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跟踪基督徒
一九四一年六月至一九四一年十二月
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二日，希特勒—斯大林互不侵犯条约在无预警情况下被撕毁，当时，已经侵占欧洲大陆的希特勒，敢于着手征服从波兰延伸过去横跨亚洲直至太平洋的巨大陆块，对东部斯大林部队发动了大规模的攻击。当晚，林德伯格总统在白宫就希特勒极度扩大战争事态向全国发表演说，他对德国“元首”的公开赞扬甚至使我父亲都感到震惊。“阿道夫·希特勒以其行动，”总统宣称，“证明他自己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制止共产主义及其扩张的护卫者。这并不贬低日本帝国所做的努力。日本人既热诚致力于蒋介石的腐败和封建中国的现代化，也同样热诚地致力于连根拔除中国共产主义少数派，其目标是像俄国布尔什维克一样夺取对这个大国的控制。但今晚整个世界都应该感谢希特勒向苏联发动进攻。如果德国军队在其反对苏维埃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斗争中取得成功——有充分理由可以相信他们会成功——美国就再也不会面对企图将其制度强加于世界其余地区的共产主义国家的威胁。我谨希望，仍服务于美国国会的国际主义者们认识到，如果我们当初允许我们的国家被拖入这次世界大战的大不列颠和法兰西一方，我们现在就会发现我们伟大的民主制度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制度结成了一体。今晚德国军队有充分理由发动这场战争——否则，美军就要上战场。”
不过，总统提醒国民们说，我们的军队也有所准备，并为今后的长时期做好准备，因为根据他的要求，国会制定了和平时期征兵法案，规定十八岁青年接受二十四个月的强制性军事训练，然后是八年听候后备队的召唤，这将极大地有助于实现他的双重目标：“使美国永远不参与所有的国外战争以及使所有的国外战争永远发生在国外。”“美国的独立命运”——这话在林德伯格的国情咨文中反复出现了大约十五次，在六月二十二日晚上讲演的结尾又说了一遍。我叫父亲解释一下这话的意思——为报上新闻标题所吸引，为我自己的忧思所烦恼，我越来越多地询问每件事情的含义——他蹙额答道：“这意味着背叛我们的朋友。这意味着与朋友的敌人结为朋友。你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吗，孩子？这意味着摧毁美国所支持的一切。”
由“老实人”组织赞助——据林德伯格新建的美国吸收与同化局（简称OAA）解释，“老实人”是一项“向城市青年介绍中心地带传统生活方式的志愿者项目”——我哥哥于一九四一年六月的最后一天离家前往肯塔基州的一个烟草农场当暑假“见习生”。因为在此之前桑迪从未离开过家，因为我们家此前从未如此动荡，还因为父亲强烈反对OAA的成立对我们公民身份的挑衅意味——也因为已去加拿大参军的阿尔文总是令人担忧——哥哥的离家显得十分冲动。桑迪否定父母反对他参加“老实人”项目的理由，把申请参加的想法放在了第一位——他从母亲的妹妹、精力充沛的伊夫林那里得到的支持给予他力量这样做，她现在是莱昂内尔·本杰尔斯多夫的行政助理，这位拉比被新政府任命为OAA新泽西州办事处的首席主任。据称，OAA的宗旨是实施“鼓励美国的宗教和种族少数派进一步融入大社会”的计划，尽管到一九四一年春季，OAA真有兴趣加以“鼓励”的少数民族看上去只有我们犹太人。“老实人”计划把数百名十二至十八岁的犹太男孩从他们生活和上学的城市里送出去，去离家数百英里远的农场家庭当八周的劳动力和临时工。称赞这个暑假活动计划的布告张贴在法官大道和威夸希克公园的布告牌上，中学紧挨在边上，那里的学生，和我们学校的一样，几乎百分之百是犹太人。四月的一天，一名新泽西州OAA代表来学校给十二岁及以上的男孩谈这个暑期活动的目的，当天晚上桑迪就把一份需要家长签字的空白申请表格放在餐桌上。
“你知不知道这个活动究竟要干什么？”父亲问哥哥。“你知不知道林德伯格为什么要把像你这样的男孩子跟他们的家庭分开、送他们到边远的乡下去？你晓得这一切的背后是什么吗？”
“可这跟反犹主义毫无关系，如果你想说的是这个。你脑子里有且只有一个想法。这是一次大好机会，仅此而已。”
“什么机会？”
“去农场生活。去肯塔基。去画那里的一切。拖拉机。谷仓。动物。各种各样的动物。”
“可他们大老远把你送去不是让你画动物的，”父亲对他说，“他们是送你去那里给动物取泔脚的。他们是送你去那里撒粪肥的。干完一天活儿你会累得精疲力尽，连站都站不起来，更别提画什么动物。”
“还有你的手，”母亲说道，“农场有带刺铁丝网。机器的刀刃很锋利。你可能会弄伤你的手，那时你怎么办？你就再也不能画画了。我还以为这个暑假你会到艺术中学去上课。你本该去跟伦纳德先生学画画。”
“我啥时候都可以学——可这是了解美国！”
次日，桑迪有几个钟头要在朋友家里做家庭作业，母亲便邀请姨妈伊夫林来吃晚饭，这样他就不会目睹姨妈与父亲之间势必因“老实人”这个话题而争执发火的场面。事实上，她一进家门就宣称，桑迪的申请书一旦送达办公室她就会着手处理，争执也就爆发了。“别帮我们这个忙，”父亲板着脸说道。
“你是想告诉我，你不让他去？”
“为什么我得让他去？为什么我要让他去？”他问她。
“你究竟为什么不让他去，”伊夫林姨妈答道，“除非你也是一个胆小怕事的犹太人。”
吃晚饭时，他们的争论越发激烈，父亲坚持说，搞“老实人”组织是林德伯格企图使犹太孩子脱离其家长、破坏犹太家庭团结的第一步措施，伊夫林姨妈也没好气地暗示说，像她姐夫这样的犹太人最担心的事情是他的孩子们最终可能也像他一样心胸狭隘、担惊受怕而一逃了之。
阿尔文是我父亲这一家系的叛逆者，伊夫林则是我母亲这一家系的闹独立者，她是纽瓦克教育系统的一个小学代课教师，几年前热衷于成立主要由犹太人组成的左翼纽瓦克教师工会，其数百名成员与比较稳重、不关心政治的教师协会竞争与市政府的合同谈判。一九四一年伊夫林才三十岁，我外祖母患了十年心脏病，两年前死于心力衰竭，死前一直是伊夫林在伺候她，母女俩同住在杜威街一所两户半房子的窄小顶楼，那住处离伊夫林通常代课的霍桑大道小学不远。在那些她们的邻居没有空去照看我们外祖母的日子，我母亲会搭公共汽车去杜威街照料她，直到伊夫林下班回家。每礼拜六晚上伊夫林同她那些有文化的朋友们去纽约看戏，或者由我父亲开车去把我外婆接到我家，跟我们一起过一个晚上，或者我母亲会回杜威街去服侍她。很多夜晚伊夫林姨妈没有从纽约回来——即使她是打算要在午夜前回来的——母亲就不得不放弃跟她的丈夫和孩子们一起过夜了。后来有一天下午，放学之后好几个小时她都没有回家，因跟一名代课教师为时甚久、断断续续的恋爱所致。他来自北纽瓦克，跟伊夫林一样，也是工会的坚决拥护者，但和伊夫林不一样的是，他是意大利人，已婚，是三个孩子的父亲。
