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从叶利尼亚到列宁格勒——朱可夫的崛起

一、叶利尼亚之战

朱可夫其人

格奥尔吉·康斯坦丁诺维奇·朱可夫，苏德战争中崛起的红色战神，未来的“胜利的象征”。这位红色军队最具影响力的未来的元帅，于1896年12月2日（俄历11月19日）出生在莫斯科西南卡卢加省一个穷鞋匠家庭，其家庭背景可谓“根正苗红”，而且有着和苏联领袖斯大林相同的出身——他们都是鞋匠的儿子。

两人的共同点还不仅仅局限于此。和斯大林一样，朱可夫也具有惊人的毅力和魄力，这无疑首先来自于他虽然穷困但却生命力顽强的父母：父亲康斯坦丁·安德烈耶维奇，一个不知道父母身处何方的孤儿，8岁就开始作为学徒谋生；母亲路乌斯金妮娅·阿尔捷米耶芙娜，一个据说力气很大，能够轻松地扛着5普特（1普特≈16.38千克）粮食走很远的劳动妇女。他们艰难辛苦的生活不可能不对儿子产生巨大的影响。

朱可夫本人的经历无疑最终形成了他鲜明的个性。1915年8月7日，已经熬过老板的毒打，从学徒升格为毛皮匠助手的19岁的朱可夫，应征入伍，成为一名骑兵——一个很受斯大林青睐的“浪漫兵种”，虽然他们必须比不怎么浪漫的步兵晚睡一小时，早起一小时，并且要接受更为严格的训练。

但朱可夫不仅在这种训练中表现合格，还成为了一名军士。这一职务对他后来的军事生涯无疑有着巨大的帮助——一般来说，军士都是沙俄军队的精英，在多数情况下，他们要比军官称职得多。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场上，朱可夫经受了最初的实战考验，并且获得了两枚乔治十字勋章，其中一枚据说是奖励他俘获了一个陪着女友散步的德国军官。

十月革命爆发后，昔日的穷孩子朱可夫理所当然地加入了红军，并再次重操旧业，在“伟大的红色骑手”布琼尼手下充当骑兵。内战结束后的1920年，朱可夫被送往骑兵训练班学习，1925年又毕业于骑兵指挥员进修班，1930年再毕业于高级首长班。经过一战、内战的实战考验以及职业军官训练后的朱可夫，终于成为了一名职业军人，并且不是一名和党貌合神离的前沙俄“军事专家”，而是一名布尔什维克党一手培养出来的“红色指挥员”。

朱可夫在红军中官运亨通。1928年他被任命为萨马骑兵第1师第39团团长，而且正如他自己所说，是团的单一首长，也就是说，将部队“军事、政治、行政管理以及后勤工作的全部权力和责任集中在指挥员一人手中”。而在1925年以前，为了限制“军事专家”们的权力，一切命令必须由部队主官和政委共同签字才能生效。但在1925年以后的一段时间内，对新一代“红色指挥员”充分信任的苏共一度给予他们完全的指挥权。

但对朱可夫来说，担任这一职务的意义还远不仅仅于此，更在于在此期间他的部队被用来试验新型的坦克团编制。另一个试验坦克团的团长，是在《东线》第一卷提到的巴甫洛夫大将。他们两人的任命据说是在斯大林本人的亲自过问下发出的。担任试验坦克团团长的经历，无疑使朱可夫和这个在未来的苏德战争中将起决定性作用的兵种结下了不解之缘。昔日的俄国龙骑兵军士从此以后将用铁甲的战马驰骋于战场。

大清洗前后的朱可夫继续在权力的阶梯上步步高升，从骑兵旅旅长、骑兵监察部助理、骑兵第4师师长、骑兵第3军和第6军军长，一直升到白俄罗斯特别军区副司令。还有传闻说朱可夫也曾被派到中国给蒋介石当顾问，但恐怕是和崔可夫搞混了（这两个名字在俄国以外经常被混为一谈）。

