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学者
（一八三七年八月卅一日在剑桥镇φβκ联谊会[1]上的演讲）
会长先生，诸位先生：
正值我们的学年再次开始之际，我向大家表示敬意。我们的周年纪念日是希望的周年纪念日，也许，还够不上是劳作的周年纪念日。我们共聚一堂，并非像古希腊人那样，是为了角力竞技，是为了演剧诵诗；不像吟游诗人那样，是为了会商爱情和诗艺；也不像英国和欧洲大陆各国首都的我们的同时代人那样，是为了促进科学。迄今为止，我们的这个节日仅仅是一个令人愉快的标志，说明在一个终日忙碌、无暇顾及文学的民族里，还存在着文学爱好。它作为一种不可毁灭的本能的标志也是同样弥足珍贵的。也许这样的时候已经到了：我们的节日应当，而且必将另有用意；这个大陆的慵懒的智能将要从它铁一般的眼皮下觑视，并给世界推迟了的期望填进某种比机械技巧的运用更胜一筹的东西。我们仰人鼻息的日子，我们师从别国、长期习艺的学徒期熬到头了。我们周围的百万民众正拥向生活，不能总靠外国收获的残汤剩饭糊口苟延。大事风起，壮举云涌，被讴歌受赞颂在所难免，自我歌颂也将成必然。谁能怀疑诗歌将会恢复生机，独领新一代风骚？正如天琴座中的那颗明星，如今在我们的天顶光焰万丈，但天文学家宣称，终有一天成为一颗光照千年的北极星。
依照这一希望，我接受了美国学者这个题目，因为时至今日这不仅是习语，而且是我们学会的性质似乎规定好的。年复一年，我们前来此地，拜读他的传记的又一章。让我们考察一番，看看新的岁月、新的事件给他的性格、他的责任、他的希望投上了什么样的亮光。
有这么一则寓言，来自某一段失考的上古时代，它传达了这么一条未经探索的古训，说创世之初，诸神分“人”为“众”，以便人可以更好地自助自立；恰如手被分为五指，可以更好地达到自己的目的一样。
这则古老的寓言包含着一个常新而崇高的道理：有一个“全人”——只是部分地，或者通过一种天赋体现在各个具体的人身上；你必须接纳全社会，方能发现这个全人。人不是一个农民，不是一位教授，不是一名工程师，他是全体。人是牧师，是学者，是政治家，是生产者，是士兵。在分工的或者社会性的状态中，这些职能分配给个人，每个个人就要去做这项共同工作中的自己的份额。各干各的，互不干涉。这则寓言的言外之意是，各人要想掌握自己，有时候就必须从自己的劳动中回过身来，把其他的劳动者统统揽入怀中。然而不幸的是，这个原始单位，这个力量的源泉，已经分割成千千万万，而且一分再分，散播开来，结果溅泼成水滴，再也聚不起来。社会是这么一种状态：各个肢体任凭从躯干上截除，于是有了许多行走的怪物招摇过市——一根灵巧的手指头，一截脖子，一副肚肠，一只胳膊肘子，却从来没有一个人。
于是，人蜕变成一件物品，蜕变成许许多多的物品，农夫想到他职务的真正尊严时难得欣喜，因为他只不过是打发到地里去搜集食品的“人”。他看见的只有他的斗和车，目无他物，于是他沦为农夫，而不是农庄上的“人”。商人很少给他的工作赋予理想的价值，而是为他的技艺单调的常务所苦，灵魂受制于金钱。牧师变成了一种形式礼仪；律师变成了一部法规汇编；机械师变成了一台机器；水手变成了一根船缆。
在这种职能的分配中，学者就是被委派的智能。在正常情况下，他是“主动思想的人”。在沦落的情况下，当他成为社会的牺牲品时，他就容易成为一个单纯的随想客，或者，更不像话，成了别人的学舌鹦鹉。
把学者看做“主动思想的人”，关于他的职责的全盘理论就包含在这一观点中了。自然在用它所有的恬静的、告诫的画面诱导他：过去在教导他，未来在邀请他。其实，每个人不就是一名学生吗？万事万物不就是为了这名学生的利益而存在的吗？说到底，真正的学者，不就是唯一的老师吗？然而正如那句古训所言，“万物都有两个把儿：当心切勿抓错”。在生活中，学者也常跟人类一起出错，从而丧失了他的特权。让我们看看他在校时的表现，并且就他接受的主要影响将他考量一番。