我母亲总是认为，如果伊夫林这么多年不是给困在家里照料她们病弱的母亲，她会在取得教师执照后安定下来结婚，绝不会沦落到跟一个有妇之夫、她的教师同事发生这种时好时坏、“令人不快的”关系。她的大鼻子不会妨碍人们说伊夫林姨妈“容貌出众”，确实如此，正如母亲所察觉到的，每当小巧玲珑的伊夫林踏进房间——一个活泼的深褐色头发女子，有着虽迷你却完美的女性轮廓，一双像猫眼一样眼角上斜的黑色大眼睛，以及注定会耀眼炫目的深红色口红——每一个人，女人也好，男人也好，都会回头看她。她抹油的头发闪着金属光彩，在脑后盘成发髻，她的眉毛明显是修过的。她去代课时，穿一条色彩鲜艳的裙子，一双相配的高跟鞋，系一条白色的宽皮带，穿一件半透明的淡色短上衣。我父亲认为，对一个学校教员而言，她的服饰品位不高，霍桑大道小学的校长也是这个看法，可我母亲，不论错否，总为伊夫林不得不“牺牲她的青春”照顾她们的母亲而自责，不会轻易评论她妹妹的率性行事，尽管她辞去教职，退出工会，看不出丝毫内疚地放弃了她政治上的忠诚态度，转而去为在林德伯格的OAA里任职的本杰尔斯多夫拉比工作。
好几个月以来，我父母并不知晓伊夫林是拉比的情人——自从他向纽瓦克教师工会发表题为《美国理想的教育发展成果》的演讲，并在接下来的招待会上认识她以后，她一直是他的情人。直到几个月后，我父母才发现其中的端倪，因为本杰尔斯多夫在离开新泽西OAA到华盛顿全国总部就任局长一职时，向纽瓦克报界宣布了六十三岁的他与其三十一岁、风风火火的助手订婚的消息。
阿尔文最初出走要去打希特勒，他设想能经历战斗的最快方式是登上一艘加拿大驱逐舰，那些舰艇专事保护运送物资给英国的海上商船。报纸新闻经常报道说，德国潜水艇在北大西洋击沉了一艘或更多的加拿大船，有时靠近大陆，如纽芬兰的沿海捕鱼水域——这对英国来说是尤为不祥的事态发展，因为林德伯格政府废除罗斯福国会颁布的援助法之后，加拿大实际上已成为英国的军火、食物、药品和机械的唯一来源地。在蒙特利尔，阿尔文遇见了一个年轻的美国逃兵，后者告诉他，别想什么海军了——加拿大突击队才真叫忙呢，夜袭纳粹占领的大陆、破坏德国人必需的设施、炸军火库，还有，跟英国突击队与欧洲地下抵抗运动联手合力，摧毁西欧沿海岸上上下下的船坞和造船厂设备。他对阿尔文讲述了突击队教你杀人的各种手段，阿尔文便放弃了他原来的计划，转而参加突击队了。如加拿大其他兵种一样，突击队也热忱接受合格的美国公民加入其队伍，所以，经过十六周的训练，阿尔文被分配到一支活跃的突击队，被输送到不列颠群岛的一个秘密集结待命地区。正是这时我们终于收到了他的来信，非常简短，只有寥寥数字：“出发打仗。不久见。”
就在桑迪独自乘夜班火车去肯塔基的几天后，父母收到了第二封信，这次不是阿尔文寄来的，而是来自渥太华陆军部，通知阿尔文指定的他最近的亲属，他们的侄子在一次战斗中受伤了，目前在英国多塞特一所康复医院。当天晚上，母亲把餐具洗好后，回身在厨房桌子边坐了下来，手里拿着一支自来水笔和一只装有为重要通信保存的花押字信笺的盒子。父亲在她对面坐了下来，我站在母亲肩后，注视她怎样运用她在当秘书及早先教桑迪和我时用过的手书技巧，整齐划一地把草体字迹一一展现出来——中指和无名指放在撑住手的位置，食指比大拇指更靠近笔尖。她写下每个句子前都要先大声念出来，以便父亲加以修改或增添内容。
最亲爱的阿尔文：
今天早晨我们收到加拿大政府写来的一封信，告诉我们说，你在战斗中受伤了，你现在人在英国一所医院里。信中除了你的邮件地址外没有什么更具体的内容。
此刻我们在餐桌旁，赫尔曼叔叔，菲利普和贝丝婶婶。我们都想知道所有关于你的情况。桑迪在外度暑假，但我们会把你的情况及时写信告诉他。
你会有机会给送回加拿大吗？若有，我们会开车去看你。同时，我们捎给你我们的爱，并希望你从英国写信给我们。请给我们写信，或请别人帮你写。你要我们做任何事，我们都会做。
再说一遍，我们爱你，我们想念你。
在这封信上我们三人都签了名。将近一个月后我们收到了复函。
亲爱的罗斯先生和夫人：
阿尔文·罗斯下士收到了你们七月五日的来函。我是他病房里的高级护士，我把你们的信给他念了多遍，毫无疑问，他知道这封信是谁写的、写了些什么。
目前罗斯下士不爱说话。他失去了膝关节以下的左腿，右腿严重受伤。右腿伤口正在愈合，他不会丧失这条腿。他的左腿届时准备好了会给装上假肢，还要教他走路。
对罗斯下士来说，眼下是个难关，但我请你们放心，经过一段时间后他会恢复普通人的生活，身体不会有大问题。这所医院限于截肢和烧伤病例。我见过很多人忍受像罗斯下士一样的心理困境，但他们大多数人都安然渡过难关，我坚信，罗斯下士也会如此。
真诚的，
A.F.库珀中尉
桑迪每周写一次信说，他很好，并汇报在肯塔基有多热，结尾来一句关于农场生活的话——类似“这儿黑刺莓大丰收”或“小公牛给苍蝇逼得发疯了”或“今天他们收割紫苜蓿”或“开始干打尖的活儿了”，不管这是什么意思。然后，在他的署名下——或许是为了向父亲证实，在农场干一整天活儿之后他仍有足够精力从事艺术创作——他会画一头猪的素描（“这头猪，”他写道，“重达三百多磅！”）或一条狗（“苏婕，奥林的狗——她的特长是能把蛇吓跑”）或一只羊（“昨天莫辛尼先生把三十只羊赶进了牲畜围栏”）或一座谷仓（“他们刚用杂酚油漆过这地方。好臭啊！”），通常画画的地方比写信的地方要大得多。叫母亲生气的是，她在每周一信中所提的问题，问他要不要衣服或药或钱，很少得到回答。我当然知道，母亲以同样的热诚关爱她的两个孩子，但直至桑迪去了肯塔基，我才明白对她而言，他的重要性与他的弟弟有多大区别。尽管她没有因与一个已经十三岁的儿子分别八个礼拜而变得沮丧不安，但整个夏天都可以从她的某些姿势和脸部表情觉察到她内心的孤苦思念，尤其在餐桌旁，一个晚上又一个晚上，拉到桌前吃晚饭用的第四把椅子总是空的。
八月底的一个星期六，桑迪返回纽瓦克，伊夫林姨妈和我们一起去宾夕法尼亚火车站接他。父亲是不欢迎她跟来的，但就像他最终放弃自己的意见同意桑迪向“老实人”申请并接受肯塔基的暑期工作一样，他对小姨子对他儿子的影响做出了让步，以免酿成更为难堪的尴尬局面，这种状况的最终危险尚且不明。
在火车站，当桑迪从车厢走到月台时，我们四人中是伊夫林姨妈最先认出了他。他比他离开时重了大约十磅，他的褐色头发因为在田间劳动给夏天的太阳晒成了浅浅的金黄色。他还长高了几英寸，所以他的长裤腿不再耷拉在鞋面，我总的印象是我哥哥乔装打扮了一番。
“嗨，农夫，”伊夫林姨妈叫道，“在这儿呢！”桑迪连跳带跑地朝我们的方向过来了，行李包在他身子两边晃荡着，新获得的体形迈着野外活动者的新步履。
“欢迎回家，陌生人，”母亲说，以一个年轻姑娘的神情快活地伸出双臂环抱住他的脖子，她在他耳边的喃喃低语（“哪里有过这样英俊的男孩子啊？”）惹得他埋怨道：“妈，别胡说八道！”当然，这话让其他家人都大笑起来。他站在于七百五十英里外登上的这列火车旁边，我们都拥抱了他，我感觉到了他臂部肌肉的收缩。在汽车里，他开始回答我们的问题，我们听到他的嗓音变得那么粗哑，也第一次听见他慢吞吞拉长的声调和鼻音。
伊夫林姨妈一副洋洋得意的喜色。桑迪讲述了他最后在农田里干的活儿——跟莫辛尼家的儿子之一奥林去捡收割时断掉的烟草叶。这些叶子通常长在烟草的最低处，桑迪说，人们管它们叫“飞叶”，恰恰是最上等烟草，在市场上可卖最高价钱。可在一片二十五英亩的烟草地里从事收割的人，顾不上那些掉在地里的叶子，他告诉我们说，为了在两星期内把所有烟草都收进烤仓，他们一天得收割大约三千茎。“嗬，嗬——什么是‘茎’，宝贝？”伊夫林姨妈问道，他高兴地给她做了尽可能长的解释。她又问，什么是“烤仓”，什么是“去梢”，什么是“除吸根”？什么是“除蠕虫”？伊夫林姨妈提的问题越多，桑迪就越发显得权威，甚至当我们到了顶峰大道，父亲把车开进了我家旁边的过道时，他还在讲怎样培植烟草，似乎期望我们大家直奔后院，为种植纽瓦克的第一批淡色伯莱烟叶而开掘垃圾桶旁边那一小块杂草丛生的空地。“幸运牌香烟里就有甜丝丝的伯莱烟叶，”他告诉我们说，“使这种烟别有风味。”这时，我又痒痒地感觉到他的臂部肌肉，那二头肌就像那地方口音一样叫我吃惊，如果那口音真是这样的话——他把“不能”说成“不耐”，“记得”说成“记底”，“火”说成“花儿”，“又”说成“油”，“步行”和“讲话”说成“厄步辛”和“厄讲乎”，不管你把这种变味的英语叫做什么，反正它不是我们新泽西州本地人说的英文。
