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开始
1978年，安徽省的一处偏僻乡村进行了一次小小的实验。由于不甘贫困，十八户村民达成了协议，他们将分田到户，共同享有资源。这听上去很简单，但在当时却是冒天下之大不韪的举动，也是一个勇敢的甚至是伟大的壮举。他们相互约定，在收获的粮食中，给国家上缴他们应该缴纳的配额，多余的则可以由每个家庭自己销售并保留收益。时任安徽省委书记的万里得知后支持了村民的大胆举动。这种做法后来被称作“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这一个小小的实验，让每一户家庭都有权种植自己的粮食和蔬菜，并深深地改变了中国。
十五年后，看似遥远的梦想终究变成了现实，并撼动了全球的经济秩序。
万里在安徽省对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早期实验引发了一个中文新词的流行。人们在大街上都窃窃私语，讨论着这个叫“自由市场”的词语。但这个词到底是什么意思？有几个胆大的农民带着破布包着的蔬菜和花生（因为他们连袋子都没有），蹲在路边，想出售它们以换得现钞。重点在于，他们能将换得的现钞揣进自己的兜里。人们非常兴奋地讨论着这个事情。
这便是自由市场的开始，只是没有人敢用“市场经济”一词。自由市场已经来到了中国经济的边缘，正化身为街头巷尾常见的那些东西。
在天津，南开大学大门的对面，就有一个羽翼未丰的自由市场。在此之前，还没有过类似的市场出现。因为大家都没有冰箱，所以人们需要每天赶来购买食物。国家分配的粮食供给站里，东西数量有限，种类经常变动，店员也欠缺服务意识。每天，人们都要带着各种票据排着队到这些国营的商店换得主食。如果没有配额的票据，就算你有现金，也无法买到大米和面粉。
然而，街对面自由市场的农民却有很多的瓜果蔬菜，品种丰富多样。人们只要站在路边就能看到两边的差别。自由市场提供的商品种类日益丰盛，而国营商店里，每天每一处供应的货物却千篇一律——而且还是在有东西供应的前提下。
当学生食堂开始供应有肉末的米饭时，我们都非常高兴。因为那时自由市场上还没有肉。我还记得当时我和一个同学发现了一件不同寻常的事情：一只小小的烤鸡挂在了一家国营商店的橱窗里。这是我们从未见过的。我们压根没有意识到，那只挂钩上倒挂的小小烤鸡表明经济改革已经开始奏效。
我们把烤鸡买来吃了，而且非常高兴能如此简单地就得到了。
我常常想起那些突然出现在天津街头的蔬果供应，还有那只烤鸡。这些都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试验的成果。到了1981年，全国都开始实施这样的改革了。
在中国，每一件东西都物尽其用。我来自美国。在美国，从能源到食物，几乎所有的东西都在被浪费。在中国，我倍感震惊并受到了教育！
在我来中国之前，我曾在杜克大学学习。我记得有一天我在杜克大学的食堂吃午餐时，一个美国人正狼吞虎咽地吃下了一块巨大的牛排三明治。一个中国学生指着他说道：“那两片面包里夹着的肉，比我一家六口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吃的肉还要多。”这种价值观的比较像一把刀一样地刺痛了我。在天津的南开大学，当一支钢笔用得快没墨时，学生们会想方设法地往里面注些水，使得最后的一点墨水流出。字迹浅了，但能多写不少的字。每张纸片都会被一直写得满满当当，不留一点空白。这个社会是没有什么东西被浪费了的。
当时的社会有一种难得的淳朴。我发现在天津街头生活比在教室学习更为重要，正如同几年后的我发现街头经济学比理论更加重要。我开始变得非常“实用主义”，不去在乎学习和考试，跑到大街上去记那些流行的新词，然后或对或错地开始使用。到了晚上，我会在大街上表演儿时父亲教我的一些简单魔术，让我认识街上形形色色的路人。和路人交谈也训练了我的中文口语，使我的中文水平突飞猛进。人们聚集在一起（有时是很大一群人），大笑着叫我一遍又一遍地表演魔术。他们似乎对同一个把戏都百看不厌。
我意识到，货币在这个社会里的意义并不算大，毕竟都没有怎么流通。一种更高的道德影响着人们的思想。
有一次，在我买一样东西时，小贩无意间少找给了我一角钱，我并没有注意到。后来，那个小贩满城追我，为了还给我那没找的一角钱。最后，他一直追到了我在南开大学的宿舍门口，还一直在为他当时的疏忽而道歉。
另一次，我在一条拥挤的街道上骑车时，灰尘沾上了我的隐形眼镜。于是我停在了一家小店前，借他们脏脏的破镜子来重戴隐形眼镜。在镜子的反射里，我看见身后聚集了一大群围观的人。有人问我是不是又在表演魔术，把我的眼睛摘出来又放回去。
只可惜在经济飞速发展的当下，热情有之，而这种最初始的淳朴现在看来实在是难能可贵了。
我学完了普通话课程，到了该离开南开大学的时候。当时，学校为我们这些外国学生举行了一场宴会，而老师在宴会后把剩菜残羹通通都打包带回了家。他们将剩菜残羹装进自己带来的小铁盒里，又将小铁盒装进宽大的军绿色挎包，最后斜挎在他们纤薄不合身的衬衣上。我完全想不到，在之后经历的三十多年里，我会目睹中国人渐渐扔下这些绿军包，穿上普拉达和路易威登，购买和世界其他国家一模一样的商品。
即使在我去一个新开的旧货市场卖掉我的自行车时，我都从未这样想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