一、对心灵的诸多影响中最早的、最重要的非自然的影响莫属。每一天，太阳照耀；日落以后，黑夜降临，繁星闪现。风永远在吹，草总是在长。每一天，男男女女在交谈，在观看，也被观看。面临如此壮观的景象，学者应当伫立凝神，遐思悠悠。他必须在自己的心灵里确定景观的价值。对他而言，何谓自然？上帝的这张网绵延不断，不可理喻，无始无终，然而总有循环往复的力量回到自己身上。就此而言，自然绝像学者自己的精神，他永远都找不到它的始，它的终——它是那样浑然一体，那样无边无际。在遥远的地方，当自然辉煌闪耀，星系连着星系，像光芒一样射出，向上，向下，没有中心，没有周边之时——无论以巨大的整体，还是以细小的微粒，它也是急着向心灵表白自己。开始分门别类了。对年轻的心灵，每一件事物都是单个的，独立的。不久，它发现怎样才能把两件事物并到一起，并看出了两件事物，一个性质；然后是三件，再后是三千件；受到自己的一体化本能的压迫，它继续糅合万物，消除异常，发现在地下的蔓延的根柢，凭什么对立而远离的事物融会聚合，凭什么茎上能长出花朵。它很快得知，从历史的曙光初现之日起，对事实的积累和分类一直在进行。然而何为分类，不就是察觉这些物体不混乱，也不怪异，而是存在着一条也是人类心灵的法则的法则吗？天文学家发现几何学——人类心灵的一种纯粹的抽象，就是对行星运行的测量。化学家发现物质中无处不有比例和纯概念性的章法；科学不过是在最不相干的部分中发现类似，找出同一。雄心勃勃的灵魂在每一个顽固的事实面前坐下；逐一将一切奇异的结构、一切新颖的能量，分出类别，归出法则，并继续借助洞见，激活组织的每根纤维，自然的各个边缘。
这样，对他，对岁月穹隆下的这名学童有了这么一种提示：他和这穹隆是同根所生，一个是叶，一个是花；同脉共振，同气相求。那根为何物？不就是他的灵魂的灵魂吗？——一个过于大胆的思想——一场过于狂野的梦。然而当这种精神的光芒将来揭示了更加凡俗的诸多自然现象的法则之时——当这名学童学会崇拜灵魂、发现时下的自然哲学只不过是灵魂的巨手的初步摸索之时，他将会像盼望一位动人的创造者那样盼望一种不断博大精深的知识。他一定会看到自然是灵魂的对应，二者处处投契。一个是印章，一个是印迹。自然的美就是他自己心灵的美。自然的法则也是他自己心灵的法则。于是自然变成了他量度自己成就的标尺。他对自然多一分无知，就对自己少一分掌握。总而言之，古训“认知自己”与今嘱“研究自然”最终变成了一个箴言。
二、流进学者的精神的下一个重大影响是过去的心灵——无论以心灵被刻印的何种形式，不管是文学的，艺术的，还是体制的。书是过去影响的最好的一种，也许只要考量一下书的价值，我们就会接近真理——更加方便地了解这种影响的总体效果。
书的见地是高尚的。开元时代的学者接纳了周围的世界，在自己身上酝酿，并将自己心灵的新的条理赋予它，然后再将它说出来。进入他的是生活，出自他的是真理；进入他的是短命的行动，出自他的是不朽的思想。进入他的是事务，出自他的是诗歌。原来是死板的事实，现在是灵动的思想。它能站，它能走。它时而隐忍，它时而飞翔，它时而灵感勃发。排放它的心灵有多深，它就能飞多高，它就能唱多久。
或者，我不妨说，它取决于将生活转化为真理的这一进程有多远。蒸馏越彻底，产品的纯度与不朽性就越大。然而，没有尽善尽美。气泵无论如何制造不出一个绝对的真空，同理，任何艺术家也无法完全排除陈规、褊狭，使其作品经久不衰，也写不出一本思想精纯的书，能面面俱到，千秋万代之后仍跟同时代或者第二代时一样不失时效。人们发现，每一个时代必须撰写自己的著作，或者说每一代人必须为下一代人著书立说。古书未必适用于今朝。
可是危害便由此产生。隶属于创造行为——思想行为——的神圣便立即转化为史记。人们觉得吟诗唱歌的诗人就是一位神仙：于是诗歌也成了神品。作家是一个正义而智慧的精神：于是书也被定为极品；恰如对英雄的爱戴蜕变成对他偶像的崇拜一样。一转眼，书成了毒草：指导成了暴君。我们本来寻找的是一个兄弟，看见的却是一位长官。大众慵懒而反常的心灵总是迟迟不肯向理性的涌进开放。但一经开放，一旦接受此书，便死死抱住不放，如果此书遭到贬抑，便声嘶力竭声讨。学府建立在此书的基础之上。根据此书又写出了不计其数的书，作者只是随想客，“而不是主动思想的人”，是些才子，就是那些一起步就错误的人，那些从公认的教条出发的人，而不是从自己的原则观点出发的人。怯生生的年轻人是在图书馆里长大的，相信自己的职责就是接受西塞罗、洛克、培根提出的观点，却忘了西塞罗、洛克和培根写这些书时，就是图书馆里的年轻人。
于是，我们见到的不是“主动思想的人”，而是蛀书虫。因此那些书香阶级因为书而看重书；并不是因为书与自然，与人的本性有关联，而是因为书构成了与世界和灵魂对立的一种“第三等级”[2]。于是就有了三六九等的补遗专家、校订博士，以及藏书成癖者。