伊夫林姨妈得意之际正是我父亲失意之时，他尴尬得几乎一言不发。那天晚餐桌上，当桑迪转而谈到莫辛尼先生是怎样一个完人时，他显得尤其郁闷。首先，莫辛尼先生毕业于肯塔基大学农学院，而我父亲就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纽瓦克的大多数贫民子女一样，所受的教育不超过八年级。莫辛尼先生有三个而不是一个农场——较小的两个租给了佃户——他家族拥有的这些土地几乎可追溯到丹尼尔·布恩[46]时期，可我父亲除了一辆六年旧汽车外，什么像样的东西都没有。莫辛尼先生会驯马，开拖拉机，操作脱粒机，使用化肥条播机，自在地跟一群骡子或一群牛在地里干活；他会轮种庄稼，管理雇工——白人和黑人都有；他会修农具，磨犁尖和割草机，树篱笆，串有刺铁丝，养鸡，给羊洗药浴，给牛除角，宰猪，烟熏腊肉，腌制甜味火腿——还有他种出来的西瓜是桑迪吃过的西瓜当中最甜的，汁水最多的。莫辛尼先生种植烟草、玉米和马铃薯，就以土地为生存之道，而礼拜天的晚餐（这个身高六英尺三英寸、体重二百三十磅的农场主所吃的涂着奶油肉酱的炸鸡，比餐桌上所有人吃的加起来还要多），只吃他自己种出来和养出来的食物，而我父亲所能做的就是卖人寿保险。不用说，莫辛尼先生是基督徒，了不起的占压倒性优势的多数派的长期成员，这个多数派闹过独立革命，建立了国家，征服了荒原，降伏了印第安人，奴役过黑人，解放了黑奴，又隔离过黑人；他是千百万善良、清白、勤劳的基督徒之一，他们开发边疆，开垦农场，建立城市，统辖各州，坐镇国会，占据白宫，积攒财富，占领土地，拥有钢厂、舞厅、铁道和银行，甚至还独占并掌管语言；他是那些无懈可击的北欧日耳曼和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之一，他们治理美国，并将永远治理下去，他们是将军、显贵、富豪和巨头，他们随其意愿制定法律、发号施令和解释防暴法，而我父亲，当然，只是一个犹太人。
伊夫林姨妈回家后桑迪知道了有关阿尔文的信息。父亲在厨房桌子上弄他的账簿，准备晚上出去收账，母亲和桑迪在地下室清理他从肯塔基带回来的衣服，在放进洗衣盆之前分清哪些要缝补，哪些要扔掉。母亲总是及时做她得做的事情，现在她要在睡觉之前处理好他的脏衣服。我也跟他们在一起，因为我不能让哥哥离开我的视线。他总是知道我所不知的事情，他从肯塔基回来自然仍比我知道得多。
“我得告诉你阿尔文的事儿，”母亲对他说，“我不想写信告诉你，因为……嗯，我不想吓到你，宝贝。”讲到这儿，她努力克制自己一定不要哭出来，然后小声说道，“阿尔文受伤了。他在英国的医院里。他在那里养伤呢。”
桑迪十分惊讶，问道：“谁伤了他？”似乎她说的这事发生在我们的社区，而不是在纳粹占领的欧洲，那里不断有人致残、受伤、被杀害。
“我们不知详情，”母亲说，“但知道不是表皮受伤。我得告诉你这伤心事，桑迪。”尽管她试图鼓起我们的勇气，然而她说“阿尔文丢了一条腿”这句话时嗓音还是发着颤。
“一条腿？”没有很多词会比“腿”更容易懂的了，桑迪却要费点儿工夫才明白过来。
“是的。我们收到了他的护士的来信，据说他膝盖以下的左腿没有了。”好像这能给他一点儿安慰似的，她补充说道：“如果你想读，那信在楼上。”
“可——他要怎么走路呢？”
“他们会给他安假腿。”
“可我不明白是谁伤害了他。他是怎么受伤的呢？”
“噢，他们在跟德国人打仗，”她说，“该是一个德国人吧。”
桑迪仍然半信半疑，问道：“哪条腿？”
她尽可能温和地重复说：“左腿。”
“整条腿？全部？”
“不，不，不，”她急忙要他放心，“我跟你说了，宝贝——膝盖以下。”
桑迪突然哭了起来。因为比起春天时，他的肩膀宽了很多，胸膛壮了很多，手腕粗了很多，因为他的手臂现在强壮得像一个男子汉的，而不再是细细的像一个小孩儿的，所以看到眼泪从他晒成棕褐色的脸上淌下来时，我竟大吃一惊，自己也大哭起来。
“宝贝，这是很可怕，”母亲说，“可阿尔文还活着。他还活着呢，现在他至少可以脱离战争了。”
“什么？”桑迪突然高声说，“你听到你刚才跟我说什么了吗？”
“你是什么意思？”她问道。
“你听到你自己说什么了吗？你说：‘他脱离战争了。’”
“正是。肯定的。正因为是这样，他现在可以回家了，不大可能再发生什么别的事了。”
“但究竟为什么他会去打仗呢，妈？”
“因为——”
“因为爸爸！”桑迪喊道。
“宝贝，不，不对，”她飞快地用手捂住了嘴，仿佛她才是那个说了这些不可饶恕的话的人。“事情不是这样的，”她反驳说，“阿尔文去加拿大没有告诉我们。他在那个星期五晚上出走了。你记得那有多可怕。谁也不想阿尔文去打仗——可他就是去了，他自己要去的。”
“但爸爸要全国都去参战。哼，他不就是这样吗？这不就是为什么他投了罗斯福的票吗？”
“劳驾放低你的嗓门。”
“首先你说感谢上帝，阿尔文脱离战争了——”
“放低你的嗓门，”这一天的紧张情绪此刻压倒了她，竟使她发起脾气来了，对她整个夏天苦苦思念的儿子厉声说道，“你不知道你在说些什么！”
“可你就是不听，”他嚷道，“如果不是因为林德伯格总统——”
又是这个名字！我宁愿听到炸弹爆炸声，也不想再一次听到这个使我们大伙儿惊吓的名字。
就在此刻，父亲出现在地下室楼梯顶端过道上的幽暗灯光里。我们站在深水洗衣池旁，只能看到他的裤子和鞋，而这可能是件好事。
“他为阿尔文难过，”母亲说道，寻思着他喊叫的理由。“我错了。”她对桑迪说，“我真不该今晚告诉你。一个孩子，体验这么大的一次阅历，回到家来，不容易啊……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总是不容易的……不管怎样，你是太累了……”然后，无助的她，自己都已经精疲力尽了，说道：“你们俩，你们两个人，现在都上楼去吧，我该洗衣服了。”
我们便转身登上楼梯，幸运的是，父亲早就不在过道上，他已开车出门收他的夜账去了。
一小时之后，在床上。家里所有的灯都已关了。我们说着悄悄话。
你真的过得很愉快吗？
我过得非常愉快。
怎会非常愉快？
在农场生活非常好。早晨你得早起，你整天在野外，各种动物都有。我画了很多动物，我会给你看我的画。每天晚上我们都有冰淇淋。莫辛尼太太自己做的。还有新鲜牛奶。
牛奶都是新鲜的。
不，我们喝的是刚从牛身上挤来的。还是热的呢。我们把奶放在炉子上，煮沸，把面上的乳脂去掉，然后就喝了。
这样喝你不会生病吗？
这就是为什么你要煮沸。
可你不会直接从牛身上喝奶吧。
我试过一次，但味道不怎么好。太油腻了。
你挤过牛奶吗？
奥林示范给我看怎么挤法。很难挤的。奥林会让牛奶喷射出来。那些猫会赶来围在旁边，它们也想喝牛奶呢。
你有朋友吗？
当然啰，奥林是我最好的朋友。
奥林·莫辛尼？
是的。他和我同岁。他在那里上学。他在农场干活。清晨四点他就起床了。他做各种杂活。那儿不像我们这儿。他乘公共汽车上学，车程要四十五分钟左右。晚上回家，要做更多杂活，还要做家庭作业，然后睡觉。第二天早晨他四点钟起床。做农夫的儿子很累。
