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出版的2007年本来可能是值得铭记的一年，因为四个半世纪之前的1557年（中方资料为1553年），葡萄牙人在澳门半岛南部建立了欧洲人在东亚的第一个据点，这也是最后一个回归中国的租界（1999年），比香港（1997年）晚了两年。澳门据点的建立是和平的，关于这点，专家们已有共识，但关于澳门建立的年份仍不时有怀疑之声，因此直至今日，这一事件所引起的注意依然有限。

然而，历史的其他时期却早已成为公众注目的焦点。15世纪初，中国的巨舰曾航行在东南亚和印度洋，到过霍尔木兹、亚丁和东非。这些活动全部由郑和率领，他于1405年第一次出海，在距今六百年前的1407年成功返航回到中国。在当时，中国自视为海上强国，葡萄牙人的亚洲之行尚待启程，而欧洲的扩张也还未开始。

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郑和及其时人结束了一整个时代。在这个时代里，东亚和西亚之间——包括到地中海——的各条航线始终掌握在亚洲人手中。这就谈到了我们的主题，即葡萄牙在绕过好望角之后开始探明的“海上丝绸之路”。葡萄牙向着印度和远东摸索前行，建立自己的殖民地体系，在某种意义上是在效仿海上强国中国。因此，对许多人而言，一个崭新的时代在这里发轫，似乎直到今天才余音渐逝。

长久以来，中国就时常着重强调：我们可能真的已再度踏入了一个历史过渡阶段。明朝的海上活动的主旨是和平，基础是和谐与宽容，不同于美国人和英国人的矮化压迫政策。他们甚至认为中国的各种传统与价值，完全可以长期替代在他们看来完全被英语国家所滥用的那些观念和理想。在中国，自豪地谈论“郑和精神”的传统由来已久，而与之关联的是追求开放性、多元化、经济活力的愿望和一种更公正的国际世界秩序。

通过有意识地转向海洋——这期间中国政府甚至还设立了一个“全国海洋宣传日”——中国正在推动对那个远在葡萄牙人出现之前的时代的回忆：海上丝绸之路的那几个黄金世纪。因此这个话题依旧具有现实意义。在亚洲的各种沿海文化当中，类似趋势几乎到处可见：要爱护海洋遗产，目的是拓展新的历史认识，在各处进行一些略微不同的阐释，往往还会加以美化。在这个过程中，文学与考古的诸多元素常常合二为一，构成一种令人耳目一新的共生关系。

也许正因为如此，本书的问世才适逢其时。无论如何，我们都可将其看作描绘过去事物的一种简朴的尝试，其方式有时非同寻常，却大概切合时代之精神（Geist der Zeit），无论后者有一天将具备哪些特征。

罗德里希·普塔克
2007年3月于慕尼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