这是坏习气，这实质上比表现出的还坏。使用得当，书是最好的物品；遭到滥用，就是最坏的东西。怎样才算使用得当？千方百计要达到的唯一目的又是什么？书除了赋予灵感，别无目的。我宁肯永远不见一本书，也不愿意被它的引力歪曲，完全离开我自己的轨道，变成一颗卫星，而不是星系。世界上唯一有价值的东西是活跃的灵魂——灵魂，自由自在，君临万物，积极活跃。这是人人有权享有的；这是个个身上包含的，尽管在绝大多数人身上遭到阻碍，尚未出生。活跃的灵魂能看到绝对真理，能说出真理，或者能创造真理。进行这一行动时，它就是天才；不是哪里的一名亲信的特权，而是每个人的正当资产。就它的本质而言，它是前进的。书籍、学府、艺术流派、种种机构，都因为天才的某句老话而止步。此话甚好，他们说——咱们就坚决照办吧。他们把我盯死了。他们只管顾后，而不瞻前。但天才总是向前看的：人的眼睛是长在头前，不是长在脑后的。人能希望。天才能创造。创造——创造——是一种神圣气质的明证。无论有何种才具，一个人要是不创造，神的清纯的涌泉就不归他所有——余火与烟也许有，但没有火焰。有创造姿态，有创造行动，有创造言论；也就是说，这些姿态，这些行动，这些言论，表明统统不合习俗，不具权威，而仅仅是出自心灵自己的善美感的自发的喷涌。
另一方面，天才非但不做自身的明察者，如果还让它永远从别的心灵那里接受真理，尽管它置身于光的洪流里，没有静心、讯问和自我发现这些阶段，那还是造成了致命的危害。由于影响过大，天才总足以成为天才的敌人。让各国的文学为我做证吧。英国的戏剧诗人现在已经莎士比亚化二百年了。
毫无疑问，读书是有正道的——那就让它严格受制于人。主动思想的人切不可被自己的工具掌控。书是学者的消闲品。当他能直接阅读上帝时，金贵的光阴就不能浪费到阅读他人读书的转录上了。然而当一段隔一段的黑暗降临时，这在所难免——当灵魂看不见时，当太阳被遮，星星退隐不再闪耀时——我们便求助于被它们的光辉点燃的灯引导我们的脚步再次走向东方，因为那是曙光初露的地方。我们听，就是为了说。阿拉伯谚语说：“无花果树彼此相望，最后变得果实累累。”
我们从最好的书里得到的那种快乐，其性质非同寻常。这些书总使我们坚信作者与读者天性相同。我们读一位英国大诗人的诗。读乔叟的、马维尔的、德莱顿的，最地道的现代人的喜悦不禁油然而生——我是说，那是一种主要是因为从他们的诗里提炼出了古往今来的精华所引起的快乐。当这位生活在二三百年前的某个以往的世界上的诗人说出了贴近我自己的灵魂的话，说出了我也一度几乎想到、几乎说出的话时，我们惊喜之余不无敬畏。倘若那里没有向凡心灵皆相同这样一种哲学理论提供的证据，我们就应当假定存在着某种前定的和谐，存在着那些将要出现的灵魂的某种先见，存在着为那些灵魂未来需要而贮存的某种准备，就像在昆虫身上观察到的这样一种事实：昆虫在死以前为它们永远也不会见到的幼虫贮存食物。
我不想因热爱体系，因夸大本能而受胁迫，贸然贬损书籍。大家知道人的身体可以靠任何食品滋养，即便是煮熟了的草、皮鞋熬的汤，同理，人的心灵可以被任何知识喂养。古往今来的伟人豪杰，他们几乎只有从印刷品上获取的信息。我只想说，要承受这种吃喝，必须有一个强健的头脑。人要善于读书就必须是一位发明家。有句谚语说得好：“谁想把西印度的财富带回家，谁就必须扛得动西印度的财富。”因此，不仅有创造性的写作，而且要有创造性的阅读。当心灵为劳动和发明振奋时，我们不管读什么书，页页都会含义丰富，光彩熠熠。字字句句意味倍增，感觉作者像世界一样宽广。于是我们看到这么一种颠扑不破的真实情况，在繁忙负重的日月里，洞察者的真知灼见的时刻如昙花一现，同样，将它诉诸笔墨的在他的著作里也是凤毛麟角。慧眼独具之士在柏拉图和莎士比亚的书里读到的也是一星半点——仅仅是神谕中的真言——而其余的他则一概摒弃，哪怕它是柏拉图和莎士比亚书中神谕真言的多少倍。
当然，对于一个智者而言，有一部分阅读是不可或缺的。历史和精确科学他必须苦读方能掌握。同样，学府有自己不可或缺的职责——教授原理。但当它们的目的不是训练，而是创造时，当他们从远方把各种天才的每一束光辉都汇总到自己好客的殿堂里，并用集中起来的火点燃青年学子的心时，大学才能高水平地为我们服务。思想和知识都是天性，设备和排场在那里一无所用。长袍和基金，就算能打造一座座金城，也抵不上半句至理名言。如果忘记这一点，那我们美国的高等学府尽管一年富似一年，但它们的社会地位却一天不如一天。
