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政治与英语

大部分愿意花点心思在这个问题上的人都会承认英语的情况不是很妙，但大家又都认为我们无法对其采取有意识的行动。我们的文明步入衰落，而我们的语言——他们就是这么说的——一定也会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因此，任何反对滥用语言的斗争都只是多愁善感的泥古主义，就像宁可点蜡烛也不肯用电灯或宁肯坐二轮马车也不肯搭飞机一样。在这一观点下面隐藏着意识模糊的信念，那就是，语言是自然生成的东西，而不是我们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而造就的工具。

现在大家都清楚地知道，语言的衰落归根结底必定有其政治和经济原因，不能简单地怪罪于某位作家的不良影响。但是，结果可能会变成原因，强化了原来的原因，产生更加严重的同样性质的结果，并且无限地循环下去。一个人染上酒瘾可能是因为他觉得自己是个失败者，而由于染上了酒瘾，他成为了更加彻头彻尾的失败者。这件事情就发生在英语身上。英语成为一门丑陋和不准确的语言是因为我们的思想很愚蠢，但我们的语言这么混乱模糊，又让我们更加容易形成愚蠢的思想。关键在于，这个过程是可以逆转的。现代英语，尤其是书面英语，充斥着各种恶习，这些恶习通过模仿而得以传播，如果你愿意花一番必要的工夫的话又是可以避免的。如果你戒掉了这些恶习，你的思想就会更加清晰，而思想清晰是迈向政治革新的必要的第一步。因此，反对蹩脚英语的斗争并非小事，也不只是专业作家所关心的事情。待会儿我会回到这个问题，我希望到那时候我在这里所说的意思会更加明确。与此同时，这里有五段英语的样本，就是在当前恶习的影响下写出来的。

这五段文字不是因为写得特别糟糕而被挑出来——要是我经过一番挑选的话，还能引用比这糟糕得多的文字——而是因为它们展现了我们现在所犯的各种思想毛病。它们略低于平均水准，但颇具代表性。我给它们编上了号码，这样在有需要的时候我就可以对它们进行回顾。

一、事实上，我无法肯定是否可以说米尔顿似乎一度并非不像十七世纪的雪莱，由于年复一年愈加痛苦的经历，他并没有变得与耶稣会的创始人有什么不同（原文如此），而他却觉得耶稣会根本让他无法忍受。

哈罗德·拉斯基[59]教授（《论言论自由》的杂文）[60]

二、最重要的是，我们不能拿本地话的俚语像打水漂那样一串串地打出去，这些俚语开出的药方尽是一些拙劣的词语搭配，拿“put up with”代替“tolerate”[61]，或拿“put at a loss”代替“bewilder”[62]。

兰斯洛特·霍格本[63]教授（《格罗沙语[64]》）[65]

三、一方面，我们拥有自由的个性，按照定义它是不会产生神经过敏的，因为它既无冲突也无梦想。它的欲望，如果真有欲望的话，是透明的，因为它们得到了制度的许可，得以保留在意识的前台。换了一个制度模式，欲望的数量和强度就会发生改变。当中鲜有自然的，不会消退的，在文化上危险的欲望。但另一方面，社会契约本身无非就是这些自我保护的品质之间的相互映射。回想一下关于爱的定义。这不就是一个小小的学院的写照吗？在这座挂着许多镜子的大厅里，哪里有个性或友爱的位置呢？

《政治》中关于心理学的杂文（纽约）[66]

四、所有这些绅士俱乐部的“精英”和所有疯狂的法西斯头目们，出于对社会主义的共同仇恨和对群众革命行动浪潮的卑劣的恐惧而团结在一起。他们采取了挑衅手段，进行罪恶的纵火行动，散播井里被人下了毒的中世纪传闻，为他们破坏无产阶级组织的行动找到合法理由，并煽动起焦虑不安的小资产阶级的沙文主义狂热，以求对抗革命，度过危机。

