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桓武的兄弟妻子

桓武天皇与早良亲王（崇道天皇）

在桓武天皇的父亲光仁天皇的时期，天皇家的血脉由天武天皇的子孙转换到了天智天皇的子孙。桓武天皇于七八一年即位，皇太子是同母胞弟早良亲王。

桓武即位后第二年，圣武天皇之女不破内亲王及其子冰上川继因谋反之罪被处以流刑，而与这次谋反有关联的大批贵族也失去了地位。由此，在奈良时代的天皇家占据主流的天武天皇一系的子孙几乎根绝，而奈良时代的贵族对天武天皇王统抱有的“天皇即神”的宗教式崇敬，也随之土崩瓦解。

受“冰上川继事件”株连的贵族中，唯一复权的是以编纂《万叶集》而著称的大伴家持。家持之所以能复权，是因为他与皇太子早良的亲密关系。两人之间的接触可以追溯到奈良时代末政治斗争持续不断的不安定时期，当时早良居住在皇室宗庙东大寺，被称为“亲王禅师”。由于两人的这段渊源，家持虽然一度下野，但又东山再起担任了早良的东宫大夫（皇太子官署的长官）这一要职。

考虑到这些因素，下面这种说法就相当具有吸引力：《万叶集》或许是大伴家持用来献给早良亲王的。《万叶集》可以说具有哀悼天武天皇王统命运的挽歌性质，对此深有共鸣的早良或许与桓武天皇持不同的政治立场。而正如其《喻族歌》中所述，家持是“拥有大伴这一显赫家世姓氏的大丈夫”，对自己武官的姓氏出身有一种自豪，他的这一立场最终连累了早良。桓武着手营建长冈京的第二年（七八五年），家持被怀疑企图暗杀主持营造工作的造长冈宫使藤原种继，此事最终牵连到皇太子早良。虽然早良否认了一切嫌疑指证，但还是被剥夺了皇太子之位，在前往流放地的船上壮烈地绝食而死。

迁都与藤原氏“式家”

在弟弟早良亲王愤懑而死的次月，桓武天皇于长冈京郊外举行郊天祭祀的即位仪式，同时册封自己的儿子平城为皇太子。但是，对于一直申诉无罪的弟弟的死，桓武似乎有很强烈的罪恶感。早在七九二年就有流言传说皇太子平城生病是因为早良的怨灵作祟，于是桓武派遣使者前往早良墓前谢罪。而第二年桓武开始准备迁都平安京，大概也包含着离开早良怨灵盘踞的长冈京重新开始的考虑。

但是，越想将这种恐惧隐藏在政权内部，现实中的桓武天皇的政治统治就越是专制而强势。失去对天武王统崇敬之念的贵族们竞相迎合桓武，其中领头的是藤原不比等的第三子藤原宇合的家族，即被称作“式家”的一脉。据说宇合的儿子良继有拥立光仁天皇之功，而良继的弟弟百川则在桓武被册立为太子一事上曾发挥过作用。但是对于式家来说，不幸的是良继和百川相继过世，而且继承两人的权势、成为迁都长冈京中心人物的侄子种继也在风头正盛的时候被暗杀。由此，式家幸存的重要人物只剩下种继的子女仲成、药子兄妹以及百川的儿子绪嗣等年轻人。不过如系谱图1所示，良继的女儿乙牟漏、百川的女儿旅子均嫁入桓武后宫，乙牟漏生下了平城、嵯峨，旅子生下了淳和，一共三位天皇。式家由此成为桓武的近亲，从而确立了权势。

式家的权势在皇太子平城的东宫官署的构成上体现得再清晰不过了。东宫大夫藤原葛野麻吕虽然出身于藤原氏北家（藤原不比等次子房前的家系），但与种继的女儿药子是“私通关系”，继任的东宫大夫是药子的丈夫、出身于式家的绳主，药子自己也作为女官长供职东宫。另外还有确凿证据表明药子的兄长仲成是平城的亲信。

