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诺万的门徒:二战时期美国四大间谍(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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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准备

第一章 艾伦·韦尔什·杜勒斯

艾伦·韦尔什·杜勒斯,1893年4月7日上午出生于纽约沃特敦,生下来便患有先天性马蹄内翻足,俗称畸形足。自希波克拉底时代起,医学界就采用机械慢压的治疗手段来矫正这种症状。19世纪60年代后期,随着麻醉药的出现,医生开始通过外科手术来矫正这种脚部损伤。当时,艾伦的父母寻到了费城的一名骨科医师,并且成功地给小婴儿进行了手术。尽管如此,这家人仍把艾伦出生时的残疾视为一个不可告人的秘密。

伊迪丝·福斯特·杜勒斯一直对生第三个孩子忧心忡忡。她曾两次难产,1888年生约翰·福斯特和15个月后生玛格丽特的时候,医生都曾警告她,再生孩子可能会要了她的命。然而伊迪丝无法忍受禁欲的生活,生下艾伦之后,1895年和1898年又添了两个女儿,分别是埃莉诺和娜塔莉。尽管生育让伊迪丝的身体变得虚弱,而且让她饱受偏头痛和抑郁症的痛苦,但她依然是个果断而强势的女人。她在社会工作中非常活跃,讲一口流利的法语和西班牙语。埃莉诺回忆道:“她是这样一个人,总会说:‘现在不要瞎忙一气了,让我们尽快把这件事做好。’”

伊迪丝·福斯特在美国南北战争时期出生于上层社会的外交官家庭。她的父亲约翰·沃森·福斯特从印第安纳州志愿军第二十五军的少校荣升到了夏伊洛战役的战地指挥官,之后晋升为联邦部队的将军直至退役。南北战争结束后,这位高大挺拔的军官,留着波浪般的白络腮胡,带着哈佛法学院的学位,成为了尤利西斯·辛普森·格兰特总统驻墨西哥的全权公使,并由此获得更多的外交职位。1880年,他出任驻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圣彼得堡冬宫的大使;1883年,出任驻西班牙特使。全家陪同他一起在海外就职,其间伊迪丝游遍了拉丁美洲、欧洲甚至亚洲。本杰明·哈里森当政的最后几个月,福斯特已经是众所周知的“美国国务院中的名人”,1892年成为美国国务卿,仕途达到了巅峰。而他并不是家族中唯一一个从政之人。伊迪丝的妹妹埃莉诺嫁给了罗伯特·兰辛,一个面孔英俊、皮肤黝黑的法务方面的外交官,讲一口正宗的英式英语,穿得像个花花公子。1915年,罗伯特成为了伍德罗·威尔逊的国务卿。

1881年,在一次巴黎的社交晚会上,伊迪丝第一次遇到艾伦·梅西·杜勒斯,他那玉树临风的气质和浓眉大眼又略显稚嫩的娃娃脸给她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当时,杜勒斯刚参加完普林斯顿大学橄榄球队的比赛,接着从普林斯顿大学神学院毕业。26岁的年轻人对这位18岁的女孩也是一见钟情,毅然决然地发起追求。直到五年后,也就是1886年,她才同意嫁给他。杜勒斯也算是出身于名门望族。1629年,“五月花号”进行第二次航行时,他母亲的家族乘船来到了普利茅斯的英属殖民地。父亲的祖辈,牧师约翰·韦尔什·杜勒斯参加过美国独立战争。艾伦·梅西作为杜勒斯家庭中七个孩子之一,曾在费城黑斯廷斯学院求学,该校校规十分严苛,他的兄弟颇为担心他会因此“窒息”而死。但艾伦·梅西坚持了下来,最后在普林斯顿大显身手。他除了参加被认为极为残酷的橄榄球比赛之外,还在合唱团里唱男高音;他擅长哲学,成为了“纳索(Nassau)圣经协会”的主席。1875年毕业后,他曾在普林斯顿的预备学校做了短暂的教学工作,然后考进了神学院。毕业后,在去往欧洲和中东的旅途中遇到了伊迪丝。