可他们有钱，不是吗？
他们相当有钱。
你现在说话怎么成了这个样子呢？
我为什么不能这样说？在肯塔基人们就是这样说话的。你应该听一听莫辛尼太太说话。她来自佐治亚。每天早晨她做当早饭吃的薄煎饼。加熏肉。莫辛尼先生自己做烟熏肉。在烟熏室里。他知道怎么做。
你们每天早晨都吃熏肉吗？
每天早晨。真好吃。礼拜天起床后我们吃薄煎饼、熏肉和鸡蛋。鸡蛋是他们自己的鸡下的。那鸡蛋——那中间部分几乎是红颜色的——好新鲜啊。你去鸡群里把鸡蛋收来，马上就可以吃了。
你们吃火腿吗？
我们每星期大约两次在晚饭时吃火腿。莫辛尼先生自己做的火腿。他有一本特别的家庭菜谱。他说要是火腿没挂满一年，他是不要吃的。
你们吃香肠吗？
吃的。他也自己做香肠。他们在一个香肠研磨器里研磨。我们有时不吃熏肉而吃香肠。很好吃。还有猪排。也很好吃。太棒了。我不明白我们为什么就不吃。
因为那是猪身上的东西。
那又怎么样？你以为农夫们为什么养猪？让人们观赏？这就像你吃的其他任何东西一样。你只要吃就是了，那味道真叫好。
你现在会继续吃吗？
当然。
那儿天气真的很热，是吗？
白天很热。可我们进屋吃午饭，我们吃番茄和蛋黄酱三明治。喝柠檬汁——很多柠檬汁。我们在室内休息，然后回地里干我们该干的活儿。除草。除一下午的草。给玉米除草。给烟草除草。我们有个菜园，我和奥林在那儿除草。我们跟雇工一块儿干活，有几个是黑人，临时工。有一个黑人，伦道夫，他是佃户，从雇工升上来的。莫辛尼先生说他是一流的农夫。
你能听懂黑人说话吗？
当然。
你能模仿一下吗？
他们把烟草说成“烟卡”。他们说“我打洒（打扫）”。我打洒这个，打洒那个。但他们不多说话。大多时候他们就干活。宰猪时，莫辛尼先生叫克莱特和奥尔德·亨利取猪的内脏。他们是黑人，他们是兄弟，他们把猪肠带回家去，油炸来吃。油炸猪小肠。
你吃吗？
我看着像黑人吗？莫辛尼先生说，黑人们开始离开农场，因为他们认为在城里可以挣更多钱。有时候礼拜六晚上奥尔德·亨利给人逮起来。因为酗酒。莫辛尼先生交罚款把他赎出来，因为礼拜一他需要他。
他们穿鞋吗？
有些人穿。小孩儿都光脚丫子。莫辛尼一家把不穿的衣服送给他们。可他们很快活。
有人说什么反犹的话吗？
他们连想也没有想到过，菲利普。我是他们遇到的第一个犹太人。他们告诉我的。可他们从不说什么坏话。那是肯塔基。人们真的友善。
那么，你回到家高兴吗？
有那么点儿。我不知道。
你明年会再去吗？
当然。
要是妈妈和爸爸不让你去怎么办？
我反正要去。
表面上看来，桑迪吃熏肉、火腿、猪排和香肠的直接后果并未改变我们的生活。本杰尔斯多夫拉比要来我家吃晚餐。伊夫林姨妈会带他来。
“为什么要到我们家来？”父亲对母亲说。知道这个消息后的那天晚饭后，桑迪在他床上给奥林·莫辛尼写信，我一人跟父母亲在起居室，有意看看父亲对这个消息有何反应，现在我们周围的一切都瞬息万变。
“她是我妹妹，”母亲说道，带点儿怄气的味道，“他是她的老板——我不能对她说不。”
“我能，”他说。
“你不能做这种事。”
“那你再解释一遍，为什么我们有幸获此殊荣？那位大人物难道除了到这儿来就没有更要紧的事了？”
“伊夫林想让他见见你儿子。”
“这太荒唐了。你妹妹总是很荒唐。我儿子在法官大道学校上八年级。这夏天他一直在拔野草。这一切都荒唐可笑。”
“赫尔曼，他们星期四晚上来，我们要欢迎他们。你可能恨他，可他不是无名小卒。”
“我知道他是大人物，”他不耐烦地说，“所以我恨他。”
现在他在家里踱步时，手里常拿着一份《午后报》，或者把报纸卷得像武器一般——好像他时刻准备着，听候召唤，亲自奔赴战场——或者把报纸掀回那一页，那儿有什么内容他要大声念给我母亲听。在这个特殊的晚上，他对德国人为何能继续轻而易举地向俄国推进感到迷惑不解，气愤之中把报纸弄得哗哗地响。突然他大声叫嚷起来：“那些俄国人为什么不打啊？他们有飞机——为什么他们不用？那里的人为什么不奋起反抗？希特勒迈向一个国家，跨过国境线，走了进去，啊哈，这就是他的了。英国，”他宣告说，“是欧洲唯一站起来对抗那条疯狗的国家。他每夜狂轰滥炸那些英国城市，但他们就是重整旗鼓，跟皇家空军一起坚持战斗。感谢上帝，为有皇家空军这样的好男儿。”
“希特勒什么时候入侵英国？”我问他，“他为什么现在还没入侵英国？”
“这是他和林德伯格先生在冰岛达成的交易的一部分。林德伯格企图成为人类的救星，”父亲向我解释道，“用和平谈判来终止战争，这样在希特勒拿下俄国之后，在他拿下中东之后，在他拿下他可能想要的一切之后，林德伯格将会召开伪和平会议——这种事儿正中德国人的下怀。德国人会参加会议，世界和平及德国不侵犯英国的代价将是在英国建立一个英国人的法西斯政府。在唐宁街扶植一个法西斯首相。而当英国人一说不，希特勒就会入侵，并肯定会得到我们和事佬总统的首肯。”
“这是沃尔特·温切尔说的吗？”我问道，我觉得他给我做的所有解释对他来说过于高明。
“这是我说的，”他对我说，或许确实如此。事态发展的压力会提高每个人的教育程度，我自己也包括在内。“但感谢上帝给了我们沃尔特·温切尔。没有他，我们会迷惘不知所措。他是唯一一个上电台说话反对那些卑鄙家伙的人。这些家伙令人作呕。比令人作呕还糟糕。渐渐地，但毫无疑问地，在美国就不会再有一个人敢于发声反对林德伯格亲希特勒的屁股。”
“民主党呢？”我问道。
“儿子，别问我关于民主党的问题。我已经够气愤的了。”
星期四晚上母亲叫我帮她摆桌子，然后让我回卧房换上好衣裳。伊夫林姨妈和本杰尔斯多夫拉比七点钟到，比我们平时在厨房用毕晚餐要迟四十五分钟，由于其办公事务，七点钟是拉比能安排到我们家来的最早时间。我父亲通常非常尊重犹太教士，但他正是父亲厉声谴责的那个叛教者，说他代表林德伯格在麦迪逊花园广场发表了一篇“愚蠢而充满谎言的”演讲，用阿尔文的话来说，他是个“伪犹太”，用“为非犹太人用犹太教认可的方式烹调林德伯格”的手段确保罗斯福的失败，而现在我们要请他来吃饭，要见证其极端的言行，确实令人困惑。我被事先要求不要用盥洗室里的新毛巾，不要到父亲扶手椅附近的地方去，在我们吃晚饭前拉比将占用这把椅子。
起先，我们都端坐在起居室里，父亲要请拉比喝高杯威士忌或北欧烈酒，拉比都不要，却想来一杯自来水。“纽瓦克的饮用水是世界上最好的，”拉比说道，说此话就像他说任何话一样，都经过深思熟虑。他优雅地从我母亲手里接过置于垫子上的水杯，我仍然记得十月里母亲为了不听他那些赞美林德伯格的话而急忙躲开收音机。“你们家太令人感到惬意了，”他对她说，“一切都归置得井井有条，完美无缺。我也喜欢这种整齐利落。我发现你偏爱绿颜色。”
“暗绿，”母亲说，她想笑，想讨他高兴，可说话有些困难，也不朝他看。
“你应该在你这个可爱的家里感到十分骄傲。我在此做客深感荣幸。”
拉比相当高，体形类似林德伯格，是一个瘦削、秃顶的男人，穿三件一套的深色西装，一双闪闪发亮的黑色皮鞋；他那正襟危坐的姿态，在我看来好像表露出一种对人类最高理想的忠诚。我从收音机里听到他柔和悦耳的南方口音时，就把他想象为一个远非那么严肃的人，可光是他的眼镜就具有威慑力，一是因为这副猫头鹰眼睛般的椭圆形眼镜，像罗斯福戴的那副一样，把鼻子紧紧地压在其脸上；二是因为他戴这副眼镜本身——透过它来明察秋毫地审视你——就清楚地说明他不是一个可以与之争论的人。他说话时，语气倒很热情、友善，甚至令人信赖。我一直等着他对我们轻蔑以待，或这般那般地指使我们，可他所做的就是用那种口音说话（完全不像桑迪的），说得那么温文尔雅，以致有时你得屏息倾听他的满腹经纶。
