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对元代西藏史的研究或本应该就是“大元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不但从地域范围来看，它属于“大元史”或者“新清史”家们所主张的欧亚或者内亚地区而不是中国历代王朝统治的中心地区，而且对它的研究必须借助藏语文历史文献，而借助蒙古、波斯、阿拉伯、藏文等非汉语文文献资料来研究蒙元时代的历史也正是“大元史”与传统元史研究相区别的一个重要内容。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元代西藏史的研究不管是在西藏学界，还是在蒙元史学界，都一直是一个相当热门的课题，也陆续出现了不少优秀的学术成果。但是，迄今为止出现的这些学术成果绝大部分都还停留在对这段历史本身的精益求精的传统的学术研究上面。近十余年来，大量有关西藏某地方／家族的藏文历史和宗教文献渐次被译介了出来，它们极大地丰富了我们对这段历史的知识和了解。可是非常令人遗憾的是，虽然时下常常可以听到有人对元代西藏史作这样或那样的解释、叙述，但通常他们都是由先入为主的观念出发，信口开河，以至危言耸听，他们多半无视中外学者们近几十年来对大量第一手的藏文历史文献的发掘和研究所取得的丰硕成果。迄今为止，我们还很少见到有人细致地观察过当时代（中世纪）藏族佛教史家们自己对这段历史的认识和解释。也就是说，在我们所关注的这个问题上，我们根本就没有听到那个时代西藏人自己发出的声音，这显然是今日蒙元时期西藏历史研究中一项亟待补救的缺陷。如前所述，今人若要知道蒙元时代及稍后的西藏史家们对元朝的历史定位和对蒙古大汗与西藏喇嘛之关系究竟持何看法，就必须广泛地阅读那个时代之西藏僧众／史家们留下的大量的第一手的藏文著作，必须对它们进行细致的文本分析和研究，以得出符合历史真实，且对理解现实的矛盾、冲突有启发意义的学术成果。

蒙元统治西藏时期，正是西藏史学书写传统最终形成，并迅速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这一时期，西藏与中原之间的交通和交流畅通、频繁，藏传佛教高僧与汉族士人之间可以进行直接和深入的互动，以致大量诸如新、旧《唐书》一类的汉文历史文献于此时均被翻译成藏文传世，这显然对西藏史学书写传统的形成和发展有过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藏文历史书写传统的最终形成或可以推搽里八万户长大司徒公哥朵儿只（Tshalpa Kun dga’ rdo rje, 1309—1364）的《红史》（Deb ther dmar po）、沙鲁派创始人布思端辇真竺（Bu ston Rin chen grub,1290—1364）的《布思端教法源流》（Bu ston chos ’byung）和萨思迦派名僧最妙上师锁南监藏（Bla ma dam pa bSod nams rgyal mtshan, 1312—1375）的《西藏王统记》（rGyal rabs gsal ba’i me long）这三部不同体裁的西藏最有名的历史著作的出现为典型代表，它们均成书于我们所关注的这个时代。也就是说，在14世纪中、后期，藏文历史书写形成了以“史册”（debther）、“教法源流”（chos ’byung）和“王统记”（rgyal rabs）为体裁的固定书写格式，其主要内容则定格为当时代藏族史家视野所及的一部世界佛教史，它们记载的多为围绕佛法形成、传播之历史而展开的印度、吐蕃、汉地、于阗、西夏、蒙古王统，以及吐蕃前、后弘期藏传佛教教法史。在这样固定划一的史学书写传统中形成的藏文史著，虽然数量巨大，但其内容千篇一律，大同而小异，西藏历史经受了一次彻底的佛教化过程，藏族史家于此似乎已经没有很多可以自由发挥的空间。

图2-3 四川民族出版社所出版《汉藏史集》藏文本

值得庆幸的是，在这个时代出现的数量巨大的藏文历史和宗教文献中，有一部直到20世纪80年代开始才广为人知的藏文史著——《汉藏史集》（rGya bod yig tshang），它令人意外地为我们目前所关心的这两个主题提供了很多极有参考价值的资料。《汉藏史集》写成于1434年，作者达仓宗巴·班觉桑布（sTags tshang rdzong pa dPal ’byor bzang po）的生卒年不详，但显然熟知元、明二朝更替的历史故实，他从一位西番僧人的角度，对元朝及其于西藏的统治做了十分独特的观察、评述和总结；我们今天可以通过他留下的这些相对而言比较原始的记载，大略看出当时代藏族史家对元朝在中国历史上的定位的基本看法。班觉桑布显然应该是一位属于萨思迦派的佛教史家，他当时能够接触到与蒙元朝廷关系十分密切的萨思迦派寺院或上师们所收藏的大量蒙元朝廷与西藏地方交涉的档案文献资料，故《汉藏史集》中保留了大量不见于后世其他历史著作中的最珍贵的第一手藏文历史资料，有些还是对当时翻译成藏文的元朝官方历史文献的摘引。

更为难得的是，《汉藏史集》虽然没有完全脱离当时业已成为藏文史学书写传统之定式的这种“王统记”和“教法源流”类的历史书写模式——见于《红史》和《西藏王统纪》中的相对一致和固定的内容也多见于《汉藏史集》之中，但与它们不同的是，《汉藏史集》在这类常规的内容之外，还名副其实地以“史集”（yig tshang，文书、档案库）的形式，异乎寻常地保留了大量不见于其他同时代藏文历史著作中的相对纯粹的第一手的世俗历史文献资料，其中有些是直接从元朝之汉文诏告、典籍中翻译过来的档案文献，它们对元朝廷在西藏之施政措施，如括户、设立驿站和开展军事行动等都极为罕见地保留了相当详细的纪录。此外，它对当时西藏之各个教派、家族的历史也都分别从宗教和世俗两个方面分不同的章节来进行叙述。可以说，《汉藏史集》是同时代出现的所有藏文史著中资料最为丰富和广泛的一种，是我们今天研究蒙元时代西藏历史的一部最重要的藏文文献。事实上，Petech对元代西藏史的精湛研究一大半就是建立在对这部重要藏文历史文献的翻译和研究之上的，他所利用的另一部重要的藏文历史文献是元代伯木古鲁派万户长、大司徒赏竺监藏（Byang chub rgyalmtshan）的遗嘱《朗氏家族史》（rLangs kyi po ti bse ru）。于所有藏文历史文献中，体裁、写法或可与《汉藏史集》媲美的只有五世达赖喇嘛的《西藏王臣记》（Bod kyi deb ther dpyid kyi rgyal mo’i glu dbyangs），后者同样不拘格式，也从世俗历史的角度对当时代西藏很多地方势力之历史的基本情况做了相对仔细的描述。与五世达赖喇嘛的《西藏王臣记》不同的是，《汉藏史集》的作者没有像五世达赖喇嘛一样，把他自己强烈的主观意志和当时代视角加入他笔下所描述的历史故事之中，从而对西藏的历史做了符合他自己利益的全新的叙述和解释。

本章将试图通过阅读《汉藏史集》这个藏文文本，借助作者所代表的当时代西藏僧众的眼光，来考察中世纪藏传佛教史家对蒙元王朝之历史定位和对蒙古皇帝与西藏喇嘛之间的关系的理解和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