艾伦·梅西·杜勒斯回到美国后,被底特律长老会任命为牧师,同时兼任底特律的特朗布尔大街教堂的牧师。婚后一年,他搬到了靠近安大略湖的纽约北部的沃特敦——一个快速增长的贸易和工业中心,升任为底特律第一长老会教堂的牧师。起先,他将自己人数渐增的家人安置在了克林顿街附近的一座白色隔板搭建的牧师住所,之后在教堂边上的马林斯街修建了一个十分宽敞的带长廊的牧师住宅。杜勒斯善于冥想,富有想象力,算是那个时代里比较自由开放的牧师。他会花数小时在三楼的书房精心研究书写得密密麻麻的布道文,好让宣道的时间最多不超过20分钟,因为他不相信人们的灵魂会在听完布道后得以救赎。有两次他差点被驱逐出教会:一次是为一个离婚的女人举行正式的婚姻仪式,另一次是公开质疑童贞玛丽亚得子。虽然他一年的收入从未超过3500美元,还要支撑一个七口之家,但却出手阔绰,经常宴请宾客,即便遇上时运不济也能安稳地在房间里睡大觉。

他有个幸福的家庭。教会中其他家庭的孩子们乐意到这个热心的牧师家里来玩,因为这个家庭让人感觉很温馨。他自己的孩子们经常比赛,看谁能唱出最多的赞美诗。杜勒斯要求孩子们每个礼拜日去教堂时,带上笔和纸为他的布道做笔记。而孩子们也乐得这么做,并不觉得是什么繁重的活儿。礼拜日吃晚饭的时候,他们拿着书写潦草的笔记对当天的布道进行讨论。如果他们写得含含糊糊,艾伦·梅西就会责备自己未能很好地传达自己的意思。

有位家族成员称杜勒斯的孩子们个个“生龙活虎”。戴着镶边眼镜的女儿埃莉诺,总是爱埋头读书,是一个精力充沛的知识分子;长子约翰·福斯特,家人们都叫他为福斯特,个性最强,从儿时起看起来就是那么盛气凌人,家中四个弟妹都听他的;被家人们叫作艾力的弟弟对福斯特更是忠心耿耿,小时候总是跟在哥哥的后面。

艾力,也就是艾伦·韦尔什·杜勒斯继承了父亲的眼睛和温柔的性情,总是对周遭的人充满好奇。孩提时代,他就对大人们所谈及的国内外时事很感兴趣,总会全神贯注地倾听。刚学会写字的时候就开始记录他的所见所闻。幼年起,他便养成了讨人喜欢的习性。只有埃莉诺注意到她这个哥哥身上那种不可抗拒的魅力有时会因暴怒而中断。

约翰·沃森·福斯特,即使在就任国务卿后,仍喜欢人们称他为“将军”。在杜勒斯家族中,他一直占据着主导性的地位。1894年,他为家族建造了一座红色的隔板小屋,圆形的门廊一直延伸到安大略湖岸边一个叫亨德森港的小海湾。他将这个简单的房子命名为“海崖之下”,房子里有一间大客厅和一间大厨房。厨房内配置了可烧木柴的炉灶,一个供孩子们洗澡的马口铁浴缸,用来照明的煤油灯,还有取水用的手压泵,因为那里既没有管道也没有电。艾力和其他孩子都很喜欢这个避暑胜地,他们可以在这里游泳、航行、捕捞湖中的小口黑鲈,夜晚的时候还可以围坐在约翰·沃森身边的长凳上,听他讲美国南北战争的故事。将军很疼爱艾伦·梅西的孩子们,轮流“借”他们去华盛顿与他享受冬季,届时他还可以让孩子博学广闻,而这种教育他认为是女婿做不到的。他常把导师与家庭教师带到家中,那是一栋位于第十八街很有气派的城市别墅,周围都是外国大使馆。他会在家中举办首都政要们都会参加的沙龙,并允许每个外孙或外孙女偷听。艾伦·梅西开始厌恶这些“绑架”。但每当轮到艾力的时候,他总是兴奋不已,因为福斯特将军会教他了解外交事务。

