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批判性思维与创造性思维教育
国际视角下的批判性思维教育
(2016年11月25日)
今天参会的老师和同学都是学院批判性思维教育的参与者和推动者,包括在批判性思维课程上做过小课授课的同学。今天也有几位我们特别熟悉的媒体朋友,他们对我们学院的教育改革一直非常关注。
我先做一个开场发言,报告一下学院现在的思考和改革历程。我讲六个方面的内容。
一、对批判性思维概念的思考
对批判性思维(critical thinking)的思考包含三方面的内容:一是它的含义,二是它有两个层次,三是它对应着思维模式的三个阶段。
首先是批判性思维的含义。批判性思维可以找出各种不同定义,这没关系。我之所以用下面这一段,是因为这么多年来我一直按照这段话的内容来做。它摘自我在2011年2月在《清华大学教育研究》上发表的论文《论大学本科教育改革》。原文如下:
批判性思维是人的思维能力发展的高级阶段,它有两大特征。第一,批判性思维是善于对通常被接受的结论提出疑问和挑战。无条件地接受专家和权威的意见不是批判性思维。第二,批判性思维又是用分析性、创造性、建设性的方式对疑问和挑战提出新解释、做出新判断。所以,批判性思维不是对一切命题都持否定态度。进一步说,批判性思维也不是认为所有命题都同样有道理,它能够判断哪个更有说服力。
这里有一些关键词。第一,批判性思维是人的思维能力发展的高级阶段。人的思维发展有不同阶段,而批判性思维这个高级阶段有两个特征:一是善于对通常被接受的结论提出疑问和挑战,并不是无条件接受;二是又不是一切都否定,而是用一种分析性、创造性、建设性的方式对问题和挑战提出新解释,做出新判断。后面这第二条是说,并不是认为所有命题都同样有道理,而是能够判断,在给定证据的条件下,哪一个命题更具说服力。
第二,批判性思维有两个层次。这是我这些年来不断思考得出的体会。刚开始提出批判性思维的时候,我特别强调把批判性思维当作一种能力,有别于知识。之所以这样提出,是因为有这么一个背景,就是我们过去的教育中过于强调知识传授、知识获取,这似乎就是我们对教育的主要理解。但是我觉得这是很不够的,教育除了知识之外还有能力,其中一项就是批判性思维能力。国际上也经常这么讲。
但是,我逐渐意识到批判性思维还有第二个层次,比能力层次更高的层次。用英文词来描述就是mindset或者habit of mind,就是一种心态,一种习惯,一种价值。为什么要做这种区分?这是因为作为能力的批判性思维是容易训练的,学生可以通过做题得到训练。而作为高层次的批判性思维就不是那么容易训练,它是一种心态和习惯,它不是靠简单的训练就能形成的。所以我现在把批判性思维分为两个层次,我觉得第二个层次也是教育的一部分。
第三,对思维的三个阶段的认识,这对我影响很大。我从2007年开始考虑批判性思维教育这个问题,当时读了我在哈佛大学读博士时的校长博克(Derek Bok)的一本书,中文书名为“回归大学之道”,但英文书名更好,更具有批判性:Our Underachieving Colleges:A Candid Look at How Much Students Learn and Why They Should Be Learning More。这里讲的“colleges”是指本科生院。这本书对我最大的启发是,博克把批判性思维放在人的认知的三个阶段中,并对应大学生进入大学后通常经历的不同阶段。
博克认为,人的思维有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叫“无知的确定”(ignorant certainty)。在这个阶段,专家说什么,老师说什么,学生都相信。这通常是学生在上中学时的思维阶段。第二阶段叫“有知的混乱”(intelligent confusion)。这通常是大学一二年级本科生的思维阶段。进入大学,学生学了不少知识,所以是有知识了,但思维是混乱不清的,无法判断哪个更有道理。很多学生的思维就永远停留在这个阶段了。这里关键还有一个词,与中国情况特别相关,叫作“相对主义”,就是我们平常说的“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谁都对,谁也都错。这跟我们的文化有特别紧密的联系。在此之后的第三阶段是批判性思维阶段,这是思想成熟的阶段。在这个思维阶段,根据已有的证据,你能判断出哪个道理比另一些道理更令人信服。这就是批判性思维。博克认为即使在哈佛,也只是少数学生到了高年级以后才进入这个阶段。他的书给我最大的启发是把批判性思维放到人的思维发展的不同阶段,再对应到学生群体中。我觉得这对我们特别有启发。特别是有关相对主义的分析,很符合中国的现实。在中国的大学中,相对主义盛行,你说什么我都觉得有道理。