共产党的宣传册[67]

五、如果要为这个古老的国家注入新的精神，就必须着手进行一次棘手而富有争议的改革，而那就是让英国广播公司变得人性化和接地气。怯懦只意味着灵魂的萎靡。英国的心脏或许还在坚强地搏动，但英国雄狮的吼声现在就像莎士比亚的《仲夏夜之梦》中波顿[68]的嘶叫声——就像乳鸽一样温柔。一个雄赳赳气昂昂的新英国不能继续无休止地在世界的眼中，或许应该说，在世界的耳中听起来就是朗豪坊[69]那倦怠无力的腔调，它还厚颜无耻地装扮为“标准英语”。当九点钟播放“英国之音”时，老老实实不发出H音的土腔要比当前那些清白而腼腆、猫咪一样的小姐们发出的一本正经、自命不凡、装腔作势的女教师式的尖叫好听得多，而且远没有那么滑稽。

《论坛报》刊登的信件[70]

这几段文字各有其毛病，但除了可以避免的拙劣之外，它们拥有两个共同的特征。其一是意象陈腐，其二是意思含糊。作者要么苦于无法表达自己的意思；要么马虎应付，词不达意；要么几乎不在乎自己的话到底有没有意思。意思含糊和词不达意是现代英语文章最突出的特征，而任何种类的政治文章更是如此。一旦主题确立后，具体的事情便化为抽象，似乎没有人能想出摆脱陈词滥调的语言。散文的词语越来越少是因为它们本身的意义而选用的，而是变得越来越像用构件去搭建一个预制的鸡窝那样尽用一些现成的词语。下面我列出了几个构建文章所惯常采取的手段，并附上注解和例子。

僵死的比喻。一则新鲜出炉的比喻能通过唤醒视觉形象而对思考起到促进作用。另一方面，一个严格意义上说“业已死去”的比喻（例如：“iron resolution”[钢铁般的决心]）实际上已经回归为普通的词语，大体上用起来仍不失生动。但在这两类词语之间有一大堆过时了的比喻，它们已经失去了激励思考的力量，只是因为它们能省去人们自己动脑筋发明词汇的麻烦而仍被使用。例子有：“ring the changes on”（老调重弹）、“take up the cudgels for”（揭竿而起）、“toe the line”（绳趋尺步）、“ride roughshod over”（践踏欺凌）、“stand shoulder to shoulder with”（并肩而立）、“play into the hands of”（落入某某的魔掌）、“an axe to grind”（磨刀霍霍）、“grist to the mill”（有利可图）、“fishing in troubled waters”（浑水摸鱼）、“on the order of the day”（头等大事）、“Achilles' heel”（阿喀琉斯之踵）、“swan song”（天鹅之歌）、“hotbed”（温床）等。许多词语使用时根本不知其所云。（比如说，什么是“rift”[裂缝]呢？）自相矛盾的比喻总是掺杂在一起，清楚地表明作者对自己所说的话并不感兴趣。有的比喻现在已经与原来的意思脱节了，而那些使用者甚至不知道这一点。比如说，“toe the line”（绳趋尺步）有时候被写成了“tow the line”。又比如说，“the hammer and the anvil”（“铁锤和铁砧”），现在总是用于暗示铁砧吃亏。但在现实生活中总是铁砧弄坏了铁锤，从来不是铁锤砸坏了铁砧。一个作家只消停笔想一想自己在写些什么就会了解这一事实，从而避免词语的滥用。