艾力八岁时就令外祖父深感自豪。在将军的餐厅里,关于时下华盛顿热门的外交政策话题,即第二次布尔战争(Second Boer War)的辩论,让这个少年听众非常着迷。该战争爆发于两年前,当时大英帝国试图夺取南非奥兰治自由邦的田园和德兰士瓦的遍地黄金,而这两个共和国正被叛逆的荷兰移民后裔所掌控。英国采取了焦土策略等残酷战术来消灭布尔人的游击队,甚至将布尔的老百姓赶到集中营,令成千上万的妇女、儿童丧生。美国政府就此保持中立,但对远在非洲的这次冲突仍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分成两派,加入了各自阵营的战斗。尽管家人们都站在大英帝国一边,但是艾力却认为英国人是在掠夺布尔人的财富。他在将军并不知晓的情况下,开始把有关新闻做成剪报,并将在外祖父餐桌听到的讨论做成笔记,最后用稚嫩而潦草的字迹写成一本题为《布尔战争:一段历史》的短篇书稿。艾力写道:“英国人进入南非夺取土地是不对的,因为最先来到这片土地上的是布尔人,他们拥有对土地的第一权力。”他还用长达七章的篇幅针对这些移民进行了阐述。

约翰·沃森·福斯特把手稿寄给了出版商,他们仅对其中几处拼写错误进行了更正,就印刷出版了。该书一共30页,印刷了700本,每本定价50美分(艾力将所赚取的1000美元捐赠给了布尔鳏寡和孤儿基金会)。全国各地的报纸争相报道有关这位八岁小作家的故事。“一本最有趣的小书。”《华盛顿邮报》评论道。众议院议长在芝加哥的一份报纸上看到了一篇书评,也去买了一本。伊迪丝欣喜若狂,在给儿子的信中写道:“为我们亲爱的小儿子感到骄傲。”她还买了五本给她的朋友们。性情温和的艾伦·梅西认为,书中视布尔人为“一个高尚的族群,也许是错的”。但他要求站在英国一方的大儿子福斯特不要与弟弟就此问题展开争执。福斯特义务式地祝贺了艾力写书成功,但却对其他家庭成员说,他认为那本书“稚气十足”。

艾力的书出版两年后,也就是1904年,因牧师杜勒斯就任奥本神学院有神论和护教学的教授,举家南迁80英里。艾伦·梅西不打算将孩子们的教育拱手让给将军岳父,也不想让艾力就读奥本高中,他雇了一名家庭女教师给孩子们辅导希腊语和拉丁语。他不希望自己的孩子死记硬背语法规则,想让他们把完成家庭作业的时间花在阅读精美的文学作品上,去学习和吸收这些作品的风格。他省吃俭用地攒钱供孩子们到国外读书。他把最喜欢历史的艾力送到瑞士洛桑的一个家族朋友那里学习法语(暂时不受父亲和福斯特约束的艾力径自去伯尔尼阿尔卑斯山攀登了迪亚布勒雷峰),后来又去了巴黎圣母院、香榭丽舍大道、时尚前锋的阿尔萨斯学校。1908年到1909年三学期制的学校成绩单评语是:“智慧与品性兼优”,但平均成绩却没有超过B——因为法语作文的分数太低。

