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本书所关注的平安时代，跨越了从八世纪末至十二世纪末的大约四百年。即便对于专门研究日本史的学者来说，要条理清晰地理解如此漫长的时代也是相当困难的。而且我们在提及平安时代时，将其区分为前期的所谓“摄关时代”和后期的所谓“院政时代”，已成为一种常见的套语。这种简便的说法确实抓住了时代的特征，在本书中也有使用。但反过来，这种说法同时具有模糊视点的危险，使我们难以把握这个时代的整体特征。
皇室的“新制”与“德政”
有鉴于此，本书将天皇家的历史置于中心位置，对相关论述进行了大胆的整理。其中的关键线索，是平安时代的天皇在即位后（如即位时尚年幼，则在成年后）颁布的被称为“新制”的标志世代更替的法律。或许“新制”一词并不为人所熟知，不过教科书记述了如醍醐天皇、后三条天皇、后白河天皇在即位后颁布的延喜、延久、保元《庄园整理令》。正如《保元新制》“九州之地者，一人之有也。王命外，何施私威”所说，所谓《庄园整理令》是以“王土思想”，即全国土地归天皇所有为前提的。正因为如此，新天皇即位后在“新制”中宣言：“非法获得的庄园必须废止，仅认定其中有来历的部分。”
另外，平安时代的法律是所谓“格式法”，即对现有律令条文进行修正、补充。这一点也被写入了教科书。但“格式法”最重要之处在于，它是颁布于世代更替之际的新制法，这一点必须注意。
还有一点需要说明的是，这种新制法贯彻了中国儒家的德政理念。通常提起“德政”，比较有名的是镰仓幕府颁布的《永仁德政令》，其中包含了废除借贷关系的相关法令。由幕府颁布“德政令”反映了幕府权力已扩展到了平安时代天皇专制的国家政治领域。另外关于室町时代所谓的“德政起义”，也应从日本在国家建构中长久秉持德政理念这一角度加以理解。
更加大而言之，将标榜“文明开化”的“王政复古”称为“明治维新”等，也同这种天皇制的思想有关，其中包含了新天皇以“温故知新”的姿态推行“德政”这一逻辑。在日本，这种被称为“复古主义式的革新思想”，可以说将作为政治内容的“德政”与复古革新的形式深度结合在一起。
平安时代的首都与国家
以上是就政治思想而言的。而现实中的平安时代，在以往的历史沿革和奈良时代官僚体制的发展等前提下，以聚集于首都的财富和技术为基础，建立了较前代更为稳定的国家体制。在这种国家体制之下，日本的天皇制第一次正式导入了“德政”的政治思想。
正如这套“岩波日本史”系列的前一卷《飞鸟·奈良时代》中所强调的，在东亚地区，日本走上文明之路的时间较晚，于是通过继承和吸收中国、朝鲜半岛的文化，迅速使国家统治体制趋于完备。因此甚至有观点认为，实际上直到平安时代日本所吸收的文明才真正得以扎根于国家和社会之中。而且由于文明必须作为都市文明而存在，因此大体而言，或许可以说平安时代是日本第一次真正完成都市化的时代。当然，日本独特的原始血缘集团“氏”在平安时代依然留存，并持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自八世纪后半叶开始，现实的政治、经济活动变成以“家”为单位展开，平安京
也由被授予各种家世门第的各家都市贵族、官僚集团及其属下配置的官衙所构成。而首都则不仅仅在政治上，在社会构成以及经济方面也同样处于绝对的优势地位。王权正建立在对首都的支配基础之上。
现在的历史学界将这种以首都为中心的国家称为“王朝国家”，将其社会、经济体系称为“国衙庄园体制”。平安时代正是这种以首都为中心的统治体制发展的时期。这种都市性的体制具有重大意义，它使得位于东亚一隅的日本各地域迅速开发，从而使经济得以发展。平安时代王权的安定正有赖于此。
但是问题在于，与“德政”的政治理想相违背，在平安时代，围绕着王权由谁掌握，展开了极为激烈的对立和抗争。而且这种对立不仅存在于通常所认为的摄关家与武士阶层之间，也存在于天皇的父祖兄弟等皇族成员之间。从另一方面来说，大概也可以说平安时代的皇室极具能量，可以进行如此激烈的斗争。当然，皇室在平安时代以后依然是首都京都的贵族集团中最显赫的家族，在室町时代以后也一直保留着所谓“旧王”的家世门第，但王权内部已失去了充足的能量，在以后的历史进程中只不过是沾了过去的荣光，吃老本罢了。即便如此，平安时代跨越四百年的繁荣仍然赋予了天皇制巨大的能量，使其依然能够影响现代的社会、文化等各层面。
本书的构成
基于上述认知，本书采取了以天皇家族的历史为中心来描述平安时代的方法。本书的整体面貌与教科书等所记载的常识有很大差异，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阅读起来可能会略有困难。但是正因为本书的叙述更加细致具体，或许读者反而更容易理解。这是笔者所期待的。
最后，关于本书的构成简单地加以说明。全书分为四章，内容基本上按照世纪划分，即第一章主要是九世纪，第二章是十世纪，第三章是十一世纪，第四章是十二世纪。各章的前半部分在篇幅允许的范围内尽可能详细追溯政治背景，最后一节对平安时代日本周边的国际关系以及日本国内的社会、经济状况加以概述。如同“因缘话”，前一个时代的事件会影响到后一个时代，希望读者尽可能按照顺序来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