这里有一点说明,那就是批判性思维与创造性思维的关系。国内大学中有一个研究会,叫作“批判性思维与创新教育研究会”。首先,创造性的英文是creativity,不同于创新(innovation),后者较窄,多指新的产品和新的生产过程。创造性思维与批判性思维之间有交叉,但不是一回事,创造性的特征是新,是前人没有提出过的。我们把重点先放在批判性思维。
二、清华经管学院批判性思维教育的思路与历程
批判性思维教育在大学本科的位置是什么?这里有两个重要的思路:一是批判性思维教育是本科教育改革的重要内容,它贯穿于整个本科教育;二是批判性思维教育又是通识教育的重要组成。
我们提出本科教育既是通识教育又是个性发展,既有通识教育又有专业教育,那么如何连接前者和后者呢?我现在觉得批判性思维可以起到连接通识教育和个性发展,并且融合通识教育和专业教育的作用。2014年6月29日我在教育部组织的国家成果一等奖答辩上提出这个想法。半年之后在11月6日清华大学学生会“时代论坛”,我又强调了批判性思维是通识教育与个性发展相结合的桥梁,批判性思维也是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相融合的黏合剂。之前这两方面是分割开的,现在通过批判性思维把这两方面结合起来。这个提法之前没有人提过,更没有人去实践。
近十年来,我们学院的本科教育改革历经多个阶段。在2006—2007学年,我们主要做本科招生改革。2006年10月到12月,我们先在三个省市做了调研,之后就在2007年招生时推出新的招生办法。在2007—2008学年,我们重点抓专业课用英文授课,这是在朱镕基老院长推动下做的。我们并不是全部课程都用英文授课,而是50%多一点的课程用英文授课。同时我们大大扩大了海外交换,从原来很少的比例扩大到一半以上。在2008—2009学年,我们花很大力气调研并讨论本科教育改革方案,并从2009—2010学年在2009级本科新生中开始实施。新的本科培养方案的核心理念是通识教育与个性发展相结合,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相融合,而批判性思维教育就是其中的重要部分。
今天给大家印发了我刚刚出版的《大学的改革》中的10篇与批判性思维教育相关的文章,从这些文章中可以看到我们学院的改革历程。有记录的第一次我在学院范围内讲批判性思维是2009年8月27日,在2009级本科生开学典礼上。在2009年10月15日清华大学第23次教育研讨会上,学校让我做一个发言。这个发言后来登在《新清华》上,这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在这个发言中我强调好奇心、想象力和批判性思维,其中花很长篇幅解释批判性思维。这是第一、第二篇,在2009年。
2010年8月26日那天我有两次开学典礼讲话,一次是在上午,在清华大学本科生开学典礼上作为全校教师代表讲话,我提出好奇心、想象力和批判性思维这三大要素。另一次是在下午,在学院的2010级本科生开学典礼上讲话,解读学院新的本科培养方案和通识教育课程表。这是第三、第四篇,在2010年。
2011年,我在《清华大学教育研究》上发表了关于本科教育改革的比较系统性的论文,题目是“论大学本科教育改革”。在2011年2月15日,我在黑龙江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上,面向企业家,讲好奇心、想象力和批判性思维。我们在2011年春季学期第一次开设全院必修课“批判性思维与道德推理”,在2011年5月18日我专门邀请哈佛大学讲授类似课程“正义”(Justice)的桑德尔教授(Michael Sandel)来为我们的这门课讲授一堂课。我在他讲课之前有一个致辞。这门课从一开始就非常国际化。以上是第五至第七篇,在2011年。
