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您是全欧洲最棒的记者”
吉尔·怀南特抵达美国驻英使馆后，惊奇地发现美国首任驻英大使约翰·亚当斯（John Adams）的官邸居然就在大使馆的旁边。使馆和亚当斯的官邸都位于伦敦格罗夫纳广场，18世纪初，英国爵士理查德·格罗夫纳修建了这座时尚气息浓厚的广场。一位当代作家是这样描述的：“建造完成之后，广场立即成为整个伦敦的高尚地带。”
广场周边环绕着数十座乔治王朝时代的住宅，其中就包括约翰·亚当斯和夫人阿比盖尔·亚当斯（Abigail Adams）1785—1788年间租下的这座官邸。广场中间是乔治一世镀金像，周围是规整的园林和砾石小径。这的确是个宽敞的宜居之地，然而，首任驻英使节面对的却是对北美殖民地的反叛仍然耿耿于怀的英格兰。
和其他英国人一样，亚当斯夫妇的英国贵族邻居们（其中就包括在美国独立战争期间担任英国首相的诺斯勋爵）对这对美国夫妇给足了倨傲的白眼，“哼，美国大使！”伦敦报纸《公共广告人》充满不屑地写道，“天哪，这都是什么口音呀！”英国政界中很少有人相信新生的美国能够存活下来。即使这个国家能够生存下来，他们也会尽量不去理会它派出的代表的。在写给身在祖国的一位朋友的信件中，亚当斯写道：“英国人恨我们。”阿比盖尔·亚当斯对英国人的做派嗤之以鼻，认为“精心计算出的彬彬有礼和伪善的冷漠掩盖了他们恶毒的内心”。1785年，她在给妹妹的信中这样写道：“我永远不会和这些人有什么过多的交往，我们互相之间都不喜欢。”三年后，美国国会批准了亚当斯离开伦敦回国的申请，阿比盖尔欣喜若狂，“也许多年以后，有人对以美国大使的身份常驻英国感到十分高兴，但是眼下英国人的情绪却使得这份工作如坐针毡……”
后来的美国使节们发现，英国人对待美国表兄高人一等的态度并未有多少改观。19世纪50年代中期美国驻英国利物浦总领事纳撒尼尔·霍桑写道：“这些人自视甚高，又瞧不起人，我真的没有那份宽广的心胸和他们和平共处。”大约30年以后，知名编辑詹姆斯·拉塞尔·洛厄尔（James Russell Lowell），首任驻英大使亚当斯最新的继任者，也是满腔激愤，“要打造健康的两国关系，唯一的途径是消除他们心目中美国人是低人一等的被驱逐者的固有看法”。
但是，这一情况到1941年发生了变化。英国人现在如此需要美国，以至于公开向后者屈尊示好。如果阿比盖尔·亚当斯的灵魂飘到伦敦格罗夫纳广场，她一定会为广场的巨大变化震惊不已，也会因为看到美国大使在英国的新地位而瞠目结舌。
尽管格罗夫纳广场仍是人们的喜爱之地，但在20世纪30年代，很多庄严宏伟的旧房子被拆除，取而代之的是一排排新乔治亚式的奢侈公寓和写字楼，其中一栋就是美国大使馆。大使馆位于格罗夫纳广场9号，以前曾是亚当斯夫妇的官邸，是少数几栋保存至今的18世纪建筑之一。战争带来的变化不止这些。德国炸弹炸毁了广场上的几栋建筑，广场中间布满了灰尘，服务车辆和低矮的木屋取代了曾经的草坪和网球场。在木屋里办公的是英国空军妇女辅助队的成员，她们负责管理飘荡在伦敦上空的防空气球，人们亲切地把防空气球称为“罗密欧”。
英国人对待约翰·亚当斯和吉尔·怀南特的态度形成鲜明对比。美国不再被看作暴发户，而是决定英国生死存亡的重要因素。英王、政府领导和媒体对待英国大使简直是众星捧月，绝不仅仅是热烈欢迎那么简单。怀南特到任后不久，举办了首次新闻发布会。报名参加的记者数量如此之多，以至于发布会不得不分两场召开，一场向英国和欧洲记者开放，另一场向美国记者开放。
虽然说新大使在英国的待遇远远好于约翰·亚当斯当年的遭遇，但在其他方面，两人却有很多共同之处。亚当斯的好友乔纳森·瑟威尔（Jonathan Sewell）对亚当斯的描述同样也适用于怀南特，“他不跳舞，不喝酒，不打牌，不阿谀奉承，不信口承诺，不和男士说长道短，不和女士打情骂俏；简言之，他身上没有朝中重臣常见的各种毛病”。
在这两场发布会上，怀南特的表现一如既往地害羞，不知道该把手放在哪里，声音轻柔而且不连贯，一位英国记者这样写道：“他吐词缓慢，根本没必要安排速记。”在几十个闪光灯的一片闪烁中，他不安地在办公室踱步，记者连珠炮似的抛出问题。他对记者表示，这次没有太多要说的，待他安顿下来后，会再次与记者会面，那时大家再交流。换作别人，如此缄默少言的表现早就惹毛了伦敦报界那些久经沙场的记者。但是怀南特却再次俘获人心。《华盛顿明星晚报》的标题是“怀南特在伦敦留下绝佳印象”。《新闻纪事报》写道：“在记者会的前五分钟，他就靠自己的魅力、与众不同和显而易见的真诚与诚实赢得了全英国乃至整个大不列颠帝国记者的同情之心。”
记者们还强调了怀南特与他前任约瑟夫·肯尼迪的迥异之处，后者热爱交际，说话直言不讳，曾聘请《纽约时报》前记者替他在伦敦处理公共关系。而且，肯尼迪对英美联合记者团竭尽讨好之能事。《芝加哥每日新闻报》记者比尔·斯通曼（Bill Stoneman）在参加完怀南特会见美国记者的发布会之后说道：“抛开他的政治观点不论，肯尼迪先生在报界还是很受欢迎的。但是，那些此前从未见过怀南特的人们也一致认为，怀南特轻声细语的讲话方式恰恰成为他的宝贵优势。”
发布会期间坐在怀南特办公室后面的一个瘦高个广播电台记者也对此深信不疑。说得好听一点，约瑟夫·肯尼迪从来不对爱德华·R.默罗的胃口。过去几个月里，这位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欧洲分支的负责人一直在游说华盛顿换掉肯尼迪，他对肯尼迪可谓厌恶至极，却对怀南特崇敬有加。
到了1941年，默罗已然成为伦敦最知名的美国人，《斯克里布纳杂志》写道：“说到美国对外国新闻的反应，这位记者的影响力之大远在他的同行之上。”对于很多美国人来说，默罗和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同事成为欧洲新闻的主要来源。