但到了1939年春天，清洗的阴影也笼罩在朱可夫身上。就在这命运攸关的时刻，风云起伏的远东形势救了朱可夫。在中苏、中蒙边境地区，日本关东军和苏联远东部队的冲突日益频繁，最终在诺门坎地区酿成了军师级的大规模战争。1939年6月，朱可夫来到蒙古前线，迅速着手组织对付日本陆军第23师团——关东军新组建的三步兵联队单位师团。

这是朱可夫指挥的第一次大规模战役。他充分体现了后来广为人知的指挥风格。战役前，他在后勤地理条件并不理想的前提下，竭尽全力集结起一支人数、装备都大大超过对手的大军，而且建立起了令关东军参谋们后来羡慕不已的弹药储备。在战斗中，他将不容置疑的意志毫无保留地贯彻给他的部下，铁石心肠地驱使他们顶着日本人疯狂的顽抗，不计伤亡代价地向前猛冲，并近乎冷酷地把那些不能完成任务的部下撤职甚至就地处决。日本人都为苏联人这种毫不留情的军法措施感到大为吃惊。

在朱可夫的5万多兵力、823辆坦克装甲车和600多门火炮迫击炮的猛烈打击下，日本陆军第23师团在短短几天内遭到了毁灭性打击，参战兵力损失73%。但是，这场胜利的军事价值却被过分夸大了。俄国人几乎拥有一切优势：兵力比关东军更多；坦克飞机大炮的数量优势达到了压倒性的规模。地形也对苏军极为有利：和在狭窄的林海雪原展开的苏芬战争不同，诺门坎之战发生在一片荒芜的开阔草原上，朱可夫可以尽情展开大规模坦克攻击，占据高地的苏联强大炮兵可以轻易压制住日军。日本人却没有芬兰军队那样的坚固边境堡垒，只能在无遮无掩的荒草上临时挖掘野战掩体。关东军唯一的优势是，地理上，他们可以更容易获得物资补给。但这也仅仅是地理上的可能性。事实上，深陷中国战争的日本陆军上层，从一开始就不愿意也无能力为关东军提供有力支援。而通过佐尔格间谍集团洞悉这一切的苏联，却不惜血本投入了大量军队和物资。于是，关东军仅有的这点优势也没起到任何作用。尽管如此，俄国人为了赢得这次胜利所付出的代价也相当沉重，人员伤亡甚至比日军更大。朱可夫倚重为主力的机械化部队，也在并不强大的日本炮兵机动灵活的抵抗下损失惨重，丧失了几百辆坦克。这证明苏军的战术缺陷依然相当严重。即使朱可夫也无法克服这些缺陷。

但这一切在当时被遮掩了起来。外界只知道俄国人赢了，却无从得知苏军损失惨重的真相。这一胜利给斯大林带来的政治和战略上的好处是实实在在的：事实上，这是大清洗后，红军在苏德战争爆发前表现最出色的一仗，给士气低落的官兵们注入了一剂兴奋剂。外交上，可能还为当时进行着的苏德谈判增添了一点点筹码。更重要的是，这一仗确立了日本人对苏军的心理劣势。本来就因为中国战局而被束缚住手脚的日本，更不能对苏联构成威胁——但另一方面，作为诺门坎之战的后遗症，苏德战争期间，苏联始终坚持用比诺门坎冲突时更庞大的军队与关东军对峙。这也是因为俄国人内心对日本人依然相当忌惮，诺门坎之战日军的强悍战斗力，反而强化了这一心理。

在苏联体制下，如此复杂的政治问题并不需要军人过分操心。朱可夫也不例外。他个人在诺门坎之战中的指挥风格，处处体现出他酷似斯大林的惊人毅力和不计代价的惊人冷酷。如果说后来的德国海军司令邓尼茨是希特勒的年轻化身，那么朱可夫无疑也是斯大林在红军中的年轻化身。诺门坎的胜利使斯大林看到了这一切。这为朱可夫的平步青云铺就了道路。