1910年秋天,艾力被父亲的母校普林斯顿大学录取。彼时,该大学校长伍德罗·威尔逊恰好在竞选新泽西州州长之职,校方受托人要求他辞去校长职务,此事令他很是沮丧——要知道威尔逊校长对这个新泽西的学校进行了一系列的体制改革,令其跻身全国名校,与哈佛大学和耶鲁大学比肩而立。正是因为威尔逊的改革,当时艾力所就读的普林斯顿大学行政管理焕然一新,师资队伍中的老朽已经被年轻的“学术明星”替代,课程也进行了改造,入学标准有所提升,通过行政管理方的融资筹款,焕然一新的新哥特式风格的教室拔地而起。但这位17岁的小伙子起初对他能够接受改革后的教育并无感激之情。身高将近六英尺,开始长胡子的艾力只喜欢打网球、追求女孩子、在宿舍里掷骰子,周末到纽约享受音乐喜剧和香槟,学习成绩一塌糊涂,他父亲看到儿子带回的报告单后怒不可遏。大学四年级的时候,艾力终于有所收敛,并奋起直追,成绩大大提升,最后入选斐陶斐荣誉学会(美国大学优等生荣誉学会),在全班94名学生中以第九名的成绩毕业。

后来,艾伦·韦尔什·杜勒斯回顾往昔岁月时,将1914年6月视为他最终踏上情报职业生涯的起点。他们班是最后一届毕业于和平世界的班级,至少在数年内是如此。那时,普林斯顿大学为艾力提供了一份奖学金,让他可以留校到1915年。但他在给父亲的信中写道:“在这里继续等待一年毫无意义。”当他收到了一份去印度教书的工作邀请时,便决定接受这份工作,从欧洲乘船到东方,沿途看看世界风光。

6月20日,他登上了奥林匹克号邮船。这艘船有七层甲板、四部电梯,有一个带壁球场的健身房,还有一家名叫丽兹的优雅餐厅。船上有一大帮女大学生,不久就与他熟络了。6月28日,他抵达巴黎,入住在巴黎歌剧院酒店。一个懒散的星期日下午,在香榭丽舍大道的露天咖啡馆里,他与普林斯顿大学的朋友坐着闲聊时,突然被街上叫卖“号外”的报童打断,报纸的标题是弗朗茨·斐迪南大公夫妇在萨拉热窝遭到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刺杀身亡。

欧洲战争一触即发,艾力只得乘火车先到威尼斯,接着坐船到的里雅斯特,又从那里登上轮船穿过苏伊士运河和红海进入阿拉伯海。7月20日,他抵达孟买,住进了高雅气派的泰姬陵皇宫酒店(此时,年轻杜勒斯已经习惯了高雅的旅行风格,而且一生都保持了这种品味)。之后乘坐了三天舒适的火车头等舱,艾力身穿他在孟买新买的奶白色丝绸西装,帅气十足地到达了目的地——位于印度东北、尘土飞扬的阿拉哈巴德,开始了在尤因基督教大学担任英语教师一职。

在这里,偶尔会发现一只眼镜蛇蜷缩在公寓的浴室里,一只大猴子躲在餐桌下面。室内闷热压抑,他经常会在户外支起一个防蚊虫的帐篷来睡觉。在靠近亚穆纳河与恒河交汇处的岸边那所教会学校教书,对艾力来说非常轻松。他每天早上6点起床,吃点儿吐司,喝杯茶,开始学习印度语直到上午10点,然后吃早午餐。接着从上午11点到下午4点,给印度青少年上英语课,所用的课本就是柏拉图和莎士比亚的著作。下午茶过后,去网球场与传教士打几局网球,晚上8点半,佣人会准时给他备好晚餐,他每月只需付给佣人2.5美元。