三、世界上流行着这么一种观念，认为学者应当是一名隐士，一个弱不禁风之人——不宜干任何手工活，从事任何社会劳动，就像铅笔刀不宜当斧头用一样。所谓的“实干家”之所以讥讽空想家，好像是因为后者只会思索、观察，什么实事也干不了。牧师比起其他任何阶层更无一例外地是自己时代的学者，我听说人们跟这类人说话时把他们当做女人对待，以至于他们听不到男人的那种粗犷豪爽的谈话，只能听见一些矫揉造作、淡而无味的言词。他们其实往往被剥夺了公民权；还有人主张让他们一辈子打光棍。如果学识阶级情况真是如此，那是不公正、不明智的，行动对于学者是次要的，但是又是基本的。没有行动，他就不算人，没有行动，思想永远不能成熟为真理。哪怕世界像一朵美的彩云悬在眼前，我们也看不见它美在哪里。不行动就是胆小怕事，没有侠肝义胆就不会有学者。行动是思想的前奏，是思想从无意识到有意识的必由过渡。我一生有多少经历，我就知道多少事情。所以我们立即知道谁的话语饱含生活的积淀，谁的话语空洞浮泛。
世界——这个灵魂的影子，或者另一个我，在周边宽广无边。它的吸引力就是一把把钥匙，能把我的思想的锁打开，使我认识自己。我急切地冲进这片轰鸣动荡之中。我紧紧抓住身边人们的手，在这个角斗场站好自己的位置开始埋头苦干。一种本能教导我：只有这样，喑哑的深渊才会回荡出说话的声音。我捅破它的常规；我驱散它的恐怖；我把它安顿到我不断扩张的生活圈子里。我通过经历对生活了解多少，我征服和垦殖的荒野就有多少，或者我的生命，我的领域就延伸多远。我不明白人怎么为了贪图精神舒坦，为了睡个午觉就能放弃他能参加的一切行动。行动能使他含英咀华，妙语连珠。劳苦、灾难、激愤、贫困是教授口才和智慧的良师。真正的学者舍不得放过到手的每一个机会，认为那无异于丧失权力。
行动是原料，智能用它塑造绚丽的产品。这也是一个奇异的过程，经验借此转化为思想，如同桑叶被转变为绸缎一样。这种制作分秒必争，永远向前。
我们童年和青年时代的行动和事件现在是一些静观的事项。它们像空中美丽的画卷。我们新近的行动——我们现在手头的事务就不是这样。对于这，我们不大有能力推究。我们的感情还在里面流通。我们对它既无感觉，又无知觉，就好像我们对身上的手脚、大脑没有感觉一样。新的作为还是生活的一部分——有一段时间仍然沉浸在我们无意识的生活中。在某一观照的时刻，它像一颗熟透了的果实脱离生活，变成心灵的一个思想。转眼之间它高升，变形；这必朽坏的变成不朽坏的。[3]现在它总是一件美的物体，无论它的来历和环境是多么地卑贱。再看看预知这种举动决无可能。在幼虫状态时，它不会飞，它不发光——它是一只不起眼的幼虫。然而，突然之间，不知不觉，这同一个东西展开了美丽的翅膀，成了一个智慧天使。因此在我们个人的历史中，每一件事实，每一起事件，或迟或早必将失去它附着性的、无自动力的形式，脱离我们的身体飞入云霄，让我们惊愕不置。摇篮与幼年，学校和操场，对顽童、狗和戒尺的惧怕，对小姑娘和草莓的喜爱，还有一度填满整个天空、现在已经烟消云散的另外许许多多的事情；亲朋好友、职业党派、城填乡村、国家世界，也必将远飞高歌。
当然，谁竭尽全力投入正当的行动，谁就会有智慧最丰富的回报。我不愿意将自己关在这种行动的世界之外，把一棵橡树移植进一只花盆，让它在那里挨饿萎谢；也不相信某种单一才能的收益，把思想唯一的矿脉究尽，像萨沃伊[4]人那样。他们为全欧洲雕刻牧羊人、牧羊女和抽烟的荷兰人，以此谋生，直到有一天他们进山寻找木料，结果发现他们已经把最后一棵松树砍光了。我们有许多作家，他们把自己的矿脉写光了，于是在一种值得称道的深谋远虑推动下，或者远航到希腊或巴勒斯坦，或者跟随猎人进入大草原，或者周游阿尔及尔，以补充他们的货源。
哪怕是仅仅为了语汇，学者也要渴求行动。生活是我们的字典。参加农村劳动；在城镇——对工商业深入了解，与男男女女推心置腹地交谈，研究科学，献身艺术，从事这一切，光阴都没有虚度，目的只有一个：掌握一种语言，用它来阐明、体现我们的感知。从一个人言词的贫乏或多彩，我就立即了解到他的生活多深多浅。生活在我们身后，像个采石场，我们从那里为今天的砖石工程找砖瓦，取石头。这就是学习语法的途径。学府和书本只不过是摹仿田间和工场制造出的语言。