1940年6月，朱可夫被晋升为大将，并成为红军最重要的基辅特别军区司令。1941年1月，朱可夫又被任命为苏军总参谋长。此后到他“触怒龙颜”前，一直担任该职。这个职务或许不怎么适合他，也使他的作战指挥才能在苏德战争初期无法充分发挥。

从这个意义上说，1941年7月底，斯大林将他从总参谋部赶出来，派到前线指挥方面军倒是成全了他。现在，朱可夫又可以施展他的那套“斯大林式”的指挥风格去取得胜利。当时红军的一切都被说成是“斯大林式”，但却没有一个像用到朱可夫身上那样贴切。

而这些胜利，正如前面所说，是斯大林的红军在遭受基辅惨败的黑暗时刻，仅有的一点亮色。

叶利尼亚突出部

朱可夫首先被派往中部战区，担任预备队方面军司令员。他所担负的首要任务，就是配合铁木辛哥元帅的西方面军，对当面的德军中央集团军群发动反攻。

此时苏德战场中部地区的情况，《东线》第二卷已经做过介绍：德国中央集团军群在博克元帅指挥下，已经占领了距离苏联首都莫斯科只有380公里的斯摩棱斯克。博克麾下的古德里安第2装甲集群，还夺取了该城东南面的叶利尼亚，并将这个突出部作为威胁莫斯科的桥头堡。

可是，盘踞叶利尼亚桥头堡的德军处境相当困难。斯大林不断调来大量红军反复攻打叶利尼亚。桥头堡自身的后勤补给也很困难。稍后，希特勒又把博克的大量机动部队交给北方集团军群和南方集团军群，去实施基辅和列宁格勒会战，迫使野心勃勃、原本企图一举攻入莫斯科的博克只能全线转入防御。博克对此相当不满。9月初，他在日记里做出如下评估：东线德军的三个集团军群，只有他处于兵力劣势，只能用55个德国师对抗苏联的86个半师。博克认为苏军的主力就在自己面前，可他却没有足够兵力去消灭这个俄国重兵集团。

在此前后，俄国人不断向博克施加压力。为了尽可能从德国人手中夺回地盘，消除莫斯科面临的威胁，在斯大林命令下，中部地区的红军频繁对当面德军实施反击：

铁木辛哥的方面军动用第30、19、16集团军，进攻盘踞在杜霍夫希纳的德军第9集团军；而朱可夫，则指挥他的预备队方面军，拔除那个直接威胁莫斯科的“叶利尼亚突出部”。

此前，红军已经动用大量部队对该突出部发动多次猛攻，可全都无功而返。为了保住这个对苏德双方来说都意义重大的地区，博克元帅和古德里安使用了不少最精锐的部队。在8月10日左右，德军在叶利尼亚地区的部署如下：

在叶利尼亚以西的中部，部署着第46摩托化军所辖的第10装甲师（8月11日有125辆可用坦克）；在叶利尼亚西北部，有第17装甲师、党卫军“帝国”摩托化师（8月12日，朱可夫曾提审该师一个名叫米特曼的士兵），以及兵力超过一个旅的国防军“大日耳曼”摩托化团。另外，德军在叶利尼亚南部还部署着第268步兵师。

同一天，朱可夫指挥的预备队方面军管辖着第31、43、32、33、24、49集团军。总兵力虽然不少，但大部分集团军被作为预备队，部署在苏军纵深内的勒热夫、维亚济马和基洛夫等地。真正在战线上的则只有第24集团军。这个集团军是在西伯利亚军区组建的，最初编有第52、53军。指挥官是拉库京少将。在8月中旬，他手头的兵力大概有7个师，总计7万余人。

