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胜利背后的管理能力

朱元璋的阳谋和他的阴谋一样出色，在战略关键期的真知灼见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安排部署，对于军事上的胜利起到了推动作用，在与各个时期不同对手较量的过程中，朱元璋均表现出极高的天赋。朱元璋能够在元末群雄中脱颖而出，还有最重要的一个原因，那就是出色的组织管理能力。

朱元璋的阳谋和他的阴谋一样出色，在与各个时期的不同对手较量的过程中，朱元璋均表现出极高的天赋，当初割据群雄山头林立，其中最成气候、对朱元璋威胁最大的是张士诚与陈友谅，张士诚所占据的地盘是东南——江浙膏腴之地，是当时乃至今天中国最富庶的地区，号称“天下最富”，陈友谅占据的是荆湖——即今天的湖北湖南江西等大片土地，号称“土地最广，国力最强”。

朱元璋的绝大多数部下对凶悍的陈友谅心怀畏惧，希望先拿下张士诚，以便过上好日子。但是朱元璋坚持先打陈友谅，后打张士诚，可见他善于克制自己的贪欲，不为蝇头小利所动，并对对手的肺腑和战略态势具有极强的洞察力。这样的战略头脑、眼光和气魄，显然不是其他那些目光短浅的草头王们能比拟的。

建国后朱元璋曾不无得意地对部下说：“初与二寇相持，士诚尤逼近。或谓宜先击之。朕以友谅志骄，士诚器小，志骄则好生事，器小则无远略，故先攻友谅。鄱阳之役，士诚卒不能出姑苏一步以为之援。向使先攻士诚，浙西负固坚守，友谅必空国而来，吾腹背受敌矣。二寇既除，北定中原，所以先山东、次河洛，止潼关之兵不遽取秦、陇者，盖扩廓帖木儿、李思齐、张思道皆百战之余，未肯遽下，急之则并力一隅，猝未易定，故出其不意，反旆而北。燕都既举，然后西征。张、李望绝势穷，不战而克，然扩廓犹力抗不屈。向令未下燕都，骤与角力，胜负未可知也。”

朱元璋在战略关键期的真知灼见，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安排部署，对于军事上的胜利起到了推动作用，因此《明史》给了朱元璋极高的评价，认为他的文治武功远超唐宗、宋祖以及汉武（“帝天授智勇，统一方夏，纬武经文，为汉、唐、宋诸君所未及”）。

但朱元璋的有些说法也有些自诩。首先，灭吴和灭汉的顺序并不是朱元璋主动设计的，而是时势所迫，因为陈友谅总是不停地挑起事端，他不得不去应付。虽然朱元璋多次打败陈友谅，但他并没有乘胜消灭陈友谅的决心，以至于后者一次又一次恢复元气并重新发起进攻。可见，战略的顺序并不像他所说的“朕以友谅志骄，士诚器小，志骄则好生事，器小则无远略，故先攻友谅”。

此外，朱元璋消灭陈友谅具有很大的偶然性，鄱阳湖大战双方只是打了一个平手，如果陈友谅没有中流矢而死，回到武昌后还可以重整旗鼓，再次顺江而下，就像他前几次做的一样。

陈友谅的死，不仅使汉政权灭亡，也使朱元璋与张士诚之间的平衡被打破，进而导致了张士诚的灭亡，这一偶然事件的影响远大于朱元璋所谓的战略，它的发生也不是陈友谅和张士诚可以预见到的。从这个角度看，张士诚临死之前所说的“天日照尔不照我”是有一定道理的，而朱元璋所谓“友谅志骄，士诚器小”则并不完全能够成立。

北伐战争中，朱元璋否决了常遇春直捣大都的建议，采用了“先山东，次河洛，止潼关之兵不遽取秦、陇”即“先断其两翼，再黑虎掏心”的战略，这个战略没有任何问题，在攻打张士诚时朱元璋就采取了这一战略，先攻取湖州、杭州，再进围苏州，这是朱元璋一贯的战略思维，其长处在于稳健。但是这一战略并不是胜负的决定因素，当明军攻陷大都后，盘踞在山西的扩廓部都来不及救援，遥远的陕西方面又怎么可能作出有效反应，又何必花大力气去堵潼关，防止陕西援军逸出呢？如果按照常遇春直捣大都的战略，元朝很可能会更快被消灭，或许元顺帝都来不及逃出大都，明朝也省去了后面的许多麻烦。