但是，四年前，当默罗想要加入伦敦的美国外国记者协会时，这个权威组织拒绝了他的申请，而且拒绝的理由无懈可击：默罗在1937年刚抵达伦敦时连一天的记者经历都没有。作为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欧洲部主任，他接到的任务主要是沟通协调并安排现成的广播节目，从国际联盟的辩论到维也纳和布拉格的男孩合唱团音乐会。那个时代，不管是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还是美国另一家主要广播网络——美国全国广播公司，尚未聘请记者走遍世界各地为本国听众进行报道。
然而，默罗将要改变这一切。随着战争威胁临近，他说服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董事长威廉·佩利（William Paley），组建了自己的记者团队，后来，这批记者被称为“默罗男孩”。1940年9月，当德国人开始残酷空袭伦敦时，默罗抵达伦敦以来所做的准备工作终于有了用武之地。伦敦大轰炸的几大特点非常适合广播报道：即时性，戏剧性，尤其是各种声音，包括尖锐的警报声、炸弹的呼啸声、防空炮火的爆炸声，现场感十足。其他任何媒体都无法向美国人民如此有力地传递战争的惨烈。
收听默罗以那句著名的“这里是伦敦”开场的广播报道成为全美国人民的一个习惯。靠咖啡和香烟支撑，默罗每天工作18个小时，成为战时伦敦的知名记者。他用一个个微小的细节来描述当城市甚至全世界濒临毁灭之时，人们如何挣扎着活下去。《圣彼得堡时报》出版商兼编辑纳尔逊·波因特（Nelson Poynter）在写给默罗的信中说：“您是全欧洲最棒的记者，不仅因为您在所有工作中都如此出色，而且还用家长里短式的简单叙事揭示了如此可怕的梦魇般的事实。”
通过报道，默罗还赢得了听众的信任。他在报道时开始更加频繁地暗示英国无法独自支撑，美国应该参战，他的观众开始认为：也许默罗是正确的。成百上千名美国人给他写信，表示默罗的报道让他们不再相信美国可以通过援助英国而置身事外、独善其身。1940年9月，盖洛普民意测试结果表明，39％的美国人支持加大力度援助英国。一个月后，随着德国轰炸伦敦，默罗将现场报道传回美国千家万户，这一比例增加到54％。
1941年，设在纽约的美国海外记者俱乐部将上年度“最佳广播记者”的称号颁给默罗。在他32岁这年，默罗终于成名。报纸和杂志争相报道他的事迹，他的广播内容被印成文字在美国报纸专栏中发表。他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同事威廉·夏勒从纽约来信：“你是广播界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第一人。”
现在，默罗成为伦敦的重要人物，华盛顿的官方人物都从他那里打探英国政府和人民的情况，并获得相关指导。他的座上客包括总统最信任的顾问哈里·霍普金斯（Harry Hopkins）。1941年1月，霍普金斯受罗斯福指派执行一项特殊任务，在抵达伦敦几个小时后，他就邀请默罗共进晚餐。他对默罗说，自己到伦敦的任务是“在两国元首间起到‘催化剂’的作用，我要了解丘吉尔本人和他午夜以后会见的都是怎样的人”。
由于默罗与丘吉尔和英国政府其他高官关系紧密，霍普金斯需要了解的情况他都可以提供。丘吉尔非常清楚默罗和其他有影响力的美国记者对英国抵抗事业的重要性，自从就任首相以来，丘吉尔始终不遗余力培养和他们的关系。英国同行们语带醋味地说道：“美国记者现在相当重要，他们受到的礼遇仅次于上帝。”当英国官员拒绝默罗在伦敦大轰炸期间搞现场广播时，丘吉尔立刻出面批准了此事。
首相愿意为任何有助于说服美国援助英国的活动大开绿灯。
1940年年末，随着两人的夫人成为朋友并合作开展一个由美国人资助、为因轰炸无家可归的英国人捐助衣物和其他物资的项目，默罗与丘吉尔之间也开始向私人友情发展。默罗和夫人珍妮特都是唐宁街10号的常客。一次，当珍妮特与克莱门蒂娜·丘吉尔（Clementine Churchill）共进午餐后，默罗去接她，首相从书房里出来，招呼默罗进去，“真高兴又看到您，”丘吉尔用低沉的声音说道，“有时间喝几杯威士忌吗？”
与他在伦敦的记者同事一样，默罗对英国人满怀同情。尽管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高层支持美国中立，但是在他看来，这政策完全不切实际，没有考虑到纳粹德国与同盟国之间巨大的道德落差。默罗曾报道过1938年德国对奥地利的吞并，亲眼看到纳粹暴徒烧毁犹太人商店，强迫犹太拉比跪地清洗人行道，将犹太人打得失去意识。一天晚上，默罗正在维也纳的酒吧喝酒，一个有闪米特人特征的男人站在他的身旁，突然，这人从兜里掏出一把剃刀，割向自己的喉咙。回到伦敦后，他目睹的这些暴行、这些惨剧在脑海中挥之不去。他向英国广播公司（BBC）的一位朋友讲述了自己的所见所闻。多年以后，这位朋友说道：“我还记得他描述的可怕情景，以及他在讲述这一切时的痛苦表情。”默罗的另一位朋友经济学家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斯（John Kenneth Galbraith）说：“德奥合并这件事对他打击很大。”
默罗深信德国将威胁整个世界，非常清楚英国存在的重要性，因此毫不掩饰对约瑟夫·肯尼迪和他绥靖主义立场的不屑。尽管他从未在报道中直接批评肯尼迪，但他曾在一次广播中兴致盎然地引用绥靖主义反对者、英国国会议员哈罗德·尼克尔森（Harold Nicolson）在一篇杂志专栏中攻击肯尼迪的一段话。默罗对肯尼迪可谓厌恶至极，战后不久，他的一位朋友曾造访肯尼迪在棕榈滩的住宅，结果被默罗一顿狠批。他说，和这位前大使打交道不啻与希特勒的副手赫尔曼·戈林（Hermann G ring）勾勾搭搭。默罗深信，“英国人会挺过去的”。“默罗男孩”成员之一埃里克·塞瓦雷德（Eric Sevareid）回忆说：“他对所有失败主义路线者都怒火冲天，即使在私下对话中也是如此。”
1940年年底，当默罗发现肯尼迪将要离任回美时，他立刻敦促自己在罗斯福政府中的故交，请他们为吉尔·怀南特继任驻英大使说项。尽管年龄相差20岁，20世纪30年代早期怀南特在国际劳工组织日内瓦总部任职时，两人就已建立友谊。“默罗非常尊敬怀南特”，两人共同的朋友回忆说。根据他们的回忆，两人有很多共同之处，“都是性格内向之人，都具备奉献精神，在一个频道上”。与怀南特一样，默罗“有着强烈的社会良知，希望个人和政府达到较高的道德标准”，塞瓦雷德在20世纪60年代说：“与多数人不同，他认为外交政策应该建立在道德准则之上。”