对自己复出战场后的这第一仗，朱可夫极为重视。战后他这样描绘自己当时的心情：“叶利尼亚战役是我独立指挥的第一次战役，是自己的战役战略能力首次在大规模对德战争中的尝试。我想，任何人都会理解，我是怀着何等激动的心情，以异常审慎和认真的态度进行这次战役的组织。”

朱可夫的描绘倒还确实。还在他赶到预备队方面军司令部所在地格扎茨克就任的当天，就又赶到第24集团军司令部。第二天一早，他和集团军司令员拉库京一道去实地勘察叶利尼亚地区的情况。

通过这次视察，朱可夫不满地发现，拉库京等指挥官对当面德军的火力配置根本没有搞清楚，甚至一直是在对想象中的德军“火力点”实施炮击。有鉴于此，朱可夫感到，斯大林原来要求他必须在8月下半月发动进攻的指示是不可能执行的。他的部队必须真正搞清楚德国人的防御体系，还要增调2～3个师的炮兵，运来足够的技术设备物资。为此，至少还需要10～12天准备。

但斯大林从来就没有给他的部下们充分准备时间的习惯。在他的不断催促下，朱可夫从8月16日开始对叶利尼亚地区发动了一些局部进攻。就像诺门坎战场一样，朱可夫在叶利尼亚也动用严厉手段驱使他们的部下们顶着德国人的炮火发动伤亡惨重的进攻。根据1941年8月底上报的一份材料，仅红军第24集团军内，就有480～600人因为惊慌失措、逃跑等原因而被枪决。

但在付出重大代价后，朱可夫仅仅取得了一些局部进展。8月21日，他给斯大林打报告，称他的部队在德军炮火下疲于奔命，难以消灭叶利尼亚的德国军队。朱可夫不得不请求在8月24日停止进攻，准备调整战线后于8月25日再战。

当然，德国人也遭到了很大的伤亡。按照朱可夫的说法，德军被迫把两个被打得七零八落的装甲师、一个摩托化师和一个摩托化旅从叶利尼亚调走，换上步兵兵团。

朱可夫的说法符合一部分事实：德国人确实把第46摩托化军所辖的第10、17装甲师和“帝国”摩托化步兵师，以及“大日耳曼”团先后调离了叶利尼亚。而且第10装甲师和“帝国”师也的确是被博克下令撤到罗斯拉夫利等地休整。可是，第10装甲师在8月21日至9月1日之间，仍有143～150辆可用坦克，损失并不特别大（该师自苏德战争开始到9月4日，仅彻底损失25辆坦克）。第17装甲师则被调去参加古德里安南下进攻基辅的战役；而“大日耳曼”团在叶利尼亚驻守到8月18日，此后防地被第263步兵师接替，然后也参加了基辅战役。至于在后方休整的“帝国”师，也在9月2日被派往基辅方向参战。

夺回叶利尼亚

防守叶利尼亚对德国人来说，越来越成为一种负担。在红军凶猛的炮火和不顾死活的冲击下，德军不断有死伤。而且由于叶利尼亚距离最近的火车站也有450公里，弹药补给也极为困难，加上德军又迟迟没有发动对莫斯科的进攻，而南下作战又需要宝贵的装甲部队，所以更没有余力去支援叶利尼亚。

甚至当初夺占叶利尼亚的古德里安也对这个桥头堡失去了兴趣。他转而建议放弃叶利尼亚。但博克和陆军总参谋长哈尔德等人不愿采纳这项建议，因为他们认为这个地方“对敌人造成的不利比对中央集团军群多”，而作为进攻莫斯科的前进基地，它依然意义重大。

于是，尽管古德里安的装甲部队撤离叶利尼亚南下，博克还是命令克卢格从第4集团军抽调大量部队接替其防务。但在苏军巨大压力下，到了8月28日，博克也开始后悔。他只好向总参谋长哈尔德表示，如果苏联人继续进攻，也只能放弃这个突出部了。