操作词，或义肢式的词语。这些词语省去了挑选合适的动词和名词的麻烦，同时给每个句子加上了音节，让句子看上去很对称。标志性的词组包括：“render inoperative”（使之无效）、“militate against”（产生不利影响）、“prove unacceptable”（实难接受）、“make contact with”（与之接触）、“be subjected to”（经受……后果）、“give rise to”（导致……结果）、“give grounds for”（步步退让）、“having the effect of”（产生……效果）、“play a leading part （role） in”（在……发挥主导作用）、“make itself felt”（凸显自身）、“take effect”（发挥作用）、“exhibit a tendency to”（展现了……的倾向）、“serve the purpose of”（有助于……的目的）等等等等。关键的一点就是消灭简单的动词。类似于“break”（打破）、“stop”（停止）、“spoil”（破坏）、“mend”（弥补）、“kill”（杀害）这些简单的动词不用，而是用词组，由一个名词或形容词搭上某个万金油式的如“prove”（证实）、“serve”（服务）、“form”（形成）、“play”（扮演）和“render”（使之）这些动词。此外，凡是能用被动句的地方绝不用主动句，能用名词结构的地方绝不用动名词（“by examination of”[通过对……进行检验]而不是“by examining”[检验……]）。通过“-ize”（……化）和“de-”（去……）这些构词方法，动词的范围被进一步缩小了，而通过使用“not un-”（并非不）这样的手段，平凡的表述也显得很有深度。简单的连词和介词被诸如“with respect to”（关于）、“having regard to”（考虑到）、“the fact that”（事实上）、“by dint of”（凭借……）、“in view of”（鉴于）、“in the interests of”（有利于）、“on the hypothesis that”（在……的假定基础上）所取代。为了让句末不至于气势全无，可以加上类似于“greatly to be desired”（极其希望）、“绝不能有所失察”（cannot be left out of account）、“a development to be expected in the near future”（近期即将出现的事态发展）、“deserving of serious consideration”（值得慎重思考）、“brought to a satisfactory conclusion”（产生满意的结果）等等这些铿锵有力的陈词滥调。

装腔作势的用词。像“phenomenon”（现象）、“element”（元素）、“individual”（个体，作名词用）、“objective”（客观）、“categorical”（绝对的）、“effective”（有效）、“virtual”（实质）、“basis”（基础）、“primary”（首要）、“promote”（促进）、“constitute”（构成）、“exhibit”（展示）、“exploit”（利用）、“utilize”（利用）、“eliminate”（消灭）、“liquidate”（清算）被用于装点简单的表述，将有偏见的判断装扮成科学而公正的模样。像“epoch-making”（划时代的）、“epic”（史诗式的）、“historic”（历史性的）、“unforgettable”（难以忘怀的）、“triumphant”（欢欣鼓舞的）、“age-old”（古老的）、“inevitable”（不可避免的）、“inexorable”（无可阻挡的）、“veritable”（名副其实的）这样的形容词被用于将龌龊的国家政治勾当装扮得庄严高尚。为了美化战争，写东西时就得加上点崇古的色彩，标志性的词语包括：“realm”（王国）、“throne”（宝座）、“chariot”（战车）、“mailed fist”（铁拳）、“trident”（三叉戟）、“sword”（宝剑）、“shield”（盾牌）、“buckler”（圆盾）、“banner”（旗帜）、“jackboot”（长统靴）、“clarion”（号角）等。外国的词语和表达方式，例如“cul de sac”（独头巷道）、“ancien regime”（旧制度）、“deus ex machine”（有如神助）、“mutatis mutandis”（已作必要修正）、“status quo”（现状）、“gleichschaltung”（一体化）、“weltanschauung”（世界观）可以让句子显得很有文化且优雅。除了那些有用的缩写像“i.e.”（即）、“e.g.”（如）和“etc.”（等）之外，其它数百个当前用于英语中的外来短语其实并没有真正的需要。蹩脚的作家，尤其是科学、政治和社会学方面的作家，几乎总是觉得拉丁语或希腊语的词语要比撒克逊语的词语显得更加庄重，像“expedite”（促进）、“ameliorate”（改善）、“predict”（预测）、“extraneous”（无关）、“deracinated”（根除）、“clandestine”（私底下）、“subaqueous”（水下的）和数百个其它不必要的词语总是替代了盎格鲁—撒克逊语中对应的词语。[71]马克思主义作品中的一些行话（“hyena”[豺狼]、“hangman”[刽子手]、“cannibal”[食人生番]、“petty bourgeois”[小资产阶级]、“these gentry”[这伙人]、“lackey”[狗腿子]、“flunkey”[奴才]、“mad dog”[疯狗]、“White Guard”[白卫军]等等）大部分是从俄语、德语或法语中翻译过来的；但通常造出一个新词的方法是用一个拉丁语或希腊语的词根，加上适合的前后缀，如有必要，将其变成“……化”。拼凑这类词语（“de-regionalize”[去地区化]、“impermissible”[不允许的]、“extramarital”[婚外的]、“non-fragmentary”[非零散的]等等等等）总是要比想出能表达意思的英语词汇来得简单。结果就是，蹩脚而意思含糊的词语越来越多。