尽管默罗非常敬仰罗斯福，但他对美国援助英国的迟缓日益失去耐心。在怀南特身上，他看到和他一样的紧迫感以及对理想的热烈追求，他非常希望总统和其他美国领导人也具备这些品质。在给美国的一位朋友写信时，他说“希望你在家一切都好，希望你的鼻孔不会充斥死亡的味道，但是在这里到处弥漫着死亡气氛”。在给另一个朋友的信里，他说道：“如果世界的光明来自西方，那最好有人点燃一大堆篝火。”
一位朋友这样回忆默罗：“他的祖国没有意识到生活的现实，他对此非常非常忧心。如果希特勒的战争机器碾过英国，那他的下一站就将是曼哈顿。”
虽然爱德华·默罗与吉尔·怀南特有很多共同之处，两人却有完全不同的家庭背景。默罗的父亲是北卡罗来纳州波利卡特溪市的自耕农。默罗五岁时，他的父亲携妻子和四个儿子搬到华盛顿州，在伐木场找了一份工作。默罗14岁之前，家里还没有内部水管设施，直到他离家独立生活，家里还没有装上电话。
作为雄心勃勃的理想主义者，默罗批评不劳而获的特权，深信记者应支持弱势者。但是，他也对英美上层社会的俱乐部和沙龙心怀向往，喜欢穿着英国萨维尔街的高级服装，希望以此抹除自己贫苦出身留下的痕迹。埃里克·塞瓦雷德从未忘记自己第一次见到默罗时的情景，“一位着装考究的美国青年和某位女士语气轻松、声音文雅地煲着电话粥，真是令人难以置信。”
但是，默罗越是远离自己的贫苦农村出身，罪恶感越是强烈。他对伦敦的朋友说，有时真希望留在华盛顿州的家里继续做一名伐木工人，当年高中和大学暑期他就做伐木工作。默罗过去常说“伐木工的生活让他满足”，“后来从未体验过那种满足感”，一位朋友回忆说。
热爱读书的默罗后来被华盛顿州立学院录取，主修演讲学。大学期间，他加入久负盛名的大学生联谊会，并当选为学生会主席。1930年毕业时，还担任美国全国学生联合会主席，该组织代表四百多个美国大学和学院的学生会。后来，默罗进入国际教育研究所，研究所主要负责在美国和欧洲组织学生交流与会议。由于经常出国，他结交了很多重量级人物，包括杰出的英国社会主义者哈罗德·拉斯基（Harold Laski），后者也是吉尔·怀南特的好朋友。1933年，借助在国际教育研究所的工作，默罗参与协助德国知名学者与科学家移民美国，其中包括保罗·蒂利希（Paul Tillich）、马丁·布伯（Martin Buber）和汉斯·J.摩根索（Hans J.Morgenthau）。后来，他认为，“那是一段最有意义的经历”。
第二年，26岁的默罗迎娶了珍妮特·布鲁斯特（Janet Brewster），这个一头黑发的美女毕业于康涅狄格州曼荷莲女子学院，其祖上可以追溯到“五月花号”。在安静、拘谨的外表下，珍妮特内心热爱冒险，幽默感十足，有自己独立的思想。大学期间，她拒绝像父母那样成为保守的共和党人，而是成为拥护新政的忠实民主党人。在遇到默罗之前，她的梦想是搬到纽约成为一名社会工作者。
1935年，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聘请默罗担任广播访谈节目主任。两年后，他被派到伦敦负责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在英国和欧洲大陆的文化、新闻与教育节目。随着战争逼近欧洲，默罗进入了疯狂的工作状态，他走遍欧洲各国首都安排辩论、国际人物访谈、知名外国记者现场评论，他对音乐会、赛狗会等各种活动也进行报道。
1938年年初，在希特勒即将吞并奥地利之时，总部设在纽约的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同意拓展欧洲业务。默罗聘请了驻在柏林、经验丰富的记者威廉·夏勒作为驻欧洲记者。在纳粹3月份进入维也纳之际，默罗和夏勒抓住机会改写了广播史。德奥合并几天后，两人第一次向美国发回晚间新闻报道，默罗从维也纳、夏勒和工党国会议员埃伦·威尔克森（Ellen Wilkinson）从伦敦，还有多名美国报社记者分别从巴黎、柏林和罗马进行了报道。最后，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的孤立主义者路易斯·施韦伦巴赫（Lewis Schwellenbach）在华盛顿进行了报道，他说：“如果这世界的剩余部分想要卷入这场争斗，机会就在眼前。”
晚间新闻报道取得了巨大成功。默罗和夏勒已经证明广播不仅可以播报新闻，还能进行现场报道，同时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即时性将各地报道连接起来。他们还举办了一系列活动，在仅仅一年的时间内，就将广播发展成为美国主要的新闻媒体，使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在随后数十年时间里成为新闻广播界的翘楚。
内维尔·张伯伦担任英国首相和保守党领袖期间，尽管默罗从未在广播中公开批评政府对希特勒的怀柔政策，却经常播出张伯伦绥靖政策反对者发表的观点。唐宁街和白厅的很多人对默罗极为不满。“很明显，他们对我最近的言论不感冒，”1939年他在写给父母的信中说，“可能战争开始前我就会被赶出英国。有几个身居高位的人好心规劝我：多说些对英国有利的话，这样对你有好处。”
政府官员劝默罗向英国唯一的广播新闻源英国广播公司学习一下。尽管英国广播公司接受政府拨款，并最终对国会负责，但它具备编辑独立性。然而，英国广播公司主任约翰·雷斯爵士（John Reith）却不这样想。“假设英国广播公司向人民负责，政府也向人民负责，那么英国广播公司必须向政府负责。”雷斯说道。在他的领导下，英国广播公司将张伯伦不喜欢的新闻撤下，并且在新闻报道时完全依赖官方来源，不进行分析，不提供背景，不提出其他观点。在慕尼黑危机后不久，英国广播公司一个高层官员向上级领导写了一份机密备忘录，指责他们从事“缄默的阴谋”。他指控说公众被隐瞒了事实真相。
