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声华早著（701—721）

王维（701—761），字摩诘，祖籍太原祁（今山西祁县），其家自父处廉开始，迁居于蒲（今山西永济）。王维的父亲官终汾州司马，具体的生平事迹已经难以考知，大概在王维很小的时候，他就离开了人世。王维的母亲崔氏笃志信佛，这对王维产生了很深的影响。这一点我们在后面介绍王维与佛教的关系时，还要进一步谈到。王维的家庭，对他的仕进，不可能提供有力的支持，在当时看来，他属于门第孤寒的士子。

大约在十五岁前后，王维和弟弟王缙离开了家乡，在西京长安和东都洛阳活动。由于他才华出众，迅速受到两京之地的高门贵戚的欢迎。《新唐书》本传上说“豪英贵人，虚左以迎。宁、薛诸王待若师友”，这对他的仕进无疑是很有帮助的。唐代社会虽然实行了科举制，但保留了很多的贡举色彩，就是士子在考试和录取的过程中，需要有地位的人的推荐。如果推荐者很有权势和影响力，及第的希望就大大增加。王维于开元七年（719）在长安参加京兆府试，据《太平广记》引《集异记》记载，当时岐王带他去拜见一位公主，“维妙年洁白，风姿都美，立于行。公主顾之，谓岐王曰：‘斯何人哉？’答曰：‘知音律者也。’即令独奏新曲，声调哀切，满座动容。公主自询曰：‘此曲何名？’维起曰：‘号《郁轮袍》。’公主大奇之。岐王因曰：‘此生非止音律，至于词学，无出其右。’公主尤异之，则曰：‘子有所为文乎？’维出献怀中诗卷呈公主。公主既读，惊骇曰：‘此皆儿所诵习，常谓古人佳作，乃子之为乎？’因令更衣，升之客右。维风流蕴藉，语言谐戏，大为诸贵之钦瞩。岐王因曰：‘若令京兆府今年得此生为解头，诚为国华矣。’公主乃曰：‘何不遣其应举？’岐王曰：‘此生不得首荐，义不就试，然已承贵主论托张九皋矣。’公主笑曰：‘何预儿事，本为他人所托。’顾谓维曰：‘子诚取解，当为子力致焉。’维起谦谢，公主则召试官至第，遣宫婢传教，维遂作解头，而一举登第矣。”这个有名的故事，经过当代学者的考证，基本可以论定是出于传闻附会，但其中所反映的王维深得豪右欣赏，并在仕进中受益于此的情况，无疑有它的真实性。

从初入京城，到顺利及第，王维生活在长安的这几年，是开元诗坛进入高潮的先声阶段。开元十年以后，被唐玄宗称为“一代词宗”的张说回到长安，他标举开朗健举的诗风，并且以自己的权力奖掖提拔了一大批著名的文人。开元十四、十五年严挺之知贡举期间，储光羲、崔国辅、綦毋潜、王昌龄、常建均在其选拔下及第。开元诗坛逐渐出现第一次创作高潮。王维入仕后不久即被贬官离京，他在长安活动的时期，主要是开元十年以前的几年时间，这一时期，他主要游历于宁王、薛王、岐王等豪戚之门，其创作也带有一些值得注意的特点。

由于经常出入豪右贵戚之门，王维在这一期间写了不少应制之作，其中《从岐王夜宴卫家山池应教》、《从岐王过杨氏别业应教》，都留下隽永的诗句。应制诗的写作受到很大束缚，这部分作品不能代表他的成就，但可以反映出他出众的才华。