毫无意义的词语。在某些种类的文章中，特别是在艺术批评和文学批评的文章里，你总是会遇到大段大段几乎毫无意义可言的文字。[72]像“romantic”（浪漫）、“plastic”（可塑的）、“values”（价值）、“human”（人性）、“dead”（死气沉沉）、“sentimental”（伤感的）、“natural”（自然的）、“vitality”（生命力）这些被用于艺术批评的词汇严格来说根本没有意义，因为它们不仅没有指代任何看得见摸得着的事物，而且就连读者也不指望它们能说明些什么。当一位评论家写道“某某先生的作品的突出特征就是充满活力”，[73]而另一位评论家写道“某某先生的作品的惹眼之处，就在于它古怪而死气沉沉”，[74]读者会接受这只是意见上的分歧；要是用的是“black”（黑）或“white”（白）这样的词语，而不是“dead”（死气沉沉）或“living”（充满活力）这样的行话，读者就会立刻看出语言的使用不当。许多政治词语也同样被加以滥用。法西斯主义这个词现在已经失去其意义了，只是用于表示“something not desirable”（不受待见的东西）。“democracy”（民主）、“socialism”（社会主义）、“freedom”（自由）、“patriotic”（爱国的）、“realistic”（现实的）、“justice”（公正）这些词语，每个词都有好几种不同的意思，彼此之间无法调和。以“民主”这个词为例，它不仅没有公认的定义，就连取得这种定义的尝试都遭到了各方的抵制。我们几乎都觉得当我们称一个国家为“民主国家”时，我们是在对其加以赞美。因此，每一种政体的捍卫者都宣称它是民主政体。他们担心如果民主被赋予了某一个意思，那他们就没办法继续使用这个词语了。这一类词语总是刻意以虚伪的方式被加以运用。也就是说，使用这些词语的人有其自己的定义，却让他的听众以为他说的是不一样的意思。像“贝当元帅是真正的爱国者”、“苏联报刊是世界上最自由的”、“天主教会反对迫害”这样的话基本上就是在存心欺骗。其它意思多变的词语在大部分情况下总是出于不诚实的用意，这些词语包括：“class”（阶级）、“totalitarian”（极权体制）、“science”（科学）、“progress”（进步）、“reactionary”（反动）、“bourgeois”（资产阶级）和“equality”（平等）。

在罗列了种种欺骗和曲解后，让我再举一个以这种方式写作会出现的例子。这一次的文本是想象出来的。我准备将一段优美的英语文字翻译成最糟糕的现代英语。下面是《圣经·传道书》中一段著名的经文：

“我又转念，见日光之下，快跑的未必能赢，力战的未必得胜，智慧的未必得粮食，明哲的未必得赀财，灵巧的未必得喜悦。所临到众人的，是在乎当时的机会。”（《圣经》和合本）[75]

用现代英语去写，它是这么写的：

“对当代现象的客观思考必定会得出这一结论：在竞争性活动中的成功或失败表明其与内在能力并没有趋于一致性的倾向，而不可预测的因素占据了相当的比重，必须总是考虑在内。”[76]