“你肯定就是那个让我们大家都感到骄傲的孩子。”他对桑迪说。
“我是桑迪，先生。”桑迪答道，脸色一下子通红。在我看来，这是一个聪明的回答，对这个问题，换了另一个出色的孩子，他会试图迎合约定俗成的标准谦虚几句，也许就不会有这样的应对。不，现在啥也难不倒桑迪，他有那些肌肉，有被太阳晒淡的头发，不必征得任何人同意就可以把大群猪藏匿起来。
“感觉怎么样啊，”拉比问道，“在那肯塔基农田里顶着烈日干活儿？”他把“干活儿”说成“雇活儿”，把“烈日”说成“丽日”，把“那”说成“诺”，而发“肯塔基”的音好像在拼字母，不像桑迪现在说的那样，“肯”似乎要念成“金”。
“我学到了很多，先生。我对我们的国家了解了很多。”
伊夫林姨妈对其答话显然感到满意，她完全有理由这样觉得，因为头天晚上她已在电话上叮嘱他如何回答这样的问题。鉴于她总是想占我父亲的上风，可能没有比当着他的面决定他大儿子的生存方式更令她愉快的事情了。
“你的姨妈伊夫林告诉我说，你去了一个烟草农场。”
“是的，先生。淡色伯莱烟草。”
“你知道吗，桑迪，烟草是弗吉尼亚詹姆斯敦第一个英国永久殖民地的经济基础？”
“我不知道，”他承认说，但补充道，“不过听到这一点我并不惊奇。”一瞬间，这最不利的情况就应付过去了。
“许多灾难围困着詹姆斯敦开拓者，”拉比告诉他，“而把他们从饥饿中拯救出来、把新拓居地从消亡中拯救过来的，正是烟草种植。试想一下。没有烟草，新大陆的第一个代表政府就不会出现在詹姆斯敦，它出现于一六一九年。没有烟草，詹姆斯敦殖民地就会瓦解，弗吉尼亚的殖民化就会失败，依靠烟草种植园致富的弗吉尼亚最早移民家庭自身就永不会名声显赫。当你记得弗吉尼亚最早的移民家庭是弗吉尼亚政治家们、我们开国元老的祖先时，你就会赞赏烟草对我们共和国历史的极度重要性。”
“确实如此。”桑迪答道。
“我本人，”拉比说，“生在美国南方。我生于南北战争惨剧之后十四年。我父亲是一个为南部邦联而战的年轻人。他的父亲于一八五〇年从德国来到南卡罗来纳定居。他是个货郎。他有一匹马和一辆四轮马车，蓄长须，卖货给黑人和白人，两者都有。你听说过朱达·本杰明吗？”拉比问桑迪。
“没有，先生。”但他又迅即给自己补救了一下，这次是提问：“我可以问一下他是谁吗？”
“嗯，他是犹太人，在南部邦联政府中的地位仅次于杰斐逊·戴维斯。他是犹太律师，给戴维斯当司法部长、陆军部长和国务卿。在南部脱离联邦之前，他曾任职于美国国会，是南卡罗来纳州两名参议员中的一名。据我的判断，美国南方进入战争的原因既非法律上的，也非道德上的，我对朱达·本杰明也一直怀有最崇高的敬意。那些日子里在美国犹太人很罕见，南方和北方都很少，但别以为当时就没有需要与之斗争的反犹主义。不过，朱达·本杰明在南部邦联政府内还是蹿升到了接近政治发迹最高峰的地位。战争失败后，他移居国外，在英国成了著名律师。”
这时我母亲起身到厨房去了——说是要照看一下晚饭——伊夫林姨妈对桑迪说：“或许是时候给拉比看一看你在农场画的那些画了。”
桑迪站起身来，把那几册画满他暑期习作的速写簿送到拉比椅子跟前，我们齐聚起居室后，他一直把速写簿搁在自己腿上。
拉比拿了其中一册，开始慢慢地掀页浏览。
“把每幅画都给拉比简单介绍下。”伊夫林姨妈建议说。
“这是烤仓，”桑迪说道，“是他们收割烟草后把烟叶挂起来烤的地方。”
“噢，这是烤仓，对了，画得很美的烤仓啊。我很喜欢这明暗光线的处理方式。你很有天赋，桑福德。”
“这是一株成长中的烟草。这是它们的形状。瞧，这株长成了三角形。它们很大。那棵顶端还开着花。这棵是它们打尖之前的样子。”
“这株烟草，”拉比翻到另一页，说道，“顶端有个袋子——我以前从未见过。”
“那是他们搜集种子的方法。烟草是种子植物。他们用纸袋套住花朵，扎得紧紧的。这是他们用来保住花朵的办法。”
“非常非常好，”拉比说，“既要把一棵植物画得精确，又要画成一幅艺术作品，这可不容易。瞧你画的烟叶底部的阴影。真是非常好。”
“这是一张犁，不消说，”桑迪说，“那是一把长柄锄。那是一把手锄。用来除草的。虽然你也可以用手来除草。”
“你除了很多草？”拉比逗趣地问道。
“嗬，好家伙。”桑迪说，本杰尔斯多夫笑了，现在看起来完全不像一个令人畏惧的人物。“这只是一条狗，”桑迪继续介绍道，“奥林的狗。她在睡觉。这是其中一个黑人，奥尔德·亨利，这是他的手。我觉得它们很有特色。”
“这是谁呀？”
“这是奥尔德·亨利的哥哥，他叫克莱特。”
“我喜欢你描绘他的手法。这人看来多疲劳啊，没精打采的样子。我了解黑人——我是跟黑人一起长大的，我尊重他们。这幅呢？这幅又是什么？”拉比问道，“这儿，背着喷雾器的。”
“噢，里头有个人。他在喷药粉杀烟草虫。他从头到脚必须这样穿戴，大手套，厚衣服，纽扣都扣上，他才不至于烧伤。在他用喷雾器喷射杀虫剂时，他可能会灼伤自己。那杀虫药粉是绿色的，他喷完后，衣服都沾上了药粉。我想画出药粉的样子，我试图把有药粉的地方画得淡一点儿，可我觉得这效果没有出来。”
“嗯，我知道，”拉比说，“画药粉是很难的。”接着他稍微快一点地浏览了剩下的画，直至看完最后一页，合上画册。“肯塔基之行对你来说不是白白浪费时间，对不对，年轻人？”
“我爱此行。”桑迪答道。父亲在把自己最喜欢的椅子让给拉比之后一直沉默不语，坐在沙发上纹丝不动，他此时站起身来说道：“我得帮贝丝的忙。”那语气就像在说：“我现在去跳窗自杀。”
“美国犹太人，”吃晚饭时拉比说道，“与世界历史上任何其他犹太社会都不一样。他们在我们当代的人民中拥有最多机遇。美国犹太人可参与全部的国家生活。他们不再需要单独居住，不再需要与他人相隔离的贱民区。所需要的只是你们的儿子桑迪表现出来的独往陌生的肯塔基、夏天在那里当帮工的勇气。我相信，桑迪以及像他这样参加‘老实人’项目的犹太男孩子，不仅应该成为生长在这个国家的犹太孩子们的榜样，也应成为每一个成年犹太人的榜样。这不仅是我的愿望，这也是林德伯格总统的愿望。”
我们的痛苦煎熬突然出现了一个或许更为糟糕的转折。我没有忘记在华盛顿父亲怎样挺身面对旅馆经理和耍威风的警察，现在林德伯格的名字就在他自己的家里给带着敬意说了出来，我想，他挺身面对本杰尔斯多夫的时刻来到了。
但拉比终究是拉比，父亲没有这样做。
母亲和伊夫林姨妈端饭上菜，三道菜之后是下午我们烤箱里新鲜出炉的大理石斑纹奶油蛋糕。我们用“很好的”银餐具吃“好菜”，在这同样好的餐厅里，有我们最好的地毯、最好的家具、最好的亚麻桌布，我们自己只在特殊的盛会才在此进餐。从我坐的餐桌这边，你可以看见中凸橱柜——我家神龛顶上排列着的已故亲人的逼真肖像。镜框里有祖父和外祖父、外祖母、一个姨妈、两个伯父，其中之一是杰克伯伯，阿尔文的父亲，我父亲的爱兄。本杰尔斯多夫拉比提及林德伯格的名字之后，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感困惑。拉比就是拉比，可此时阿尔文却在蒙特利尔的一所加拿大军医院，用一条假肢代替他在跟希特勒打仗时失去的左腿练习走路，而在我家里——照理我可以穿任何衣服，除了那些好衣服——我不得不系领带、穿短上衣，以此给拉比留下深刻印象，正是这位拉比帮助总统当选，而这个总统的朋友却是希特勒。当我们的耻辱和我们的光荣合二为一时，我又怎能不困惑呢？我们早就是美国人，现在却被强制成为美国人以外的人，某种最本质的东西被摧毁殆尽。然而，在雕花玻璃枝形吊灯的照耀下，置身于一套沉重的深色餐厅家具中间，我们在陪同这位名人共享我母亲做的炖牛肉，我家可从未款待过有名的客人，他是第一个。
