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两制”

20世纪80年代，我搭乘了一架由北京飞往香港的夜间航班。我望向窗外，看到整个海岸都是漆黑一片。在这片居住着十几亿人口的大地上，几乎所有大城市的公共照明都会在晚上七点以后熄灭，内地便在地球上打卡下班了。只有快到香港时，才能看到下面城市的灯光。降落到香港启德机场前，飞机从霓虹灯闪烁的狭窄街道上掠过，看上去十分刺激。我有着从一个世界到了另一个世界的感觉。而且那个感觉告诉我，被遗落在黑暗里的世界是没有希望的。

在1987年以前，很少有商人和专家会认真地研究内地。香港的房地产市场和股票市场正风生水起。香港每日的交易都有着赚不完的钱，很少有人会有闲心去看一眼内地的稻田和生锈的工厂。即便如此，包括我在内的一小撮在香港的美国律师把事业都赌在了中国的未来上，英国的律师则觉得我们是最不切实际的空想家，痴迷于中国那些不复存在的古老文化。当韩国、新加坡等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已经腾空而起时，谁还会在乎中国这个沉睡的巨人还能不能重振雄风？

韩国、新加坡等国家和地区采取了“进口替代和出口促进”的经济发展模型。这是描述两个发展阶段的奇特称呼。在第一个阶段，一个国家要使货币增值以增强购买力，并同时进行技术与基础设施的升级。到了第二个阶段，它要使货币贬值以发展极有竞争力的外向型经济。在东亚，采用这种方式的国家和地区有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到了20世纪80年代，东南亚的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做了同样的事情。所以很明显，这种举措后来延伸到了东南亚，而不是中国大陆。

当时中国在未来十年之中，最迫在眉睫的问题便是香港将在1997年回归。每个人都很疑惑：如何把一个纯粹的资本主义经济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体系融合在一起？这个问题困扰着每一个人，谈及此处时，甚至还会有一些沮丧。

有着实用主义精神的香港人总能在逆境中站立起来。不久，年轻的创业者们就开了一家1997酒吧、一家1997餐馆和一家1997迪斯科俱乐部。他们都蹭上了回归之夜这个热点。

当时，一场内部讨论正在中国领导层之间展开。最终，邓小平一锤定音：打开鸟笼，让它自由飞翔！邓小平说：“窗户打开了，新鲜空气进来了，苍蝇也进来了。但那又怎样？你随时都可以打死那几只苍蝇。”

和现在一样，西方大多数“中国专家”的分析都只是在猜测那些修补过的传言。每当中国共产党或全国人大召开会议的时候，这些专家就盯着领导层的服装然后分析，试图找到一些流露领导层思想的迹象。有的干部抛弃了中山装而选择了商务西装；有的人穿了一天的中山装然后又穿了几天西装，在最后风力变化的时候再次换回中山装；还有的人则十分怀旧地一直穿着中山装。这真是一场盛大的“舞龙表演”。

很少有人能想到，这场关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复杂辩论会突然结束，中国的经济即将起飞。

在短短10年内，中国把自己从一个百废待兴的经济落后国变身为一个经济巨人。如今，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甚至超过日本。

大多数人在20世纪80年代都无法预见这些发生。那些像我一样预见了中国发展轨迹的人，做出了小心、谨慎、谦虚的预测，但还是被贴上了“拥抱熊猫者”（译者注：在华盛顿外交学界，曾经流行过“弑龙者”与“拥抱熊猫者”的说法。简单来说，“拥抱熊猫者”指亲华派）的标签。

正式地说，我还继续留在香港做着律师工作，但实际上，与其说我是一名律师，倒不如说我是一名谈判家。在漫长的投资过程里，每件事情都取决于官员是否批准每一个步骤。所有需要的文件都要有亮红色的印章。中国的商业和经济很大程度上受政府监管，过于依赖政治，而不是相反的那样。而且，中国人重视guanxi（关系）。这些事情就是我投入时间的地方。

我的很多朋友在中国体制里一年比一年走得高。我们的话题已从谈判投资项目变为了探讨能够改变经济结构的改革方法。我与中国央行和外汇管理局的密切联系使我加入了中国货币政策制定的团队。

在我还没有弄清情况的时候，这些官员就常常问一些关于香港地区经济体系运作的问题，问我可不可以弄到一些香港的公司法、股票上市条例和土地法的复印件。由于我在香港的律师事务所里工作，收集到这些东西是轻而易举的事情。我便常常将这些香港监管法律的复印件带回内地。很快，他们要我为他们起草法规。

内地的官员对“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感到着迷。他们知道，只要找对了方式、找准了时机，世界将见证中国经济的腾飞。

邓小平曾把中国的改革开放比作“摸着石头过河”。“一步一步地来，”邓小平像哲人一样地建议道，“每一只脚都要稳稳地站在石头上。”这种实验的想法引起了我的兴趣。中国关注那些实用的东西，然后开始测试，调整，再测试。和美国当时盛行的以理论为基础的方式比起来，这种方法显得尤为务实。

但外界观察家却批评中国这种前进两步，后退一步的方法。在美国人眼里这是不正统的，一点也不符合当时在全世界推行的“休克疗法”。

但实事求是地说，我看到了一些不一样的地方。很明显，社会主义经济转型不能通过“休克疗法”进入改革。交织在一起的种种问题必须以某种顺序来解开。这让我想起了一位中国官员。我们在他的办公室里隔桌而坐。他戴着黑色眼镜，短袖白衬衣就简单地垂在裤子外面。他拿起一个橙子，开始用他的拇指转动着剥皮。整个橙子皮变成一条没断的螺旋圈落在了他的桌上，而他的拇指和食指之间留下了一个完整的橙子，一滴果汁都没有落下。我想起我以前吃橙子的时候只是简单地掰成两半，再去吸干渗出的汁水。这位中国官员就像阿特拉斯高举着地球一般地举着橙子，说道：“要打开中国的经济就只能这样做！”否则的话，整个政治与社会结构将会像四处喷洒的果汁一样分崩离析。这便是他的重点。

在中国，文化社会因素、地理，还有贫穷的现实使学术的经济理论变得无济于事。我开始思考并写出了一个循序渐进的改革办法，让一个国家变成它能成为的那样，而不是用“休克疗法”使其变成不该成为的那样。

在此之后，更多的人开始叫我“拥抱熊猫者”。

是因为他们真的害怕中国吗？还是麦卡锡时代那些古老遗留下来的关于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东西已经渗透到了我们政治与社会的DNA中？人们是真的不相信中国有能力领先并达成这些显而易见的成就吗？这是由媒体断章取义地报道导致的，还是我们西方人本身就如此傲慢，坚信我们的体系和处事方式总是如此优越，以至于没有人能够追上，能把他人永远甩在后面？

不过，还有一个问题使我耿耿于怀：中国渐进式改革开放的例子，能否成为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我在香港的时候常去老挝和越南旅行，我想看看这些社会主义国家开放前的样子，并体验它们开放的过程。我又一次结交了当地的官员，我试图理解它们经济和法律运作的方式，它们的体系是借鉴中国的。那中国的改革开放的一些方法能否也在那里奏效呢？