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章 十．明儒
若孔子复生见倡儒之时，其将自满于其之道乎？
非也，夫倡儒之时，其所倡已偏孔子之思，而乃治者借其思而维之治。汉代儒学，虽取“君权神授”、阴阳家之精华，然较孔儒弗远。而宋明理学，则面目全非矣。其多违其思，甚多悖之。如孔子倡“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知者。”盖无意迫受其思，而在乐得。而朱熹辑四书，后世君王则迫民学之以仕；如孔子倡“乐亲”以为孝，理学者不解其意、断章取义，又屈其所解之意，以为孝为守礼，为社稷，失孝之本意；如孔子反愚忠，而理学者则称“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臣必尽忠于君乃至死，而忽君之德行，悖孔子之道；如孔子反盲从死，而理学者以为寡妇之死死得其所；孔子反严刑，而治者施不服所谓孔子之思者以严刑。
夫汉治之时，时人多赞孔子之思，至于后世又多诋孔子，然夫时之治，并非全源于孔子，而大多源于治者。孔子，一具而已。
朱熹无意愚人，而实愚人，其愚人之术高也！其为存社稷择尽手段，较商鞅更苛。商鞅之苛一时也，朱熹之苛一时虽不胜商鞅，然其苛治华六七百载，殊不可胜商鞅二十年之苛乎？虽又有秦皇之苛，最多三十六载，亦殊可胜之朱熹？差朱熹亦远也。朱熹甚有可憎之处，其害孔子之名不提，愚孔子之术亦不提，而愚民久矣！然其德甚小人亦远矣！
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孔子功大于过且不知，而轻判孔子，岂不妄乎？
君子和而不同，然和而不同者未必君子；小人同而不和，然同而不和者未必小人。
淳于髡曰：“男女授受不亲，礼与？”孟子曰：“礼也。”曰：“嫂溺则援之以手乎？”曰：“嫂溺不援，是豺狼也。男女授受不亲，礼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权也。”而程朱理学者曰：“嫂死事极小，使其失节事极大。宁可令其死，不可令其失节。”故程朱理学者皆为豺狼也。后尽愚忠愚孝者，自以为忠孝，实逆孔孟之道也，而从程朱诸类豺狼并为之害，惜乎！夫程朱诸类以孔孟之道为名兴理学，实则大逆之，不自扇其面乎！
何使孔孟之道为理学者利用？因孔孟之道之主旨不正也。主旨合于封建，不合于今，总有先进处，难以见之，故必正其主旨，而以倡墨学为官方学最佳。
何以孟子以为不援嫂溺者是豺狼？倘天下之礼与其嫂不可兼得，则必全天下之礼。若礼之细琐较其嫂之命，则若一金钩较与一车羽，一金钩自重于一羽，一金钩与一车羽如何？则微不足道也。若因变通暂舍礼之细琐而遭众人非议，亦必全其嫂之命也。礼尚如此，其余如何？此盖可警后来之治者。
孔子为师温、严俱备，不尚以暴教人、教子，而尚以德教人、教子，纵其德有偏，然好于暴师、暴之父母甚矣，其暴者必常以武力教之，却自以孔儒效之，其岂知真孔儒如何？盖锦知理学者如何及尚理学之治者如何？自以为尚孔儒之治者然多悖孔儒也，尚理学之治者甚逆之，孔子之裔亦多不知也。
孔子弗信棍杖之下出孝子。不然，何责曾子不避其父之杖乎？
孔子为封建礼教道德第一人，春秋时几乎最德，其虽略迂，然主张以和解纷、因材施教、有教无类，虽约民以礼，亦有爱民之举，其德甚小人远矣，批之可，何批之过甚？何恶其甚于小人乎？恶亦不同也。
寒素曰：“人之贵贱，宜从德行，德高则贵，德劣则贱，亦为天生，后行之方现。”
寒素谓夫潜默曰：“汝倡封建礼教之甚，为民之大敌也，何不倡墨学？”夫潜默曰：“吾倡非封建礼教，而为冷学之伦理，墨自善于儒，然弗无儒安有墨乎？”寒素曰：“汝所谓之冷学，法学为表而礼教为质也。”对曰：“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吾亦恶之，齐善齐能者宜等贵之，齐恶齐毒者宜等贱之，夫不知托古改制，率而言之，其莽可见，其心亦叵测也。”