尽管如此，到1941年8月29日，克卢格仍然在叶利尼亚地区部署了第20军（第7、78、268、292步兵师）和第9军（第15、137步兵师，以及第263步兵师部分兵力），总计7个师。其中6个师被配置在第一线阵地。当时德军的满员率一般是70%～80%，每个师人数在1万人以上，因此其在叶利尼亚的总兵力大约有7万到8万人。

与过去相比，叶利尼亚的德国守军增加了3个师。兵力虽然更多了，却没有了坦克支援。而在博克中央集团军群后方，仅有的3个装甲师大都在休整，无力帮助叶利尼亚的德国守军。

德军装甲部队的撤离，自然无法瞒过战线那边的朱可夫。此时他的兵力也得到了增强。到8月底，拉库京的第24集团军增加到10个师，兵力达到103200人，并且得到了坦克和火箭炮的加强。所辖部队包括：

第102坦克师，第105摩托化师，第107、100步兵师，第103摩托化师，第309、19、120、106、303步兵师。

鉴于形势有利，朱可夫制订了新的进攻计划。考虑到德国人在叶利尼亚的阵地是一个伸向苏军阵地的大突出部，两面的侧翼都暴露给了红军，朱可夫就决定从这两个侧翼对叶利尼亚发动相向突击，铲平这个突出部。

攻击突出部北部侧翼的，是第102坦克师，由第107、100步兵师配合。另有第105摩托化师充当预备队。当面德军有第15、263步兵师和第78步兵师的左翼部队。红军的突破口选择在德军第263步兵师和第78步兵师的接合部附近。

攻击突出部南部侧翼的是第303、120、106步兵师。预备队是第309步兵师。当面防御的德军是第7、268步兵师，以及第292步兵师右翼部队。红军的突破口选择在第268步兵师和第292步兵师的接合部附近。

1941年8月30日黎明时分，经过短促的炮火准备后，拉库京将军的第24集团军发动了进攻，但出师不利：德国军队依托高地，以凶猛火力射击冲上来的苏联步兵，给对方造成了重大伤亡。红军的坦克也损失惨重。尤其是苏军第102师加强的坦克群，由于事先没有摸清地形，沿着没有修筑加固的道路前进，而且没有工兵伴随，结果陷在沼泽里白白损失了。

红军的进展并不顺利，可朱可夫却拼命催促他们前进，还不断索要战果。万般无奈之下，第24集团军司令拉库京只好谎报军情，向朱可夫报告说他们已经占领了一个叫谢佩列沃的重要地区。但朱可夫也不是好骗的。9月4日，他和拉库京少将通话，一面指责他们把配属的坦克给白白损失了，同时逼问拉库京到底占领谢佩列沃没有，拉库京只好实话实说。朱可夫闻之大怒，威胁拉库京必须停止扯谎，否则就要他好看。

但在红军排山倒海的猛攻下，德军也日渐动摇。尤其是被俄国人用“喀秋莎”火箭炮轰击过的地方，阵地整片被摧毁。克卢格的参谋部发现，没有坦克支援的德国步兵在壕堑防御中处境不利，死伤惨重。博克终于丧失了坚守叶利尼亚的兴趣。为了减少无谓的伤亡，也为了防止一旦苏军从南北两翼实施突破，会把他的2个军部队包围在突出部内，9月5日，博克命令克卢格把部队撤出叶利尼亚，以建立一条较为平直的战线。

就在同一天，曾经在明斯克城下重创德军的红军第100步兵师（参见《东线》第一卷），在其师长鲁西扬诺夫少将的指挥下，突破了突出部北面德军第78步兵师的防线，冲向德国人的纵深，一举切断了连接叶利尼亚和斯摩棱斯克的铁路线。而在正面，红军第19步兵师也刺穿了德军第292步兵师的防线，冲进了叶利尼亚城。当晚，城内的德国军队逃了出去。同时，南面红军也冲进了突出部。