艾力发现阿拉哈巴德的英文报是他曾读过的最好的报纸。到了秋天,该报每天印刷两版,用来及时报道日渐失控的欧洲战事。就在他到达印度后一周,奥匈帝国向塞尔维亚宣战。8月1日,德国对苏联宣战,两天后,对法国宣战。德国入侵比利时后,8月4日,英国成为交战国。1913年就任总统的伍德罗·威尔逊宣布美国将保持中立。9月初,首场战役即马恩河战役打响,之后交战双方进入了长达四年的拉锯战。其间数以百万计的平民惨遭屠杀,而最终能争夺到的地盘却非常之小。艾力采访了一个在西线受伤后回到阿拉哈巴德的锡克族士兵,并写信告诉他的母亲:“德国人的射击技术烂得要命,可是他们却拥有最现代的机械设备。”在给她的另一封信中,他担心如果英国把太多的殖民地军队从印度转移到欧洲战场,这个殖民地“可能会有麻烦”,因为印度民族主义者正在鼓动脱离大英帝国而寻求独立。另一方面,他很快就发现,此时战争对他造成的唯一影响就是来自美国的信件被加尔各答的英国检查员打开查阅了。而且这些审查人员的审阅速度太慢,导致他的信件比往常推后了一个星期到达。不过,这件事情并没有给他造成特别大的困扰。

1914年12月,艾力计划缩短他在尤因大学的任期并于次年年初回到家中。他其实很羡慕传教士在大学的体面工作,但又觉得自己并不擅长教授英语,对这门学科也没什么兴趣。而且他一直不确定学生们到底能听明白多少自己所讲的柏拉图的《苏格拉底的申辩》,在给母亲的一封信中,他承认:“我对英语句法和句法分析并不比他们知道的多。”1915年3月中旬,艾力离开了印度,手提箱中装了价值160美元的美国和英国金币,300美元的美国运通支票,200两白银的中国银票。他决定向东完成自己的环球航行,在新加坡、香港、上海、南京、北京、汉城、神户、京都、横滨和东京等地逗留观光。他给母亲寄回了长长的旅行游记,将所见所闻描述得淋漓尽致,这一点情报官员可能会大为赞赏。他还让外祖父给沿途的美国大使馆发电报介绍信,期望与那些大使会面。他乘坐“满洲里号”轮船在太平洋上一路航行,终于在7月底踏上了旧金山的美国国土。

艾力作为研究生返回普林斯顿大学学习了一年的国际事务,但他并没有用功准备学术功课,而是花了大部分时间来纠结自己以后做什么。他参加了摩根大通公司的员工选拔测试。第一天上班后,他才意识到这家投资银行是想让他作为荣誉店员翻译法文合同。当天下班之前,公司主管发现这个求职者打字还需要看着键盘,便告诉他第二天不要再来上班了。后来,他在法律界谋了一份差事,但在给父亲的信中说:“我一直很纠结,因为我不喜欢那些专业术语和模棱两可的说法,而这些似乎都与法律工作密不可分。”父亲艾伦·梅西则毫不掩饰地希望儿子能继承他的衣钵进入牧师会。福斯特将军和“姨夫伯特”(艾力对罗伯特·兰辛的称呼,其刚刚成为威尔逊的国务卿)却给他做思想工作,劝说他不要做神职人员而要想办法进国务院谋得一官半职。他父亲气急败坏地说,外交服务最多就是一种爱好,算不上是受尊敬的职业。

艾力并不完全认同父亲的意见,他对父亲说,参加外交部考试也没什么害处。只要通过了考试,就可以在国务院工作上一年半载。1916年4月,艾力参加了考试,不费吹灰之力就过了关。此刻他得考虑一下是否要进入外交部门工作,只要做好了这个选择,一切都会容易许多。只是在普林斯顿大学期间,他还报名参加了新泽西州国民警卫队。没料到的是他竟同时收到了两封通知书:第一封是通知他已经通过外交部的考试;第二封是说他的警卫连被部署到了墨西哥边境,加入了“黑杰克”约翰·潘兴将军(John Pershing)率领的远征军,去讨伐袭击美国人的墨西哥农民军领袖潘乔·维拉(Pancho Villa)。最终,艾力选择去说服当地的征兵局,说他去当外交官会比当地面士兵对国家更有价值。5月22日,他进入了美国国务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