老子曰：“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前识者，道之华，而愚之始。是以大丈夫处其厚，不居其薄；处其实，不居其华。故去彼取此。”老子反对统治者强迫人民实行礼。
孔子有三言对妇：“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彼妇之口。可以出走。彼妇之谒。可以死败。”“吾未见有好德如好色者也。”此女子、此妇、此所谓色乃不守妇道之妇也，今之妇道，虽除封建糟粕，以论其人，亦不守也。其尚难改，况于小人乎？女学宜倡，而治小人更不可松懈。
孔子迫于蒲人之胁而应不适卫，出东门则立适卫，而谓子贡曰：“要盟也，神不听。”今使事诺者，多要盟也，若弗正理，则安可行之？虽不欲为，诺则安，若其诺不为所察，则诺之。今使事诺者，多要盟也，若弗正理，安可行之？故李子潜曰：“事非宜，勿亲诺。苟亲诺，进退错。”不是非宜事定勿诺，若利己安，方可诺之。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所欲，亦宜虑人之不欲。
“文武之道，一张一弛。”此讲劳逸结合。
“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知者。”此讲兴趣为至师。
“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此讲读书不宜为沽名钓誉而读。
非适勿视，非适勿听，非适勿言，非适勿动，非适少思，勿入非非，早脱早解，忘之最佳，专之于学，自淡泊也。
欲言之非适勿言，言之以为无事，出则祸易致己。
行而不思则罔，思而不行则殆。
上泄下罪，或积怨于下，或迁怒于上，皆将上下得罪，反不如无为。皆非明理者所为，联弱抗强方可制之。弗能，亦应不附上，不迁下，至于是否合法，则无害下益。若迁怒于上，则下亦非弱者，实弱者己也。
孔子曰：“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孔子以周礼之等论人，故不能好人，不能恶人，故非仁者。
孔子谓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然实有甚其不堪忍者。
子夏曰：“小人之过，必文。”然偶不文，亦不可脱于小人。
子贡曰：“君子亦有恶乎?”子曰：“有恶。恶称人之恶者，恶居下流而讪上者，恶勇而无礼者，恶果敢而窒者。”曰：“赐也亦有恶乎?”“恶徼以为知者，恶不孙以为勇者，恶讦以为直者。”然实有诸恶者甚于孔子与子贡所言，恶亦不能言尽也。
子贡、颜回言孔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孔子。然天下莫能容之道必至大乎？颜回言不容然后见君子。今我行一道，天下莫能容，则我为君子乎？顺之似正，反而推之则不正也。
孔子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虽知其生不可为，然其死后亦或可为之，故生之为有用。今以不法之谋惩恶，是死后亦不可为也，故生时不可为之，而必先健法。
孔子之迂言常弗其所行，弗然，则安能三年使鲁大治，必非其迂政。传其迂言使愚民以利治，然生时未见效。固果使政大治者，必不显迂，必有先进之处，然竟不传，是弟子无能悟其政事之能乎？悟之亦不能言之乎？或为治者所蔽乎？
社稷，国也。若丧国害民，而保国利民，自保国也；若保国民皆死，而丧国民皆可安居乐业，则保国何用？必在政之善也。徒一无民之国、无民之社稷，奚其胜于民乎？故孟子曰：“民为首，社稷次之，君为轻。”而理学家之意，在于社稷为首，君次之，民为轻，故悖孟子之道。
