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蒙元史研究与蒙元历史叙事的建构

一

20世纪90年代初，当我在德国波恩大学读书的时候，曾经读到过一本书，它的主书名叫作《十三世纪西方蒙古形象的来源与影响》（Ursprung und Ausprägung des Abendländischen Mongolenbildes im 13. Jahrhundert），而其副书名是《［欧洲］中世纪思想史的一个尝试》（Ein Versuch zur Ideengeschichte des Mittelalters），这本书是亚琛（Aachen）工业大学哲学系1990年度的一篇博士论文，由德国著名的东方［亚洲］研究出版社Harrassowitz Verlag于1993年出版，作者是Axel Klopprogge。记得这本书出版后得了奖，获得了很多好评，故引起了我的注意，当时读了以后觉得很受触动和启发，至今记忆犹新。这本书的主题讲的是欧洲人是如何期待、理解和接受蒙古西征，或者那个被人称为“蒙古旋风”的历史事件的。蒙古对欧洲的征战发生在1241年，延续时间不长，蒙古西征最远点也不过是达到了波兰和德国边境地区的Liegnitz和Schlesien，于此逗留的时间一共也不到两周，果真是一场转瞬即逝的风暴，可它在欧洲思想史上却留下了长期和深刻的影响。

图1-1 《十三世纪西方蒙古形象的来源和影响：中世纪思想史的一个尝试》（HarrassowitzVerlag,1993）

这本书的作者提出对蒙古西征历史的研究应该分为两个不同的层面，一个层面是研究当时具体发生了什么，蒙古西征究竟是怎样的一个历史过程，但这显然不是作者这本书要关注的重点，对它的研究需要比他更专业的蒙古史学家来完成；而另外一个层面则是研究当时欧洲人是如何期待、理解、解释，甚至是设计了蒙古西征这一历史过程的，以及蒙古西征在欧洲思想史上带来过什么样的影响。这正是这本书的作者所要关注的重点。这个层面的“历史”研究跟作为一场军事行为的蒙古西征本身关系不大，它基本上属于欧洲思想史研究的范畴。作者的研究表明，令人觉得非常不可思议的是，早在蒙古西征这一历史事件实际发生以前，欧洲已经出现了各种各样有关蒙古人的传说，事实上欧洲人早已经期待着鞑靼人（蒙古人）某天真的会在欧洲出现，并帮助基督徒们来惩罚和消灭异教徒，甚至征服全世界。所以，当时代的欧洲人对这场旋风式的蒙古西征的历史的描述基本上是按照他们自己的期待、想象和设计来完成的，它们与那一实际发生的历史事件及其过程严重相脱离，这是在欧洲中世纪思想史的结构中来重现和讲述的一个蒙古西征的故事。

与欧洲人对蒙古西征的想象和设计紧密相关的另一个在中世纪欧洲思想史上具有深远影响的事情是自12世纪开始曾经在欧洲广泛流传的一个有关约翰长老的王国（TheKingdom of Prester John）的故事。这是一个纯粹由好事的基督教教士捏造出来的故事，表达的是他们希望联合来自东方的力量来消灭威胁到他们的异教徒穆斯林的愿望。这个故事说，在遥远的东方存在有一个非常强大的基督教王国，它的领袖是约翰长老（Presbyter Johannes，或称Prester John），他是七十二个国家的君主的君主，统治着东方所有广大的地方，有朝一日他将率领他势不可挡、强大无比的军队打回西方，以帮助他的西方基督教兄弟们去消灭异教徒穆斯林们。这个传说在当时的欧洲流传非常广泛，所以，即使像马可波罗这样少小离家、没有多少文化的商人，显然也已经受到了这个故事的深刻影响。在由他叙述的东方游记中，马可波罗可以对他司空见惯的那些真实的东方故事忽略不谈，却对约翰长老和他的王国念念不忘，曾经多次提到，因为他清楚地知道与他同时代的西方读者们大概不会对那些完全超越了他们想象范围的中国故事，如中国有万里长城或者中国女人裹小脚等等有很多的兴趣，却十分期待能够从他那里听到更多他们早已经耳熟能详但亟待证实的事情，例如这个关于约翰长老的故事。以往曾有不少历史学家非常用心地去考证这位约翰长老到底是谁，他的王国到底应该是在印度、蒙古、中亚或者埃塞俄比亚等等，而在专门研究《马可波罗游记》的中外学者中，也有一些人很关心马可波罗所说的这位国王到底是指成吉思汗还是克烈部的王罕。考证来考证去，却不知道或者忘了，这位约翰长老就像西方人一直觉得东方世界有而他们所没有的一种“独角兽”（unicorn）一样，本来就是一位虚构出来的人物。对约翰长老及其王国的研究与蒙古史或者东方史完全没有关系，它理所当然地也应该是中世纪欧洲思想史的一部分。

读《十三世纪西方蒙古形象的来源与影响》这本书的时候，我正随导师Klaus Sagaster先生阅读德国学者整理出版的多种欧洲传教士们留下的蒙古行记，同时也正被“约翰长老的王国”这个故事深深地吸引，曾花了不少时间去搜罗有关这个传奇的各种学术的和非学术的作品，想彻底搞清楚这个故事的来龙去脉。而整个这段有趣的读书过程，使我对蒙元史研究的观念产生了很大的转变和影响，开始注意到蒙元史研究不管是论其内容，还是论其方法，原来都比我以前所理解的要丰富、广阔和复杂得多，它至少应该从两个或者多个不同的层面、维度或者视角来展开，同时也开始认识到蒙元史不只是中国古代历史的一个组成部分，蒙元王朝曾经是一个跨越欧亚的大帝国，它连接了东西方世界，打破了原有的以欧洲或者以汉文明为中心的世界格局，所以，它的历史既是中国古代历史的一个组成部分，同时也可以是欧洲历史，或者世界历史的一个组成部分，对它的研究不只是一些蒙元史学家们在做的事情，也可以是欧洲思想史家们所研究的主题。还有，以前我觉得历史研究最基本和最重要的任务是对具体的历史事件、事实的考证和重建以及对历史事件发生的年代顺序的建构，而比较忽略如何对自己所研究的这段历史用某一种故事的形式作整体地叙述和再现（presentation and representation），现在则开始明白从揭露历史的事实（facts）到形成一种历史的叙事（historical narrative）之间有一个十分精致和微妙的转换过程，而历代史学家对历史的研究往往不是一个简单地寻找历史资料和发现历史事实的过程，而是一个不断地对它进行重塑的过程，他们采用哪一种叙事形式来表述和重现某一段历史，通常都与史学家们当时所处的时代的现实关心有关，体现出历史研究与当下现实社会和文化的联系，以及它对于当下的价值和意义。

图1-2 “忽必烈接受威尼斯商人的礼物”（欧洲中世纪手稿彩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