然而，行动的最终价值，恰如书本的最终价值，而且胜似书本，就在于它是一种资源。自然中波动起伏的伟大原则在呼气和吸气、在欲求和满足、在海潮的涨落、在日夜的交替、在冷热的更迭中表现出来，而且更深地嵌入每一个原子和每一种流体之中，这一原理在“两极对立”的名称下为我们知晓——牛顿所称的这些“轻松传输与反射的一次次阵发”是自然的法则，因为它们就是精神的法则。
心灵时而思想，时而行动，每次阵发是另一次的复制。当艺术家耗尽他的素材时，当幻想不再绘画时，当思想不再理解、书成了一种厌倦时——他总有生活下去的资源。人格高于智能。思想就是功能。生活就是功能的实施者。流可溯其源。伟大的灵魂不仅是思想的强者，也是生活的强者。难道他缺乏传达真理的器官或手段？他还可以依靠这种实践真理的基本力量嘛。这是一个完整的行动。思想只是部分的行动。让正义的光彩在他的事务中闪亮吧。让爱心的美给他的茅屋送去欢乐吧。那些跟他一起居住和行动的“无名”之辈将在当代的行为与沟通中感受到他的品格的力量，那是任何当众做秀无法衡量的。时光将会教他明白学者不能坐失常人生活的分分秒秒。在这里他展开了他那严加呵护未受影响的本能的神圣胚芽。在表象中失去的又在实力中得到。破旧立新、鼓舞人心的巨人并不出自那些系统的教育将其学养穷尽了的人，而阿尔弗雷德[5]和莎士比亚最终出自无人问津的野蛮天性，出自可怕的德鲁伊特[6]和狂暴武士之中。
劳动对每个公民都有尊严和必要，因此当我听到人们说起这一点时，便感到由衷的高兴。无论对于文化人还是大老粗，锄头与铁铲里都有美德。劳动无处不受人欢迎，我们总是受邀去工作，但务必注视这么一个限度：一个人不可为了更广泛的活动而牺牲主见，去迎合流行的判断和行为模式。
我已经说过了自然、书本和行动对学者的教育。接下来还需要说说他的责任。
他的责任就是要成为“主动思想的人”。他的责任可以统统包含在“自信”二字里。学者的职责在纷纭的表象中向人们展示事实，从而鼓舞、提高和引导他们。他从事的是观察这样一项任务，它见效迟缓，没有名利可言。弗兰斯蒂德[7]和赫歇耳[8]在装玻璃的天文台将星体编目分类，可以赢得人们的赞扬，只要结果出色、有用，荣耀必定接踵而来。然而学者在他私人的天文台上编目分类人类心灵模糊如雾的星体这种事情，从来就没有人想到过——有时候一连数日数月地观察，寻找几件事实；纠正他过去的记录——这么做就必须甘于寂寞，不指望一举成名。在漫长的准备阶段，他时时得暴露他对流行艺术的无知无能，遭受能人的白眼，并将他一肩扛开。他一定常常言词木讷：往往厚古薄今。更糟糕的是，他必须安守贫困，甘于寂寞，这是家常便饭！他满可以走老路，接受社会上流行的时尚、教育和宗教，落得个轻松欢乐，但他却自找苦吃，当然，难免有自责，有气馁，有举棋不定，坐失时机，这些总是自立、自引的道路上的荨麻缠藤；还有他似乎要坚定地与社会抗争，尤其是与受过教育的社会抗争中所处的那种实际上敌对的境况。对于这一切损失和不齿，什么才能补偿呢？他会在行使人性最高的功能时找到安慰。他能超脱种种私人杂念，依靠开诚布公、光辉卓越的思想呼吸，生活。他是世界的眼睛。他是世界的心。他要保存、传播英雄的情感、高尚的业绩、动听的诗歌、历史的结论，从而抵抗总向野蛮状态倒退的庸俗繁荣。在种种紧急关头，在所有庄严时刻，人心无论说出什么圣言作为对行动的世界的评说——他都会接受和传授。无论理性从它神圣不可侵犯的宝座上对今天来去匆匆的人与事宣布什么新的裁定——他都会听取，公布。
由于这些是他的职能，所以感到完全自信、从不听从大众的喧嚣才符合他的身份。他，唯有他，才了解世界。任何时刻的世界充其量只不过是表象。某种重大的标准，对一个政府的某种迷信，某种昙花一现的商贸、战争，或者人，总有一半人褒扬，另一半人贬抑，仿佛一切都取决于这种褒贬。可能这整个问题还抵不上学者在听这场论战中失去的最贫弱的思想。让他不要打消这样一种信念：玩具气枪就是玩具气枪，哪怕世间的年高望重者一口咬定那是世界末日的霹雳。让他默不做声，踏实沉稳，超然物外地坚持自我；一再观察，甘受冷落，任人责难；耐心等待——只要他心满意足，认为今日他真有所发现，那就是莫大的欣喜。成功踩着正确的脚步款款而来。因为促使他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他的兄弟的直觉是确信无疑的。他然后得知在进入自己心灵的秘密时，他已经进入了所有心灵的秘密。他得知谁掌握了自己个人思想中的法则，谁就掌握了跟他说同种语言的所有人的思想中的法则，也掌握了说他的语言可以翻译过去的不同语言的所有人思想中的法则。幽居的诗人回想起他自发的思想，将它们诉诸笔墨，人们发现他的记录住在拥挤的城市里的人们也一样觉得真切。演说家起初怀疑他的坦白是否得当——他对自己的听众缺乏了解——到后来他才发现他就是他的听众的补充——他们畅饮着他的言语，因为他替他们完成了他们的天性；他越是潜入自己最私密的预感——使他惊奇的是，他发现这是最受欢迎的，最公开的，放之四海也是真实的。人们闻之欣喜；每个人的良知都感到：这就是我的音乐，这就是我自己。