但是，默罗却不想步英国广播公司的后尘。除了对张伯伦的政策大加鞭挞以外，他还邀请温斯顿·丘吉尔和反对绥靖政策的保守党国会议员通过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向美国播送他们的观点。由于这些人的观点与英国政府相左，他们被英国广播公司禁言，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成了国会中反对派的发声喉舌。
张伯伦在保守党中大部分的反对者是英国公立学校校友联谊会成员，他们热烈欢迎默罗夫妇加入上层社会。在英国期间，他们成为梅菲尔区高尚晚宴酒会、私家俱乐部午宴和豪华乡村别墅周末聚会的常客。默罗枪法高明，经常陪克兰波恩勋爵（Cranborne）在后者位于赫特福德郡的家族地产上猎杀松鸡和野鸡，克兰波恩勋爵后来成为索尔兹伯里侯爵，曾经担任过英国外交次长。他是英格兰当地名门望族的后裔，公开反对张伯伦。来自波利卡特溪市的默罗成为少数几个可以称呼克兰波恩勋爵儿时外号的非英国人。
他还是迪奇利周末射击聚会的座上客，迪奇利位于牛津郡，这座18世纪的庄园是英国最奢华的乡间别墅之一，庄园主名叫罗纳德·特里（Ronald Tree），也是张伯伦的反对者。他是芝加哥百货巨头马歇尔·菲尔德（Marshall Field）的外孙。家境优渥的特里从小在英国长大，1933年当选议会议员。她的夫人南希是南希·阿斯特的侄女，后者曾经是弗吉尼亚州的社交名媛，也是第一位被选为英国下议院议员的女性。
尽管英国严格的阶层制度让默罗瞠目结舌，他还是与上流社会打成一片。有时他也替自己辩解，表白自己并非势利之人，不管怎样，“这些人对我来说十分重要”。珍妮特·默罗的反应却有些不同，那些上层社会的女士们把注意力更多放在她英俊潇洒、影响力十足的丈夫身上，通常对她视而不见。她回忆说：“很快，她们就让我意识到自己没什么大用处。”这个来自康涅狄格州的美国人认为英国上流社会的生活方式浅薄之极。一次，参加完迪奇利的聚会后，她在日记中写道：“别墅、宫殿、乡村俱乐部等等，这一切都那么漂亮。但是这给生活徒增了多大的麻烦呀！那里人潮涌动、相互寒暄、小题大做，有什么意义吗？”
1939年9月，英国对德宣战，很大程度上改变了珍妮特·默罗对英国人轻浮的负面观感。但是，战争也把所有英国人的生活弄得乱七八糟，超过百万人口，不论他们是穷是富，被迫背井离乡，造成自1665年大瘟疫以来最大的移民潮。人们抛家舍业，妻离子散，到处百业凋敝，一片凄凉景象。
肯尼迪大使呼吁所有在英美国人马上撤离。超过一万名美国公民，包括他自己的妻儿，都很快乘船离开，其中一半是在英德两国宣战后48个小时内离境的。美国人（也夹杂着一些英国人）排着长长的队伍进入美国大使馆，寻求帮助离开英国。
伦敦到处都是战争的痕迹。英国议会、唐宁街10号和其他政府大楼都被沙袋和带刺铁丝网路障层层保护着。防空气球高高飘在城市上空。士兵和警察守护着大桥和隧道，严密盯防破坏分子。商店橱窗用木板围上，或者粘贴着褐色的牛皮纸，防止炸弹爆炸造成玻璃破碎。由于灯火管制，皮卡迪利广场（戏院及娱乐中心）花里胡哨的电灯标志和伦敦西区剧院门前灯火通明的大遮檐都一片漆黑。特拉法加广场的喷泉也不再喷水。
巍峨的广播大楼位于时尚的波特兰广场街，大楼的防御工事经过特殊加固，默罗就在这里向美国播报。英国广播公司白色的总部大楼就在摄政公园几个街区开外，是破坏分子和德国炸弹的主要目标。好几层沙袋在入口处高高堆起，身背来复枪的哨兵在巨大的青铜制作的前门处值守，他们接到命令必要时可以开枪射杀。大楼内部优雅的装饰艺术风格空间被钢铁隔断和气密门分成若干部分，壁画上面覆盖着隔音材料。英国广播公司音乐厅里面的座椅都被撤掉，改造成一个巨大的员工宿舍，舞台和地板上铺满了床垫。
战争期间，英国广播公司仅剩一个新闻部还在广播大楼里办公，包括娱乐部在内的其他部门都迁到了伦敦其他区或者英国其他城市。英国广播公司新闻部的核心机构，包括主控室、播音室和新闻编辑室，都搬到了三层的地下室。在深深的地下空间，头顶的排水管道叮当作响，食堂飘来一阵阵甘蓝的味道，编辑、播音员、撰稿人和其他员工在这样的环境里夜以继日地工作，报道最新消息。
默罗和其他美国广播记者在B-4播音室报道，这是一个面积不大的地下房间，原来是厨房储藏室。“播音室”用一个帘子临时隔开，一侧是播音间，里面放着一张桌子，一个麦克风，两把椅子；另一侧是档案柜、衣帽架、桌子和简易床，一般是新闻记者、工程师或者新闻审查员在这里眯上一会儿。
英国广播公司的巨大变化还体现在理念和风格上。一名员工回忆说，1939年9月之前，英国广播公司还是一个“舒适、惬意、文雅的悠闲之地，远离商业世界与俗世争斗”。约翰·雷斯爵士一手打造了这种高雅、矜持、略带清教徒特色的风格。在1922年英国广播公司成立之初，雷斯爵士就要求播音员穿着晚礼服播音。1937年在英国广播公司电台发表演讲后，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将那里的气氛形容为“阴郁、谨慎”，“所有人都是那么规规矩矩、客客气气”。
到任伦敦后不久，默罗就和雷斯会面，明确表明他和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不会采取英国广播公司那种目中无人的风格。“我们的节目不会搞阳春白雪，相反，要面向下里巴人，做接地气的节目。”雷斯轻蔑地挥了挥手，“那样你就把广播拉到和海德公园演讲角一样的层次了。”默罗却点点头，“我正有此意。”
1940年初，雷斯被任命为新成立的信息部大臣。在他卸任之时，英国广播公司已然发生了巨大变化，使其在战争结束时成为世界上最可靠的新闻来源。一位编辑认为：“英国广播公司会成为默罗真正的精神家园。”
英国广播公司开始大量招聘广播节目制作人和编辑，其中很多人曾做过平面媒体记者，这些人给编辑室带来了新气象，也带来了新闻工作经验。R.T.克拉克（R.T.Clark）是一位古典学者，曾在《曼彻斯特卫报》做过社论记者，他被任命为国内新闻部负责人。在英国宣战当天，他嘴里叼着香烟，向手下员工宣布英国广播公司新闻政策的重大变化，“兄弟们，战争已经来临。我们的工作是讲述事实真相，如果无法确定事实，宁肯不要报道”，这番话不仅赢得了新聘记者的支持，还让那些老编辑们欢呼雀跃，因为他们中有很多人都曾公开吐槽英国广播公司篡改新闻、拒绝播送批评张伯伦政府声音的做法，其中很多人都是默罗的朋友，当克拉克宣布新闻以事实为基础、英国广播公司员工鼓掌祝贺之时，他们就站在编辑室的后面。