2014年6月29日我们申报的成果《通识教育与个性发展相结合——经济管理本科教育改革的理念与实践》参加国家教学成果一等奖的答辩,后来我们获得了一等奖。同年11月6日在清华大学学生会组织的“时代论坛”上我再次介绍学院的本科教育改革。最后一篇是我在2015级本科生入学导向上对经管学院本科培养方案的介绍,这时我们已经形成了成熟的课程体系,而批判性思维教育是其中的重要部分。
以上是给大家印发的有关批判性思维教育的10篇文章。这些都是历史记录,大家从中可以简略地看到我们学院在这方面的改革历程。
三、ETS批判性思维考题举例
ETS(美国教育考试服务中心)一个多星期前到清华来,举办关于批判性思维测试的讲座。我给大家发了ETS批判性思维测试题目举例。ETS花了很长时间研究,现在已经开发出测试题目。批判性思维分为两个层次,第一层作为技能是可以测试的,就像测试数学和物理一样,基本上是测试判断、推理和归纳演绎的能力。
看看第一道题目。这是两个人的对话。其中一个人说,某人写了一首诗,用桉树脱皮来形容自己的多种经历。该人在1960年之前从未离开过阿拉斯加,只是到了1960年才去过澳大利亚,而只有澳大利亚才有这种树。所以这首诗一定是在他访问澳大利亚期间或之后写的。另一个人反驳说,一个人不一定非要去澳大利亚才能了解桉树脱皮的情况,所以这首诗可以是在1960年之前写的。测试的问题是:下面四种情况中哪一种最准确地反映了反驳的依据。正确的答案是:他做了一个没有说出的假设,这个假设是只有当你去澳大利亚,才能看到并知道桉树脱皮的情况。当然,这个假设并不成立。
下面这道题比上面一道稍微难一点。对某社区居民的调查显示,修文学课的人数比修艺术课的人数多。而从课程注册情况看,注册艺术课的人数超过注册文学课的人数。所以一定是该社区居民中有人修了多门艺术课。测试题目是问以上推断取决于哪个假设。正确的答案是没有太多该社区以外的人来上课。这是上述推断依赖的一个隐含假设。
这些题目大家有兴趣可以做一做。我想告诉大家,现在国际上已经有这类测试题了。我们要了解这些情况。
四、中俄美三国大学生测试比较
今年7月30日,《纽约时报》有一篇报道,标题是“研究发现中国学生批判性思维测试很好——直到上大学前”(Study Finds Chinese Students Excel in Critical Thinking Until College)。为什么这篇文章引人注目?首先,我们平常认为中国的中小学教育是应试教育,所以这些学生没有批判性思维。结果研究发现,中国高中毕业生的批判性思维能力在中俄美三国比较中是最高的,这颠覆了传统看法。其次,研究又发现,中国学生上大学后批判性思维能力反而下降了。这样两个结果的文章就很吸引读者。
这篇报道基于的研究是如何开展的呢?我找到了该文作者普莱暹特·罗亚尔卡(Prashant Loyalka),他给我发来原始的PPT。他调查了中国、俄罗斯和美国三个国家,比较了计算机科学和电子工程这两个专业的大一和大三学生。用的测试题就是刚才发的这类题,得出的结论是,大一学生中,中国学生在三国中是表现最好的;但是中国的大三学生的表现不如大一学生,而其他两国大三学生的表现都好于大一学生。也就是说,我们的大学对学生的批判性思维不但没有贡献,反而有所扼杀。
这项研究存在很多问题,我作为经济学者可以发现如下问题。第一个问题是这是横截面数据,而不是纵向追踪,因此并非追踪同一个人在一年级和三年级时的测试情况。第二个问题是样本偏差。中国大学生基本没有退学的,一年级和三年级是同一个群体,但是美国和俄罗斯情况不同,特别是美国,大学三年级有不少学生退学,而且大多是差生退学,这样剩余样本中自然会表现更好。第三个问题,我认为是很严重的问题,就是这套测试题虽然是在测试批判性思维能力,但是其中也有相当多的是一般考试技能。如果一般考试技能占很大成分的话,中国的大一学生考得最好是一点也不奇怪的,因为中国学生的考试能力绝对是高考之后达到最高峰,之后逐年下降。尽管这些研究仍很初步,尚未有正式论文发表,而且存在这些技术性问题,但它还是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值得深思的问题,这比什么都重要。
五、清华经管学院批判性思维与道德推理课程建设
下面我讲一下经管学院的批判性思维与道德推理课程。前面讲了我们的思考,我们的历程,也讲了国际考试机构的测试题目,以及利用这些题目正在做的研究的阶段性结果。虽然这项研究存在很多问题,但是我觉得它提出了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即到底中学和大学相比,经过大学是进步还是退步了。
