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有必要对泥活字印刷历史重新认识

学界对活字印刷的研究时间实际很短，研究方法也存在不足。20世纪初的清末民初，学者根本不关心活字印刷技术和活字材质，以至于如胡适等著名学者对泥活字是否存在、泥质活字能否使用，认识模糊。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随着古籍版本鉴定技术的发展，才逐步将活字印本从雕版印刷中分离开来，并总结出活字印本的鉴定经验，逐步揭示了活字印刷工艺特点。同时，因为在泾县发现了泥活字实物，加之发现翟金生《泥版试印初编》等一批泥活字印本，再加上书中有大量翟氏制作泥活字的记载，坐实了古代用泥活字印刷是无可辩驳的事实。六七十年代学者撰写的关于泾县翟金生泥活字的研究文章，标志着对泥活字进行研究的开始，至今大约六十年。

随着李瑶泥活字印本以及西夏的泥活字印本的发现，稍后又发现了泰山瓷版和新昌活字泥版印刷物，对泥活字印刷的研究范围进一步扩大，研究也逐步深入，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研究的方法存在不足之处。主要表现为，在史料发掘方面研究得多，对泥活字印本和实物的研究较少。尤其是对泾县“出土”的泥活字实物研究不够，反复研读张秉伦先生的文章，觉得张先生当年将在泾县发现的泥活字鉴定为翟氏制作的方法和结论，也还有值得商榷的地方。对大量存世的泥活字无法解释清楚来源，也就情有可原了。

将古文献中关于泥活字印刷的史料和已知的泥活字印本及实物，按时间先后罗列，并对这些史料进行分析，我们会发现，其中若隐若现地显示着一个被我们都忽视了的事实：自北宋毕昇发明活字印刷术后，泥质活字在民间可能一直都有使用，所以才有如此众多的风格不一的泥活字实物存世并不断被“发现”。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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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赵绍祖《琴士诗钞》卷五“盛春谷诗序”：“……盛春谷於乾隆壬寅为吾泾云龙书院山长……明年袁简斋先生游屐过泾，於春谷分韵於琴高台畔，春谷诗先成，简斋为之阁（当为‘搁’字）笔……又三年春谷去泾，游黄岳……”知盛复初山长秋夜用泥活字排印诗文，时在乾隆四十七年至五十一年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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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些文献和线索进行梳理，我们会发现，北宋毕昇发明泥活字印刷技术以后的南宋到元，关于活字印刷的文献虽然少见，但是早期的活字印刷文献中往往都有泥活字印刷的记载。说明早期的活字印刷多数使用的是泥活字。

明代的活字印刷活动逐步增多，但关于活字印刷的文献记载较少，上述两条关于泥活字的记载，其实非常重要。明代强晟的《汝南诗话》所述“武弁家治地，忽得黑子数百枚，坚如牛角，每子有一字”，值得玩味。强晟如非亲身经历，写不出如此真实的泥活字弃用后被“发现”的文字。这不能不让人联想到，当今在泾县多地发现泥活字，多半也和强晟记载的一样，是从寺庙旁、农田的土中挖出的。这种毁弃泥活字的方式很合理。金属活字不用了可以被融化再用。木活字不用了，要么烧掉，要么任凭虫蚀鼠噬，风化消亡，埋进土中也会踪迹不存。泥活字废弃不用了，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埋进土中。

笔者“发现”并撰文介绍的明嘉靖澄心堂活字印本《适情录》，因为孤藏陕西省图书馆，真正目验者极少。《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就著录为“明嘉靖四十年澄心堂刻本”，无人注意实际是活字印本。陕西省图书馆藏本有缺卷。现知日本藏全本，并已影印出版。据说原本已被国内藏家购回，也还是当作刻本收藏。笔者进而还认为是明代泥活字印本的理由完全基于目验，重点指出了此本和木活字有区别的字体和版面特征。建议活字印刷研究者细细考察。

清代使用泥活字的记载最多，实物也最多。安徽泾县地区，似乎对制作泥活字用于印刷情有独钟。清乾隆年间泾县云龙书院山长用泥活字排印诗文的史料，值得玩味。书院山长秋夜召邀诸文人好友，以“秋虫”为题，作诗取乐。诗成后，用数千草火烧炼的泥活字和事先准备好的排版盘，当时排印成页（应该有排字匠和印工在旁伺候，否则无人检字排印）。无论泥活字是山长盛复初私人的，或是借用当地他人的，都是当时泾县使用泥活字的确切依据。所以，道光年间翟金生使用的泥活字应该受到当地使用泥活字的影响。近来不断在泾县出现的不止一家制作的泥活字实物，从字体判断，有清末民初或更晚的时代风格。也是泾县长期有制作使用泥活字的证明。