一切美德都包含在自信里。学者应当自由——自由而勇敢。甚至对自由的定义也应当自由，“没有身外之物的羁绊。”勇敢；因为恐惧就是一名学者用职能抛在身后的东西。恐惧总是来自无知。如果在危难时刻，由于他认为，自己像妇女儿童一样属于受保护的阶层，所以镇定自若，或者如果他为了贪图一时安宁，他的思想避开政治或诸多令人头疼的问题，像鸵鸟一样把脑袋埋在花丛里，眼睛往显微镜里窥视，嘴里还在推敲诗韵，像个小孩吹着口哨来壮胆，那就是他的奇耻大辱。这样做，危险依然是危险；这样做，恐惧更加严重。让他像个男子汉回头面对吧。让他正视危险，究其性质，探其根源——看看这只狮子刚生下来时的情况——追溯之路并不太长；于是他会发现自己对它的性质和范围有着完全的理解；他会双臂一伸将它抱住，从此以后就对它颐指气使，不屑一顾了。世界属于能看穿它的虚饰的人。你看见的什么聋聩、什么陋习、什么大错，不都是由于容忍——由于你的容忍而得以存在？如果看出它是谎言，你就已经给了它致命的打击了。
不错，我们胆小怕事——我们没有自信。有种居心叵测的论调，说什么我们进入自然晚了，说什么世界早就完事了。世界过去在上帝手中软似面团，动如流水，所以，现在我们带给世界的实际上都符合上帝的属性。对于无知和罪孽，世界就是铁石。他们只能尽量去适应；然而依照一个人身上具有的神圣的东西，苍天在他面前流动，并盖上他的印记，采取他的形式。伟大的不是能改变事态的人，而是能改变我的心态的人。谁能把自己当前思想的色彩赋予一切自然和一切人工，并以自己行事的快乐平静使众人相信：他们做的这件事是千秋百代一直想摘的苹果，现在终于成熟了，并邀请各个民族共享成果，谁就是世界之王。伟人成就伟业。麦克唐纳坐在哪里，哪里就是首席。[9]林奈把植物学创建为最引人入胜的研究，把它从农夫和采药妇手中夺了过来；戴维对化学，居维叶对化石，做出了同样的贡献。谁一天里心平气静，怀着伟大目标工作，这一天就属于谁。谁的心灵充满了真理，人们变化不定的评价便向谁涌去，就像大西洋的层层波浪都追随着月亮一样。
关于这种自信，个中缘由深不可测——暗难以明。我在陈述自己的信仰时，也许未带听众的感情。然而我在谈及“人为一”的理论时已经表明了我的希望的根据。我相信人被错待了；他也错待了自己。他几乎失去了能引领他恢复他的天赋特权的光。人们变得微不足道了。古人今人皆成臭虫鱼卵，被唤做“众生”和“群氓”。过一百年、一千年才出一两个真正的人，也就是说——一两个接近常人正态的人。其余的则在英雄诗人身上看到他们青皮生瓤的生命——成熟了；于是甘拜下风，以便那个人可以长足个头。可怜的族人，可怜的党徒为他的首领的荣耀而欣喜若狂，这给他自己天性的需求提供了多好的证据——伟大而又可怜。贫贱之人在政治上、社会上自认不如，却给自己博大的道德宽容找到了补偿。他们甘愿叫人像苍蝇一样从一位伟大的路上拂开，以便这位伟人能充分发扬所有人殷切企盼着发扬光大的共同天性。他们沐浴着伟人的阳光，觉得这光就是他们自己的元素。他们把人的尊严从遭受践踏的自身扯下来，披到英雄肩上，宁肯舍命也要给那颗伟大的心加一滴血，让它跳动，让巨大的筋肉战斗、征服。伟人为我们而活，我们活在他的身上。
这样的人自然就要求钱谋权，之所以谋权，是因为权其实就是钱——所谓“官俸”者也。何乐而不为呢？因为他们渴求至高无上，而这在他们的梦游中正是他们梦想的至高无上。要是唤醒他们，他们就会抛开这种伪善，跃向真善，把行政管理留给办事员和办公桌。这场革命只有逐渐培养文化理念才能促成。世界追求辉煌，追求远大的主要事业就是树人。这里满地都是材料。一个人的私密生活必须是一个比历史上任何王国都灿烂的君主国——对敌人更凶恶，对朋友更温馨。因为，一个人如果对他有个正确的观察，包容了所有人的个别天性。每位哲学家、每名诗人、每个演员给我做的，就像一个代表做的那样，只不过是有一天我能为自己做的事情。