9月6日凌晨，红军收复了叶利尼亚。当天，斯大林接到了朱可夫的电报：“你下达的关于粉碎叶利尼亚敌军集团并收复该市的命令业已完成。今天，我军已占领叶利尼亚。在叶利尼亚以西，我们正与敌进行激战，敌人已陷于半合围中。”

朱可夫现在急不可待的发动追击，准备全歼正在撤退的德军，但德国人溜得很快，迅速退到乌斯特罗姆河和斯特里亚纳河附近，并在已经拉直了的战线上转入防御。9月7日，朱可夫也追到斯特里亚纳河，并受命与索边尼科夫将军指挥的西方面军第43集团军继续发动进攻。为此，第43集团军派出一个师的兵力，以夺取斯特里亚纳河的登陆场。

但他们在渡过河后，很快就遭到了德国人的凶猛反击并陷入困境。朱可夫赶紧见好就收，下令全线停止进攻，并赶到那个师阵地上收拾局面，为此一直待到了9月9日晚上。叶利尼亚之战至此结束。第二天，铁木辛哥的攻势也宣告结束。但和朱可夫相比，他的进展太小，猛打了九天只前进了几公里。

和苏德战争众多大规模战役相比，叶利尼亚之战的规模并不值得一提，消除叶利尼亚突出部对苏联人来说现实意义也不大。而且由于德国人及时撤离，红军也未能完整歼灭对方的大型兵团。相形之下，朱可夫所付出的代价却颇为惨重，仅仅在9天时间里，投入的十万部队就死亡失踪了10701人，伤病21152人，损失总数达到31853人。

朱可夫宣称他在叶利尼亚取得很大战果，消灭了四万多德军。这个数字可能过于夸张了。根据德方记录，先后参加叶利尼亚之战的共有9个德国师（第10装甲师，“帝国”师，第268、292、263、137、87、15、78步兵师）和“大日耳曼”团。其中，第263步兵师在8月20日到27日之间损失了1200人，第137步兵师在8月18日到9月5日间伤亡2000人。由这些零星统计来推测，德国人在叶利尼亚的伤亡确实相当严重。这得到了直接当事人——克卢格的参谋长布卢门特里特的证实。古德里安则评价说这些损失毫无意义，还不如一开始就放弃叶利尼亚。

不过对1941年在战场上总是节节败退的红军来说，叶利尼亚之战的精神意义不可小视。毕竟，这是他们在战争中第一次真正意义的战役级胜利。为此，在被撤退的德国人彻底破坏、全城只剩下一座石头筑成的教堂还完好，原来的1.5万人居民只有少数人靠躲在地窖里才得以幸免的叶利尼亚城内，朱可夫组织了很像那么回事的入城式。受阅部队行进在断壁残垣之间。为了宣传这个胜利，从9月16日起，一些西方记者也被允许到叶利尼亚采访。他们是苏联官方准许进入苏德战场的第一批外国记者。

斯大林还决定利用这个胜利好好鼓励一下士气，同时还准备好好利用一下俄国人传统的民族主义情绪。为此，他在1941年9月18日发布了国防人民委员会第308号命令，授予在叶利尼亚反击战役中表现突出的第100步兵师以第1近卫步兵师称号。同时，阿基缅科上校的第127步兵师、加根少将的第153步兵师、莫斯克维京上校的第161步兵师，也获得了第2、3、4近卫步兵师称号。苏联近卫军就此诞生。对其组成人员来说，这个称号不仅意味着荣誉，而且也包含实际的好处。近卫部队指挥员的薪金比其他部队高一半，普通士兵更是高出一倍。近卫军有自己专门的军旗，成员配发证章。

但叶利尼亚胜利最大的意义还是朱可夫本人在斯大林心目中地位的进一步提高。紧接着，他又将这位爱将派往新的战场。在苏德战场北段，形势危如累卵的列宁格勒，朱可夫再度不辱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