同美国广播网一样，战前的英国广播公司没有自己的国内国际记者，主要采用报纸和通讯社的报道。变革发生在克拉克执掌新闻部后：记者的现场报道成为电台的主要特色，另外，英国广播公司开始对事件深度解读，新闻简报也更有活力。尽管张伯伦政府和丘吉尔政府多次试图利用英国广播公司进行政治宣传，但克拉克和公司其他高层尽力保持新闻的独立性。就任首相之初，丘吉尔抱怨英国广播公司是“几个顽固的中立者之一”；作为回应，英国广播公司宣布，尽管保持国民士气十分重要，但这绝不是“故意歪曲事实”的借口。多数时候，英国广播公司做到了和政府保持适当距离。1944年，一贯愤青做派的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一反常态地评价说：“英国广播公司获得了巨大声望，现在，‘我从广播中听到的’几乎等同于‘事实真相’。”
英国广播公司的变化对默罗影响至深，他本人的新闻报道理念与风格也在经历嬗变。一位编辑说：“对那些可怕的坏消息，我们进行翔实、全面的报道。这和默罗尊重事实的新闻理念不谋而合。在这点上，双方观念完全相同。”尽管默罗的东家是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但英国广播公司是他第一个打交道的新闻机构。他和英国广播公司的诸位英国同行一样，都在打造新事物；他们都信奉事实和新闻独立性；随着战争深入，他们共同学习，一起进步。
默罗视克拉克为自己的良师益友。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推出夜间广播后，两个人就经常在克拉克堆满书籍的地下办公室彻夜长谈，手里的香烟袅袅升起，将天花板氤氲成一片模糊。默罗有时也邀请克拉克和英国广播公司其他编辑到其哈勒姆街附近的公寓做客，喝上几杯美国波本威士忌，继续他们的讨论。其中一位参与者回忆说：“大家都把默罗看作自己人，绝不仅仅因为英国广播公司为他提供了办公设施，而是因为他完全和我们是一路人……大家很快接受了他，他是纯美国人的做派，我们则是纯粹英国人的风格。然而，我们却走着同样的道路。在广播公司大楼里，爱德华·默罗的名字如雷贯耳，和我们成了一家人。”
在战争前八个月里，英国和法国都认为这是虚惊一场，是德国的恫吓，默罗和英国广播公司甚至没有什么值得报道的重大新闻。英法两国只是向敌人领土散发了几百万份传单，对德国实施了海上封锁，又向位于德法边境、被法国人吹嘘为固若金汤的马其诺防线象征性地派出了几个巡逻队。然而，希特勒在1940年4月入侵挪威、丹麦之后，局势急转直下。一个月后，德国装甲部队横扫低地国家（荷兰、比利时、卢森堡），攻入法国。6月，法国投降。英国以不到德国十分之一的武装力量开始独自面对希特勒的战争铁蹄。
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靠自己煽动性的演讲将国人的士气鼓动起来，然而，口头上的鼓舞远不能抵挡德国人的侵略。英国外交次长亚历山大·卡多根爵士（Alexander Cadogan）在日记中写道：“就我看来，英国不紧不慢地做了几年战争准备，最后还是被打了一个措手不及。”一份政府报告评论说：“人们四处奔走，好似末日将临一般。”
肯尼迪大使再次建议在英美国人回到美国，包括多名记者在内的数千名美国人听从了他的建议。珍妮特·默罗的父母也催她赶紧回国，但被她断然拒绝。“一年前我们就决定甘冒风险留在英国，”她在信中写道，“英国即将进入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此时此刻，我不可能为了独善其身而选择抛弃这里，希望二老理解。”
在大批美国人离开的同时，另外一些美国人却来到欧洲，其中包括十几名美国记者，他们报道了同盟国在法国和比利时的大溃败。这些人包括美国最著名的新闻记者，他们从亚的斯亚贝巴、布拉格和马德里发回报道。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Alfred Hitchcock）从长相俊朗、爱酒如命的大记者文森特·谢安（Vincent Sheean）的回忆录《个人历史》中获取灵感，导演的电影《海外特派员》，影响了整整一代美国记者。著名战地记者昆汀·雷诺兹（Quentin Reynolds）供职于《科里尔杂志》，有着同样丰富多彩的经历（他也是个酒精瘾君子）。雷诺兹身材魁梧，体重高达220磅，《纽约时报》把他称作一位“充满热情之人”，他的个性随笔与专题报道在美国大受欢迎。
法国沦陷后仍坚持留在伦敦的默罗和其他数十名美国人迎来了新同事，他们通力合作，为美国广播网络、报纸、通讯社和新闻杂志提供报道。珍妮特·默罗在给父母的信中写道：“此前，从未有这么多的新闻记者汇聚在这个弹丸之地。战争双方已做好你死我活的准备。”
有些英国记者对这些新来的美国同行们表现出某种不信任甚至敌意。新闻纪录片制片人哈里·瓦特（Harry Watt）认为他们“对战争充满豺狼般贪婪的渴望，他们自己也承认来到这里就是为了报道英国沦陷的新闻，希望看到整个欧洲都被征服，连新闻标题都早已拟好”。英国皇家空军与纳粹德国空军在1940年夏天的空中厮杀无法满足美国人对灾难性事件的渴求。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记者埃里克·塞瓦雷德此前曾报道过法国沦陷，不列颠之战进行到一半时，他来到英国。他和两个同事用一块混凝土板、一个番茄罐头和一些枯萎的罂粟花临时拼凑了一个战争纪念碑，上面写着“三个媒体人死于等待入侵的无聊枯燥之中，1940年”。
这样的生活很快就被打破了。