我们一度看得比眼珠还要珍贵的书籍我们已读遍、吃透了。这只不过是说，共同的心灵通过那唯一的文书的眼睛所持的观点，我们已经赶上了；我们曾经是那个人，现在已经前进了。先超过一个，然后又超过一个，我们喝干了所有的水池，由于靠这一切补给逐渐长大，我们渴望一种更好、更丰富的食品。从来没有一个人能够永远喂养我们。人的心灵不能被供奉在一个要在四面八方对这个没有限制，也限制不了的帝国树立壁垒的人身上。时而从埃特纳山嘴里冒出火苗把西西里的海岬照亮，时而又从维苏威的喉咙里喷出，将那不勒斯的高塔和葡萄园映红的，正是那唯一的中心之火。从千万个星体里射出的正是那唯一的光。激活所有人的正是那唯一的灵魂。
不过关于学者的这种抽象道理我也许说得冗长、乏味了。我该不失时机地就这个时代和国家说几句非说不可、更加贴近的话。
从历史上看，人们认为主宰各个连续时代的观念有所不同，而且有资料标明了古典时代、浪漫时代以及现在的反思或哲学时代的天才的情况。由于我已经暗示过人人心灵归一或相同，我不想多说这些不同。其实，我相信人人都经历了上述的三个时代。童年是一种希腊时代，青年是一种浪漫时代，成年是一种反思时代。然而，我并不否认主导观念中的一种革命有明显的踪迹可循。
我们的时代被人哀叹为内省的时代。难道这必定就是坏事吗？好像我们总爱吹毛求疵；我们因遇事再思而尴尬；由于渴望知道快乐的所在，我们无法享受任何事物；我们浑身上下长满了眼睛；我们能用脚看见东西；这个时代染上了哈姆雷特的郁闷——
“蒙上了惨白的一层思想的病容。”[10]
难道情况就如此糟糕？景象是最不需要怜悯的东西。难道我们要做瞎子？难道我们唯恐自己看得比自然、比上帝还远，把真理一饮而干？我认为文学阶层的不满仅仅是宣告了这样一个事实：他们发现自己所处的心态与父辈迥然不同，又抱憾未来的心态还未经体验，就像一个孩子知道自己能游泳前怕水一样。如果有什么人们渴望生于其中的时代——难道不就是革命的时代吗？因为那时候新旧并存，允许人们两相比较；因为那时候所有人的能量都被恐惧、被希望搜索出来了；因为那时候旧时代的历史辉煌可以被新世纪的丰富可能加以补偿。这个时代，像所有时代一样，是个非常美好的时代，只要我们知道如何利用它。
我高兴地读出了将来的日子的种种吉兆，它们已经透过诗歌和艺术、透过哲学与科学、透过教会与国家闪烁着微光。
其中一个征兆就是：那种促成国内所谓的最下层阶级的地位提高的运动在文学中有一种非常明显而有利的表现。探讨、入诗的不再是崇高和美的题材，而是贴近的、低下的、平凡的内容。被总是置装备粮、长途跋涉去异国他邦的作家们踩在脚下，不屑一顾的东西，突然被人发现比所有的异域风情更加丰富多彩。穷人的文学，儿童的情感，市井的哲学，家庭生活的意义，成了这个时代的主题。这是迈出的一大步。当肢体活跃起来，当温热的生命的激流涌进手脚时，这是一个征兆，难道不是新的生命力的征兆吗？我不要求大，不要求远，不要求浪漫，不要求意大利或阿拉伯的壮举，不要求希腊艺术或普罗旺斯的吟游诗艺。我拥抱平凡，我探索并拜倒在熟悉、低贱的事物的脚下。如果给我对于今天的真知灼见，你就可以拥有古代和未来的世界。我们真要知道什么东西的意义呢？小木桶里的玉米粉、平底锅里的牛奶、街头巷尾的歌谣、小船的消息、眼睛的顾盼、身体的形状和姿态——给我显示了这些事物的终极因，给我显示最高的精神起因的崇高存在总是潜伏在自然的郊外和尽头；让我看见每一件琐事都充满了立即要将它排列到一条永恒法则上的两极对立；还有商铺、耕犁、账本，都与那光借以波荡、诗人借以歌唱的类似起因有关——有了这一起因，世界不再是阴暗的杂物堆放房，而有了形态和秩序；没有无聊琐事，没有困惑不解；只有一个方案将最高迥的巅峰和最低深的沟壑联为一体，赋予勃勃生机。
这种观念激发了哥尔斯密、彭斯、考珀和新近的歌德、华兹华斯、卡莱尔的天才。他们以不同的方式遵循这一观念，取得了各色各样的成功。与他们的作品相对照，蒲柏、约翰生、吉本的风格看上去冷隽而学究气十足。前一种作品热血澎湃。人们惊奇地发现邻近的事物的美丽神奇不亚于遥远的事物。邻近的可以阐明遥远的。一滴水就是一片小小的海洋。一个人与自然万象紧密关联。这种对凡俗价值的领悟促成了果实累累的发现。歌德在这个问题上是现代人中最现代的，他给我们空前地展示了古人的天才。