越发使我迷惑不解、为我自己的思绪付出全部代价的是，本杰尔斯多夫猝然谈起阿尔文来了，他从伊夫林姨妈那里得知了他的情况。“我为你们家里的受伤者感到难过。我和你们心心相印。伊夫林告诉我说，你们的侄子出院后会来此疗养，跟你们大伙儿住在一起。我相信，你们知道这样的伤残会在一个依然处于青春年华的人身上引起多大的精神痛苦。这就要求你们集中所有的爱和耐心，让他可以重新开始有意义的生活。他的经历尤其可悲，因为无论如何他都没有必要跨过边境去加拿大加入他们的军队。阿尔文·罗斯生来就是美国公民，而美国不跟任何国家处于战争状态，没有意愿去跟任何国家交战，不要求其任何一个年轻人在战事中牺牲生命或肢体。我们中的一些人行为极端以致铸成大错。由于我在一九四〇年大选中与林德伯格竞选团结盟，我遭遇了来自犹太社区成员的相当大的敌意。但憎恶战争的信念仍然支持着我。真悲惨啊，年轻的阿尔文得在欧洲大陆的一场战役中失去他的一条腿，而这场战争与美国的安全或美国人的福祉毫不相关……”
他侃侃而谈，或多或少地重复着他在麦迪逊花园广场支持美国保持中立的演讲中说过的话，但我现在的心思都集中在了阿尔文身上。他要来和我们住在一起吗？我瞧着母亲。关于这点她压根儿没有向我们提起。他什么时候到呢？他睡在哪儿呢？情况够糟糕的了，正如母亲在华盛顿所说，我们不是生活在一个正常的国度里；现在我们都不再能生活在一个正常的家里了。一种甚至更令人痛苦的生活正在我四周形成，我想尖叫一声：“不！阿尔文不能住在这里——他只有一条腿！”
我心烦意乱了一阵，直至我意识到主宰餐厅的礼数已到尽头，我父亲不能再容忍自己被冷落一旁。不知怎么的，他终于想方设法要清除由本杰尔斯多夫的身价和他自己的缺失所形成的障碍；他不再为拉比的高贵身份所威慑，而任由不可压抑的大难临头之感驱策——同时也为拉比居高临下的神气所激怒——他要让本杰尔斯多夫好好领教一下，他戴了夹鼻眼镜又怎样。
“希特勒，”我听见他说，“希特勒此人非同寻常，拉比！这个疯子发动的不是一千年以前的战争。他发动的是这个星球上闻所未闻的战争。他征服了欧洲。他正在和俄国交战。他夜夜轰炸伦敦，把它毁成瓦砾，把许多无辜的英国人炸死。他是历史上最坏的反犹分子。他那伟大的朋友、我们的总统却在希特勒对他说他们有‘协定’的时候信以为真。希特勒和俄国人有协定。他遵守了吗？他和张伯伦有协定。他遵守了吗？希特勒的目标是征服世界，其中包括美国。既然每到一地他都杀害犹太人，那么时机一到他就会到这儿来杀害犹太人。到时候我们的总统会干什么？保护我们？保卫我们？我们的总统连一根手指也不会动一下。那就是他们在冰岛达成的协定，任何不作如是观的成年人都是疯子。”
本杰尔斯多夫拉比没有向我父亲流露不耐烦的神情，而是恭敬地听着，对他听见的话似乎至少有一部分是赞同的。只有桑迪看来不能控制自己的情绪，当父亲以嘲讽的口吻提到“我们的总统”林德伯格时，他居然扭头朝我做了一个鬼脸，这说明他已远远旋离我们的家庭轨道，他像普通美国人那样适应了新政府。母亲坐在父亲右侧，他说完后，她把他的手紧握在自己手里，尽管并不清楚，她到底是为他骄傲呢还是发信号叫他打住。至于伊夫林姨妈，她学拉比的样儿——在她肤浅的姐夫居然敢用他有限的词汇去反对一个能讲十种语言的学者时——把自己的想法藏在了温厚宽容的面具之后。
本杰尔斯多夫没有立刻回答，而是来了个矜持的停顿，然后在这种气氛中开始从容地反驳：“就在昨天上午，我在白宫和总统谈了话。”说到这里，他从水杯里抿了一小口，好给我们时间恢复镇静。“我向他致贺，”他继续说道，“在消除犹太人的疑惧这方面他取得了重大进展，这种疑惧源自三十年代后期他的德国之旅，当时他为美国政府秘密调查估量德国空军的实力。我告诉他，我自己的犹太教团体内所有投过罗斯福的票的成员，现在都是他的坚决支持者，感谢他确立了我们的中立立场，使我国避免了又一场大战的苦难。我对他说，像‘老实人’这样的项目开始使美国犹太人相信，他绝不会是他们的敌人。诚然，在当选总统之前，他有时会发表充斥着反犹主义陈词滥调的公开演说。但他这些演说当时是出于无知，对此今天他已有所认识。我很高兴地告诉你们，和总统单独会见了不超过两三次，他就消除了误解，并赞赏在美国的犹太人生活的多种状态。这不是一个邪恶的人，根本不是。这是一个天生极为聪颖、非常正直的人，其个人勇气值得称道，现在他求助于我去帮他夷平那些仍在把基督徒和犹太人分隔开来、把犹太人和基督徒分隔开来的愚昧无知的壁垒。遗憾的是，犹太人中也有愚昧无知的人，其中很多人坚持认为林德伯格总统是美国的希特勒，尽管他们完全知道，他不是靠政变篡取权力的独裁者，而是一个在公平、自由选举中获得压倒性胜利而就职的民主领袖，且未显示出丝毫专制统治的倾向。他并不以个体的代价来增添国家的荣耀，相反，他鼓励企业不干涉主义和一种不受联邦政府干扰的自由企业制度。哪里有什么法西斯国家主义？哪里有什么法西斯凶杀？哪里有纳粹的褐色衬衫和秘密警察？你们何时见到我们政府表现出法西斯反犹主义倾向？希特勒用一九三五年通过的纽伦堡法对德国犹太人所犯下的罪行，与林德伯格总统通过成立美国吸收与同化局所从事的工作，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纽伦堡法剥夺了犹太人的公民权利，煞费苦心地把他们从其国家成员中排除出去。而我策励林德伯格总统去做的，是开创吸引犹太人深入参与国家生活的项目，他们愿意多深就多深——我相信你们会同意，这种国家生活让我们所有人都能尽情享有。”
这一番话语滔滔不绝地说出来，这在我们的餐厅里是从未有过的，恐怕也是我们这个街区任何地方从未有过的。拉比用一种质询，而不是温和甚或亲切的语调结束了他的谈话：“告诉我，赫尔曼，我所解释的这些话有没有开始减缓你的恐惧？”——令人惊吓的是，此时听到我父亲直通通地回答说：“没有。没有。一刻也没有。”接着，父亲罔顾冒犯之辞不仅会引起拉比的不悦，而且还会有损他的尊严、挑起他寻隙报复的心态，补充道：“听像你这样一个人讲这样的话——老实说，使我更加惊恐忧虑了。”
次日晚上，伊夫林姨妈打电话来，兴冲冲地告诉我们，在由“老实人”赞助的夏季前往西部的一百名新泽西州男孩中，桑迪被评选为全州“新兵征募官”，将作为“老兵”向符合条件的犹太青少年及其家长宣讲有关OAA计划的诸多好处，并鼓励他们申请参加。拉比就这样实施了报复。我们父亲的长子现在是新政府的荣誉成员了。
桑迪开始在市中心伊夫林姨妈的OAA办公室消磨下午的时光，此后不久，母亲穿上她最好的衣裳——定做的灰色短上衣和带灰白线条花纹的裙子，她在主持家长和教师联谊会会议以及选举日在学校地下室当投票监督员时穿过——出门找工作。晚饭时她宣布说，她找到工作了，将在市中心的哈恩大百货公司卖女装。她提早被雇用当假日帮手，一周工作六日再加周三晚上，但她曾是个资深办公室秘书，所以怀着这样的希望——在未来数周内公司的行政部门那一层楼或许能给她一份工作，这样圣诞节之后她就可以作为永久雇员留下来。她对桑迪和我解释说，她的工资收入将有助于应付由于阿尔文回来而增大的家庭开销，而她真正的意图（只让她丈夫一人知道）是把她的工资支票寄往一个蒙特利尔银行账户，以防万一我们不得不逃亡，在加拿大从头干起。