这是一篇戏仿之作，但并不算太夸张。比方说，前面引用的第三篇文章就有几段同样的英语。你会看到我并没有完整地进行翻译。句子的开头和结尾非常贴近原意，但中间那些具体的描写——快跑、力战、粮食——都消弭于那句含糊的“竞争性活动的成功或失败”。就得这么翻译，因为没有哪个我所探讨的现代作家——没有哪个能写出“对当代现象的客观思考”这些字眼的作家——会以那么精当而细致的方式展现自己的思想。当代散文的整体趋势就是远离具体描写。现在再仔细分析一下这两个句子。第一句有49个单词，却只有60个音节，用的都是日常生活中的词语。第二句有38个单词，却有90个音节，有18个源于拉丁语的词根，1个源于希腊语的词根。第一句有六个生动的形象，只有一个短语（“time and chance”[当时的机会]）是意思模糊的。第二句里没有一个鲜活而吸引人的短语，虽然它有90个音节，却只表达了第一句话的简略大意。但是，毫无疑问，在现代英语中占得上风的是第二种句子。我不想夸大其词。这一类写作还没有成为普遍现象，即使是文笔最糟糕的文章里也会时而展现出质朴的文字。尽管如此，如果要你我写几句话讨论人生的命运无常，我们写出来的东西或许会更接近于我所想象出来的那段文字，而不是《传道书》中的那段话。

正如我所试图表明的，最糟糕的现代创作不是为了表达意思而选择词语，不是为了让意思明朗而创造意象。它是把别人已经安排好的长串长串的字眼堆砌在一起，把一派胡言整得像模像样。这种写作路数的吸引力在于，它很容易做到。说出“在我看来，这一假设并非毫无道理可言”[77]要比说出“我认为”[78]容易得多——如果你养成了习惯，还要快得多。如果你用的是现成的语句，你不仅不需要搜肠刮肚地选词，而且不用担心句子的韵律，因为这些语句大体上都经过编排，还算比较悦耳动听。当你准备写一篇急就章时——比方说，当你向一位速记员进行口述或进行公共演讲时——你自然而然地就会陷入一种装腔作势的拉丁化风格。像“我们必须铭记这一想法”[79]或“我们大家一定会立刻同意这一结论”[80]这样的标签会使很多句子不至于突兀地结尾。通过使用陈腐的暗喻、明喻和成语，你无须煞费苦心，但代价就是不仅读者觉得你的意思含糊不清，就连你自己也不知所云。这就是混乱比喻的影响。比喻的唯一目的就是为了唤醒视觉形象。当这些形象彼此起冲突时——正如“法西斯章鱼唱响了其天鹅之歌”[81]、“长统靴被丢进了熔炉里”[82]——可以肯定地说作者的脑海里根本没有呈现他所表达的事物的形象。换句话说，他并没有真正地思考过。再看一看在本文开头我所给出的那几个例子。拉斯基教授（第一篇）在53个字里使用了5个否定词，其中有一个是多余的，使得整段文字狗屁不通。而且有一处笔误，把“akin”（类似的）写成了“alien”（不同的），使得意思更加不知所云。还有几处可以避免的拙劣描写，使得意思更加含糊不清。霍格本教授（第二篇）一串串地打水漂，还能开出药方。他反对使用“put up with”（忍受）这样的日常用语，却不愿意翻开辞典查阅“egregious”的意思（明目张胆的）。至于第三篇，如果你老实不客气的话，它根本就毫无意义可言。或许你只有通读全文才能联系上下文知道它究竟想表达什么。第四段文字的作者多多少少知道自己想表达什么，但陈词滥调的堆砌让他就像一个被茶叶堵塞了的水槽。第五段文字的词语和意思几乎完全脱节了。以这种方式写作的人通常带着某种情绪——他们讨厌某个事物，想表达与另一个事物的紧密团结——但他们对自己所说的细节根本不感兴趣。一个谨慎的作家在他所写的每句话里，都会扪心自问至少四个问题，分别是：我要尝试着说什么？什么词语能将其表达出来？什么样的形象或成语能使意思更加清晰？为了达到效果，这个形象够新颖吗？他或许还会问自己两个问题：“我能写得再简短些吗？我是不是写了一些可以避免的拙劣内容呢？”但你并没有必要这么麻烦。你只需要敞开你的头脑，让那些现成的语句蜂拥而入就可以了。它们会替你构建文句——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替你思考——在有需要的时候它们还能为你完成重要的任务，即在部分程度上掩盖你的意思，甚至连你自己也被瞒过。正是在这点上，政治与语言的堕落之间的特殊联系变得清晰起来。