理学与孔孟之说大悖，仍号其旗，则其说自谁？自荀子。理学与孔孟之说实相去甚远，却与荀子之说颇近，而荀子似集儒家之大成，而理学家不细察荀子与孔孟之悖，而以为其继孔孟之道，此亦见荀子欺诈之术之高也！荀子大孔孟之劣而小孔孟之优，倡“性恶”之学及礼法并治，乱墨家之义理而自以奸邪之言惑众，欲以法实其奸政而使儒害民剧增，致伪儒泛滥而使治者行专制之巅，以故有理学之灾。
《荀子·修身》曰：“偷儒惮事，无廉耻而嗜乎饮食，则可谓恶少者矣。”此廉耻，礼义也。然此即为恶少，奚其不识真恶少乎？此为常人，且非强者；而恶少，强、恶之少也。视常人如恶人，非理也；其意又似谓不惮事而行恶者不为恶人，而欲纵恶人胡为，足以见其心之叵测也。
《荀子·荣辱》曰：“人之生固小人，无师无法则唯利之见耳。”《荀子·性恶》曰：“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生而有疾恶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然则从人之性，顺人之情，必出于争夺，合于犯分乱理，而归于暴。”“今人之性，饥而欲饱，寒而欲暖，劳而欲休，此人之情性也。今人见长而不敢先食者，将有所让也……故顺情性则不辞让矣，辞让则悖于情性矣。用此观之，人之性恶明矣，其善者伪也。”然此为老子、墨子、孟子等人所否，荀子竟不察乎？生有欲存之心，怎肯谓之小人？存之方有利于行善，而多情多欲非人之天性，是为世俗所碍。而朱熹顺荀子之言欲“存天理，灭人欲”，以为人欲皆恶者也，是害民主、民生，是民之大害也。
《荀子·非相》曰：“仲尼之状，面如蒙倛（狰狞丑恶的面具）；周公之状，身如断菑（枯树）；皋陶之状，色如削瓜；闳夭之状，面无见肤；傅说之状，身如植鳍；伊尹之状，面无须麋；禹跳，汤偏，尧、舜参牟子。”谓仲尼面容丑恶，是何居心？史亦无载，且其亦不曾见也。昔孔子曾以貌取人，而孔子素有自知之明，方知孔子不丑也，而荀子徒据他人丑化之图案，又各丑化古之圣贤，是人伦颠倒、是非不分、善恶不明却仍妖言惑众、欺君罔上也，其罪远大少正卯，若孔子死而复生，必将荀子此逆贼诛杀，安能使荀子诋孔子之名而毁孔子之说乎？然竟罕有学者批斗荀子，使其名仍安然无恙而所受之批远低于孔子，不亦悲乎！
《荀子·富国》曰：“天下之公患，乱伤之也。胡不尝试相与求乱之者谁也？我以墨子之‘非乐’也则使天下乱，墨子之‘节用’也则使天下贫。”愚哉！安能将天下乱之责归于墨子而不归于小人也？何不归于己乎？夫墨子，利民助民之苦干者也，其改孔儒之劣而实使民脱贫、实安民心也，安能使天下乱、天下贫？夫非乐，欲使治者正朝纲而多体察民情，弗非高雅之乐也。夫节用，欲使治者少剥削也，安能使民贫乎？若多剥削，则民愈贫也。自古节俭而得民心之明君不罕也，而昏君多因奢靡而亡，而荀子竟不察之，岂非欲治者多剥削、多享乐乎？则民之灾愈沉，奸邪之境愈安，岂非荀子愚人者乎？
荀子之劣者，非吾所能一一言尽，其纵有唯物之说及处政之能，亦不过掩人耳目而得以暗施治者害民之道也，吾惊叹其欺诈之术之高也!吾惊叹罕有信孔孟之说者批判也!
荀子如此胡言乱语、妖言惑众，故宜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荀子·不苟》曰：“故曰：盗名不如盗祸。田仲、史鳅不如盗也。”而孔子赞曰：“直哉史鱼（史鳅）！邦有道，如矢；邦无道，如矢。”是悖孔子之正言也，《荀子·非相》曰：“听其言则辞辩而无统，用其身则多诈而无功、上不足以顺明王，下不足以和齐百姓；然而口舌之均，噡唯则节，足以为奇伟偃却之属；夫是之谓奸人之雄。圣王起，所以先诛也。然后盗贼次之。盗贼得变，此不得变也。”是荀子自谓也，固宜为圣王所诛，以平其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