我母亲不在家，我哥哥不在家，阿尔文即将踏上归家之路。我父亲开车去蒙特利尔，到那里的一家军医院探望阿尔文。星期五清早，在桑迪和我起床上学几个小时前，母亲为父亲做好早餐，给他的保温瓶灌满了开水，装好了他的食物——三个纸袋，用桑迪的上色蜡笔做上记号，“L”是午饭，“S”是点心，“D”是晚饭——他开车往北朝国际边界驶去，要开三百五十英里。因为他的老板只能给他星期五一天的假，所以他那天得开一整天的车，星期六看望阿尔文，星期日再开一整天的车赶回来，参加星期一的全体职员晨会。车胎去时瘪了一次，回家时瘪了两次，为了赶上晨会，他不得不绕开我们家，直接从公路开往市中心。待晚饭时我们见到他，他已一昼夜没有合眼，一昼夜多没有像样地洗漱。他告诉我们说，阿尔文看上去就像行尸走肉，他的体重降到一百磅左右。听他这么说，我觉得好奇，不知他失去的腿究竟有多重，那天晚上，我想在厕所间磅秤上约一约我的腿有多重，可是没有成功。“他没有胃口，”父亲说道，“他们把饭端到他面前，他总是推开不吃。那孩子，他是很坚强的，可现在不想活了，什么也不想要了，就那样形容枯槁、脸色阴沉地躺在那里。我说：‘阿尔文，你一生下来我就了解你。你是个斗士。你不会放弃。你承继了你父亲的意志力。你父亲可以承受最严重的打击，照样勇往直前。你母亲也一样。’我告诉他：‘你父亲死时，她得振作起来——她别无选择，她有你。’可我不知道他会陷入何种状况。我希望有什么……”他说着，嗓音有点儿哑了，“因为我在那里时，我周围都是那些躺在病床上的男孩，在那所医院里我坐在他的床边——”他只能说到这儿了。这是我第一次看见父亲哭。这是童年的一块里程碑，别人的眼泪比自己的眼泪更难以忍受。
“这是因为你太累了。”母亲对他说。她从椅子上站起身来，试图让他镇定下来，来到他身边，开始抚摸他的头。“吃完饭后，”她说，“你洗个澡，马上去睡觉。”
他把脑袋紧紧地抵住她抓其头发的手，不禁失控呜咽起来。“他们炸掉了他一条腿。”他对她说道，母亲示意桑迪和我离开，由她单独安慰他。
对我来说，一种新的生活开始了。我眼看着父亲崩溃了，我再也不能返回同样的童年了。本来在家的母亲现在出去为哈恩百货公司工作一整天，哥哥现在放学后听候召唤去为林德伯格工作，曾在华盛顿餐馆里向所有那些幼稚浅薄的反犹主义者挑衅地唱起小夜曲的父亲，现在大张着嘴大声哭着——哭得既像一个被遗弃的婴孩，又像一个被拷打的男子——因为他没有力量阻挡那些无法预见的事情的发生。林德伯格的当选早已揭示了这点，一切都变得不可预知了。残酷的不可预见的事情，尽管转错了方向，却成了我们小学生学习的“历史”，无害的历史，一切在当时未曾料到的事情在历史书上却被记载为不可避免的史实。无法预见的事件的可怖，正是历史学所要遮掩的，一场灾难就此变成了一部史诗。
由于家里只有我一个人，我就开始跟我的集邮良友厄尔·阿克斯曼一起消磨放学后的所有时间，不只是用我的放大镜细看他的集邮，也不只是浏览他母亲五斗橱里放得奇奇怪怪的内衣内裤。我的家庭作业一会儿就可做完，我在家里唯一的差事就是晚饭前摆摆桌子，所以我现在完全可以要怎么淘气就怎么淘气。还因为每天下午厄尔的母亲似乎总是去美容院或在纽约那边购物，厄尔就很自由地给我看这看那。他比我大差不多两岁，因为他魅力十足的父母已经离婚了——因为他们是富有魅力的——他似乎从来犯不着要当个模范孩子。最近，我因一人独处而更加烦躁，便习惯躺在床上嘟嘟囔囔：“现在让我们干些什么坏事吧！”对我的建议厄尔或者异常兴奋，或者每当他对我们所玩的名堂感到厌倦时他就恫吓我。冒险的事儿一定迟早会显示其吸引力，可由于感到我的家庭正悄悄离我，同时离我的国家而去，我的理想破灭了，我便准备寻求一个模范家庭的男孩可以享受的自由，不再努力以少年的天真烂漫讨大家喜欢，而在自己的秘密行动中寻求掺杂着犯罪感的乐趣。
我随同厄尔做的事儿就是跟踪人。他这么做已有好几个月了，一星期要做好几次——放学后一个人到市中心去，在公共汽车站附近荡来荡去，物色下班回家路上的男子。他看准的人一上车，他也就跟着上车，悄悄地跟他同车而行，那人一下车，他也马上下车，然后保持一个安全的距离跟他回家。“为啥？”我问道。“看看他们住在哪儿。”“就为了这个？就这个？”“这还不够吗？我哪儿都去。我甚至离开了纽瓦克。我去我想去的任何地方。人们住在各种地方，”厄尔解释道。“你怎么赶在你母亲之前先回到家呢？”“我有窍门——走得再远我也可以比她早回家。”他很爽快地承认，乘车费是从他母亲的手提包里偷来的，他开心得好像撬开了诺克斯堡[47]金库的锁，打开卧房里的一个抽屉，敞得大大的，里面各式各样的手提包都有，一个个杂乱地摞在一起。周末他去纽约和他父亲待在一块儿，他就从挂在壁柜内的他父亲衣服的口袋里偷钱，而星期天卡萨·洛玛乐队的四五名乐手到他父亲楼里来打扑克，他帮着把他们的大衣放在床上，就趁机把手伸进大衣口袋，把弄到的零钱藏在他小手提箱底的一只脏袜子里。然后他若无其事地以从容步态走进起居室，整个下午看他们玩牌，听他们讲在派拉蒙影片公司、埃塞克斯饭店和格伦岛赌场演奏时的趣事。一九四一年，该乐队刚从好莱坞回来，在那里他们在一部电影当中出镜，现在牌局之间就聊那些电影明星，说他们的长相，厄尔把那些内幕消息都透露给我，我再复述给桑迪听，他总是一言以蔽之：“那是瞎扯淡。”并警告我不要跟厄尔·阿克斯曼混在一起。“对一个小孩儿来说，”他对我说，“你的朋友知道得太多了。”“他有很大一本集邮册。”“对，而且他还有那样的母亲，”桑迪说，“她会跟任何人约会。她出去跟和她年龄悬殊的男人约会。”“你怎么知道？”“顶峰大道上人人皆知。”“我可不知道。”我说。“好吧，”他对我说，“你不知道的还多着呢。”我自己深感得意地想：“你可能也有不知道的东西呢。”但我不禁紧张地寻思，我最好朋友的母亲是不是一个大孩子们所说的“妓女”。
经常偷我父母的钱，原来比我以为的要容易得多，追踪他人也比我想的要容易，尽管开始几次我时刻处于惶恐的状态。下午三点半神不知鬼不觉地来到市中心后，我就开始紧张。有时我们径直到宾夕法尼亚火车站去物色目标，有时去宽街和市场街，有时沿市场街去法院，在公共汽车站等着，在那里捕获我们的猎物。我们从不跟踪女人。厄尔说，我们对她们没兴趣。我们从不跟踪我们觉得是犹太人的人。我们对他们也没兴趣。我们的好奇心集中在男人身上，那些整天在纽瓦克市中心工作的成年基督徒。他们回家，他们回到哪儿去？
我们登上公共汽车买票时，我的恐慌到达了顶点。车费是偷来的，我们置身于不该在的地方，我们不知道要去哪儿——而当我们到了某处时，不论这是什么地方，我都因情绪激动而头晕目眩，以致听不明白厄尔凑在我耳朵边小声告诉我的社区名。我迷失了，一个迷路的孩子——我这样设想。我吃什么？我睡哪儿？狗会咬我吗？我会被抓进监狱吗？会不会有哪个基督徒收养我？或者我会不会像林德伯格的小孩一样遭绑架？我要么假想自己在某个我不知道的偏远地区迷路了，要么幻想由于林德伯格的默许，希特勒入侵美国，厄尔和我正在逃离纳粹。
一边我被恐惧困扰，另一边我们偷偷摸摸地转弯抹角，穿过马路，蹲伏树后，以免被人发现，直至高潮时刻来临，被我们跟踪的人回到了他的家，我们注视他开门进去。然后我们会站在一定距离外，观察那所房子——那门又关上了——厄尔就会说些诸如此类的话：“那草坪真大。”或：“夏天已经过去了——为什么纱窗还在那儿？”或：“看到车库里面了吗？那是一辆新的庞蒂亚克。”然后，因为悄悄潜近窗户偷偷窥视其内的做法就算对厄尔·阿克斯曼的“窥视犹太主义”[48]来说也有点过火，他便领着我去乘送我们返回宾夕法尼亚火车站的公共汽车。那个时间段，人们都忙着下班，开往市中心的公共汽车往往除了我们俩没有别的乘客，所以仿佛这公共汽车司机是私人汽车司机，这公共汽车是私人大轿车，我们俩则是世界上最勇敢的男孩。厄尔吃得特别好，皮肤白皙，十岁，可已经胖得有点儿圆鼓鼓了，脸蛋一副孩子气，睫毛又长又黑，密密的黑鬈发散发着他父亲发油的香味。如果公共汽车上空无一人，他会在长排后座上舒展身子，那姿态有如拥有帕夏称号的土耳其高级官员，完美地体现了他得意忘形的心态。我坐在他旁边，又瘦又弱，露出了一个小从犯庄重而半含羞愧的微笑。
