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扩大雕版印刷的范围，设立专门管理刻印的政府机构

西夏王朝占据西北广大地区，辖今宁夏、甘肃大部，陕西北部，内蒙古西部和青海东部。西夏接受中原王朝的儒学传统，以儒学思想为治国指导，实行科举制度，同时崇信佛教。当时由于治国理政、弘扬儒学、科举考试、宣扬佛教等社会需求，西夏大力发展印刷业，雕版印刷达到很高的水平，具有很大的规模。

西夏境内的一些地区，在五代时期，已经有了刻印事业。例如，在敦煌发现的五代后晋时期的观音像和《金刚经》，就是当时归义军节度使、瓜沙等州观察使曹元忠发愿刻印的。在北宋时期，刻印事业多在东部或部分西南地区，形成多处印刷中心。宋朝印刷中心除京师开封府外，主要在今浙江、四川、福建、江苏、江西一带，此外还有湖北、广东、广西、贵州等地。宋朝初期西北部地区战乱较多，几乎是印刷刻书地域的空白。

西夏坐拥西北地区后，逐渐兴盛文化，重视雕版印刷的应用和推广，使中国的雕版印刷大大向西推进。首府中兴府是西夏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是西夏人文荟萃之地，也是西夏雕版印刷的中心，是当时中国西北地区最大的印刷基地。

特别值得提出的是，西夏政权设有专门的刻印机构——刻字司。中国历代各王朝中，西夏是唯一在中央政权机构中设置掌管刻字事务机构刻字司的王朝。西夏刻字司在西夏的刻印史上起了关键作用。这说明西夏十分重视印刷事业，不仅把印刷作为一种技术性很强的行业来看待，而且提升到由国家直接管理的高度。

西夏刻字司共刻印了多少书籍难以估量。20世纪初在黑水城遗址（今属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旗）出土了大量西夏文献，其中有西夏文、汉文、藏文文献，而且都有刻本发现。在不少西夏文文献中记载是刻字司刻印。

西夏境内有很多汉人，他们在西夏社会生活中起着重要作用，文化需求也相应较高。西夏时期刻印了很多汉文文献，其中以佛经居多：如惠宗天赐礼盛国庆五年（1073年）陆文政施印的《心经》，大安十年（1083年）大延寿寺刻的《大方广佛华严经》，天盛四年（1152年）刻印的《注华严法界观门》等。这些品种丰富、刻印精良的佛经，是中国现存早期刻本佛经的遗珍。

图版1 汉文《注华严法界观门》

西夏的刻印场所很多，如在西夏文《圣大乘无量寿经》发愿文中记有“令内宫雕印板，印制一万卷”，可知在西夏皇帝内宫中有从事刻印的场所。而乾祐年间皇后罗氏印施的汉文《金刚般若波罗蜜多经》有“温家寺道院印”押捺印文，证明西夏有寺院印经。在汉文《大方广佛华严经入不思议解脱境界普贤行愿品》题款中记天庆年间“京市周家寺……僧雕字人王善惠”题款，周家寺应是京师内刻印经典的场所。王善惠还雕印了其他佛经。看来西夏刻印书籍的场所比较多，寺院内印经不是个别现象。《音同》正德六年跋文中有刻字司刻印后“刻工印匠不晓事人等因贪小利，肆开文场，另为雕刻。彼既不谙文字，未得其正，致使印面颠倒，左右混杂，学者惑之”。可知《音同》曾为刻工印匠另为雕刻。文中的所谓“文场”就是民间的印刷作坊。

西夏的印刷场所还延伸至河西走廊一带。乾祐二十四年（1193年）西夏仁宗去世后“三七”之时，在凉州（今甘肃省武威市）的西经略使在凉州组织大法会悼念，请工匠雕印《拔济苦难陀罗尼经》西夏文、汉文二千余卷散施。凉州是西夏的辅郡，为西夏西北经略司所在地，地位仅次于中兴府，经济、文化发达，设有刻印场所。

西夏在西北地区推广雕版印刷，规模宏大，精品迭出，将中国雕版印刷的范围扩大，为雕版印刷的推广、发展做出了显著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