盛唐时代，随着音乐艺术的极大繁荣，歌诗传唱之风也十分兴盛，宋代女词人李清照在她的《词论》中说：“乐府、声诗并著，最盛于唐开元、天宝间。”所谓歌诗，就是可以配乐演唱、配舞表演的诗。唐诗中有许多作品，都是可以入乐入舞的歌诗，而创作歌诗的风气，在盛唐时代尤为兴盛。唐玄宗本人就精通音律，他可以亲自度曲、制辞。他亲自教授梨园弟子演唱歌舞，经常举行大规模的宫廷娱乐活动，使歌舞宴饮之风盛极一时。在他的影响下，当时长安、洛阳一带的豪右贵戚也无不好尚歌舞宴饮。这种社会风气，对歌诗的创作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王维本是诗乐兼擅的天才，在这种风气中，他的歌诗创作也十分引人注目，如他的《息夫人》，被人用《簇拍相府莲》的曲调来歌唱（《乐府诗集》卷八十），《从岐王过杨氏别业》本是一首五律，被人截取了前四句，用《昆仑子》的曲调来演唱（同上）。在开元、天宝年间，王维创作了大量可以配乐演唱的声诗（参见吴相洲《唐代歌诗与诗歌》第88—104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他这些作品充分体现了开元、天宝时期的艺术趣尚，以至于成为人们心目中开天盛世的象征。据宋计有功《唐诗纪事》记载：“禄山之乱，李龟年奔于江潭，曾于湘中采访使筵上唱云：‘红豆生南国，秋来发几枝。劝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又：‘清风明月苦相思，荡子从戎十载余。征人去日殷勤嘱，归雁来时数附书。’”在座的人听了，无不勾起对往昔盛世的回忆，大家一起向着唐明皇避难所在的西蜀之地，叹息垂泪。李龟年是开元、天宝时代最负盛名的歌手，他和王维有很默契的合作关系，据明彭大翼《山堂考索》征集一五记载：“开元中，李龟年制《胡渭州》曲云：‘杨柳千寻色，桃花一苑春。风吹入帘里，唯有惹衣香。’王维笑其不工，自是龟年制曲，必请维为之。”至于王维的《送元二使安西》，谱入音乐后，成为人人传唱的“阳关三叠”。

王维早年还创作了一些优秀的歌行作品，如我们在后面要介绍的《洛阳女儿行》、《桃源行》、《燕支行》等。这些作品虽然是诗人的少作，却已经展现出相当高的造诣。歌行这种体裁，最早出现于汉代，在初盛唐走向兴盛。初唐的歌行或者以回环复沓的章法，展示声韵的流转之美；或者以铺排对偶的笔致，追求骈赋化的铺叙效果。王维早年的歌行，在继承初唐歌行的同时，也出现了新的变化。他不再追求长篇铺叙的骈赋效果，句式也不以对偶为重，篇幅趋向短小，但诗作的神情更为突出和鲜明，如《洛阳女儿行》中刻画洛阳女儿内心的空虚寂寞，用笔精到，神情逼现；《桃源行》中描绘桃花源恍如仙境的美丽飘渺，笔工如绘；《燕支行》刻画武将出征的威武气势、豪迈气概，神气淋漓。在经历过人生挫折之后，他还创作过《不遇咏》、《老将行》、《夷门歌》等脍炙人口的作品，句式跌宕，感慨深长，已经完全走出初唐歌行的格局，显示出盛唐歌行的独特魅力。王维早年初入长安，就接连创作了《洛阳女儿行》等优秀的歌行作品，这种创作兴趣大概与崔颢等人的影响有关。王维初入长安后，与崔颢、卢象等人交游甚密。崔颢十分喜爱七言的创作，他的歌行在铺排中融入明快俊捷的气质，极大地增强了歌行的抒情特质。王维的艺术才华远在崔颢之上，但他早年对歌行的浓厚兴趣，以及创作歌行的独特艺术追求，都依稀可以看到崔颢等人的影响。

一个诗人，他早年所处的创作环境，以及他对这个环境的反应方式，对于我们理解他一生的创作道路，有重要的意义。王维进入长安后，在长安这个大环境中，积极呼应其间的诗歌风尚，用自己的天才，创造出优秀的作品，成为这些风尚的最好的表达。终其一生，王维艺术上的成熟，不是在抗俗的狷介中形成，而是在敏锐地感受时代风尚的过程中，形成自己的艺术个性。这一点，从他早年的创作特点，就可以略见端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