在宾夕法尼亚火车站我们赶搭十四路公共汽车回家，这是我们下午的第四次大胆乘车。吃晚饭时，我常会寻思：“我追踪一个基督徒，无人知晓。我可能被绑架，也无人知晓。用这只有我们两人知道来路的钱，如果我们想，我们可以……”有时候几乎会在目光锐利的母亲面前泄漏天机，因为餐桌下面（完全像正在策划诡计的厄尔一样）我的膝盖在止不住地颤抖。夜复一夜，我满怀兴奋上床，为自己用了八年人生才发现的伟大新目标——逃逸溜号而着迷。每当在学校里我透过敞开的窗户听到公共汽车爬越法官大道小丘的声音，我所想的只有乘坐公共汽车；整个外部世界都成了一辆公共汽车，就如对南达科他州的男孩而言，整个外部世界都成了一匹矮种马——那矮种马带他去允许范围的边界。
我是在十月下旬成为说谎和偷窃见习生与厄尔同流合污的，由于那种庄重宏大之感没有减弱，我们的秘密之旅继续进行，尽管十一月天气渐冷，后又进入十二月，市中心地区圣诞节的装饰布置起来了，几乎每个公共汽车站都有超额的人选。圣诞树就在市中心人行道上卖，这是我以前从未见过的，一棵树一块钱，卖树的孩子们看起来都是倔头倔脑的家伙，或像是刚从少年犯管教所放出来的愣头青。在户外光天化日下进行金钱交易，一开始我觉得这是违法的，但看来没有人想到要偷偷摸摸做这桩买卖。有大帮的警察，他们在巡逻，身穿大号蓝大衣，手持警棍，但显得够愉快的，看来也“投入”进去了——投入圣诞节气氛中去了。刚过感恩节，一星期就有两场暴风雪席卷而来，所以刚清扫过的街道两旁的脏雪堆得跟汽车一般高。
傍晚时分，纷乱的人群也未影响圣诞树小贩的生意，他们使劲把一棵树从其他树中掰出来，把它拿到熙熙攘攘的人行道上，搁进锯短箱，锯成顾客要求的长度。这看起来很奇怪，距城很远的树农种植的树，现在成堆地搁置在这个城市最古老的教堂的锻铁栅栏前，成排地斜竖在气势宏伟的银行和保险公司大楼临街的墙壁上。在市中心街道上闻到它们浓烈的乡野味道，也是很新奇的。我们社区没有树出售——因为没有人买——所以在十二月份，要说能闻到啥味道的话，定是巷道上一只嘶嘶有声的猫从谁家院子里倒翻的垃圾箱里费劲拽出来的东西的味道；是有一层楼里火炉烧得过热的味道，那间厨房蒸汽弥漫，窗户打开一条缝，好让外面的空气进去；是从火炉烟囱里冒出来的一股股有害的煤气味；是为清空地下室而从里头拖到外头放在人行道湿地上的煤灰桶的味道。与北泽西湿润的春天、潮湿的夏天及天气变幻不定、人的情绪也不稳的秋天的香味来比，凛冽寒冬的气味几乎是毫无特色也不引人注意的——也许直到我跟厄尔逛市中心、瞅见圣诞树、呼吸这儿的空气前，我始终确信这一点，现在却发现，连同其他许多事情，对基督徒们而言，十二月是别有风味的。成千上万的灯泡，唱圣诞颂歌的人群，喧腾的救世军乐队，在各个街角大笑的一个又一个圣诞老人——市中心把所有这些景象都串联在一起，所以这是一年中最重要的一个月，我诞生的城市的中心绝对是属于他们的，也只属于他们。在军事公园里有一株四十英尺高、业已点缀好的圣诞树，公共服务大楼正面则悬挂着一棵金属圣诞树，由泛光灯照得锃光瓦亮，《纽瓦克新闻晚报》报道说，这棵树高达八十英尺，而我才四英尺半高。
我跟厄尔的最后一次出行是在圣诞假期前几天的一个下午。有一个男子两手提着饰以圣诞季节红绿两色、塞满礼品的百货公司纸袋，登上了林登线路公共汽车，我们紧随其后。此后仅十天，阿克斯曼夫人精神失常，在午夜里由救护车送往医院，不久之后，于一九四二年元旦，厄尔连同集邮册及其他东西都被他父亲匆忙带走了。一月里来了一辆搬家公司的卡车，我看着这车把他们所有的家具都运走了，其中包括装有厄尔母亲内衣内裤的五斗橱，从此之后顶峰大道上没有人再见过阿克斯曼一家。
由于寒冬暮色降临得早，搭公共汽车追踪他人回家使我们俩感到更为踌躇满志，仿佛我们是在午夜过去很久再从事这项工作，而其他孩子都睡了好几个钟头了。那个提着购物袋的男子经过希尔赛德线路后还在车上，进入伊丽莎白社区后，车刚过一个大墓地，他就下车了，那站离我母亲长大的地方不远，在她父亲的食品杂货铺北边。我们悄悄地跟他下了车。外表上很难分辨我们和当地成千名小学生有何区别，因为我们都身穿标配的冬季保护色校服，这套服装配有方格拉毛厚呢风帽、厚毛料连指手套，那灯芯绒长裤样子很难看，还得塞进不相配的高统橡皮套鞋，那棒形纽扣真叫人受不了，而且还只钉了一半。但因为我们想象自己因夜色增浓而比实际情况更隐蔽，或者因为我们的机敏灵活正随着时间丧失其功能，以致我们跟踪这个人似乎不像我们经常做的那样圆熟巧妙，结果“战无不胜的双雄”——厄尔自吹自擂地给我们这两个基督徒追踪者起了这个外号——竟然暴露了自己。
有两个长长的街区要穿越，街区两旁都是闪耀着明亮圣诞灯光的壮观砖房，厄尔低声说这是“百万富翁豪宅”；然后是两个较短的街区，两旁房子要小得多，是那种当时我们出行时在街上司空见惯的普通木板房，每所房子门上都挂着圣诞花环。在那两个街区的后一个街区，那人拐弯走上一条狭窄的砖道，这条道弯弯曲曲地通往一座低矮的鞋盒式木瓦房。这所房子突出在两边的雪堆中间，就像速冻大蛋糕上的可食饰物。楼上楼下灯光昏暗，透过前门一侧的一扇窗可以看见一棵圣诞树在熠熠闪烁。当那人放下购物袋掏出钥匙时，我们渐渐靠近那片起伏不平的雪白草坪，直至透过窗户我们可以看清那点缀圣诞树的装饰品。
“瞧，”厄尔悄声说，“看见那顶端么？圣诞树最上面——看见了吗？这是耶稣。”
“不，是一个天使。”
“你以为耶稣是什么？”
我小声答道：“我以为他是他们的上帝。”
“是天使们的首领——他就在那儿。”
这是我们探险之旅的高潮——耶稣基督，根据他们的论据，他就是一切，根据我的推论，他弄糟了一切：因为假如没有基督，就没有基督徒，假如没有基督徒，就没有反犹主义，假如没有反犹主义，就没有希特勒，假如没有希特勒，林德伯格就永远当不上总统，假如林德伯格不是总统……
我们跟踪的那人现在提着购物袋站在敞开的门道上。突然间，他转过身来，温和地，好似吐出一口烟圈般地叫道：“男孩们。”
给他这样一叫，我们都大吃一惊。拿我来说，我觉得自己被他传唤，要站出来走上这条通往那所房子的路，就仿佛两个月前我当上模范孩子似的，我得问心无愧地告诉他我的名字。可厄尔的手把我拽了回去。
“孩子们，别藏了。你们不必藏了。”那人说。
“现在该怎么办？”我低声问厄尔。
“嘘——”他小声止住我。
“男孩们，我知道你们在那儿。男孩们，天黑得厉害了，”他用友善的口气提醒说，“你们在外头不会冻坏吗？你们愿不愿意喝一杯美味的可可？现在进来吧，孩子们，在下雪之前，现在快进来吧。这儿有热可可，我有香料蛋糕，我有香饼和姜饼人，我有撒上各种颜色糖霜的动物饼干，还有棉花糖——棉花糖啊，男孩们，食橱里的棉花糖，我们可以放在火上烤。”
正当我又望向厄尔想知道该怎么办时，他已经踏上返回纽瓦克的路了。“逃命啊！”他扭头朝我喊着，“快跑，菲尔——那是个同性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