不过，在平城的东宫官署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东宫官署次官的位置被藤原氏北家的藤原内麻吕的儿子真夏占据。内麻吕作为公卿中最年长者在朝中占据重要地位，也是后来平安时代藤原北家嫡系的摄关家之祖。引人注目的是，内麻吕的妻子百济永继出身于百济王族，曾经是桓武天皇宠爱的采女（即宫女），她在嫁给内麻吕后生育了真夏、冬嗣两兄弟，后来又再次回到桓武身边，并生下了皇子良岑安世。也就是说，桓武一度将采女赐予内麻吕为妻，而内麻吕又将其进献给了桓武。内麻吕和真夏的权势地位，正是依靠着与桓武之间的这层特殊关系支撑的。

桓武诸皇子的异母兄妹婚与“德政”论争

提起桓武天皇时期的政治，通常可以举出七九四年的迁都平安京、征夷大将军坂上田村麻吕战胜虾夷等“营建和军事”方面的大事业，以及倡导“德政”的政治改革。桓武的政治功业确实可以称得上辉煌，尤其是其推行的“德政”是平安时代天皇颁布“德政/新制”法令的原型，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桓武即位后所定的年号“延历”取自唐太宗（唐朝第二代皇帝李世民）诏命编纂的古籍《群书治要》中的一节，“民咏德政，则延期过历”。桓武无疑是将唐太宗“贞观之治”的太平盛世作为治世的理想。

然而尽管抱有如此崇高的理想，随着自己年岁已高，皇位继承问题日益紧迫，桓武天皇不可避免地陷入到各种不安和焦虑中，备受折磨。反映桓武当时心境的第一个证据是，在迁都平安京不久后的八〇〇年，他追赠早良亲王为崇道天皇。被迫授予过世的早良以天皇尊号，此事的意义不可小觑。

而第二个证据是，第二年桓武天皇从众多皇子中选出平城、嵯峨、淳和三人与自己的女儿（即大宅、高津、高志三位内亲王）成婚（如系谱图2所示）。传说桓武曾留下自己死后由三位皇子每隔十年轮流即位的遗言。从这个传说中，大概能够感受到桓武希望由兄妹结婚生育的“纯血皇孙”继承皇位的执念。而在这三对兄妹婚中，直到桓武去世前夕的八〇六年，才终于由幼子淳和夫妇生下了“纯血皇孙”，即恒世皇子。于是恒世也就理所当然地被视为比任何人都更具备合法性的“正嫡”，进而成为桓武最终的皇位继承人。

然而桓武天皇的执念威胁到了皇太子平城的地位。平城已经做了大约二十年的皇太子，长期位居东宫，也培植了自身势力。平城虽然跟一些小氏族出身的女子生下了高丘亲王等子嗣，但在奉桓武之命与妹妹大宅内亲王结婚后，两人却未能诞下子嗣。另外，平城后来又迎娶了藤原氏式家出身的藤原带子（藤原百川之女）为妻，在此之前还娶了同为式家出身的藤原药子之女，二人均未见怀孕迹象。而藤原药子实在看不下去，不仅要求女儿，连自己也时常“出入平城寝宫”。这一丑闻招致了桓武的震怒。

去世之前，桓武天皇对式家出身的藤原百川的儿子绪嗣尤为宠爱。绪嗣的堂姐妹藤原旅子是桓武的妻子、淳和的母亲，也就是“正嫡”恒世的祖母。八〇二年桓武曾述怀说，“如果没有绪嗣的父亲百川的帮助，我就不会登上帝位”，于是将年仅二十九岁的绪嗣一举提拔到公卿之位。临死之前，又命藤原内麻吕将绪嗣和东宫学士菅野真道召至御前，令他们论辩“天下德政”，并对绪嗣有关“方今天下所苦，军事与造作也”的论述赞赏有加。

二战之前的天皇主义教育，对桓武天皇接受绪嗣的谏言下令停止征讨虾夷和中止营造平安京一事大加赞颂，称其“显示了桓武天皇悲天悯人推行德政的态度”。但是如果将当时的政治动向作为整体来考虑的话，尤为重要的是，这一“德政”论辩实际上反映了皇太子平城的地位随着桓武“正嫡”恒世的诞生而下降的政局变化，以及在此背景下形成了“平城—药子—仲成—菅野真道”和“淳和—恒世—藤原绪嗣”两大政治集团之间的对立。

“药子之变”与藤原氏“式家”的没落

德政论辩的第二年（八〇六年）春，七十高龄的桓武天皇去世，身后留下了错综复杂的政局：不仅平城、嵯峨、淳和三位皇子拥有皇位继承权，淳和之子恒世更被视为最正统的继承人。