在我们的时代，大体上可以说政治文章都写得很烂。偶有例外，你也会发现那位作者通常是某种叛逆者，表达出自己的看法，而不去遵循“党的纲领”。正统的观点，无论它有什么样的色彩，似乎要求的都是毫无生机的、模仿的风格。当然，在宣传册、社论、宣言、白皮书和各个部门的次长所作的发言中，政治语言由于党派的不同而各有不同，但有一点它们都是相同的：从那些话中你绝对找不到鲜活、生动、朴实的话语。当你看着某个疲惫的政客站在讲台上机械地重复着那些熟悉的话语——“bestial atrocities”（禽兽的罪行）、“iron heel”（铁蹄）、“bloodstained tyranny”（沾满鲜血的暴政）、“free peoples of the world”（全世界的自由人民）、“stand shoulder to shoulder”（并肩而立）——你总是会有一种奇怪的感觉，似乎你看着的不是一个活人，而是一个傀儡，而当灯光闪耀在演讲者的眼镜上，将两个镜片变成空白的小圆盘，似乎后面没有眼睛时，那种感觉会突然间变得更加强烈。这并非全是幻想。一个说的尽是那类措辞的人已经朝将自己变成一部机器开始迈进。他的喉咙发出各种合适的声响，但他的大脑并没有在运作，没有在为了表达自己的意思而选择词语。如果他所作的演讲是他已经习惯于重复一遍又一遍的内容，或许他根本不知道自己所说的究竟是什么，就像在教堂喃喃作答的信徒一样。对于政治顺从来说，这一无意识的状态即便不是必不可少的，也是它所青睐的品质。

在我们的时代，政治演讲和政治文章总是在为无法辩护的事情进行辩护。像英国对印度继续进行统治、俄国大清洗和大流放、原子弹轰炸日本等事情其实是可以为之辩护的，但辩护的理由对于大多数人来实在是太残酷，太难以直面了，而且与政党公开宣布的宗旨大相径庭。因此，政治语言必须包括大量的委婉措辞、回避问题和云里雾里的闪烁言辞。毫无防备的村庄被空袭，居民被赶到郊野，牲畜被机关枪扫射，屋舍被燃烧弹焚毁，这就叫做“pacification”（平定）。数百万的农民被剥夺了农田，被迫带着仅有的一点东西长途跋涉，这叫做“transfer of population”（人口迁移）或“rectification of frontiers”（修正疆界）。未经审判就把人监禁多年，或在脑后开枪，或送去北极的劳动营死于坏血症，这叫做“elimination of unreliable elements”（消除不稳定因素）。如果你需要为这些事情起名字，又不至于唤起那一幕幕情景，那这类措辞就用得着了。比方说，想象一下，某个舒服自在的英国教授在捍卫俄国的极权体制。他不能直白地说：“当杀死你的政敌能让你得到好处时，我支持这样做。”[83]因此，或许他会说出这样的话：

“我们完全承认，苏联政权展现出了某些让人道主义者或许会感到痛心的特征，但我想我们必须同意对政治反对派的权利加以一定的限制是过渡时期不可避免的伴随状态，而俄国人民响应号召所经受的苦难已经因为具体的成就而得到了充分的补偿。”[84]

