗话》）的指导思想下产生的，是他有意打破词“别是一家”（李清照《论词》）的正统观念，将词当作“长短句诗”（《与蔡景繁书》）来创作的产物。胡适曾将词分作“歌者之词”、“诗人之词”、“匠人之词”（《词选·前言》），苏东坡词由于这些创革和贡献，获得了“诗人之词”的称号。

苏词在词史的地位非常突出，这不仅因为他词体创作的总体成就，也因为他革新词体给词坛带来的震荡，在词学界引起的争议。他“以诗为词”，有意追求诗词合流，目的在于“尊体”，即将词在当时普遍为人轻视的“小道”、“诗馀”的地位，提高到与诗相等的地位，确实也在相当程度上解放了词体，为词坛带来了新气象。但他的这种做法，难免损害已为大家普遍接受的词体特有的素质，或多或少减弱词体独具的韵味。加上他天分充盈，心性洒落，“每事俱不十分用力，古文书画皆尔，词亦尔”（《介存斋论词杂著》），词作中明显存在率意之处和游戏之作，这便与他“尊体”的目的恰成对立。从东坡同时起，历代有人从注重文体特性的角度提倡文体独立，反对“诗词合流”，上节所引针锋相对的两种观点，有些就是因此而产生，不是没有道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