总算坐上了期盼已久的皇位的平城天皇，即位后接连推出大规模的国家制度和地方行政改革，其核心内容便是设置“观察使”。虽然这一举措受到了桓武天皇时期设置“勘解由使”的启发，不过“观察使”一职也出现于唐朝官制中，设置该职务很可能是以平城即位前夕刚回国的遣唐使所带回的唐朝最新消息为依据的。但是平城的制度改革过于粗暴迅猛，使得宫廷内部矛盾激化，一触即发。平成在位仅四年就让位于弟弟嵯峨，同时又将自己的儿子高丘亲王册立为嵯峨的皇太子，甚至策划将都城迁回旧都奈良，希望在退位后继续主导国政。然而平城立高丘为皇太子被认为违背了桓武的遗志，从而招致宫廷上下一致反对。始终支持平城的实际上只有藤原仲成和藤原药子，就连曾经担任其东宫大夫的藤原葛野麻吕以及药子的丈夫藤原绳主也持观望态度。

八一〇年九月六日，朝廷发布了主持迁都奈良工作的造宫使的人事任命。嵯峨天皇在故意作出这种顺从上皇平城意志的政治姿态的同时，于四日后果断逮捕了疏于防备而滞留京城的藤原仲成，并于第二天将其射杀，然后把一切都归咎于平城的女官长藤原药子犯下“淫”“爱媚”的罪责，断然对平城一方进行军事打击。

平城与药子同乘舆辇仓皇逃出奈良，欲去往东国地区，却因前路被阻断而未能成行。平城无奈出家，药子服毒自杀。之后，平城虽然保住了上皇的地位，但其子高丘的皇太子之位被废黜，最后遁入东大寺出家为僧，法名真如。如同早良亲王时一样，东大寺再次成为失去权势的皇子的避难所；不过比起早良，真如的处境或许更加步履艰难。

这就是所谓的“药子之变”，其影响极为深远。最引人注目的是嵯峨天皇一方采取了迅速果断的军事行动。指挥这场行动的是征夷大将军坂上田村麻吕。田村麻吕曾经长期跟随在平城身边担负守护工作，深得平城信赖。正是利用这一身份，他成功策反了曾一同活跃于对虾夷作战时的盟友、当时担任平城核心护卫的文室绵麻吕，从而一举击溃平城的军队。一般提起田村麻吕，人们主要的印象是他在对虾夷作战中的出色表现。确实，进入九世纪以后，具备东国、奥羽从军经验的中级贵族中，涌现出一批精通弓马骑射、被誉为“世代将种”“武艺之家”的武官世家，田村麻吕正是其中最著名的代表。但是，田村麻吕真正的历史作用，则是将其在对虾夷作战中锻炼出来的军事才能发挥于皇室的内部斗争中。

检非违使的设置与“武士”的登场

今天一提起“武士”，人们往往首先想到的都是源平的武士。不过这类“武士”实际上早在平安时代初期就已经登上了历史舞台。而将武士组织纳入国家的体制框架之内，始于“药子之变”后不久设置的“令外官”检非违使。检非违使原本是从近卫以下的卫府官员中选拔的天皇亲卫队，后来逐渐吸收了律令中规定的刑部、弹正台等机构的功能，进而承担了本来由京职（京都的衙门）所掌管的都市警察的职能，发展成为护卫宫城和首都的治安、检举“非违”的强力组织。

需要注意的是，将武士称为“もののふ”是有理由的。“もののふ”的“もの”（物）是指附体在人身上的“物の怪”（邪魔恶怪、鬼怪、死者怨灵、癫狂怪物）等，而所谓“物部”（もののふ/もののべ）则是指保护王公贵戚不受这些“恶”的侵袭，担负护卫、处刑等工作的人（古代有名的氏族“物部氏”就是由其职务而得名）。直到平安时代初期，在京都的监狱、集市等地都设置有相当数量的“物部”，担任行刑官、刽子手的角色。而检非违使掌握了首都警察权，意味着“武士”将这些“物部”置于麾下，行使都市的警察、刑狱职能。正如田村麻吕凭借着平定“药子之变”的功绩而登上大纳言的高位，武士一方面将势力深入到了王权的中枢，同时又以另一种身份登上历史舞台——武士拥有掌管死者怨灵等与死相关的各种凶秽之事以及死囚的职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