战略战术虽然重要，但实力显然更加重要。如果实力不济，再好的战略战术也是白搭；如果实力超强，不按常理出牌也大可取胜。

朱元璋的长处不是战略战术，而是他不断自强的本领。朱元璋军力的强大主要体现在人数上的优势。

至正二十三年（公元1363年）军事改革的时候，朱元璋在南京的直系部队被划分为17个卫，按照每个卫5000人的标准，他手里有一支将近10万人的大军，这仅仅是他的亲军，并不包括在各地征战和防守的军队。

朱元璋伐张士诚时，决战于湖州，徐达、常遇春部有20万之众，这个庞大的军队很快取得了外围野战的胜利并包围了湖州城，张士诚急忙派硃暹、五太子、吕珍率军来援，这三人是张士诚手下最能征善战的大将，他们率领的援军应该是张士诚部的主力，但是这支部队仅有6万人，不到朱元璋军的三分之一，他们在无法进行但是又不得不进行的野战中很快被反包围，并被消灭。

攻灭张士诚部后，朱元璋的军队又呈几何级增长，徐达、常遇春伐元时所率兵力是25万，与此同时，朱元璋又派出两路大军横扫华南，三条战线的总兵力应该达到50万人以上，加上各地留守的军队，总人数可达百万左右。可见人数上的绝对优势是朱元璋军事胜利的重大原因。

建设和管理如此庞大的军队，必有与之相应的征兵及后勤保障措施，军事胜利的背后是后勤保障的发达，朱元璋的才干不仅体现在政治的驾驭能力和军事谋略上，更体现在发展经济方面。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粮食问题关系到战争胜负，元末的许多队伍都面临这一问题，有些队伍做得不好，经常面临困难，扬州张明鉴的青衣军甚至曾以人肉为食。

当时普遍的做法是搜刮百姓，向乡村百姓征粮，这叫寨粮，征粮与抢粮经常是一回事，征不够就抢。

行军打仗时往往不带口粮，而是放任士兵抢劫敌境内百姓手中的粮食，攻克城市可以分红，打了败仗也就用不着再吃饭了。

早期朱元璋的队伍也是采用野蛮的方式解决粮食问题。军令规定：“凡入敌境，听从捎粮。若攻城而彼抗拒，任将士检刮，听为己物。若降，即令安民，一无所取。如此则人人奋勇向前，攻无不取，战无不胜。”

这种做法虽然能刺激将士的积极性，但是不可持续，且不能满足大兵团作战的需要。早在至正十七年，胡大海和常遇春等在南线征伐的将领就报告寨粮己不能满足需要，前线将士嗷嗷待哺。朱元璋为了让将士专心卖命，便把解决粮食问题提上了日程。

解决的办法就是把征粮改为种粮，至正十八年二月，朱元璋任命康茂才为营田使，负责兴修水利和屯田，发展农业生产，供给军需。随后，他又分派诸将在各处开肯荒地，立下规矩，把粮食产量作为考核地方工作的一个指标。

同年十一月，朱元璋又设立“管领民兵万户府”，招募民间壮丁编为民兵，农时耕种，闲时练习作战，战时出征，这种亦农亦兵的民兵组织，收到了发展生产和提供兵源的双重作用，到至正二十年（公元1360年）后，朱元璋军完全解决了粮食困难的问题，而且减轻了辖区内百姓的赋税负担，巩固了以应天为中心的江南根据地。

管领民兵万户的工作从好了说是“抽民间丁壮编为民兵”，说难听点就是抓壮丁，朱元璋经常强制被征服地区的农民集体当兵，建国后仍经常“籍民为兵”建立卫所。这种一锅端的征兵方式是以暴力作为后盾的，与这一做法类似的还有建国后大规模地进行人口迁徒，包括从内地迁往边疆的“移民实边”政策，以及明初著名的山西洪桐“大槐树”移民事件。

政策是胜利的保证，朱元璋成功背后的政策是：大规模发展生产的同时，蛮横地驱民当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