9月初的一个下午，天气暖和，令人昏昏欲睡。默罗、文森特·谢安和纽约PM报社记者本·罗伯逊（Ben Robertson）一行来到伦敦以南几英里外的一处农田边。默罗开着自己的塔尔博特阳光敞篷车，沿泰晤士河河口一路向下。在享受阳光的同时，他们希望看到英国喷火式战斗机与德国梅塞施米特式战斗机在空中厮杀的一幕。然而，蓝天上却一片宁静。他们把车停下，从一个农民手里买了些苹果。三人懒洋洋地躺在地上吃着苹果，听着蟋蟀和蜜蜂的声音，战争好像离他们十分遥远。然而，几分钟之后，空中传来刺耳的飞机发动机轰鸣声，三个美国人抬头望去，天空中，一波波绘饰着字图案的轰炸机呼啸而过，然而，这次目标不再是英国海防设施和南部的皇家空军基地。沿着泰晤士河，德国轰炸机直扑伦敦。
短短几分钟后，伦敦就陷入一片火海，滚滚黑烟翻腾而上，遮天蔽日。防空火炮发射的榴霰弹雨点般落在美国记者身旁，吓得他们赶紧躲进附近的沟渠。空中，络绎不绝的敌机不断飞向北方。“伦敦陷入火海”，罗伯逊不停重复着这句话。回城后，他们看到大火从伦敦东区一直向前蔓延，吞噬了造船厂、油罐、工厂、住宅和沿途的一切。成百上千的人在轰炸中丧生，更多的人负伤，或失去家园。在血红色的月光下，女人们推着婴儿车，上面堆满了抢救出来的财物。
伦敦大轰炸就此拉开帷幕。从9月7日开始，伦敦连续57天遭受无情轰炸，情况之惨烈堪称史无前例。“二战”初期，华沙和鹿特丹也曾遭到德国轰炸，但远没有伦敦大轰炸持续时间那么长。
不仅劳动阶级聚集的伦敦东区在那个秋冬季节不断遭受重创，伦敦其他地区也难逃此劫。时尚购物区邦德大街和摄政大街满目疮痍，街道两旁百货商店上掉落下来的玻璃碎片就像厚厚的积雪一样铺在人行道上。牛津街上，约翰·刘易斯百货商店在大火中成为一片废墟。唐宁街10号、殖民地部、财政部、皇家骑兵卫队大楼都在轰炸中损失惨重。在一次空袭过后，英国战争部大楼几乎没剩下一块完整的玻璃。白金汉宫更是多次遭受空中打击。加拿大外交官查尔斯·里奇（Charles Ritchie）在日记中写道，伦敦所有百姓，不论居住在哪个区域，“都像丛林中的动物一样，对危险有着敏感的嗅觉”。
这其中就包括美国战地记者们，他们已不再是中立的旁观者，亲临前线采访后，他们回到后方发稿。美国非常自信不会受到外国攻击，导致有些美国记者很难接受人身安全受到威胁这个事实。在伦敦大轰炸开始的那个夜晚，埃里克·塞瓦雷德心里说道，“不能这样对我，我是美国人”，随后他又宽慰自己说，“还好，轰炸很快就结束了”。
美国记者在伦敦大轰炸期间的亲身经历也反映在新闻报道中。与伦敦居民一样，他们的生命在炸弹的淫威下瑟瑟发抖，这加深了他们对伦敦市民感受的体验。炸弹在空中划过，传来尖锐的呼啸声，他们被六神无主的恐惧感攫住。听到炸弹在远处炸响，又长舒一口气。“和大家一样，我也深切体会到人类生存之脆弱，”本·罗伯逊写道，“我们的神经都绷得紧紧的，不知道死神将在何时降临。”
然而，对于那些美国记者来说，他们的生命安全相比大部分伦敦人更有保障。由于经费充足，他们可以住在现代化的奢侈酒店和公寓楼里，其钢筋结构比伦敦大部分建筑物更为坚实。本·罗伯逊住在凯莱奇酒店，文森特·谢安住在多切斯特，昆汀·雷诺兹住在伯克利广场上兰斯德尼浩斯公寓楼里。雷诺兹在浴桶里养了三条金鱼，还和另一位美国记者共用一个男仆。
1940年11月，《纽约时报》和《纽约先驱论坛报》的记者将办公室搬到萨伏伊酒店，其他报社的记者也随之而来。萨伏伊酒店不仅是伦敦最好的酒店之一，还有全伦敦最奢侈、最深的防空庇护所。在地下河景房里，厚重的窗帘和舞厅乐队将外面连续不断的炮火声隔离开来。穿过酒店旋转玻璃门，人们就暂时远离了战争的残酷摧残，来到“与纽约高级酒店相媲美的奢华、亮丽和涌动的人潮”，专栏记者厄尼·派尔（Ernie Pyle）写道。“前台接待都穿晚礼服，男侍应生着灰色制服，电梯操作员则穿着硬翻领外套，”一名战时的酒店住客说，“住到萨伏伊酒店后，你很难意识到自己还身处战争之中。”酒店里面的美国酒吧成为美国新闻记者最爱光顾的地方，信息部官员道格拉斯·威廉姆斯（Douglas Williams）就把为美国听众做的《夜间简报》栏目放到了酒吧里，他一手端着鸡尾酒杯，嘴里滔滔不绝地播送简报。
尽管默罗有时也到萨伏伊酒店喝酒或用餐，但他并未随大流把家搬过去。他和珍妮特仍旧住在哈勒姆大街上的公寓楼里，除了他们夫妇和另一个租客外，其他人都已搬离。他们旁边的建筑物，包括广播大楼附近考究的摄政时期别墅和小巧的公寓楼，都是德国空袭的主要目标，尽管默罗所住的公寓楼从未被击中过，但旁边的很多建筑和商店都已被夷为平地。英国广播公司附近的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在空袭之初就吃过炸弹，搬家后又再次被轰炸。
比起他的大部分同行，默罗在伦敦居住的时间更长，也更加了解和热爱这座城市。当德国空袭、炸弹倾泻而下时，他更愿意在外面奔走，而不是泡在宾馆酒吧，或者去采访国会议员和白厅官员。的确，他也报道政府活动，但更多时候，他还是无法控制走向街头的冲动。在轰炸最厉害的日子里，他通常奔走在伦敦街头，了解伦敦市民的际遇。英国广播公司的朋友们把默罗叫作“来自地狱的信使”，他衣冠不整，身上布满灰尘，“走起路来摇摇晃晃”，每天晚上都回到广播大楼向大家讲述在外面的所见所闻，然后再把这一切告诉美国的听众们。
一次，默罗说道：“语言是最孱弱无力的，眼下发生的一切，已经无法用语言来描述。”但是，在他的广播中，默罗总是能够找到合适的词汇。他是语言艺术大师，善于用精妙的词语、以画像的手法来描述对众多美国人来说遥远的、难以理解的场景。他认为，只有让美国听众切身感受到别人的思想和内心，才能让他们真切地理解这场战争。“他把一切都具体化了，”埃里克·塞瓦雷德回忆说，“他揭示了事物的内在本质。”英国广播公司的戈弗雷·塔尔博特（Godfrey Talbot）认为，通过他的广播，默罗“描述了战争场景，再现了人们的心理感受，空气中的味道，熊熊燃烧的大火……听众觉得自己仿佛站在伦敦街头，身旁就是默罗”。
一次广播中，默罗描述救援人员如何弯腰穿行在被炸弹击中的房屋残骸里，轻手轻脚地抬起的那些软软的身体，就像“破损的、被抛弃的、落满灰尘的玩具娃娃一样”。还有一次，他来到伦敦地铁站下面一处临时防空庇护所，随后在广播中讲道，“寒冷的、令人窒息的雾气渗进庇护所”，访问结束后，他爬上楼梯，走到“潮湿的夜里，身后是人们连串的咳嗽声”。在另一次报道时，他给听众介绍了一个战斗中的伦敦高射炮连，“他们穿着衬衫，笑骂着将炮弹推进炮膛。负责侦察敌机的战士坐在倾斜的炮架上，缓慢转动着炮身。炮身上的夜视镜就像身材肥硕的猫头鹰的眼睛，在高射炮炮口喷出的橙蓝色焰火中熠熠发光”。