这种浮夸的文法其实是一种委婉表达。一大堆拉丁词语就像柔软的白雪一样覆盖在事实之上，模糊了事实的轮廓，掩盖了所有的细节。清晰语言的大敌就是虚伪。当一个人的真实意图和一个人口头上的意图不一致时，就像本能作祟一样，他就会转而说出冗长的词语和空洞的成语，就像一只乌贼喷出墨水。在我们这个时代没有“与政治无关”的事情。所有的问题都是政治问题，而政治本身就是一堆谎言、逃避、愚昧、仇恨和精神分裂症。当整体的气氛变糟时，语言也一定会受害。我猜想——这只是一个猜想，我并没有充分的知识去验证——德语、俄语和意大利语在过去十到十五年间都因为独裁制度而退化了。

但如果思想会腐蚀语言，语言也会腐蚀思想。一个糟糕的用语会因为传统和模仿而传播开来，即使是那些文笔高明的人也会受其影响。我所探讨的那种低劣的语言在某些方面颇为方便。像“not unjustifiable assumption”（并非无法成立的设想）、“leaves much to be desired”（不尽人意）、“would serve no good purpose”（毫无裨益）、“a consideration which we should do well to bear in mind”（我们必须谨记于心的一件事）这样的语句时时刻刻在诱惑着你，就像你手边常备的一包阿司匹林。回过头通读这篇文章，你肯定会发现我一再犯下了我所反对的那些毛病。今天上午我收到了一本邮寄来的小册子，谈论的是德国的情况。作者告诉我，他“迫切觉得”要写出这本小册子。我随意翻开这本小册子，看到的头一句是这么写的：“（同盟国）有了一个机会，不仅可以对德国的社会和政治结构进行彻底的改革以避免德国本土的民族主义反应，与此同时，还为建立统一合作的欧洲奠定基础。”[85]你瞧瞧，他“迫切觉得”要写出来——或许觉得他有一些新鲜事情想说出来——但他的措辞就像响应着军号的战马，自发地排成了那熟悉而沉闷的阵势。现成的语句对一个人头脑的侵蚀（“lay the foundations”[奠定基础]、“achieve a radical transformation”[进行彻底的改革]）只有时时刻刻抱以警惕才能避免，每一个这样的语句都会麻醉你的一部分头脑。

我在前面说过，我们的语言的衰落或许还有药可救。那些矢口否认的人会争辩说——如果他们能提出一个理由的话——语言只是反映了当前的社会情况，任何对词语和结构的修修补补都是无法影响其发展的。就语言的整体基调或精神而言，这么说或许没错，但从细节上说就不对了。愚蠢的词语和表达还是经常会消失的，这并不是出于任何进化过程，而是出于少数人的有意识的行动。举两个最近的例子吧，“explore every avenue”（巨细无遗）和“leave no stone unturned”（千方百计），它们就是被几个记者以嘲讽扼杀的。还有一长串陈腐的比喻，只要有足够多的人对这件事感兴趣的话，可以用相同的方式将它们消灭掉。我们还可以把“not un-”（并非不）这样的结构嘲笑得无地自容[86]，减少普通句子里的拉丁词和希腊词，杜绝外来语和不相干的科学词语，使得装腔作势的文风不再风行。但是，这些都只是小节，保卫英语不止意味着这些；或许，首先解释清楚它与什么无关会比较好。