我们学院是从2009级本科生开始实施新的培养方案,方案中有一门必修课“批判性思维与道德推理”,放在大二,也就是在2010—2011学年。开始时这门课放在春季学期,所以第一次开设是2011年春季。它不是单纯的批判性思维,而是批判性思维加道德推理。桑德尔在哈佛大学开的课是纯粹的道德推理课。但是我们要根据中国的情况,就是道德推理要基于批判性思维,不然根本就没法推理。而批判性思维又是我们以前教育中非常缺少的,所以我们把批判性思维与道德推理结合在一起,这也是我们的一个创新。
批判性思维与道德推理,英文叫Critical Thinking and Moral Reasoning,学生自发地把这个英文缩写成CTMR。后来我听到学生说:今天你CTMR了吗?你对这个问题有没有CTMR过?我听到后觉得非常震惊和高兴。为什么?第一,学生把CTMR当作动词用了。把一个名词变成动词用,这绝对是巨大的成就。35年前我从清华毕业后到美国留学,1981年秋季学期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刚到那里,系秘书给我一份文件,让我xerox一下,我就听不懂,什么叫xerox?后来才知道xerox就是复印,因为是Xerox(施乐)这家公司发明的复印机,所以公司的名字就变成了动词,我印象非常深刻。就像你现在说google(谷歌)了吗,百度了吗一样。我们的同学很伟大,把CTMR变成动词了。
CTMR这门课程建设的头五年,2010—2011学年至2014—2015学年,由杨斌老师授大课,250~300个学生的课堂,同时小课是由学院优秀人才领导力培养计划的15个学生讲授,在座的一些同学就来自这个计划。这些同学在大三或大四的时候担任这门课的助教,严格说是teaching fellow(教员),是co-teacher(联合教员),因为他们要独立组织讨论,讲案例,讲补充材料。大课和小课结合是从美国学来的。我在2010年专门到哈佛大学与桑德尔在其办公室谈了两个小时。他跟我说他这门课有70多个助教。他给我看了他的所有教材。他的这门课就是大课和小课结合,因为这门课很重要的部分是讨论和辩论,只能在小课上进行。我们也是这么做的。这门课放在哪个学期是很有讲究的:晚一些学生更容易理解,但是学生受益也晚;放得早受益得早,但理解程度有限。所以我们要找出最优的一点,刚开始是放在大二下学期,后来放到大二上学期。放在大二上学期,有的学生说听不懂,希望往后挪一挪。但也有学生希望早点上,这样思维会早变化。
后来,杨斌调任清华副校长以后,就不在学院讲授这门课了。现在是三位老师教,包括一位外请老师。我知道大学教务处计划要在学校开这门课,杨斌要给清华新雅书院开类似的课。这是个好消息,说明大学也要推批判性思维教育。
六、校内外资源
今天参加研讨会的有教务处的老师,有新雅书院的老师,还有教育研究院的老师,有三个校内机构。我真心希望从你们那里学到东西,大家一起把这个课做得更好。
校外也有很多资源,包括海内外的高校。下面两个机构都是曹莉老师介绍的,一个是教育部高等学校文化素质教育指导委员会批判性思维与创新教育分指委秘书处,负责人是刘玉老师;一个是批判性思维与创造性思维小组,设在中山大学逻辑与认知研究所,负责人是熊明辉老师。在中国,讲授批判性思维的老师不少是哲学系研究逻辑学的,这是一条线;还有哲学系研究伦理道德的,这是另一条线。还有一条线是素质教育,周远清老师最先提倡素质教育,他是素质教育研究会会长。
今天到场的还有郭兆凡女士,她是我们学院2002级本科生,会计专业的,现在专门从事批判性思维教育,创业搞了一个“C计划”,C就是critical thinking里面的这个“C”。
我的这个开场介绍希望给大家一些启发。研讨会接下来的内容有两个方面:一是探讨批判性思维教育中的一般性问题,二是听取对经管学院“批判性思维与道德推理”课程建设的具体意见。
我们学院对这件事情的重视程度毋庸置疑,不光是在理念上重视,关键是看行动。我今天请了这么多学生助教来,也希望听听他们的体会和建议。目前批判性思维教育在国际上是大趋势,这是毫无疑问的。虽然批判性思维测试有很多问题,但还是可以用的。最后,“批判性思维与道德推理”这门课的建设,还是要落在实处,要不断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