对自己在广播中提到的伦敦人，默罗始终钦佩不已。尽管他津津乐道于结识权贵阶层，却对首当其冲承受大轰炸的英国中产阶级和工人阶层备感亲切。“他们是住在小房子里的小人物，既没有制服，也没有矫饰的勇气”，然而，他们却“异常勇敢、坚强、审慎”。在伦敦空战中，冲在前线的士兵不是来自伦敦西区权贵人家的公子哥，而是消防员、看门人、医生、护士、牧师、电话修理工和其他工人，他们每夜冒着生命危险救助伤员、搬离尸体，让这座满目疮痍的城市恢复正常运作。在广播里，默罗不停地关注这些“无名英雄”，炸弹在身旁落下，而他们从未放弃工作：“面目漆黑、满眼血丝的男人在灭火，女人怀里揽着方向盘，开着笨重的救护车，警察守护在未引爆的炸弹旁。”
在那些恐怖日子里，伦敦人表现出来的镇定、刚毅和讽刺性的幽默给默罗和他的美国同行们留下深刻印象。他乐此不疲地给朋友们讲：一个伦敦居民曾问过他，纳粹德国空军空袭时的飞行高度是多少？他说：“你认为我们真的勇敢吗，还是缺乏想象力？”埃里克·塞瓦雷德说：“他就喜欢英国人的这些特点，从容不迫、无所畏惧、喜怒不形于色。”
10月中旬，一颗炸弹落入英国广播公司，炸毁了乐库和几个播音室，七名编辑不幸遇难，其中几人是默罗的朋友。爆炸发生时，播音员布鲁斯·贝尔弗雷奇（Bruce Belfrage）正在播送九点新闻。听众听到砰的一声巨响，接下来是短暂的停顿，有人低声问道：“你没事吧？”随后，布鲁斯轻轻吹去稿子上的尘土，继续进行播音。当时默罗也在英国广播公司，他对听众说：“在这座城市中，我看到过一些可怕的场景……但我从未听过男人、女人或者孩子说：我们投降吧！”
尽管轰炸造成巨大破坏，多数伦敦市民却展现出顽强决心，拼尽全力保持正常的生活，以此向希特勒表示最大的蔑视。每天清晨，伦敦数以百万的人从庇护所或地下室走出，火车和地铁运行已完全打乱，人们搭便车，甚至步行十几英里，仍然照常上班工作。由于需要绕开倒塌的建筑、无路可通的街道和未爆的炸弹，通勤时间可能需要几个小时。一次异常猛烈的轰炸过后，本·罗伯逊注意到凯莱奇酒店的员工“个个眼睛通红，疲惫不堪，但大家都在岗位上”。领班的家昨晚被炸塌了，但他仍准时上班；给罗伯逊打扫房间的女佣“昨晚被困在地下室里三个钟头”，另一名女佣告诉罗伯逊：“三个钟头！今早，她正常来上班了。”
尽管大轰炸带来恐惧、伤痛和破坏，但很多人认为，在那个特殊时期，伦敦表现出前所未有的精神饱满、斗志昂扬。死亡的威胁进一步提升了生存的愉悦。“在街上行走时……你会发现遇到的每个人都充满生机和活力”，昆汀·雷诺兹在日记中写道。本·罗伯逊也说：“危机中的伦敦重新认识了自己；焕发出从未有过的蓬勃生机……黎明时分，人们走向街头，感觉自己正在为拯救世界贡献力量。”
起初，那些回国或前往中立国作短暂休整的美国记者们带着迫切心情逃离这无情的恐惧。然而，抵达目的地后不久，他们就期盼着早日返回伦敦，因为他们发现，自己和当地人有着格格不入的疏离感，那里的人们不了解在战场上生活是怎样的滋味。罗伯逊曾在中立的爱尔兰住过几天，他的经历颇具典型意义，“从伦敦抵达都柏林的那一刻，我感觉如同来到天堂一般，战争带来的压力一扫而空，到处灯火通明，轻松愉快，逍遥自在，突然间觉得自己放松了”。但是，接下来他又说道，很快就“觉得心神不宁，美好生活实在让人焦躁不安。当远离伦敦……我反倒无比担心，担心伦敦，担心那里认识的每个人”。
那些离开后再未回到伦敦的记者们则有着深深的失落感。10月中旬，精疲力竭、病体缠身的埃里克·塞瓦雷德被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调回华盛顿。四个月前，当法国沦陷时，这位来自明尼苏达州、年仅27岁的美国记者带着愤愤不平的心情抵达英国，和很多美国人一样，他对英国文化不以为然，不喜欢英国“古板的贵妇人、职业军官、高级公务员们”，认为他们傲慢、优越感十足的做派令人内心不快。看到自命不凡的法国军队迅速溃败，他开始怀疑自负的英国岛民是否有能力抵挡住希特勒的攻势。
进入10月，他的疑虑和抵触情绪烟消云散。从起初的伦敦“陌生客”，他逐渐成为这座战火四起的城市中的一分子。多年以后，他写道，英国和伦敦“向世界展示出一副全新面目，在明亮的白昼，在青灰色的暗夜，英国人的精神将其他国家从绝望中唤起……这种精神和榜样的力量让美国国内的失败论者黯然失色……美国人认为自己在拯救英国，但英国的精神和榜样也在拯救美国”。
回到美国后，塞瓦雷德大肆宣传援助英国的重要性，留在伦敦的美国记者也在奋力进行亲英宣传。充分认识到默罗和其他记者对美国公众的影响力，白厅官员全力利用记者对英国的同情和认同感。1940年5月，罗纳德·特里加入信息部，他写道：“他们非常友好，只要我们提供及时、准确的信息，他们总会朝有利于我们的方向进行报道。”
一些美国记者，包括默罗在内，同意在英国专门为美国人拍摄的新闻纪录片中担任旁白，这些纪录片强调英国人对德国进攻的坚决抵抗。最有名的一部电影是《伦敦，坚持到底！》。这部10分钟的短片介绍了伦敦市民如何应对德国大轰炸，昆汀·雷诺兹担任旁白。起初，信息部建议由伦敦《时代与生活杂志》记者玛丽·韦尔什（Mary Welsh，后来成为欧内斯特·海明威的妻子）负责解说。然而，电影导演哈里·瓦特不喜欢使用女声旁白，这才选择了昆汀·雷诺兹。
然而，在和《科里尔杂志》的昆汀·雷诺兹打交道时，制片公司却颇费了一番周折。尽管雷诺兹在世界其他地方做过多次战地报道，也证实了自己不乏勇气，但他却坚持在萨伏伊酒店地下室的美国酒吧里报道德国的夜间空袭，后来，他也承认自己“痛恨且害怕”德国空袭。此外，雷诺兹此前没有广播经验，起初，他几乎用“大声喊叫”的方式来录制旁白。他自己也写道，“就像露天市场的叫卖者”。最后没办法，瓦特和他的团队只好在萨伏伊酒店的地下室录制了雷诺兹的旁白，将“话筒放在他的喉咙下面”，这样录制的低沉声音符合美国人的口味。“作为一名中立记者，我见过伦敦市民历经生死，我敢说，伦敦没有恐惧、担心和绝望。”