首先，这与复古主义没有关系，和拯救过时的词语和表达方式没有关系，和建立绝不允许背离的“标准英语”也没有关系。相反，我们着重关心的是废除每一个过时无用的词语或成语。这与正确的语法和句法没有关系，只要你能把意思表达清楚，语法和句法并不重要；它与避免英语美国化或与所谓的“优美散文风格”没有关系。另一方面，它不追求虚伪的朴素或试图将书面英语变得口语化。它甚至并不暗示在任何情况下都应该用撒克逊词而不用拉丁词，虽然它确实要求使用最少最短的词语去表达意思。最有必要去做的，是让意思去选择单词，而不是颠倒过来。散文最糟糕的事情莫过于向词语投降。当你想到了一个具体的事物时，你是想不到词语的，然后，如果你想要描述你想象中的事物的话，或许你会一直搜肠刮肚，直到找到似乎最合适的词语为止。而当你思考一些抽象的事物时，你一开始想到的却往往就是词语，除非你有意防止这种事情发生，否则现成的语句就会蜂拥而至，越俎代庖地取代你的思想，而代价就是，你的意思变得模糊不清，甚至被曲解。或许将遣词用语尽可能久地往后推，将你的意思通过意象或感觉尽可能弄清楚会比较好。然后你就可以选择——不仅仅是接受——能够最贴切表达意思的词句，然后调换位置，看看它们会对另一个人留下什么样的印象。经过这番主观上的努力后，所有陈腐的、纠缠不清的形象，所有现成的语句、不必要的重复、废话和含糊都可以一扫而空。但你经常会怀疑某个词语或短语的效果，你需要定下在直觉不管用时可以依赖的规矩。我认为下面这几条规矩足以应付大部分情况：

一、绝不使用你在书刊中常见的暗喻、明喻或其它修辞手法。

二、能用短词的时候绝不用长词。

三、如果可以的话，能删掉的单词一律删掉。

四、能用主动句的时候绝不用被动句。

五、如果你能想到一个日常英语词语代替的话，绝不使用外来词语、科学词语或行话词语。

六、一旦胡言乱语，就打破上面这些规矩。

这些规则听起来很简单——事实上正是如此——但它们要求那些已经习惯了以当前的时髦风格进行创作的人在态度上作出深刻的改变。或许你遵守了所有这些规矩，写出来的英语仍然很烂，但你不会写出像在本文开头我所列举的五个样本那样的货色。

在这里我所探讨的不是语言的文学运用，只是将语言作为表达意思的工具，而不至于掩盖或妨碍想法。斯图亚特·切斯[87]和其他人几乎就要宣称所有的抽象词语都没有意义，并以此为借口鼓吹政治上的无为主义。要是你不知道什么是法西斯主义，你又怎么能与法西斯主义进行抗争呢？你不需要接受像这样的谬论，但你应该承认当前的政治混乱与语言的堕落是有关联的，你或许可以从语言这方面着手，对情况加以改善。如果你将自己的话变得简单明了，你就能从最愚蠢荒谬的正统言论中获得解脱。你说不出那些必要的套话，当你说出一番蠢话时，它的愚蠢将会暴露无遗，连你自己也能察觉。政治语言——从保守党到无政府主义者，这一点对于所有的政党都一样，只是略有差异而已——就是为了让谎言听上去煞有介事，将谋杀变成可敬之举，让空穴来风的传闻听起来真实可信。你无法立刻改变这一切，但你至少可以改变自己的习惯。时不时地，如果你的嘲笑声够大的话，你甚至可以将某些过时无用的语句——“jackboot”（长统靴）、“Achilles' heel”（阿喀琉斯之踵）、“hotbed”（温床）、“melting pot”（熔炉）、“acid test”（严峻的考验）、“veritable inferno”（名副其实的炼狱）或其它语言垃圾——丢进垃圾桶里，那里才是它们的归宿。

PROFESSOR HAROLD LASKI （“ESSAY IN FREEDOM OF EXPRESSION”）

p with for tolerate or put at a loss for bewilder.

PROFESSOR LANCELOT HOGBEN （“INTERGLOSSA”）

ESSAY ON PSYCHOLOGY IN POLITICS（NEW YORK）

COMMUNIST PAMPHLET

LETTER IN TRIBUN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