泾县以外的地区也有用泥活字印书的印迹。比如，山东泰安的瓷版、浙江新昌的活字泥版，也和泥活字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都是在泥活字印刷的基础上产生的活字印刷方式。如果可证李瑶在杭州印书使用的也是泥活字，学界对此有不同意见。例如，艾俊川先生就曾撰文指出，李瑶印书使用的不是泥活字。详见《文中象外》第51—63页。笔者经过对李瑶活字印本的目验，认为李瑶使用的应该是泥活字。如试证完成，拟另撰文介绍。说明清代使用泥活字的地区并不局限于安徽泾县。

清道光咸丰后，至今约200年间，虽未见有泥活字印书的记载，但近年陆续“发现”数量相当可观，字体不同、字号不同的泥活字实物，从字体风格判断，绝大多数是这一时期的产品。可以相信，至少在清末民初，泥活字印刷一直还在使用。

面对存世量巨大的泥活字实物，我们应该重新思考对古代泥活字印刷历史的认识。几乎空白的文献记载和大量存世的泥活字之间，隐藏着我们未能认知的事实：实际泥活字制作使用的范围和时间都有扩大的可能。将关于泥活字发生的地点逐一进行排列：浙江杭州宋毕昇和清李瑶—湖南潭州（今长沙）宋周必大—河南辉县元姚燧—安徽旌德或江西永丰元王祯—河南汝南明强晟—江苏苏州《适情录》—山东泰山清徐志定—浙江新昌清吕抚—安徽泾县清盛复初、翟金生。这些应该还是泥活字印刷流行的部分地区。是否可以这样认为，泥活字自北宋毕昇发明以来一直在使用，一直在民间传承，是古代活字印刷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是因为缺少文献和实物，不为我们所知罢了。

造成我们对泥活字的印刷认识偏差的原因很多，主要就是史料的缺失，缺失又有两个层面：其一，作为“技艺”的印刷术在古代极少被文人关注和记载是最直接的原因。几乎所有的古代技艺，如果没有翔实的文献记载，我们往往就会陷入迷雾之中。造纸术、印刷术的起源是如此，其他古代技艺的起源绝大多数都是如此。即使是有史料记载，往往因为记载过于简略，如对李瑶《校补金石例四种》中记载的“仿宋胶泥版印法”“自治胶泥版”等，今人有不同解读，结论自然也不同。也会使我们由于不同的解读形成不同的认识。其二，泥活字是最早成功使用的活字印刷技术，由于有沈括的介绍，其原理广为人知，加上制作成本低，普及程度相对较高，但比较稍后出现的金属、木质等其他材质的活字较原始，档次也较低。使用者可能有意无意地略去材质细节。假设没有吕抚、翟金生等人的确切记载，我们今天也会对泥活字在历史上是否存在、使用过争论不休。另外，至今未能找到通过印刷物鉴定活字材质的方法也是造成认识偏差的原因之一。明清以来存世的活字印刷物数量不算少，尤其是清代更多。除极少数有确切记载活字材质者外，由于我们未能总结出从印刷物鉴定活字材质的方法，只能将无活字材质记载的都看成木活字。从现存大量的泥活字实物分析，制作泥活字的目的最初是用于印刷。这批活字印本中应该就有相当的泥活字印本，等待我们去鉴定甄别。

因为史料的缺失，也因为我们尚未找到通过印刷品鉴定活字材质的方法，真实还原泥活字印刷的完整历史尚需时日。但只要梳理好思路，设计好方案，依托先进的计算机技术，组织精干力量对存世的泥活字进行鉴定，在排除新近仿制的泥活字的基础上，按字体的不同风格、字号的大小进行目测和测量，进而科学归类，再利用存世活字印本比对核验，厘清现存泥活字的来龙去脉，应该是做得到的。至少会对重新认识泥活字印刷的历史有所帮助。

从这个角度讲，藏家收藏的5万枚泥活字有重要的学术研究价值，因为对这批泥活字的研究结果，极有可能会改写我们现在对泥活字印刷史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