1940年11月，负责在美发行《伦敦，坚持到底！》的华纳兄弟公司匆匆赶制出600个拷贝，起初，影片仅在纽约市中心的八个剧院放映，获得巨大成功后，在全美12,000多个剧院放映。演职员名单中只有雷诺兹一个人的名字，这让美国人深信，这的确是美国记者毫无偏见的报道，“昆汀毫不费力就做到了这点”，瓦特回忆道。
雷诺兹亲自回美宣传影片，再次返回伦敦时，他已成为“国际名人”，瓦特补充说：“他经常用低沉的声音说话，借此娱乐我们。”但是，真正让英国影片制作团队和雷诺兹的美国同胞捧腹的是他带回来的一幅影片宣传海报：他带着钢盔，桀骜不驯的目光看向空中；手臂伸出，试图拨开500磅重的一颗炸弹。“萨伏伊酒店的日子可能要比我们想象的更为艰苦”，瓦特说。
当雷诺兹忙着为《伦敦，坚持到底！》录制旁白之时，默罗也在给影片《这里是英国》撰写并录制解说词。影片记录了英国对德国大轰炸的抵抗，其详尽程度远超《伦敦，坚持到底！》。据说，丘吉尔看了以后潸然泪下，美国总统罗斯福也在白宫放映了这部轰动一时的影片。
毫无疑问，在为英国摇旗呐喊的同时，默罗和其他美国记者模糊了新闻与宣传的界线。至少，他们违背了新闻的客观性原则，即不带任何个人偏见、观点和立场进行新闻报道。自新闻问世以来，其客观性一直是争论的焦点。很多人认为，新闻客观性是无法实现的标准，因为新闻记者不是机器人，他们的思想也不是白纸一张。
“二战”伊始，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就一直标榜自己的客观性与中立性。然而，罗斯福上台后，由于担心广播网络会在听众中掀起参战狂潮，美国政府放出风声，打算将广播网络纳入政府管控之下。白宫新闻秘书斯蒂芬·厄尔利（Stephen Early）认为广播电台在处理战争新闻时“手法不娴熟”，警告他们要“做个听话的乖孩子”。
战争打响时，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董事长威廉·佩利下令，做新闻时只准进行分析，不许夹带个人观点。默罗始终反对这个政策。尽管公司不时敲打他一下，却很少真正阻止他。“他从不标榜自己的中立或客观立场，”埃里克·塞瓦雷德说，“作为一名新闻记者，他一门心思都放在‘抵抗事业’上，认为美国必须参战。”1941年年初，默罗在给自己弟弟的信中写道：“我并不想在播音室里乐享太平，但是我认为有必要进行坦率的交流，即使被人戴上‘战争贩子’的大帽子也在所不惜……其实现在参战已经有些晚了。”
几年后，英国广播公司主管休·卡尔顿·格林爵士（Hugh Carleton Greene）表示，只有在“事关基本生命真相的情况下，英国广播公司才会保持客观性。英国广播公司对待不公、偏狭或侵害不能采取客观立场”，默罗对此双手赞成。他对妻子说，在欧洲，“生命已如草芥，千年历史和文明正惨遭荼毒”，而美国却还在袖手旁观。这种局面下，如何让人保持客观中立？“他希望美国人直面自身责任，”英国广播公司记者托马斯·巴曼（Thomas Barman）说道，“要么目睹整个西方世界沦陷……要么奋起反抗。”
1940年9月30日，正值《慕尼黑协定》签署两周年之际，伦敦大轰炸已持续近一个月的时间。默罗以辛辣的口吻对听众说道：“各位也和《慕尼黑协定》签订者一样，以为万事无忧吗？请回顾一下过去两年的遭遇，再想想未来两年的境况。”不满足于通过这种公开的支持来影响美国公众舆论，默罗还在广播中大肆描述战争中的英国人。“默罗和他的同事使用戏剧手法描述自己在英国的所见所闻，”广播历史学家埃里克·巴诺（Erik Barnouw）说，“听众有种身临其境的真实感，这是影响民意的最好办法。”
尽管默罗在广播中对英国人赞誉有加，他也毫不客气地指出英国及其领导者的不足之处。例如，针对英国政府出于保密需要而对新闻严格审查、对战争新闻讳莫如深的做法，默罗是公开的批评者之一。他还尖锐批评英国政府，指责政府未能给伦敦东区和其他劳动阶层聚集区的居民提供像样的空袭避难所。默罗妻子在给家人的信中写道，“那里的每个避难所都臭气熏天”。
终于熬到了1940年年底。默罗与大多数伦敦市民一样，已经精疲力竭。大轰炸期间，没人可以安安稳稳地睡一宿好觉，连续睡上三四个小时已经算是幸运。小说家伊丽莎白·鲍恩（Elizabeth Bowen）写道，随着轰炸持续进行，伦敦的居民疲劳至极，脑中早已空空荡荡。“已逝之夜与将至之夜在正午的压抑氛围中交替。工作或思考却让人痛苦。”
进入11月，德国空军的轰炸开始减弱。四个月的时间，默罗体重减轻了30磅，工作和生活已进入魔怔状态。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一位同事回忆说：“他面色苍白，走路摇晃，我以为他马上就要摔倒。”他的脾气也越来越暴躁，很少有时间陪伴妻子。默罗夫人后来写道：“有些时候，他好像根本没有精力理我。”默罗的一个朋友也说：“他心心念念着世界局势。英国沦陷对他来说，就好像失去自己的孩子一样。”
12月底，珍妮特·默罗利用轰炸停歇，说服丈夫在家过了一个相对轻松的圣诞假期。然而，12月29日，德国轰炸机对伦敦最古老的金融商业区进行了10小时的狂轰滥炸，打破了圣诞假期的平静。这次轰炸引发的火灾席卷整个地区，造成1666年伦敦大火以来的最大损坏。火灾摧毁了克里斯托弗·雷恩（Christopher Wren）设计的八座教堂，将伦敦市政厅大部化为乌有，后者自征服者威廉时期起一直是伦敦市政府所在地。令人称奇的是，在轰炸区中心高高矗立的圣保罗大教堂居然安然无恙。第二天一大早，默罗在回家路上看到“伦敦东区的窗户上映着通红的火光，窗格玻璃上的雨水水珠好似鲜血一般”。
两天后的晚上，压抑着自己的沮丧和愤怒之情，默罗为听众对比了美国庆祝新年前夜的祥和景象与多数伦敦居民的凄惨经历。“你们不会在破晓时分遭遇轰炸，而如果天气适合，我们则要面临轰炸；你们可以在灯火通明的夜间散步，你们的家庭没有在战争中四分五裂，只要有足够的时间和金钱，你们完全可以驱车出游。”
最后，他说：“你们不一定会遭遇鲜血、辛劳、眼泪与汗水。但是，几乎所有看过伦敦惨状的人都认为，你们作出的抉择将成为几小时前刚刚开始的新的一年里最重要的一个决定。”
他非常清楚，英国的命运将取决于美国作何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