有一位天才人物对这种人生哲学做出了不少贡献，但他的文学价值还从未得到公正的评价——我指的是伊曼纽尔·斯威登堡。身为想象力最丰富的人，却以数学家的一丝不苟的作风写作，他努力把一种纯哲学的伦理学嫁接到他那个时代流行的基督教身上。这一尝试难免有哪一个天才都克服不了的困难。然而他看到了，而且显示了自然和灵魂的关爱之间的关系。他看透了这个看得见、听得到、摸得着的世界的象征的或精神的特性。尤其，他那热爱幽晦的沉思盘旋在自然的下界之上，并且予以诠释；他亮出了把道德邪恶与污秽的物质形式联结起来的纽带，并以种种史诗般的寓言提供了一种关于癫狂、关于野兽、关于不干不净和令人恐惧的事物的理论。
我们时代的另一个征兆，也以一场类似的政治运动为标记，那就是对于单个的人所给的新的重视。事事都趋向将个人隔断——趋向用自然尊敬的壁垒将他围住，这样一来，人人都觉得世界就是他的，人与人的交往无异于主权国家与主权国家的交往——不仅趋向大，而且趋向真正的联合。“我得知，”忧郁的佩斯塔罗齐[11]说，“普天之下竟无人情愿，无人能够帮别人一把。”帮助必须出自胸臆。学者必须集当代的才能、过去的贡献、未来的憧憬于一身。他必须是一座知识的学府。如果有一个教训比其他教训听起来更如雷贯耳，那就是，世界等于零，人就是一切；你身上有一切自然的法则，可你却不知道一丝元气如何升起；你身上沉睡着全部的理性；你需要知道一切，你需要敢为一切。会长先生，诸位先生，这种对人的未经探索的力量的信心，根据种种动机，根据一切预言，根据所有准备，都属于美国学者。我们对欧洲娴雅的缪斯们已经听得太久了。美国自由人的精神已经有胆怯、模仿、驯顺之嫌了。公与私的贪婪使我们呼吸的空气变得浑浊黏糊。学者体体面面，懒懒散散，唯唯诺诺。看看这已经有了的悲惨后果吧。这个国家的心灵学会瞄准的是低下的目标，所以只有自我陶醉了。如果不是温文尔雅，唯命是从之辈，就没有工作可干。前程似锦的广大青年，在我们的海岸上开始生活，被山风吹胀，被上帝的星光照亮，却发现下面的土地与这些格格不入——他们为办事准则激发的厌恶情绪所碍，不能行动，不是沦为苦工，就是死于厌恶——有的还自杀身亡。如何根治？他们过去没有看到，而且现在拥向栅栏求职的千千万万同样满怀希望的青年也未看到：如果一个人坚定地扎根于自己的本能，寸步不移，大千世界就会再度向他靠拢。忍耐——忍耐，乘着所有善良和伟大的人的荫凉寻找伙伴；寻找安慰，也就是你自己无限生活的前景；寻找工作，也就是研究与传播准则，使这些本能流行，改变世界。人生在世，如果不能自成一统——如果不算一个有个性的人物——如果不结出每个人天生要结的那种果实，而是被包括在我们所属的党派、部门的总数中，包括在成百人中，成千人中；我们的见解又按地理被预测为不是北派，就是南派，这岂不是天下的奇耻大辱？不能这样，朋友们，兄弟们——感谢上帝，我们的情况决不能这样。我们要靠自己的脚走路，我们要用自己的手工作，我们要说出自己的心声。文学研究应当不再成为一个受怜悯、遭怀疑、供人感官放纵的名称了。怕人、爱人必将分别成为大家周围的一堵防卫的墙，一圈快乐的花环。一个人的国度必将破天荒头一次存在，因为每个人都相信自己受到那激发所有人的神圣灵魂的激发。
[1] Phi Beta Kappa 联谊会是美国大学优秀生和毕业生的荣誉组织，成立于1776年。φβκ这三个希腊字母（读音为Phi Beta Kappa ）是希腊格言“哲学——人生的指南”的原文字头缩写。
[2] 法国大革命前指平民，民主派用它含有贬义。第一、第二等级分别是僧侣、贵族。
[3] 参见《圣经·新约·哥林多前书》第15章第54节。
[4] 现在是法国东南部的一个省，当时由法意两国分管。
[5] 阿尔弗雷德（849—899），最伟大的撒克逊国王，爱国者，立法者，英国散文之父。
[6] 古代凯尔特人中一批有学识的人，担任祭司、教师、法官，或当巫师、占卜者等。
[7] 约翰·弗兰斯蒂德（1646—1717），英国天文学家。
[8] 威廉·赫歇耳（1738—1882），他妹妹凯罗琳和他儿子约翰·弗雷德里克·威廉都是英国天文学家，在爱默生时代名气很大。
[9] 这本是一句谚语：“麦克格雷戈坐在哪里，哪里就是首席。”爱默生用一位苏格兰酋长麦克唐纳的名字替换了麦克格雷戈。
[10] 参见莎士比亚《哈姆雷特》第3幕第1场第58行。
[11] 佩斯塔罗齐（1746—1827），瑞士教育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